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的钢笔组画《银杏之幸》
89、最后的早餐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即农历1957年丁酉岁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一家人的情绪并不像往常一样开怀，似乎一种莫名的不祥预兆在弥漫着。祖母在做着早餐，祖父习惯地准备着每次出门的饯行，同样少不了腊肉和油豆腐，冬苋菜和扯根菠菜是最可口的蔬菜。祖父把自养的麻兔也宰了炕成了半腊味。虽然是一席非常传统的家常土菜，可吃起来没有以往那种味道。席间很少言语，都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早餐除我家四口外，还有岳叔刘璧完先生也易大早从马家嘴赶来共进早餐，约好一起赴县参加会议。我俩一起背着被盖，徒步百里去浏阳开会的。以前过焦溪岭是求学，是意气风发，是怀着学有所成的志向和目标。这次过焦溪岭是整风反右狂飙席卷全国的大气候下踏上旅途的。我们吃了天亮饭，俗称眼屎饭，背着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个午餐的饭菜袋，告别了祖父母和妻子，告别了怀在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地坪老屋。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祖父最后的诀别。这次共进的早餐，也是我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次早餐。这个黑乎乎的早晨，我与祖父母告别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这次分别以后，将发生什么是难以调定的，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后事难卜，就这样麻木地向县城而去。
在路上默默地走着，岳叔忽然对我说：松岩（妻兄刘良晃）现在是浏阳县五人小组成员，要我们在会议期间莫乱讲话，尽量少说，甚至不说为好。这些话我紧记心怀，顿时感到这次参加整风，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运动。岳叔父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小学教员，曾干过一届伪保长，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他做到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个历来说话狂妄的人，地方人叫他璧天经，可他真守住了口，谙熟“病从口入，病从口出”这个保身诀窍。但到反右后阶段，他还是划了一个反革命，归类于牛鬼蛇神的行列，到后来得了一个复职离退的晚景。
而我虽然记住他传达的这些“少说不说为佳”的话，但也发了一点关于政治思想的言，没有完全“守口如瓶”，而且没有束手旁观，为别人大字报配了漫画。当然动手比动嘴还坏，成了“祸从手出”，得了一个“极右”的罪冠。在1962年以后的岁月长河里，我与刘先生同为五类分子，常同时出现在“集训”或“批斗大会”的场合中。
我很感谢妻兄刘良晃的暗示，这种暗示是善意的。他没有“泄露天机”也是正常的事，因为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何况他已经透了半点风，还有半点风是给我们去领会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没见过他。据说大跃进时他当了永安公社的副书记，再后来当了供销部门的干部。
我和刘先生一路很少说话。这个本天经地经话很多的岳叔为什么现在如此沉默呢？应该是在琢磨着未卜的整风运动将会发生什么？
在石洞岭这个老茶铺里炒熟了带来的饭菜。饭后他卷了一只喇叭筒草烟，边吸边走。天黑前才到了城关镇中心完小整风反右的会址。两人合开了一个地铺，“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恐怖的恶梦从此开始。
90、中心完小
城关镇中心完小在当时圭斋路南侧，即今圭斋中路的圭斋路小学，与浏阳一中斜对门。本世纪初合并于城南小学，校园改作他用。对于当时这个中心完小，仅是现在淮川办事处所辖，是小学的中心学校。这个校园的印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十天，也是我人生转变的生死关头的六十天。在这种经历了整风、反右和肃反的六十天，也是风云突变的六十天，雷震电掣的六十天。我的命运总是与这个环境有着相关的联系。
一进完小的铁栅门，就是一个夹而长的大地坪，有一个篮球场地，是坐南朝北的方位。坪中有一块露天宣传栏。坪的东侧是教学区，由曲折的走廊把各类房室连成一体。我们与会者的地铺都开在教室里，既是宿舍又是小组讨论和鸣放发言的地方。教员室是领导和各个干部的住室，还有一个会议室就是开大会和批斗的地方。走廊的北端是公共厕所。地坪的西侧是个旧祠堂，充当厨房和食堂，后来成了我们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日从东边到西边至少要经过这操坪十次。每日早晚的洗漱是一种日常行为，很少洗澡。一个大开水灶上嵌着一座米多高的木围锅，日夜烧着糠头，保持开水和热水供应。走上三级木台阶，舀一勺开水再下来掺一勺冷水洗脸洗脚。这时看着大木围锅内沸腾的开水和蒸人的热气，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喻学甫老师后来就利用这个条件自杀身亡，避免了以后二十年的折磨。
食堂是集体开火，八人一席，吃定量钵子饭，大多数人是地面当餐桌，蹲着吃饭，很受束缚。俗说“行肠饱，坐肠饥”，于是感觉有些饥饿。头个月还有人身自由，可外出吃点面食。失掉人身自由后，我常托食堂采购员买来发饼放在写反省的课桌内，作为伙食补充。二十五元的月工资完全用在伙食上，所剩无几。衣服鞋袜只有两套轮换穿洗。就这样在恐怖中茫然生存着，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亏待身子，也就硬要保住这块茅草山地，留得将来采薪之地。况且悬念着家人，若能劫后余生，留得一条命回去，也是一种孝顺和慰籍。
睡在地铺上是很难入眠的，一则气温很低，体温首先被被褥扯去，棉被的温度被稻草扯去，草温被那样贪得无厌的地皮扯去。要维持被内达到37度的恒温，要几个小时才行，而身体的能量的补充是有限的。二则思想紧张，恶梦萦绕，辗转反侧，每当熬过这严冬的长夜时，我深悉人身自由和家庭温暖的可贵。
首先我是和岳叔刘璧完先生合铺的。后来把我们拆开了。其原因很明显，他划了历史反革命，我划了右派。加之有亲戚关系，当然要分开，以防攻守同盟和互通消息。于是就安排王启文老师与我合铺，以前我和他关系很好，因为都喜欢画画。但现在是敌我关系，没有任何语言交往，一切在机警的沉默中。
有一个夜晚，王从被子里塞给我一张小纸片，我把它藏在贴身衣袋里，等待着凄戾的床钟敲响，好在上厕所时看个究竟。见上面写着：“王继启来了浏阳，你有什么事情对他说吗？”王继启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一同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浏阳三中辍学学生，他叔父是县法院官员。次日晚上，我就把写上“我是右派，我正在因读书会问题写反省，要他检举我吧！”的纸片塞给了他，以后再无下文。
其实我心里明白，王启文不会装圈套害我，他不应是丧失良心的人。或许他是受人之托，揭破攻守同盟。但肚明心知的是我，读书会纯粹为了爱好文学的学习活动，并无反革命目的、思想和行为，是欲加之罪。王在此反右肃反的风头浪尖跑来浏阳，究竟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所以我敢于在纸条上如此回复王启文，是光明正大发自本心，没有任何回避做作。
五年后我出狱时，某次见到了王启文，提起被窝里递纸条的事情时，他说确实在街上看见了王继启，确实是为了通了信息，并无恶意害你。由此可知，王继启托王启文问我有什么事，而被子里递纸条的事情是确实的，以后又从他人口中获知王继启说过“反戈一击”这句话，或许他是为了立功或自救。此后，王继启再没来过我家。
91、大鸣大放
到中心完小报到的第二天，即1958年元月12日，即由浏阳县委宣传部和浏阳县教育科组织开展小学教师参加整风运动。贾德润任宣传部长，饶怡训任教育科长。首先是去大会堂听报告，这个整风动员报告是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而开展的。选择在寒假集中到县城整风学习，为了整风和教学两不误，冗长的报告内容，以严肃逼人的语调从麦克风中扩散，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本来俗话说，寸长的耳朵可听尺长的事，可我们这些政治嗅觉极不敏感的农村教师，特别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还是处于麻木状态。仅仅教条地记述着下面几条：要帮助党整风，一整官僚主义，二整主观主义，三整宗派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像应考一样，死死熟读，死死记住这些光辉夺目的词语。小组讨论时，纷纷发表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程度，一时气氛活跃，好像生怕考试时答不好“名词解释”一样。我们念得朗朗上口，滚瓜烂熟。
殊不知，早在195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8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月6日到13日，毛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2月讲话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到四月底的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毛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开展了热烈的鸣放运动。5月中旬，大鸣大放近到高潮。
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在党内高干秘密传阅，说要引蛇入洞，让毒草滋生，然后一一锄之……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刊登毛在2月27日的讲话修正文本，提到原文本所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并立下六条“有利于……而不是……”的批判限制。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上述数据引自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到这个寒假，城市机关单位的反右斗争都早已结束，而我们这些乡村小学教师对政治讯息却如此闭塞，对政治气候都如此麻木，如此不知忌讳，充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凑数。
通过对“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学习讨论，操坪边的黑板报和电杆上的高音喇叭也在高频率宣传鼓动。张与明和刘思明是派来掌握中心会场的专员，我们石江乡派来的领导干部则是组委张自强，统领全面又深入各组的鸣放现场，另外各组都有一个指定的记录员，安插的积极分子和记录员都不鸣放，另有些警觉的人始终不鸣放。社港教学区的喻正云老师和陈执中老师是积极的鸣放者。
黑板报和广播里频繁地表扬大鸣大放积极分子，也点名批评少鸣少放和不鸣不放的人，说他们有顾虑，不相信党，不相信政策，并且逐日公布各组鸣放的条目和数字。我很汗颜，受不到表扬，也实在提不出一些上点子的意见，此前妻兄对岳叔的交代也警钟在先。况且三大主义这样的大题目和路线是何等漫无边际，对我来说好像空洞的教条。后来鸣放到高湖，从三大主义扯到了中苏关系、粮食政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干群党群关系等问题。鸣放者争着发言，手舞足蹈，唾沫横飞，真是口若悬河、无所忌讳。
走廊上的大字报纷呈飞拂，收走一轮又贴一轮，而且每种体裁的大字报花样各异，有报告文体，有诗词歌赋，有对联警句，有连环画，有漫画，有诗配画，有画配诗。徐佳举老师还引用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陈佳仕老师画了一幅迷信用的关图，填上“三十六关从此寄，一生灾难尽消除。”这两张大字报产生轰动效应，引人注目，后来划了极右。我不注意大字报的内容，偏重于看大字报的文墨。
到鸣放接近尾声收锣时，我也口头鸣了两件地方人敢怒不敢言的事。一是石江乡某乡长与现役军人通奸，造成双方离婚，为什么没有受到破坏军婚的刑事处罚。二是某总支书记的妻子病了，用“上锁”的迷信方法治病，且发了很多缘籍向百姓化缘，这是非法的敛财手段，也是干部带头搞迷信的行为。虽然此二人后来受了双开处分，但我的鸣放记录成了“恶毒攻击干部政策”的材料。
我还为周祧宗老师的大字报配了漫画，画了一张教育科三大主义一层压一层的漫画，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政治上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多种主义，有时还有一种出风头凑热闹的搞法。
戴朝贵老师是我的邻居，解放初期就在我家乡教书，个性沉稳寡言，说话频率小声调低，慢条斯理，有气无力。他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既不留声，也不滴一点墨水，别人畅所欲言，他若如木鸡，似乎是个植物人。但他还是偷偷地卷着喇叭筒吸着草烟，真是好忍性。他从从教到退休，到去世时止，一直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1963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堂岳伯。我发现他在麻将桌上是个活跃分子。这时我才想到屈原放逐到江南时，一个渔夫对他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乎？众人皆醉，何不铺糟而啜其酾？何故怀瑾瑜，而自令见放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三闾大夫，“宁赴常流而藏乎江鱼腹中耳”，终抱石怀沙，遂自投汩罗以死。屈原者当局也，渔夫者旁观也。故太史公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我们小组的鸣放记录员是花桥完小校长焦达璋，他没有留下口实和墨迹，虽没划上右派，但在后期的肃反中，他因历史问题划上了特嫌。另外，从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大多守口如瓶，如林恩成、周重录等。但多数国民政府军官出身的就胆大直言鸣放，如王且连、孔奂伦、徐仁风等。
农村的反右叫社会主义大辩论。老家的松霸王沈松柏和沈兆庆等直性子农民就说了很多激烈的话，甚至说出“好屌也要毛丛”的粗话，但对他们的批判叫辩论，挨批判叫挨辩论。这种人没划右派，因为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大辩论只能算作反右斗争从城市波及到农村的警告。
92、点名和斗争
大约是二月上旬，大鸣大放的记录材料和文字漫画材料已经收集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并整理分装进鸣放者的档案袋，这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一个动员报告之后，向对党猖獗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做坚决斗争，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全城。街头巷尾的横幅标语，会堂走廊的揭发批判，其内容是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别有用心、荒谬绝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等犀利词组。看了心惊肉跳，真是入木三分。
我们在中心完小的批斗会，就在小礼堂里进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样的是被斗者垂头木立，只听不言，成为众矢之的的活靶子，一样的是斗争者摩拳擦掌，怒目圆瞪，选择最有杀伤力的词语，把活靶子批倒批透，要批得体无完肤才放手。右中之右者极右也，这种出名的右派就要在对门浏阳一中的露天反右批斗斗争大会上登场亮相。
这种大批斗会的会场布置，比区组批斗会更为“隆重”。因为增加了被斗者的巨幅漫画头像，还有横幅漫画等，加高音喇叭的配合。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一顿批斗之后，右派分子整改先离开会场，由反右派积极分子监视送回各区组反省室。我们中心完小的右派由唐训庭监视，出入会场由他领队训斥。
不过有些斗争者后来成了被斗争者。可是被斗争者后来成为斗争者的，是绝对没有的。因为右派分子名单的公布，不是一次性的，是由反右办公室筛选批准裁定之后，先后分批在那块曾经公布表扬鸣放积极分子的黑板上宣布的。而前时被批评的守口如瓶者，现在既不是被斗者，也不做斗争者，虽然没登上黑榜，但有的可能划个中右。这种先后不登榜点名的人，应该是曾经黄榜提名时，熟读通透了“少话为佳，明哲保身”这些经典，或领会了湘楚渔夫的话。
登榜题名那一霎是相当紧张可怕的。第一批点名的右派，只是感觉突然。从第二批起，就有“杀鸡儆猴”和“大祸降临”的感觉，害怕哪天“中举”的时刻。每天早餐后都到操坪分组列队集合。反右干部领导一顿森严的训话之后，就点名宣布被划右名单。当点到某人时，积极分子即把你从队伍中推出来，立即扯去你的出入证。从此刻起，你即“中举”了，也就失去了人生自由，失去了任何信息。你就成了为人不耻的众矢之的，你就开始“反省”的日子，也是你人生深渊的转折点，一过就是二十年不等。如果能留下一条命活下来，就是劫后余生，极不幸中的万幸。
二月十二日是我登榜“中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样是从列队中推出来，一样是扯掉出入证，一样是进反省室。我就从此坠入磨难的岁月，度过了二十个恐怖难熬的春秋。
这一天是农历丁酉岁腊月二十四日，民俗是过小年，我想起祖父在过小年这天总要办几个菜团聚一下，说这是小孩子的节日，又说过了小年才能出门去讨债主的账。我知道再过几天是大年三十日。以前每年要办三十团圆饭，也喊团年饭，可今天是月晦人不圆了。
我不知道家里人对“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何感觉。五年后我回到祖母身边，即一九六二年的团年饭是祖母和我，形影相吊，已是遍插茱萸少三人了。对于小年也好，大年也好，团年饭也好，只是一种痛心疾首的回忆，只是“不堪回首故国月明中”了。这天我还是开了小灶——托人买回一些发饼，啃了二个就伏在写反省的桌子上沉思，流下了两行辛酸之泪。这是发生在中心完小东侧食堂里的往事。
我虽被点名反省，但没有对我开展激烈的批斗会，只几个反省者一起在小会堂里挨了一次“竹篙满堂打”的批判，似乎批斗进入尾声，走下过场。散会时叫我在材料纸上签字盖手模，说明我们承认了这些恶毒谬论。只待材料上报，定候发落。在反省期间，我不能与别人眼睛对视，与任何人无法言语交换，比那时美国的黑人还不如。
不过王启文还是与我合着铺，只是陌生人一样，不说话，不打招呼，脸上无表情。以前的老同事老同学都远而避之，好似生怕“麻风”病毒蔓延传染。上厕所时，积极分子就要骂一声，臭得要死，快走开些！这一段日子是睡觉做恶梦，反省挖根源。反右干部到食堂来检查反省材料，说要挖出几条根，一是政治根源，二是社会根源，三是思想根源。
我冥思苦想，深掘深挖，一直挖不出这几条根源。后来挖出几条似是而非的根：土改是儿童团长，不积极斗争恶霸地主，是政治根源；家庭成分是中农，具有摇摆性，祖父在外地当染工，与地方绅士有交往，是社会根源；三是不关心政治，不学习马列主义，是思想根源。反复反省，写来写去，没有什么可写了。只好静坐吃饼暗中急，悬念的是祖父母及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是痛苦中的“清闲”日子。
反右干部再三提醒我继续反省，还有什么事情和没交代就老实写出来。不然，抗拒从严，后果自负。
我感到他们在逼查别的什么事，似乎把右派放在一边了。这时，我才省悟到这是“读书会”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公开搞学习的自学小组，况且与教育科李科长请示过，于是就大胆地写关于读书会的全过程。这是反省期间的最后几天，写起来倒还轻松，无所遮拦忌避。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