如今,许多名人都出书了。

吕大渝也是名人,只是应了“花无千日红”这句话,红得早了一点儿,后来又移居异国他乡,所以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就不知道她了。

1961年,我加盟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时候,吕大渝就是播音员了。我写的稿子,不是沈力、赵忠祥播,就是她播,因此打交道的机会挺多。

那时,圈里圈外有不少小伙子赛着追她。她呢,好像没心没肺,人没到笑声先到。末了,在圈里谁也没得逞,但是谁也没得罪谁。

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天天都有大量的报道。我是报道组的副领队兼撰稿人。吕大渝是抛头露面的播音员和采访人。

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配上一条白色的短裙,正在东京的街头进行报道。眨眼的工夫,围上来一大堆日本人。一位日本妇女惊讶道:“哎呀,这不是天女下凡吗?”另一位说:“啊,这是真的东方美人吧!”

这样看来,中国小伙子和日本妇女的审美情趣还相当接近。大渝的美在当时就得到了“国际认证”。

然而,不知是何缘故,许多倒霉的事都落到了这个美人的身上。

一会儿在团小组做检查了。

一会儿在“文革”中挨斗了。

一会儿“通缉”了。

一会儿出车祸了。

反正,这事那事,总得出点什么事。我想,在这本书里,她肯定都说了。

大渝是一位个性相当鲜明的女性,爱表态,好打抱不平,急了,竟然也会喷出“他妈的”这三个通俗而不雅的字眼来。

这种性格既可爱也可恨。

她的人生走向就是由这种“可爱”与“可恨”所决定的。

这本书,我不曾阅读,只是看了看目录。我相信,她会一如既往,“实话实说”。

我问,你于吗要写这本书?

大渝说,我碰到的人和事都不算多,也并不想为了个人的恩怨去写一本书。我的真正动机是,在我的同代人当中,我并非才华横溢,亦没多大学问,但有着我们同代人共同的特点:有理想、有事业心、肯努力工作。每个人在这人世上只能走一遭,回首往事,我们原本应该活得更好,更有贡献和尊严。但我们的坎坷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个人无力挣脱大时代的局限。我写出这些,只是希望今后的人们能够活得更清醒,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在目前的中国,物欲多于理想,如果人们不自觉的话,等年轻的一代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往事,不又会有许多遗憾吗?

我认真地乐了,“这就好。”我相信,大渝的往事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有趣的信息。

陈汉元
1999年春

转自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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