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三月黑风
1967年3月11日至12日军分区党委召开B州党、政、军三级干部会议。接着，军分区奉新疆军区命令介入地方担负“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对州公安处，州邮电局和州报社等单位实行了军事管制。接着，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先后成立了“生产办公室”负责领导州、县的工农业生产。
春耕在即，担负全县春耕生产主力的县拖拉机站的工作却陷于瘫痪。自“夺权”之后，“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大都按“夺权指挥部”的要求，每天都去上班。各机耕队的成员也都结束了冬训，回到了各自的岗位。而“红色军团”的成员则根本不把“夺权指挥部”放在眼里，以此为借口根本不上班。李长学、楚尚有也以此为借口很少到办公室去。W县武装部政委兼县生产办公室主任C政委亲自到县拖拉机站来作“调研”。
C政委身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装，个头不高，大脑袋，眉头锁着，一付忧国忧民的模样。他来到县拖拉机站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他径直来到食堂，跟大家一样在窗口打了一份洋芋菜一个二百克的大馍馍，跟职工们一起边吃边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给大家的印象不错。
C政委先在党支部会议上讲话。此后李长学、楚尚有每天都到办公室去上班了。李长学又开始发号施令了。楚尚有也一改近来低着头袖着手不吭声的姿态，而变为抬着头笑着脸高声说笑的模样。特别是，平日言语木纳，很少出头露面的唐丰贤，这位身材魁梧的复员军人、支部委员兼一机队队长，一反常态，竟站在大院路口，拿着一叠“红色军团”的袖章，见人就发，为“红色军团”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平日只顾埋头干木工活，从不见在公开场合说话，说出来的江北土话也没人听得懂的木工朱达安，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也和唐丰贤站在一起，见人就发“红色军团”的传单……
C政委到“红色军团”作过“调研”。随后，矛头指向我个人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漫画铺天盖地贴满了县拖拉机站的角角落落：
“把野心家、阴谋家程晓龙揪出来示众！”
“程晓龙就是‘2.16’夺权的幕后黑手！”
“不许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翻天！”
“坚决镇压牛鬼蛇神！”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
还有一张很大的漫画，画的是一个青面獠牙，浑身长毛，戴着眼镜的黑鬼，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在办公室偷一枚刻着“权”字的印章，这个黑鬼背后写着“程”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无端遭到漫骂和污辱已经很多次了，也受到过恐吓和威胁，本应有一些承受能力的，然而这一次打击却使我悲愤莫名！
我整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是的，我在群众组织中尽量多做工作，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我都是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的精神去做的！难道有什么错吗？现在也只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的社论能代表党中央呵！……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夺权”，全州全县各单位都在夺权，都是我这只“黑手”造成的吗？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我到办公室掌过一分钟的所谓“权”吗？说白了，正如遇罗克说的，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先天的罪人”，是先天的“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屎啊尿啊就往我们这些人头上扣！我偏不信这个邪！
翌日一早，我愤然提着毛笔拿着墨汁瓶，来到李长学门口，挥笔写下了对联：
老子英雄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理应如此
并且在墙上写下：
特录江青同志修改的对联回敬李长学之流！
我还在“红色军团”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墙上的屋檐木板上，针锋相对地挥笔写下：
不许国民党兵痞李长学之流翻天！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者是在骂声中成长的！
恐吓与漫骂决不是战斗！
我挥笔书写了一通，总算心里出了一口恶气！
回到宿舍，“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们竟顾左右而言它！似乎对我受到诬蔑和诽谤并不以为然！对“红色军团”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也毫无反应！只有周曼珍轻言细语地安慰我：“他们那一伙子是咬人咬惯了的，你行的正，走的端，不必看谁的脸色，该干啥还干啥！”
我躺到床上，蒙着头，面壁而卧，心里想：李长学、楚尚有、胡柏新、赵方志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借我的出身不好把我当作牛鬼蛇神打压，这并不奇怪；S处长的恐吓威胁也吓不倒我；C政委的背后诽谤中伤也无非是我的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就是坏人……我懂得党的政策，我按照党的政策行事，他们奈何我不得！我没想到的是，跟我并肩战斗最了解我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战友们，面对“红色军团”对我如此疯狂的人身攻击竟然无动于衷！仿佛我真有什么问题似的！似乎“红色军团”重点打击我不是因为我在“红铁牛革命造反团”起了重要作用，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包袱拖累了大家——多么令人心寒！……
同时，我想到周曼珍，长期以来，每当我无端受到伤害，她总是宽慰我鼓励我；在人性泯灭风雨如晦的时节，她那温色软语蕴含着多少深情厚谊！
恰恰城关公社三大队来人说东方红－75拖拉机出了点毛病要我去看看，我以此为借口，对吴师傅说我准备去三大队协助春耕。其实我心里想叫“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些人看看，我一身清白，一身正气，诽谤中伤恐吓威胁其奈我何！我走我的路，并不需要像“三八五战团”为武光辩护那样，需要谁来替我辩护！
同时，我又对吴师傅说，站“夺权指挥部”从来没有实际掌过权，“红色军团”一直是对着干的，现在春耕生产开始了，影响了春耕谁也负不了责。正好县上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夺权指挥部”可以借此机会暂停工作，站上一切有关春耕生产的事宜听从县生产办公室的安排。我按照这个意思以“夺权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布告》，你们几个勤务员尽快研究一下可以修改誊写张贴出去：
布告
由于县上成立了“县生产办公室”负责全县工农业生产，我站“夺权指挥部”自即日起暂停工作，我站一切春耕生产事宜听从县生产办公室安排。
特此周知。
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
1967年3月 日
我背上挎包准备出发，周曼珍满含深情帐然若失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边走边说：“看情况吧。”
我来到路口等候搭乘便车，正遇到黄同芬走过，她把我叫到县中宿舍，县中现在是新疆红二司分部所在地，人来人往，络绎不断。她们宿舍只有她一个人。她还是穿着红条绒上衣，兰华达呢裤子，娇小玲珑，只是眉间微蹙显得心事重重。我们一坐下她就问我：“你知道C政委就任县生产办公室主任后，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吗？”我说，不知道。黄同芬说：“C政委讲，石河子‘1.26’事件中汽二团夺权是坏人夺权。自治区夺权有武光和王金波插手。所以凡是夺权的单位都要清查坏人！C政委还讲，周总理在批判张仲瀚的一次会议上说：‘家庭出身不好的，改造是难一些’，所以，我们对出身不好的坏人更要提高警惕！C政委还特别举例说：像县拖拉机站的夺权就是有坏人煽动！”，我说：“我虽然不知道C政委的讲话内容，但从李长学、楚尚有的言行，和‘红色军团’近期的疯狂作为可以得到印证。我仍然认为自己按党的政策行事，按中央的精神干革命，谁也奈何我不得！”黄同芬面带郁戚地说：“我是提醒你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按党的政策行事的例子还少吗？再说，现时的党中央的精神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呢？”
我无言以对。
我搭乘一辆马车离开县城。
空矿的田野，寂静的世界，人间的喧嚣渐渐远去，我的呼吸顿感轻松，绷紧的心弦渐渐松弛……博大恢宏绵远无尽的大自然呵！为什么在你的怀抱里我总是心平气和如梦如幻，为什么人间却总是纷争不已喧嚣不宁？
我来到三大队陈继禄机车组，我们很快排除了油路故障。我借口还要跟车观察几天，留在那里顶班参加春耕春播生产。
这里地处偏僻，消息闭塞，“文化大革命”在这里似乎还冷令清清。在交接班吃晚饭的时候，在点着煤油灯的黑屋子里，一向持重的陈继禄忽然说了一句：“刘少奇辛辛苦苦干革命几十年……”他看了我一眼又忽然打住了。我看了一眼现在已是驾驶员的赵忠，正低着头吃饭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样的话在当时是说不得的是忌讳的！
停顿了一下，陈继禄又说：“程技术员，听说有人给你也贴了许多大字报……”
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唯唯诺诺的赵忠满口陕西话说：“程技术员，去年春耕结束，我回陕西老家拉家常的时候，知道你四弟正好跟我同村，你说巧不巧！你四弟是1962年下半年按上山下乡知青安排到H县的。”
我也感叹，真是无巧不成书！
一年后我竟逃难到我从未来过的陕西H县Z村家里，而这位笑面佛似的拖拉机手那时已成了武斗干将，还扬言要回陕西Z村抓我回来实行群众专政呢！这是后话。
四月的一天黎明，晨曦在东方刚刚展现，我驾驶拖拉机犁了一夜的地，正准备停车保养，只见地头出现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查看耕作质量。我驾驶机车来到地头，看到为首着军装的正是C政委！他也显然看到了坐在驾驶室里戴眼镜的我！他们没有招呼示意，我突然一转念没有按照常规停车招呼示意或停车保养机具，而是转过地头示意农具手降下犁铧，接着加大油门，继续犁地！
机车咆哮着前进，犁铧劈开层层土垡！我回过头从车窗看看C政委们，他们全都站立着向渐行渐远的我们机车组呆呆地望着，——他们原以为我会停车向他们请示的！
伴随机车的轰鸣，我心中的热血奔腾：你们看清楚了吧！这就是你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你们认定的出身不好的阶级敌人！他多年来一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跟工农在一起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呵！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播种，只见一个小伙子匆匆忙忙朝机车组走来，原来是张文卡专程来找我的。他把两匹马拴在地头。张文卡把我叫到一旁说：“吴师傅、魏望荣叫你赶紧回去，李书记和楚秘书要抢华师傅的车给盲流开！”
我立刻对陈建禄说站上有事叫我回去，就跟张文卡各骑一匹马到住处拿了挎包直奔县城而来。
学徒工张文卡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二十出头，长得骠悍壮实，家里有一个大院，父母喂有马、牛、羊。他跟吴师傅学修理已两年了，现在在汽车上给华飞利当助手。
张文卡说：“程技术员，你出来这些天，李书记、楚秘书有孙政委撑腰又管事了，可嚣张啦！”……接着张文卡又讲述了这些天站上发生的事情：C政委也到“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来作过“调研”。要大家谈一谈夺权的过程，夺权对不对，造成了哪些危害，是哪些人的主意，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问题，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影响了春耕生产谁负责……还问到程技术员怎么不在？
C政委刚讲完，沈桂荣就贴出大字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宣布“红色娘子军战斗队”退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
周曼珍、冯秀萍、卢凤玲几个联名宣布“红色娘子军战斗队”开除沈桂荣！
沈桂荣又宣布成立“‘丛中笑’战斗队”，还贴出“打倒黑武光、批判王恩茂”的大标语，跟戴吉才的“向阳战团”一样看起来是“三司”的观点，实际上天天在“红色军团”……
回到宿舍，吴师傅、魏望荣都在。魏望荣皱着眉头说：“现在斗争这么激烈，你怎么能出去那么长时间！”吴师傅说：“你起草的‘夺权指挥部’的《布告》，我们早就研究后张贴出去了。他们开始反攻倒算了！他们要华飞利交出汽车的钥匙，把汽车交给一个盲流开！听说那‘盲流’是楚秘书的一个什么亲戚。我们向C政委反映了，C政委竟然说要听站上的。我们叫华飞利不要交钥匙，叫你回来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那就开个会大家商量一下看怎么办？
不一会儿，华飞利和周曼珍（代替退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沈桂荣）就来到我们宿舍，刘明才、库查巴衣和徐振华回机耕队参加春耕生产了，王永维到州城采购零配件去了，这样，勤务员就到齐了。
我们五个人开了一个小会。
魏望荣简单介绍了他们几个到县生产办公室找C政委的情况：我们向C政委反映了李长学楚尚有竟然要用一个盲流来替换一个从建站接新车以来就是该车驾驶员的华飞利同志，无非是因为华飞利同志对他们提过意见而进行打击报复……C政委却说，这样的事应由站上处理。我们说，站上还是原班人马，他们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群众造了他们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不听他们那一套！县上的原班人马不也都靠边站了吗？C政委含含糊糊不知所云……
我想了一会儿，说：“既然已经找过C政委，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找军分区‘文革接待站’了！还要造点声势，争取县、州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二司分部的支持！我们可以把汽车直接开到军分区去。汽车两边贴上大标语：‘打退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粉碎三月黑风（1）的反攻倒算！’在县城和州城分别转上几圈扩大影响。”
大家都表示赞成。
按照我的安排，会后大家分头作准备：
魏望荣写传单《请看走资派李长学是如何反攻倒算的！》请纪会计刻写，周曼珍油印。
请张传锷写大标语。
华飞利、张文卡保养汽车，准备出发。
午饭时，大家都才到食堂去，周曼珍像以往一样先把饭给我打回来了，不知为什么这天她那双大眼睛使我特别感动，我去端碗却把那双白皙的小手紧紧握住，接着飞快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第二天清晨，按照我的布置，除了在各机耕队参加春耕生产的成员外，“红铁牛造反团”在站部的成员都到我们宿舍集合，华飞利把汽车开到宿舍门前空地。
高洪根打趣华飞利说：“没想到华师傅今天也成了主角！”
华飞利把两手一摊：“那怎么办呢！他们那一伙子今天批这个明天整那个，整来整去整到我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华某身上来了！站上交给的任务我哪样没完成呵！”
卢凤玲说：“全站就这么一辆牌汽车，他们咋不忌妒！他们忌恨华师傅总是把党中央支持新疆红二司的消息带回站里来！”
李玉清说：“他们想用一个‘盲流’把华飞利换下来，那个‘盲流’是从收容所送来修大渠的，听说还是楚秘书的亲戚呢！”
姜立发说：“打击报复也太过份了！”
高洪根说：“这叫打击报复立竿见影！谁不顺眼就修理谁！杀鸡给猴子看！”
“各就各位，准备出发！”王永维试了一下从红二司分部借来的半导体扩音器，他负责带领大家喊口号。
张文卡已把大标语横挂在汽车车厢两边：
打退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
粉碎三月黑风的反攻倒算
周曼珍抱着毛主席像的像框站在车厢正前方。
买合提举着“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旗帜站在车厢的中央。
华飞利驾驶汽车，吴师傅和张文卡坐在驾驶室里。
我们大家都上了车。
汽车驰出县拖拉机站，缓缓驰过W县的主要街道，我们一边散发传单，一边高呼口号：
打退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
粉碎三月黑风的反攻倒算
我们的工作权力不容剥夺
我们的工作岗位不容侵占
走资派李长学之流休想翻案
国民党兵痞李长学之流休想翻天
驰离W县后，我们直奔州城。
到了州城，我们的汽车又缓缓驰过州城的主要街道，我们不时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宣传造势扩大影响。
最后，我们来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门口，停下汽车，吴锡利、魏望荣、王永维、华飞利和我在进门登记处登记准备进去上访，其余人就在门外汽车旁等候。
我们登记完之后，由一名年青的解放军战士带领来到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我们依次坐好之后，又等了好一会儿，才进来两名中年解放军干部，跟我们一一握手之后在办公桌旁坐下。皮肤白皙个子矮些的解放军干部先说：“欢迎你们来上访，今天由军分区副司令员、州生产办公室主任陶真辽同志负责接待，我是参谋邵海。”说罢，他打开笔记本作记录。
个子高大、皮肤黝黑、剑眉星眼、威风凛凛的陶副司令员态度和蔼地一一问了我们的姓名、工作单位、工作职务后，说：“你们谈谈这次上访的目的和要求吧。”说完他从口袋掏出一个本子，打开来，抽出钢笔准备记录。
魏望荣掏出笔记本，开始讲述我们上访的因由：三月底，正当春耕春播大忙时节，华飞利同志像往常一样，开着汽车为站部拉运油料，“文革”以来执行资反路线打压群众的李长学楚尚有突然叫华飞利同志交出钥匙，要把汽车交给一个来疆不久还没落户的盲流人员开。华飞利同志从1963年W县拖拉机站建站起就驾驶这辆由他亲自从乌市接来的新解放牌汽车，他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几年来工作从没出过差错，还是站上的“先进工作者”。只因为华飞利同志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造走资派的反，造资反路线的反，站在党中央一再在报上表扬和支持的“新疆红二司”一边，竟遭到了李长学楚尚有的打击报复，反攻倒算……
陶副司令员作完记录后，放下笔，问：“你们找过县生产办公室吗？”
王永维接着说：“我们找了，C政委说，应当听从站上的安排。我们说，这明明是李长学楚尚有打击报复，我们怎么能听从？C政委又说，县上工作这么多，都来找我们，我们还怎么工作？——所以，我们就到州城来找你们了。”
陶副司令员作完记录，问：“谁还有补充？”
静默了一会儿。
我按捺不住自己，还是发言了：“我们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来上访，正好是州生产办公室主任陶副司令员接待，我们感到荣幸。我们到这里来上访的理由是，W县党委书记、县长等都靠边站了，日常生产工作都由解放军接管了；为什么我们站同样执行了资反路线，打压过群众的李长学楚尚有却重新发号施令了，还明目张胆地对给他提过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这不是反攻倒算又算什么？”我说到后面，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变调了。我本来安排自己坐在勤务员的后面只记录，尽量不发言，谁知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按捺不住自己，还是几乎拍案而起了！
陶副司令员古铜色的脸庞显得威武庄重，两眼闪着敏锐睿智的光。他作完记录，又问了一遍：“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答道：“叫程晓龙，是技术员。”
陶副司令员朝大家扫视了一番，问道：“谁还有什么补充的？”
陶副司令员跟邵海轻轻耳语了几句后，说：“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你们先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跟W县生产办公室了解一下情况，叫他们尽快研究给你们答复。在这期间你们要像过去一样，特别是华飞利同志，要更好地工作，当‘抓革命促生产’的表率。”
我们听了，情不自禁一齐鼓起掌来。
我们回到站上以后，果然没有人再叫华飞利同志交出汽车。华飞利同志依然是全站唯一一辆汽车的驾驶员，张文卡仍然是汽车驾驶员的助手。
我们暂时又取得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
（1）在中央出现“二月逆流”时，新疆出现“三月黑风”。
第十二章 歧路
1967年4月初，B州州城两大派群众组织分别组织数千人在广场集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同时把州、县十多名“走资派”（多数是当权的党政领导干部）拉去批斗……
B州和新疆其它地州一样，到1967年3月份，群众组织已形成两大派，开始大打派仗。以“新疆红二司”为首的一派的口号是“打倒王恩茂”，得到驻新疆的“空九军”即7335部队的支持；以“一、三司”为首的一派的口号是“打倒黑武光”，得到新疆军区的支持。红二司观点的群众称一、三司观点的群众为“老保”，意指他们保“走资派”；一、三司观点的群众称红二司观点的群众为“老牛”，意指他们的成分复杂，有牛鬼蛇神混在里面。……开始两派还在街上摆擂台互相辩论；后来，逐渐升级为互相漫骂，直到大打出手。……全疆红二司观点的汽车驾驶员通通鸣喇叭：“嘟嘟，嘟嘟嘟”表示“打倒 王恩茂”；而一、三司观点的驾驶员也不示弱：“嘟嘟，嘟嘟”表示“打倒武光”。再后来发展到把当权派（或称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都撇到一边，专门打派仗了。
1967年4月份在W县农村正是春耕大忙时节，李长学、楚尚有在县武装部C政委的支持下重新掌权后，企图通过争夺汽车打压造过他们的反的群众，经我们上告军分区文革接待站陶副司令员后，他们的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终于没有得逞。
两派的派仗又处于僵持状态。
跟县拖拉机站毗邻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农技站）的八个职工中的七个是红二司观点的，只有一个女干部是和稀泥的。还请假回内地探亲了。于是农技站自然成了“造司”的又一个据点，我们常到那里交换传单，商量对策。那年月同一个观点的战友真是比亲戚还亲！若是观点不同，常常会出现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的现象……
自从沈桂荣反戈一击，自称是“三司观点”之后，跳得很高，周曼珍跟她住一个宿舍，二人常常发生龃龉，恰恰县农技站孙会计一个人住集体宿舍感到害怕（同舍回内地探亲了），叫周曼珍搬过去同住，两人到还谈得来。
1967年5月初的一天，我到县农技站交换传单之后走出办公室，看到周曼珍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我走过去跟她进了屋，原来她现在就住在这里。她朝窗外看了看，没有人，就把门轻轻关了。她满脸忧戚地说：“你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呵，你成天那样拼命忙碌，看都瘦成啥了！饭也不好好吃，每顿200克馍馍都吃不完，食堂里的菜又总是清汤寡水的洋芋菜……”我朝房间里的两张床看了看，问：“你的同舍呢？”她答：“孙会计今天到州城去了。”她特有的甜嗓曼音、女性的芳香立刻冲昏了我的头脑，我突然上前把她抱住，用唇堵住了她的嘴，接着把她搡倒在床上，她平静地闭上了眼……
我亢奋、激动，手忙脚乱，像回到了祖先的蛮荒时代，人间的喧嚣、烦恼、苦难都渐渐远去……
“啊……”一声尖叫，吓了我一跳！
她依然闭着眼，却一脸痛苦不堪！
箭已出弦，我不管不顾，只顾奔向前去……
花心折，桃浪翻，娇声婉转……
啊，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一个男子能品尝到一个处子禁脔的美味，真是此生足矣！
1967年5月中旬，黄同芬给我们送来传单，并传达“造司”的通知，要求“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次日参加全县革命造反派声讨乌鲁木齐新疆日报社“5.8”流血事件制造者的游行示威。
黄同芬还示意传单里还夹着她的一封信，我顺手把那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先看两份最新的传单（1）：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关于报社事件来电
新疆军区党委、红二司、革命职工联合总部，并抄有关各群众组织：（均请新疆军区抄转）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全军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5月8日23时
声讨新疆日报报社“5.8”流血事件的制造者
众所周知，军字号新疆日报充当了王恩茂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在“三月黑风”中始终把矛头指向我三新革命造反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查封是绝对的革命行动。但王、张之流对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亲自策划、组织，并指挥了“5.8”报社流血事件，打死我造反派战士一名，打伤百余名。
血债要用血来还！
坚决打倒王恩茂！
新疆红二司
新疆革命职工联合总部
1967年5月9日
吴师傅对黄同芬笑着：“芬芬，又送传单来了，小心路上不要叫狗咬着了！”
魏望荣地笑道：“真不凑巧，你那位新疆红二司战友，今天又不在！”大家都知道，魏望荣指的是王永维。王永维在家里住，近来站上又没人管事了，他也不常到站上来。
黄同芬也笑道：“红二司战友多着呢！”
这时周曼珍同李玉清走进屋来。
李玉清见到黄同芬亲热地招呼：“芬芬，过来啦，时间过得真快，你爸你妈还有黄奶奶他们都好吧！”
黄同芬笑答：“还好，还好。谢谢。我爸早就在农场当消遥派劳动呢！”
周曼珍也说：“黄老师来送传单肯定有重要消息。”
张全珠推门进来给吴师傅送了一小包药转身就走。吴师傅说：“谢谢侬。张老乡不坐坐，好长时光没来坐了。”周曼珍也说：“老乡，坐坐再走。”张全珠边走边说：“有人等着打针。”
——以后我常常回忆这一特殊时刻：三个跟我有过特殊关系的女人，竟然在那一刻齐聚在我身旁！
这大概就是平常所说的“交桃花运”吧！
在“文革”的那段时光，李书记、楚秘书们针对我的大学学历公然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胡新柏、赵方志们借我的家庭出身、右派父亲往我身上抹黑！州公安处S处长们当面对我恐吓威胁，县武装部C政委们背后对我诽谤污蔑！我不断地受到冲击批判！大字报大标语把我当作黑靶子，轮番轰炸！“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道路的典型”、“野心家”、“阴谋家”等等黑帽子一顶一顶地扣在我头上，我被涂得浑身污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精神备受摧残！肉体备受折磨！我住在像会议室一样嘈杂紊乱的集体宿舍，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吃着集体食堂清汤寡水的菜饭，身体消瘦，面色青黄……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动后期才会到来，也不知道运动后期会有什么结果！唯有拼搏到底的意志，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共产党的政策的信心期待在支撑着我！
细细一想，当时的我很像一只被追赶被围堵的困兽！就在同时，我竟受到几个女人的青睐，真使我受宠若惊，迷惑不解！
当懵懂未开的儿时，我对女人感到神秘敬畏；当我满怀青春的豪情为理想为事业而奋斗的时候，女友却弃我而去；而今，当我四面楚歌，困兽犹斗之时，却交了桃花运！
女人真是难解之迷呵！
听人说，人在交桃花运的时节，厄运就要临头了。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证实了这个说法。如果说，在“文革”期间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此期间的桃花运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言归正传。黄同芬一走，周曼珍就对吴师傅说：“现在没人了，李玉清要向你们告状呢！”
李玉清一双大眼睛瞪得圆圆的，用广西腔的普通话说：“吴师傅、程技术员，你们几个头头都在，你们要管一管华飞利啊，——我们都已经有两个小孩了，他还在外面胡搞……你们如果不管，我们一闹，老保就知道了，丢‘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人呵！”
吴师傅说：“你怎么知道华飞利在外面……”
李玉清说：“我给他洗衣服从口袋里搜出来一个女人给他的信，我一审，他都承认了。”
吴师傅说：“他承认了，改了就行了嘛。”
李玉清忙说：“你们可不能包庇他呵！他没有改我才能找你们的！那女的是州城一个招待所的服务员。”
吴师傅说：“我们怎么能包庇他，我们一定要他改正错误！老保正要找他的岔子，想要把他换下来，抢走汽车呢！”
魏望荣也皱着眉头说：“华师傅也太忘乎所以了！如果不是陶副司令员主持正义，汽车早就叫老保抢跑了！李玉清，你们两口子千万要顾全大局，不要叫老保钻孔子！等华师傅回站，我们找他说清利害关系！”
李玉清连连点头，同周曼珍走了。
等宿舍安静了，我打开黄同芬的信：
程：
近来我感到很苦闷。我们家的书也在“文革”初期被抄走了。我手头只有《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本书。《牛虻》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了。近来我一直在思考牛虻受骗上当的事，难道我们就没有被骗吗？
我常常回忆我们一起谈名著、谈诗歌、谈理想的日子，我渐渐懂得鲁迅先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意涵。
就此打住。还是请你把这封信烧掉。
1967年5月
看完短信之后，我悄悄把它烧了。
从1967年元月黄同芬、王永维他们那一批学生从乌鲁木齐分配到W县以来，大家看得出王永维跟黄同芬是一对恋人；后来王永维跟沈桂荣越走越近，跟黄国芬来往越来越少，这三角关系到底怎样发展了，大家都不得而知。不过，近来王永维跟沈桂荣已经公开出双入对：王永维常常到沈桂荣宿舍来，沈桂荣也常到王永维的家里去，他俩都不热心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了……
现在黄同芬的这封信，明白地向我表达了情意，我的内心骚动起来……其实早在1966年9月我在乌市见到黄同芬跟王永维的亲密关系后，我就告诫自己：自己的学生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我陷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情网……不久前我又得到了一个一直爱着我的女子的处女身，我该知足了……
可是，当我想到黄同芬那娇小玲珑的青春的躯体，她那清沏见底的眼睛，以及我们对文学对人生的不谋而合的见解——这封短信又点燃了我的欲望之火！在我心里其实也恋慕着“红颜知己”黄同芬！
这当然是我内心的秘密：也就是常说的不道德的“脚踩两只船”。
不知在何时，我的内心早已被污染了，在情感方面已走上了岐路！
翌日早晨，不用勤务员集合，“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战友们都自动来到我们宿舍的门前空地集合。战友们似乎预感到乌鲁木齐这起新疆日报社“5.8”流血事件不是一个好征兆，在这起事件中，一名造反派战友被打死，一百多名造反派战友被打伤！王张之流竟然对造反派开了杀戒！战友们个个态度严肃神情激愤。
周曼珍抱着毛主席像的相框走在队伍的前面。
买合提举着“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旗帜紧随其后，战友们三个一排整整齐齐地列队前进。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人民广场。
我走在革命造反派战友的队伍里，深为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及其活动所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是自发建立的群众组织，从建立一开始就跟炙手可热的当权派没有任何联系，在政治上经济上不会得到丝毫的好处，尤其是军分区介入地方担负“三支两军”任务以来，明显地偏袒对立一派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友是响应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毛主席在“文革”前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为了反歧视反压迫，为了捍卫久违了的自身人格的尊严而奋起抗争的！
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文革”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歧视和压迫，一些人更是成为历次运动的整肃对象，积怨被“文革”之火点燃，于是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大，以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主体，广大群众大规模自发参与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反歧视反压迫的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有人把这个阶段以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为主体的“文革”称为“群众文革”，它与“官方文革”是不同的，它随着1969年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覆灭而结束。——我作为一名“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认为这种提法是与事实相符的。
有反对这种提法的人认为，“革命造反派”也是奉旨参加“文革”的，并没有建立新秩序，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请问：在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周恩来尚且无能为力自身难保，又岂能苛求一般群众？群众对“文革”及与“文革”一脉相承的诸多灾难也得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呵！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群众对贪腐现象表示痛恨厌恶时，常常听到“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先把这些贪官收拾掉！”这样的说法，就是人民群众对“群众文革”那段时光的怀念。
到了二十一世纪，有的人因对改革开放以来“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出现了权贵资产阶级造成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不满等，而对打出毛泽东旗号美化“文革”的提法表示附和；有的人则叫嚷为“四人帮”平反，开始第二次“文革”；有的人甚至重蹈“文革”的种种做法！——值得人们警觉和反思！
也可见，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文革”的幽灵就会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逡巡，在某一天，又会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那将是何等恐怖和惨烈的景象啊！
这些都留待学者们去研讨吧。
在这里，我只是努力把亲历文革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作个见证而已。对于记述的事件不作任何虚构；而对于人物和地点则作了改动，以免对号入座。
一天晚上宿舍难得清静了一会儿，李玉清和华飞利带着两个小孩来到我们宿舍。李玉清把房门关了瞪大眼睛悄声对我们说：“你们说他会改，他改了吗？我要到州城去找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华飞利坐在长凳上，满脸愁容，眼睛盯在地上，一声不吭，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大儿子四岁，小儿子两岁，两个孩子老老实实站在他身旁，也是满脸愁容，一声不吭。
魏望荣皱着眉头说：“华师傅你难道不知道，李长学楚尚有还盯着我们呢！他们抢占汽车的事儿还没有完呢！不能叫他们抓到把柄看我们的笑话！”
吴师傅也皱着眉，抽口烟说：“华飞利是要好好想一想，老保盯着我们呢！”
华飞利点点头，“嗯，嗯”了两声算是应诺。接着低着头，牵着两个孩子走出门去，李玉清也跟着走了。
我一直没有开口，因为我自己也陷入恋情之中，在那时，男女间恋情一旦暴露，无论正当与否都会成为对立一派攻击的借口，这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此后，果然没见李玉清再来告状。
一天，我到修理车间找吴师傅商量问题，看到修理车间外面的空场地上，一位高个儿的年轻人正挥笔在木制的大画框上描绘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我不禁驻足观看：只见这位年轻人穿着府绸短袖衫和东方呢裤子，正在描绘毛主席的脸的细部。他见我在一旁观看也就停下笔来。
这时一位中等个儿小眼睛衣着考究的年轻人从旁走过来，主动伸出手来跟我握手：“程技术员，你好！”然后压低声音说：“我们在伊犁也是同情‘红二司’的，可是为了工作方便，只能在表面上‘和稀泥’（2）！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凤岐，他叫杨连生。我们是伊犁工艺美术社的，是县政府邀请来画毛主席像的，同时给几个单位画。”
我诧异地问：“你怎么认识我呢？”
王凤岐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笑道：“这里谁不认识程技术员？”
一说是同情“红二司”的，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那时新疆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同情“红二司”的，由于怕得罪当权派等原因，只能说是“和稀泥”的。
“三月黑风”以后，在表面上，县武装部成立了“生产办公室”领导全县各部门的工作；实际上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各单位的原领导班子在背地里又恢复了运转。“红色军团”、“向阳战团”仗着李长学楚尚有背地里实际上还掌着权，可以用公款支付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价格不菲的费用；而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在游行集会时则只能仍用原来那帧较小的带相框的毛主席像。
杨连生、王凤岐在县拖拉机站画毛主席像的那些天，到了夜晚，戴吉才总要在伙房设宴款待他们。胡柏新、赵方志一帮人也到伙房一起大吃大喝，喧声鼎沸，肆无忌惮。
不久，王凤岐和杨连生以“诈骗罪”被捕。
原来他俩看到群众组织游行集会时都要抬出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来表忠心已成为一种时尚；而杨连生是美专毕业的，可以作画。于是他俩策划以“工艺美术社”的名义，从事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这项热门生意，果然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欢迎！
王凤岐和杨连生被金钱和酒肉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他俩在M公社作画时，杨连生勾引了一位当售货员的哈萨克族姑娘；王凤岐则勾引了一位蒙古族少妇。恣意作乐之后，他俩想甩掉她们回伊犁去。不料这两个女人鬼迷心窍，以为真是遇到了白马王子，相约弃家骑马来追他们，欲与他们共赴朝思暮想的花花世界！终被他们的家人发现并告发！王凤岐和杨连生才双双落网，“诈骗案”才暴露出来！许多单位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被收到公安局去了。
这个案件发生在红得热火朝天的文革年代，真是当时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奇闻！
据说，王凤岐还是当年颇有影响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党”的成员。
注：
（1）摘自《新疆红二司传单汇编》。
（2）文革中指观点模糊、不沾派别的态度。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