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红鼻子外传：从雇农到资产阶级右派
四川省公安厅为配合五七年迫害右派运动需要，成立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对外称（415）信箱。下属数十个中队，一万余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流动监狱。（101）队全是集中的右派劳教人员，是支队的第一严管队，由于管教们超常的忠于职守，获“劳教之光”红旗。
按反右圣谕，右派份子大多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101队就有大学教授、讲师，大学生，还有中、小学教师，报社记者、演员、一般干部，后来还有一个冶金工业部的付部长。这些都是奉旨钦定。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教义。但却有大谬不然者，罗正伦却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雇农出身的农村干部，小学都未上过的假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岂不有违圣谕吗？否！罗正伦自己总结的是：“毛泽东辩证法的伟大胜利！”但辩证法竟是何物，他临死时也还没弄清楚，糊糊涂涂的去见了马克斯。
究竟如何辩证成的雇农右派，我也闹不清楚，只好把罗正伦（外号红鼻子）的一生，作为外传奉献给读者，或许可以从这荒唐社会的荒唐史中寻求到一些可以研究的答案。
罗正伦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现蜀南竹海）向岭镇，父母亲都是雇农，是所谓“依靠的对象”，一九二零年生下了他。因为太穷，母亲只好给镇上的郑家地主当佣人，父亲给郑家当长工，幸郑家大小姐心地善良，对下人时有照看，还有个姓朱的长工也对人很好。到1940年时，他已二十岁，便顶替父亲活路，成了郑家正式雇工。记得是1940年端午节那天，郑大小姐把他叫到房中慎重的交给他一封信说：“你到宜宾县城去。找到南街福顺祥布店朱老板，就是原来和你父亲作过长工的朱伯伯，你认得吧？”他急忙点头说，认得认得，朱伯伯对我很好，还经常买东西给我吃。郑大小姐说“除了他，谁也不能交。同时还给了一元钱大洋，叫他进城后坐黄包车，（人力两轮）到南街，一问便知。果然他第二天进县城后，他真的叫了辆人力车，但正要坐上去时，他想，坐上面能舒服点，可能要多出钱，再说自己也不是那个敢坐上八位的资格，坐下面踏足的地方，就可以少花钱，也乎合自己的身份，当他坐上踏扳，双脚悬空，等车夫走时，那拉车大汉反过身来，圆睁双目，望着他吼道：你是黄的吗？（土语，不懂行的意思），这样坐叫我怎么拉得动呀。他只好照别人的坐法坐到上面去，心里还想着，鬼才晓得坐黄包车不分贵贱。到南街后他便只好把一块大洋全给了车夫。那车夫还笑着说”果然是黄的“。当他把信交到朱老伯手上后，朱老伯非常热情、高兴的接待他住下，第二天又交了一包封好的东西给他带回去。从此以后，无论风里、雨里、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凡是郑大小姐叫他送信到那里，他便走到里。县城朱老伯、邻乡王大哥、山上李老师、山下张大叔。谁都夸他老实能干，有出息。一送就是四年，他说自己是大小姐的邮差。有天他拉着朱伯伯问，我这样送信有出息吗？朱伯伯笑着拍拍他的头说：”不但有出息，还有大出息，我告诉你，这几年你为革命完成了特殊任务，我已和大小姐商议过，可以接收你加入组织。“罗正伦着急说：”我穷得叮当响，可没钱入什么组织。“他想的是哥老会。朱老伯笑了笑，拉着他的手，走进内房后对他说：我们这个组织叫中国共产党，专门领导穷人打天下的大组织。你出身好，工作又认真负责。今后的天下便是穷人自己坐江山当家作主。可以分到土地、房子，你还能作个干部，享受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日子。当天晚上，他睡在木板板床上，翻来覆去想着，革命两个字。好大的月亮光，照到他床上，如同白日，他忽然想通了，革命就是革那些大官大地主的命，干部又是什么呢？怕就是现在当官的那样，有权有势，有好房子，有婆娘，有好衣服，好吃的，还有黄包车坐吧。想到这些他便含着笑容，昏昏然进入甜蜜的梦乡。
从此后，他抱着革命成功的愿望，送信更认真负责。后来还黑夜送枪支弹药，出深山，入县城，交信件，运物资，成了真正革命工作者。记得是1947年腊月三十晚上，他站在郑大小姐房中和其他几个革命者举起右手，面对挂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嘴里跟着郑小姐念了一串串话，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内容。郑大小姐从此称他为同志，而不是叫罗正伦。一九四九年宜宾城和平解放，他们也举枪起义，革了长宁县大老爷的命，紧接着参加土改，他分到土地、房子，接上婆娘，当上村长，乡长，后来当上向岭镇粮站站长，日子过得很甜，唯一爱好喝两杯酒，吃一盘花生米，几年过去了由于酒喝得多了，鼻子变成酒糟鼻，红红的，大大的鼻子，便被同志们取上个红鼻子外号。一幌到了五七年，他集中到县里帮助党整风，领导上说：你也算个老党员，要认真的帮助党整掉不好作风，心里有啥说啥，起个带头作用。他这个一不看报，无能看书，也不学文化的大老粗，成天只知喝酒，过着昏昏然甜蜜的日子的人，那知道什么阴谋，阳谋，哪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道理，想想也有些事该说说，农民最大的事是吃饱肚子，他说：我们有些领导，虚报产量，统购过多，农民口粮没得，吃不饱干不好农活，这种作法是不是有些官僚，要改改才好。依我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脚踏实地的才正派，才不官僚。后来他这翻话在反右时变成了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是官僚主义，罗正伦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在一片打倒声中，区长把他叫上台去，想用手按下他昂起的头，要他低头认罪，这可惹火了有牛样力气的大老粗，只见他反过手来一巴掌正打在区长胸上，区长站立不稳，反跌在主席台的桌子上，茶杯桌子翻了一地。于是便成了拒不认罪，行凶殴打领导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场逮捕，送进县城监狱，幸好朱老伯当县委书记，认为他是老实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定为极右份子，送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时，集中到415，101右派队中来。
关于红鼻子外传中最精彩的部分，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自己的事吧。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样子！
红鼻子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极积，批判自己，追求改造，有啥说啥，真实可佳，我这个学习组长最怕没人发言，受干部训斥。他正好是经常包场发言，大家还认真爱听，不时的还能在他的发言中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取得开心的笑声。
他说：什么是资产阶级样子，解放前我想都没有想过，认为坐个黄包车，吃点大鱼大肉、穿个洋布大衫，接个漂亮婆娘，住个瓦房大院，那便是资产阶级，谁知我真正看到资产阶级样子、却是一九五一年去重庆参加农民代表培训班时，真正过上几天资产阶级生活，看见真正资产阶级的样子。记得第一次过资产阶级生活时，又羞人又可笑，那天晚上休息，县长带我们到一家彩灯闪亮，通身玻璃，红红绿绿的灯光下，有穿得裸胸露背的女招待、坐好后每人面前放一小碟子，中间一个乒乓球样黄色如鸡蛋黄般东西，我想，县长太小气、这怎么吃得饱呢？我还笑他们用小匙一点点地吃，太斯文了，便用手抓起全放进口中，这下子可糟透了，满嘴冻得麻木起来，吃也不是，吐也不好，皱着眉头，硬生生的全吞了下去，坐在一旁的县秘书轻轻碰了我的腿说：罗站长，这冰琪淋要少少的吃，不能勿囵吞枣。我却想，这资产阶级学起来也痛苦。后来我们又去解放碑繁华街道，我认真的观看那些穿着各式各样旗袍，下面开着长长口子，穿着肉色丝袜，大腿露出一大截，腰被束得小小的，上面一对乳峰在彩灯下左右摆动，勾得你失魂落魄般难受，心头痒痒的像好多蚂蚁在爬，在高跟鞋呵呵声中如入仙境，那是人间。道士说：极乐世界，怕就是这样吧。随着参观，开会、聚餐、观歌舞剧、看川戏，办舞会，坐软绵绵的沙发。看歌舞、醉酗酗、办舞会只敢听，因为只有县秘书他们才敢在那悠扬乐声中，搂着文工团美丽姑娘们跳澎卡卡，我这个雇农刚看到资产阶级样子，还真的无从学起，不敢越雷池半步，要说我后来变成资产阶级，恐怕就是我不该看到这些，而且还心里痒痒的像蚂蚁在爬吧。
光着屁股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我们队的指导员叫岳毅，是管理右派劳教的特殊人才，他坚持对右派思想改造第一，因为他开口便是我代表政府，所以私下大家叫他岳政府。除白天规定超负荷劳动定额之外，不管寒冬酷暑，每晚一小时，甚至两小时的训话雷都打不脱。一九六二年我们修筑文川铁路，101队住在灌县都江堰河心头，四面环水，只有通过夫妻桥可以到二王庙，这是精心安排，关押重点101右派队的最佳环境，这时正值寒冬腊月，从岷山山脉吹过来的雪风，穿筋透骨、破烂棉袄，那能抵挡。更加几年来右派们的棉衣已经补无可补，缝无可缝、达到衣不蔽体的地步。岳政府身穿军用皮大衣、头顶绒帽，足踏毛皮鞋，可算武装到牙齿了。每晚照例对右派份子们进行训话，让大家站在露天坝多受些凛冽寒风的滋味，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还要一个个的点名，当点到罗正伦时，却没有回音，岳政府加大音量，怒吼三遍，罗正伦、罗正伦、罗正伦，才听到茅屋工棚内有人大声应着：你告诉他罗正伦睡着了。岳政府笑也不是气也不是，骂道：你还敢反抗改造，睡了怎么会说话呀。大声吼道：学习班长派几个人给我拖出来，我看你敢翻天，造反……。
吼叫声中，坝子头鸦雀无声，连干部家属都站出来看热闹。我和两个右派同仁走到罗正伦床前一看，他正在昏暗灯光下补棉裤。我说：还补裤子干哈，敢快出去，岳政府要对你进行专政，你想吃绳子吗？于是连劝带拖的把他弄出来。这时他索性裤子也不穿了，光着个屁股，前面的那话儿，恍来恍去。昂着头站在岳政府的面前，家属们啊的一声背过脸去。岳政府破口大骂，“畜生”！罗正伦说：“我出身是雇农”。岳政府说：雇农就不穿裤子吗？罗正伦又说：解放前我帮人时是有裤子穿的，现在我还没得穿的了。右派同仁们也惊奇的发出唏嘘之声，罗红鼻还睁大双眼望着大家说：光着屁股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细水长流，还是口水长流？
在一九六二年时，全囯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大灾荒中，为保铁路重点建设，我们仍然是按铁路工人的口粮供应，甲等主劳每月45斤，乙等次劳每月32斤，丙等普劳每月30斤，由于扣去鼠耗，再加上小厨房干部和家属子女吃的都是从右派们的口粮中克扣，突际到每个劳教右派们肚子里的粮食能有70%就算谢天谢地了。另外，政府按人头供应的副食品，油、糖、肉、蛋、粉条等，全部落入干部们和他们上级的口中，平时汤菜中，很少能见到几颗油珠珠，每月干部们都要大包小包的寄回自己的老家。从各地来的探亲家属口中，我们听到的是饿殍遍地，死人如麻，甚至人吃人的事也时有发生。现在才知道，当时全国竟饿死4000多万无辜的老百姓。当然主要还是农民，有的家属说：你们劳教队已经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了。
为了缓解干部们吞吃副食品的矛盾，岳政府成立付业组，千方百计弄来几支小羊和几支小猪，靠那些病号去放羊打猪草，加上小厨房有点内容的潲水，慢慢的猪羊居然长大能宰杀了。三百双右派们的眼睛，三百多颗被油晕诱惑的心，终于盼来杀猪的日子，何况还是一下子要杀两头猪，一个个欢喜得夜不成眠。岳政府专门用一个晚上学习时间，叫大家讨论怎么吃法，有位西师数学高才生右派廖远平说：我看只要有猪肉，就用鹅卵石红烧也好吃。
在打牙祭之前。岳政府又召集全体右派开会，慎重交待吃猪肉政策，在101队，就算是最高指示吧，他说：毛主席说，“仗要一个一个的打，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这猪肉也要一点一点的吃，不能一下子吃个精光，这叫做细水长流。果然这次打牙祭每人一碗白罗卜烧肉，白罗卜占十分之八，猪肉也是一些带筋代皮的边角余料，成块的肉都由小厨房伙夫王耐守一块块的做成烟肉，吊在小厨房的横梁上。
自此以后，最多一个月细水长流一次。罗正伦每日里都要远远地、仔细地、去数着那些吊在横木上的肉块，每根横木上十块，十根横木上100块，但不到几天，忽然有两根横木上的肉空空如也，不知去向。便偷偷地告诉我们两根横木，20块猪肉不知流到那里去了，侯国桓告诉他，昨天下半夜快天亮时，看见总屁眼虫姚凤启挑着两个箩兜上街，可能是给他们（指干部）老家寄包裹去了。不但如此，每当中午收工，罗红鼻总是跑到小厨房门口，伸长脖子，用红红的大鼻子去嗅着从窗户中飘出来的肉香。就这样，每天享受一次精神上的牙祭，有天晚上学习时，他忍不住在发言中说：岳政府说的细水长流，我看是口水长流，每天我闻到肉香，吃不到自己口里，不是只好口水长流吗？当然有屁眼虫很快回报到岳政府那里，于是开大会批判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政府工作人员的细水长流政策，当然那些屁眼虫们便上线上纲，说罗正伦是死不悔改的顽固右派，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死硬派，还说他是雇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不是资产阶级右派，简直是妄图翻案，狗胆包天，并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细水长流政策。李玉伯管教总结时说：告诉你罗正伦，也告诉你们大家，右派份子是铁案，我们要彻底打倒你们，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
实际上大家在批斗罗红鼻，内心中却细细琢磨着，回味着那香喷喷的肉味，都还感到真的有些口水长流。
罗红鼻说，我已经活过一万岁
自从罗红鼻得知自己妻子和儿子、父亲和母亲都先后饿死在灾害时的公共食堂中后，他把每月零花钱都买了老白干酒，吃得醺醺然时便忽然高声宣称我活过了一万岁了。哈！哈！哈！哈，我活过了一万岁了！起初大家并不在意，都认为是他喝醉后说酒话，说胡话，可他经常这样说，那些屁眼虫就故意问他：你怎么活过一万岁呢？他便指着姚屁眼虫鼻子说：你还不明白吗，当初不是高喊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吗，公共食堂已经撒销了，我不就活过一万岁了吗？公共食堂死了，我的一家也死了，我却活过一万岁了，我好高兴，好高兴啊！啷呶浪呶啷，一盘流水落桃花，春去呀！不知他怎么又唱起那道士作法事时的喇叭调来，还加了一句半通不通的诗文。
时值1963年底，公共食堂确实在无食可堂的时候撤销了，公社也摇摇欲坠，就连最高指示也没什么新的圣谕。干部们听了屁眼虫的报告，还拿不准该怎么来批斗他。只好不了了之。
从亩产万斤，辩証岀来的万岁，岁岁，万万岁！
罗正伦每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总是妙趣横飞，让大家一展笑颜，苦中取乐，余味深长。有天，雨班不能出工，岳政府指示，分组政治学习，按惯例，先读一阵党报，然后讨论，罗红鼻便大发宏论，讲起他对辩証法的最新收获来。他振振有词的说：一九五九年时，全国大跃进，人民日报登岀不少地方稻谷亩产万斤，我就给大家讲过，如果我还在当粮食局长，就要用实事求是的辩証法去变岀一个放之四海的真理来，他们问我怎么变，我说，非常好变，我们每个粮站都要在红太阳的光辉下晒谷子，我只要丈量出一亩晒坝，用臼石灰打线，再叫工人运上一万斤谷子放在线内，用尺子量上一万斤谷子放在一亩地上的厚度，厚度约一尺左右，就变岀伟大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的奇蹟了吗。一尺厚度的谷子，谷草要像小树一样才能支撑得起，这肯定是有神仙暗中显灵，神仙都能帮助毛主席亩产万斤，当然就能帮助毛主席活一万岁，万万岁了。所以毛主席才说：人定胜天。才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才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后来我们全国亩产万斤粮食太多，把好多人都吃得肥胖起来，肥胖到快快乐乐的去做了笑嘻罗汉，我的父母妻儿都做了罗汉，所以我从亩产万斤中辩証岀万岁的道理来。你们说是不是呀？这时，大家都早已看到岳政府不声不响的坐在暗处偷听罗红鼻的妙论了。谁也不吱一声。罗正伦背向着岳政府，根本没看到，还大声的问：你们说我的发言对不对，怎么都不开腔呀。这时气青了脸的岳政府跳了岀来，指着他说：罗正伦，你，你，你反动透顶了，跟我到队部来。这时大家都为罗正伦提心吊胆起来，按照惯例，像他这种情况，到队部后，便是一顿拳打脚，先承受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牶，然后五花大绑，送到小间禁闭，所用的绳子还要先泡上盐水，使你体验那无产阶级法具在水份收缩后给你带来的入骨三分。但这一次却十分奇怪，时问一分一分的过去，却没听见罗正伦的惨叫声，也没听见岳政府的训斥声。有人借口解手，溜到外面去看个究竟。结果含着惊奇的表情对大家说：你们说怪不怪，岳政府还让罗正伦坐在那里轻言细语的不知在说什么？又过了两个钟头，罗红鼻回到班里，一反常态的显得愁眉苦脸起来。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会使这个乐天派人物愁眉不展呢，晚上我拿出老白干和花生米，想给我这个老乡借酒浇愁，他三杯下肚后，慢慢恢复了常态，低声给我说：你知道岳指导员和李玉伯管教他们给我说了些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们是同乡好友，告诉你也没啥，你可不能给任行人说。那狼心狗肺的岳指导和李管教要扯王致中，教我利用和他们吃酒的机会，把反动言论记下来，向队部汇报。还说：我是雇农岀身，又是老地下共产党员，本来就是依靠对象，整风中说错了话，以后改了就好。还说：按道理，你是不会说出今天那些反动话来的，肯定是王致中教你说的，只要你能向政府交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那不是叫我去当出卖自己难友的屁眼虫吗，我罗正伦也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决不能做那种没屁眼的事，所以我正发愁该怎么办呢？我说那还不好办吗，将计就计呀，你每天晚上都去找他们回报，尽说些王志中对生活不满，托人偷买吃的，还骂菜汤没油珠珠等没原则的事，问你其他的一概不知，久而久之，他们厌烦了，不就胡弄过去了吗。罗红鼻一下子明白过来说：这就叫瞒天过海，太好了，他们说了那么多谎话，也让我罗红鼻说点谎话来胡弄他们吧。但是你要告诉王致中，千万要小心，别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那就惨了。
二十五年后，我和王志中在重庆再见到时，他改正后在永川师专任教、聘到是重庆人民出版社作编辑了，紧紧的握着我的手，激动的说，那时如果你和罗红鼻只要捡举我一句话，杀头都有余啊！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赫鲁晓夫偷了马列的大衣
岳政府和李管教号召右派们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结合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罪行，进行深入彻底改造反动思想。雨班休息时整天都学，晴天出工后，吃过晚饭就批。每天都有好多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社论和几评、几评。据说也是最高指示，读报当然是我这个学习班长的事，听不听是大家的事，只要报声朗朗，大家可以各行其事，补衣服，想家中父母妻儿，随你的便，这比听训话可轻松得多，特别是各人可以坐在床上，下半身盖着破棉被，抵御那刺骨的寒风，便算是享福了。罗正伦更为甚者，每每学习报纸时，便是他酒后打瞌睡的时机，躲在阴暗中睡觉也罢，更有甚者他还要大打其呼噜，有时震耳欲聋，弄得我这个学习班长下不了台。果然，李玉伯管教检查学习情况来了，红鼻子酣声仍一高一低地打个不停，李干事气得拉住他的耳朵，大声吼道：罗正伦，你这叫学习吗！红鼻子只好站起来回答说：我睡着正在批黑六小夫！李玉伯冷笑着说：好呀，你就说说赫鲁晓夫是怎样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的。说不清楚，站到外面坝子头去，不准睡觉。可怜他这个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的雇农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与报纸都无缘拜读，别人读了也听不懂什么黑六小夫，红六小夫，那里人，干什么的，更搞不清楚，教他发言批判，不就是牵牛爬皂桷树吗？这时的红鼻子算是一张脸都红了，也分不清东南西北硬着头皮，呐呐的不知说什么好，我只好重复一次李管教的话说：问你对赫鲁晓夫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的看法，你就说吧。这下红鼻子好像领悟了天机，大声发言批判起来，他说：那个黑六小夫不是人，不要脸，是个最最反动透顶，最最没有良心的偷儿，你想这样数九寒天，我们破棉袄还挡不住冷，他还敢偷了马列的大衣，只顾自己穿上不冷，就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天底下最不要脸的偷儿吗？所以他是个只管自己修正好，不管他人，自私自利的小人。说着还吐了口水在地上，用脚踏了又踏，表示非常愤恨，非常看不起这个黑六小夫。一席话说得大家笑也不敢笑出来，不笑又忍不住，只好双手蒙着各自的嘴，发出一阵阵喔喔之声。那李管教却气也不是，笑也不好，拉着他送到外面坝子中说：你就别睡，今天晚上披着马列大衣，搞一晚上修正主义吧！
第二天一早当他在刺骨的雪风中站了一个晚上后，冻得一脸铁青，红鼻子好像也不那么红了，他还悄悄问我，班长，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嘛？
乐乎哉，不亦乐乎
415－101队，自一九六二年成立后，修筑成渝铁路下马，修都江堰，进入川西四马流口，修森工流放木材水槽，又转战内昆铁路，在珙县巡场打包耳山隧道，川南、川北、川西、川东，处处是右派们洒下的血和泪，处处有死不瞑目的冤魂，或葬身江底，或压在巨石下粉身碎骨，或被虐杀，或有病不治而亡。成千的家属失去自己亲人，几万双儿女永别自己父亲，成为右派遗孤。最后落足在永川茶场。一晃就是二十余年。超过刑法规定最高年限。居然还叫享有半公民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行政处分，简直是弥天大谎，恐怖暴政下的欺人之谈。一九七七年从北京来探亲家属，给大家带来一股强劲春风，说右派大多数要改正，回原单位工作（即后来的55号文件），这声春雷，震动着每个右派的心灵，悄悄地唤起那尘封已久的希望之光，可是谁也不敢相信，队部干部们也更不相信，因为李管教说过“右派份子是铁案如山，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足，永世不得翻身。”但他又不能不信，自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政策已见诸于报。所以训话减少了，劳动上也松了劲，干部们似乎有些惶惶不可终日。
罗红鼻更是喜出望外，数杯下肚，脸红鼻红，心情更红，公然在队部门口唱起道士师付教的啷呶、啷呶、浪呶啷，一盘流水落桃花，春去呀！还又加了一句乐乎哉，不亦乐乎，手舞足蹈，引起大家笑得仰天捧腹。这笑声像把尖刀样刺痛着干部们的心。李玉伯说：乐极生悲，别欢喜过早。因为他想到62年那次要对右派分别平反，后来，最高圣谕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就一讲十几年吗？因为他更不能否定右派永世不得翻身的诺言。但当圣谕已经失灵，辩证法又像魔术般变化的时候，李玉伯一个小小狱卒又怎能螳臂挡车，当那最具权威的大报上社论说，过去把那些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打成右派是党的英明决策，正确而且应该的，只是扩大化一点点，现在为他们改正也是党的英明决策，也是正确的，不能把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总之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永远都是正确不可质凝的（这些话都是党报文件中原意，并非原文，请谅解。）。因为食言者肥，实话者铢，仍当今还未过时的现实，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是奈何不得的。
其实这恐怕就是那伟大人物的伟大辩证法的伟大胜利吧！
1978年，罗正伦又回到生他、养他、害他的故土，恢复工作，当个粮站副站长，由于年过半百，找个老婆，确实困难加麻烦，还是好心的朱县长把自己死了丈夫的保姆介绍给他，成了个家，那保姆带来一儿俩女，五口之家就靠他那几十元工资，哪能养活呢？幸好罗红鼻在劳教中拜师学艺，草药治病还算额外收入不少。又过十年，终于拖累过重，一病不起，一头白发、满面皱纹，一个红鼻，满嘴胡须。躺在木板床上，望着窗外朗朗明月，回想那年将入党晚上的月亮，心里算了算，雇农—革命—干部—资产阶级右派—劳教—干部—又是共产党员—死亡。真想不到怎么变得那么怪，那么不可思议，想啊、想啊，想到最后终于想到一个最大的道理，毛泽东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想到这里脸上出现一丝苦笑，永远闭上双眼。可幸的不是自绝于人民，而是戴着改正右派的桂冠向马克斯请教辩证大道真谛去了。
正是：一部茺唐史，留给后人观。
勿忌前车鉴，环宇免辛酸。
2006年10月
（11）特殊劳教右派张僕
我原以为自己年幼无知，受骗上当，十七岁追随革命，十九岁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决裂，参加革命工作，二十五岁诬为右派，劳动教养了二十二年，四十七岁才知道点受谝上当的道理。
我在“四一五”劳教筑路支“，”一零一“中队当组长时，有个张仆组员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骗的特殊劳教右派。
张仆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曾是李井泉抗日挺进纵队的参谋长，因五七年时给党委书记提意见，说他是家长式作风，一人说了算，不尊重党内民主。打成右派后，降职降级，下放到重庆嘉陵江机械厂当监委书记。因始终不承认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申诉，被加重处分，开除党藉，撤销职务，弄到车间劳动，他便更不认罪，他说：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们说的不算。为此，厂保卫部派了二名干部白天监督他，晚上又派两名干部监视他的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外贸局的局长，住的高干宿舍，监视的干部只能在门卫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劳，迫使领导另出良策。保卫部长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由单位倒贴工资，申请送去劳动教养。临走前，党委书记找他去说：张仆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所以我们决定送你去学习，依靠那里的党组织，彻底的解决你的问题。用小车送到我们的“四一五”，“一零一”右派劳教队。并编到我的小组。
张仆，大学文化程度，世代书香门弟，北京人，约四十岁，身高一米八五，像貌堂堂，那张方型脸上，总挂着一丝善意的微笑，穿着一套兰色高级毛料中山服，确实是有点首长风度，他和气的称大家同志，也没人愿意去纠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劳动，他坐在工棚写材料，有时也背着双手，带着微笑到工地巡视一遍，晚上学习，他还认真的记录大家的发言，但他自己却从不发言，也不作任何表态。除了不准他外出，干部们对他不理不采，听之任之。所以我们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劳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时候，是支队电影放映员每月来我们队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们队李管教从挡案中得知，他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那时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传玻板，在玻板上写毛笔字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干部和放映员们的一大难事，也是张仆能一展才华的大好机会。放映员躬敬的送上茶水，干部们围在办公卓旁，看他捥起袖口，笔走龙蛇，字字苍劲，俨然是首长题词的大家风范。当银幕上出现他的大挥时，所有右派拍手称好，心悦诚服。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烧越旺，席卷中华大地，也烧到了四一五劳教筑路支队。我们队的大权，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夺，为什么称他“王土匪”呢？这里得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一九六七年的端午节，我们队伙食团买了二十支鹅，准备给大家过节吃，烧在锅里的鹅肉，正香气四溢之时，王队长带领他的红色造反派哥儿们约五十余人，正好经过一零一队，进来休息，嗅到鹅肉香味，便起了贼心，他把岳毅指导员叫到院坝里来批斗时说；你们这些走资派的阶级立场站到那里去了，谁说资产阶级右派劳教份子，还有资格吃鹅肉？须然右派是否能吃鹅肉，没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见今传，岳指导员当然不敢吱声，于是他便命令炊事员全部端出来，让他的哥儿们饱餐一顿，个个嘴角流油，扬长而去，从此我们说：煮熟的鹅儿都会飞。背后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队上一个班长转业到“四一五”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没文化，却长得一身横肉，过去在我们队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尝过他拳头的滋味，他捆人时，要先用盐水把绳子泡过，所绑之人便会入骨三分，留下终身痕迹。他的掌权，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为了表示他的红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对阶级敌人斗争更坚决，他制定了几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规定。1：早晚请罪制度。所有右派劳教份子，每天早上七时，晚上七时，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弯腰，口念：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我罪大恶极，请毛主席宽恕。2：废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为每十天相互检举斗争日，每人必须揭发他人三条反改造罪行。3：停止发放每人6-10元的零花钱，作为造反派的活动经费。政令一出，全队惶然，恐惧使右派们寝食难安。适有广西来队探亲的家属说：你们这里还算好的，我们那里有个县的五类份子全部杀头。听说还摆了人肉席，大家更觉末日来临。候国桓是我队有名的胆小鬼，其人倭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蚂蚁，性格和善，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也是我们队年纪最大的右派。为什么他也会成为右派劳教呢？我曾向过他：你胆小怕事，难道五七年也敢给党提意见吗？他说：我那敢提什么意见啊，因为我是铁二局处理枕木防腐工程师，常因坚持操作规范与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遭他报复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与老伴和儿女见上一面便死而无憾了。正巧他这次亲耳听到广西来的家属谈吃人之事，其内心恐惧，可想而知。一连几个晚上，都因他做恶梦大声惨叫，闹得大家不甚骇然。当时正值武斗升温，红色派的铁路工人，攻打巡场芙蓉煤矿红旗派，械斗惨烈，我们住地的公路上，时有死伤的造反派屍体，两派中只要有人作乱，冲进来杀死右派们出气，悲剧定会立即发生，谁敢站出来为右派说句话呢。因此大家的担心和恐惧并非庸人自扰。
王土匪规定的1、3两条并不可怕，第2条却给所有的右派们带来无限的恐慌，谁没有说过几句错话呢，万一有人对自己有积怨，都可以乘机报复，所以说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朝不保夕，长夜难眠，怕梦中说错反话，遭到检举，大祸临头。
想不到第一个被捡举揭发出来的竞是特殊劳教右派张仆，他的罪行是书写反动日记，特别是在日记中写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诗词。王土匪早就看不惯这个官架十足的特殊劳教，他说这是岳毅走资派对走资派的包庇，是威风还没有打倒的大右派。竞敢写屍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唱钻歌，你等着为刘少奇收屍吧。仅管他把诗说成屍，把赞说成钻，也决不会影响他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风的办法当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远不得翻身。一拳打过去，正中张仆鼻子，脸上开了个五彩花面，红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脸，他差点就仰翻在地，幸好还能稳住没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对准他的脑袋猛抽起来，铜扣打破他的头部，鲜红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没叫痛，反而笑着说：同志，你何必这样呢？那笑容使我们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愤怒，他将张仆打翻在地，反缚双手，好一顿拳打足踢，他却坚持住不吭一声，王土匪以为打死在地了，便说：装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绝于人民，语音刚落，张仆竟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微笑说：同志，何必呢。他这种打不湿扭不干的坚强性格，使王土匪拿他无计可施，只好关起来叫他反省。
几天后，公安部下达命令，劳改劳教部门不准冲击，不搞夺权。王土匪只好灰溜溜的下台，仍作他管生产的分队长。他所宣布的政令当然作废，张仆也放了出来，依然过他的特殊劳教生活。
通过这次被打斗之后，张仆开始怀凝自己的处境，主动找岳指导员质问：为什么要和这些右派劳教关在一起？为什么不发给他原来的工资？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样残暴的批斗和打骂？
岳指导员只好明确的告诉他：你是单位上送来代管的右派，比他们有所不同，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写出书面，我们代转给你的党委，你的工资问题，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受委托的责任是：决不允许你外出生事，保证你的身体健康。至于王队长打斗之事，现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然，你是应该理解的。
张仆之所以是“特殊劳教右派”，除了不劳动外，他还不能享受一般劳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亲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时请假赶集的待遇，实际上他是划定警界线内的自由犯人。
时逢春节，队部为了解决家属探亲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间茅屋，以竹蓆为墙，木板为铺，虽十分简陋，但能令久别的患难夫妻们，相聚相亲，互诉衷肠，亦是难能可贵的了。但作为右派劳教的丈夫，每天却在工地劳累，晚上两小时学习后还要听岳队长训话，只能有很少时间陪伴家属和子女。但张仆却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访，微笑着坐在一旁，不声不响，久久不愿离去，右派妻子们确实难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组的陈道千，妻子带着女儿小燕探亲，深受其干扰，因十二岁的陈燕长得活泼可爱，张仆托人买了糖果来送给她，整天坐在家属旁，甚至夜深也不离去，大家得知此情后，非常不满，自发的在小组会上对张仆进行批斗，逼他交待动机和目的。他说：陈燕很像他的小女张茜，所以爱她，并非有意干扰他们。我说：谁教你的妻子是当官的，不敢带女儿来看你呢？经我一说，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节过后的一个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饭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我们的住地，司机之外，别无他人，下车后通过队部，找到张仆本人，和他热情的交谈后，拿了几包食物给他，先后不到半个小时，又忽然开车走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托人发了电报，叫妻子带女儿来此见面，她却不敢，这次她到宜宾开会，叫司机小刘送来些食物，就算尽情了。我也对他同情了起来。晚上，他用脸盆在炉子上煮了一盆面条，请我们小组的人去吃，作好之后，大家一看，却是一盆浆糊，原来他一生未作过饭食，冷水时便将面条放了下去，就变成了一盆糊涂面。一阵笑声之后，勉强分而食之，总算领了个情，不拂美意，他红着脸，不好意思的对大家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对不起。
宜珙铁路建成后，四一五筑路支队撤销，我们全部转移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
在与世隔绝，荒凉的东山上，愁云惨雾，冷雨凄风，春去冬来，几经寒暑，苦苦熬到一九七八年，毛泽东死后，政局微开，劫后余生的右派们，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从地狱回到人间。成立了二十年的右派队宣布撤销，由于张仆系部级高干，须经北京原划右单位办理，剩下他一人末走，只好放在临近的劳改队管理。送去时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劳教身份。劳改干部自然以犯人的监规来对待他，强迫他和犯人一起劳动，张仆反抗不从，多次遭到犯人们的抠打，遍体鳞伤，精神崩溃，痛苦万分。当重庆市委用专车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疯了起来，妻子知情后，表示坚决不能容许他进入家门。重庆市委只好决定把他安置在高干疗养所，进行长期疗养。他己身残心死，无缘享受天年，不久旧伤复发，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时糊涂受谝，糊涂时难得清醒。该醒时他却不醒，昏然后无时再醒。
时至反右五十周年，余已过古稀，闭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鲜鲜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故书此文，聊表吊念之意。
（12）道是无情却有情——记自愿申请当右派的张俊生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这天晚上，一轮冰盘似的明月，照在越溪河畔越溪乡小学操场上，月光中，一对年青的恩爱夫妻相偎的坐在柳树下，微微的晚风，吹过来早春温馨的气息，俩人尽情的沉醉在爱的回忆之中。张俊生今年二十五岁，妻子刘秀兰比他小三岁，他们共同在越溪河边长大，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相伴成长。师范学校毕业时，张俊生坚持回乡教书，报答乡土养育之情，刘秀兰放弃了留城工作优越条件，和他一起回到故乡。不久结了婚，恩爱有加，夫唱妇随，互敬互爱，共同努力，教学有方，把一个越溪小学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着，深受全乡人民的敬爱。张俊生评为模范教师，成了先进代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校长。他们夫妻俩真是一对幸运儿，生活像蜜样甜花样香。可惜，今天晚上他们避开全校人员，坐到深夜，所想的并非对幸福往事的单纯回忆，而是要共同面对一件学校教师命运的大事。
三个月前，张俊生参加了区里的整风反右运动，接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考验。他感到震惊的是：为什么党要把好些优秀的教师打成右派？但由于自己深受党的信任，从内心里感谢党的培养，所以没有说出他的不满和凝问，能平安的渡过了这场浩劫。学习结束返校前，区委书记曾峰把他叫到办公室，严肃的对他说：“张俊生同志，你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不是很极积的，今后要加强政治学习，现在区党委给你个任务，你返校后，必须在你们乡中心校找出一个右派份子来，这是党交给你的政冶任务，要尽快落实，报来区委”。
回校后，这个政冶任务像块大石样压在他心上，终日闷闷不乐，经妻子再三追向，今天晚上他才道出实情。这时，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全校八个教师中谁当这个右派最合适？苦思良久，她忽然问他：“当右派后会受到什么处分？”他说：“会上宣布的政策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里，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她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按每个教师的实际情况来认真研究才对。”于是他们一个个的研究起来。
学校共八个教师，除他们夫妻外，还有六名，他们研究的结果是：
有三名老教师是不可少的教学骨干，动了会严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余下的三位是：
曾雪芹有父母年老，离不开她的赡养。
黄家美，周德仁夫妇有一儿一女均小，全靠他们哺养。看来一个也不适合当右派。
刘秀兰拍着丈夫的头说：“都不合适，难道你才合适吗？”张俊生说：“经你这一说，倒真的提醒了我，凭良心说，还只有我去当这个右派最合适不过了，首先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其次，我们夫妻上无老，下无小，没什么拖累，再说，我年轻力壮，搞点劳动也算不了啥，当然剩下的问题是取得你的同意了”。刘秀兰这时心中到真的作难起来，平心静气的讲，丈夫刚才说的完全不错，但她又如何放得下恩爱的夫妻情份，忍心教他去受劳役之苦呢，如果不同意让他去当这个右派，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左右为难，只好低头无语，张俊生这时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但一时又想不出说服她的理由来，真是：“千头万绪难开口，此时无声胜有声”。河边传来几声夜莺的啼叫，好像是在摧促他们快下决心。秀兰终于坚强的站了起来，握紧他的手说“我支持你的正确决定，苦难我们夫妇共担，把幸福留给别人”。
第二天他们写好材料，悄悄地送给了区委。由于自己是党员，又是模范教师，张俊生担心区委曾书记不会批准他当右派，万一那样，事情就更难办了。
一个星期以后，区委派了组织干事和付区长来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宣布张俊生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开除党藉，撤销校长职务，保留工职，每月生活费十六元，交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思想。一经宣布，全校师生和群众尽皆哗然，不知原因何在，但那个时代，党的决定高于一切，理不理解都得执行。谁敢说个错字，道个不平？
由于他群众关系好，到生产队劳动时，没有人难为地，干多干少谁都不过问，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夫妻俩仍然过着恩爱祥和的生活。一九五九年，全国大饥荒像瘟疫样席卷而来，秀兰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吃饱，满足他劳动后日益增加的食量，自己常饿着肚子强装饱状，更严重的是她明明知道自已己有三个月身孕，还瞒着丈夫，怕他为自己操心，影响他的改造。
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降到每人一月只有十八斤，还要糠菜代的时候，她终于承受不下去了，上课时晕倒在地，抢救的医生拉着俊生到一边说：“你这个丈夫不知怎么当的，自己妻子己经有四个月身孕了还不知道，她长期缺乏营养，身体十分虚弱，不好好调养，后果就严重了”。全校师生得知实情后，纷纷伸出同情之手，一两粮，半棵菜，数滴油，几点糖，集少成多，送到他们夫妻灶上，俊生含着泪水，一匙一匙的喂在妻子的嘴中，秀兰仍坚持看着丈夫先吃，否则她决不张口吞下。他只好端碗清水，佯装进食，装着吃饱的样子，然后让妻子吃下他喂的食物。
也是同样冰盘似的月亮，银光如水，照在柳树下坐着的俊生身上，没有妻子温暖的依偎，只有自己一颗冰凉的心，痛苦的思索着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怎么能使自己的妻子恢复健康，顺利的生下自己的儿子，不负夫妻恩爱一场。左思右想，百转回肠，何来万全之计，徙增了无限悲伤。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的办法，暂时忍痛割断夫妻恩爱，求得保全妻儿于乱世，或许还有重逢，团聚之日，来日方长，再叙天伦之乐。
他回到房中，看到疲劳虚弱的妻子，己进入梦乡，脸上带有几丝苦涩的微笑，他低下头，轻轻的吻了她的前额，把身上能值点钱的手表和金笔放在枕边，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房门，走出学校，乘着茫茫月色，狠心的走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半年后，贵州水城附近的山村小学课堂上，张俊生手执竹枝，一字一句的在教学生们的唐诗：“床前明月光，凝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那饱含热情，深入浅出的耐心讲解，使一个个学生听得出神。详尽的描述出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在月光中思念自己亲人的情怀，字字感人，句句动听。站在教室外听课的县文教科长陈正明也听得入迷起来，他对身旁的校长说：“人材，真是不能多得的人材”。
又是冰盘似的月亮，他伫立在竹窗前，凝视着朦胧中的远山，回想起半年来如梦般的人生变化：爬运煤的火车，乞讨，露宿荒野，晕倒被救，试教，聘为临时教师，又有了一个安身之地，死里逃生，重获新生，但不知他的爱妻现在是否己生下儿女，日子过得怎样，苦于自己不敢告诉她丝毫信息，否则会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他只能面对明月，暗祝神灵，保祐他们母子平安，能度过饥荒灾年。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转为正式教师，调到县城中心小学任专职语文教师，还负责语文教研组长，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陈科长的信任和栽培，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他将全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学生的语文成绩得到显着提高，他也成为全县的优秀教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六年六年时间里，他省吃节用，积存下不少钱粮，盼着能有机会寄给自己的妻子，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幸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阶级斗争的符咒念得人心大变，他所隐瞒的右派身份己经是全民共讨的罪人，他终日惶惶，如坐针毯，明知是一经揭露，便将大祸临头。
一九六七年，县教育局被红色造反派夺权，陈科长打成保皇党，原中心校语文教师李进成了当权派的红人，在全民清理阶级改伍中，亲自到越溪查清了张俊生的右派身份。
张俊生成了隐瞒反动右派身份，混进党内的现行反革命，残酷的批斗，辱骂，抠打，他都忍受了下去，最后决定押回原藉时，使他的精神沏底崩溃。他决不能，因自己返乡后，株连到妻儿受辱，遗恨终身。
又是冰盘似的月亮，照进铁窗下的囚室，他双手合什，面对月光，最后一次暗祝妻儿平安幸福，把早己备好的刀片划破动胍血管，静静的躺在血泊中，闭上双眼，进入了另外一个黑色世界。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三辆红旗牌小轿车开进越溪中心校操场，来自省、县、区的教师代表和中心校全体师生，及当地的数百乡民，默默的注视着贵州省委工作组捧出的张俊生骨灰盒，呈放在优秀人民教师张俊生同志追悼会的讲台上。
哀乐声中，水城县教育局陈科长含着悲痛泪花，宣读悼词后，详细介绍了张俊生夫妇把苦难留给自己，幸福让给别人，一生为教育抠心沥血，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品德。讲到当初划右派情况时，所有的教师代表泣不成声，人人悲痛，个个伤心。
十九岁末见父亲一面的儿子张盼盼捧着骨灰盒，走在母亲身旁，注视着捧在她手上父亲的遗像，父亲是那样的英俊，慈祥。千人护送，纸钱飞扬，把俊生安葬在她俩定情的越溪河旁。
越溪河畔柳丝长，恩爱夫妻总断肠。
青山留得丹心在，莘莘学子永难忘。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