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清自述 管正和笔录
前言
自杀就是懦弱
敢于面对苦难
能活下来的人
才能拥有今天
一九三四年，我出生在四川省富顺县永年乡桂香村月亮田。我家靠祖上留下的七十多担田土过日子，算是小地主家庭、由祖母当家。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戎报国，留我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终年劳累，省吃节用、粗茶淡饭，总算还过得去。我和妹妹都小，还在读书，帮助不了母亲。我常和妹妹山上山下，房前屋后，林间溪旁，竹林深处，打闹嬉笑，无忧无虑。故乡的山山水水，留下我们童年很多美好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我十二岁时，由媒人说合，和宜宾的管正和订了婚。妈妈说：“我在农村的苦日子过够了，你去城里过几天好日子吧。”一九四八年，我未婚夫的妈妈逝世，我是未过门的儿媳、被接到管家守孝。我和管正和相处月余，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我被他的善良，开朗的性格和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及乐于助人的品德所感动，我爱上他了。第二年暑假，他来我家看望母亲，我一颗纯真的少女的心，尽情为他开放。我们双双灌木林中捡菌，竹林中挖笋，树上摘桃，田中捉鱼，嬉笑其间，其乐无穷。我暗暗地对明月祷告，愿与他永结同心，矢志不移。
一九五零年六月，我嫁到他家。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尚未懂事。他家，由他的后母肖世静做主，把我当丫头使唤，我只能忍气吞声，低头做人。虽然丈夫对我恩爱有加，也只能在房中对他诉说自己的委屈。他说：“等我读书毕业，自己成家立业，就不受后母的气了。”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管家是工商业兼地主。他父亲为了当开明绅士，把住房买了，藉口破产，把我们夫妇赶出家门。把林家巷一个无法经营的丝帕店给我们自谋生计。我不知道这就是分家呀；我们米无一颗，菜无一根，日子怎么过呢？我对公公诉说。公公丢下五角钱，扬长而去。从此，没有管过我和丈夫的死活。我成了无米之炊的主妇。我，一个外乡女人，无朋友可助，无亲戚能求；日无一歺之米，夜无鼠耗之粮，如何支撑这个家呢？丈夫在逸凡财经学校读书，为了使他安心上学，我打定主意自谋生路：摆烟摊、当佣人、帮人家洗衣服，替人带孩子，省吃节用，宁可自己受饿，也要让丈夫吃饱，好好读书。
一九五一年，我怀了九个月的孩子快要临产时，丈夫面对无米无钱的日子，一筹莫展。他背着我夥同他的同学李永生到屏山县谋求油房会计一职，临走时才告诉我，我万分悲痛，跪在地上抱着丈夫的腿哭诉说：“你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啊？我唯一的亲人只有你呀！难道你不为我们要出生的儿子想一下吗？”丈夫说：“正因为你和孩子，我才出此下策，总不能守在一起饿死吧！”说完，挣脱我的手，硬着心肠走了。我一个孤苦的女人，第一次生孩子，举目无亲，他的后母和父亲，明知我快要生产，不来问一声，看一眼，我在剧烈的痛苦中挣扎，没有亲人安慰、关心，只能哭喊着远方的母亲：“妈呀，你知道我多痛苦啊？”儿子生下来，身无半文，连一张尿片都没有。邻居廖师婶听到孩子的哭声，送来些破布，还给我五元钱。否则，无布包裹婴儿，我们也要断炊。可怜我生一场孩子，只吃了半斤肉的丸子汤。一月后，丈夫工作未成，要返校读书。回家时，我们夫妻抱着孩子痛哭一场。我告诉他，幸好我年轻奶多，孩子吃不完，给人家孩子喂奶，还能得到一份工资，能够过得下去。我嘱咐他：“你就好好的读书吧，我们娘儿俩就只靠你了。”不久，丈夫提前毕业，分配到宜宾县供销社工作，我作为家属，被招收到该社做工。我们在栈房街一个大院中租到一间公房，约二十平方米；虽然住的破旧的房子，过着清淡的生活，心情可舒畅了。大院里住的十多户人家，多以劳动为生，心地善良，相互间说说笑笑，和和气气，你帮我助，邻居关系和睦。回到家中依夫戏儿，感到非常幸福。
可恨的是老天爷连这样的日子也不多给几年。二女儿出生不久，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丈夫被划为右派份子，给我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从此，我变成了人见人厌，人见人欺，人见人压的社会上最低层的人。我在屈辱、悲伤、歧视、打击、失望、彷徨、饥饿中苦苦挣扎了二十二年。从一个不懂事的懦弱妇女，在爱与恨，血与泪的洗礼中，锻炼成一个坚强的、自立的女人。所以，我常说：“自杀就是懦弱，害怕面对苦难。敢活下来的人，才能拥有今天。”
王宝钏守寒窑十八载，盼来了夫荣妻贵，当宰相的父亲赔礼、道歉，千古传颂。右派妻子的我，在二十二年中只有贫困，残酷的压迫，精神受摧残。我所受的非人的遭遇，盼来的只是个改正右派之妻。夫无荣，妻何贵？
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多年，世人对无辜的右派给予了应有的同情。可知，被株连的右派妻儿们的遭遇更加悲惨。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来日无多，要在有生之年将我的苦难经历告诉后代，希望他们不要再有我经历的苦难日子。
（1）《粪的风波》惹祸端
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一天早上，我刚上班，见大家争看《四川日报》，我也凑上去。他们把报纸丢给我就走开了。原来报纸的头版，登有我丈夫写的《粪的风波》，揭露和批评我们县供销社主任彭琳官僚主义，不调查研究，突发奇想，制定计划，报政府批准，宣布大粪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彭琳修建特大粪池失败，浪费国家二十余万元。那年月，党和政府刚刚宣布粮、油、棉统购统销，以破坏统购统销政策为名判刑的人比比皆是，谁敢反对呢？农民不敢进城挑粪，无法解决城市十余万人的粪便问题，下水道阻塞，街上到处都是流出的粪便，臭气熏天，弄得满城屎尿，怨声载道。我丈夫看不惯，写了那篇报导，《四川日报》发表了。我认为丈夫写的好，为老百姓说了公道话。这样的荒唐事恐怕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吧。共产党的威信在老百姓心中非常之高，领导就是党，谁敢批评领导呢？我丈夫在报上指名道姓的批评领导，就是反对共产党了，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供销社的职工一见到我就躲避，害怕受牵连。沈如治经理的爱人李玉昆悄悄的在我耳边说：“好事坏事以后才知道。你们太年轻了，不懂得社会的艰难险阻啊！等着瞧吧？”果然，从此我们成了供销社的危险人物，谁也不敢接近我们，有的还冷言相向：“脚都没有踩热就出风头，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领导把丈夫定为最难管的小干部。我看不起这些马屁精，领导放个屁，他们都说是香的，那有什么人格。我丈夫刚直不阿，是个男人，我更加爱他。回家后，我关心的问他，彭主任找你谈了些啥子？他气愤的说：“彭琳竟然问我，写稿子为什么不经领导批准？这不是官僚到家了吗。”不久，彭主任被叫到省委党校学习，听说受到了处分，那是党内的事，我们平民老百姓是根本无权过问的。
半年后，彭琳又回到主任办公室发号施令，更加威风八面，仍然受到部下的吹捧。他通过人事股长易心容找我丈夫谈话：“你是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去充实基层，我们调你到宗场供销社，让你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人心知肚明，这不过是报复我丈夫的开始。我丈夫到了宗场，被派做了农资门市售货员。售货员是工人编制，我丈夫是国家干部，企图将丈夫赶出干部队伍；这就是他们说的，有能力的好干部发挥更大作用。当时，农村仍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对商品经济不感兴趣，很少来供销社买农具、化肥。逢场天有几个农民上门闲活，不逢场时鬼都没得一个。我丈夫成天喝酒看书，夜里睡不着就拉二胡，非常苦闷。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全消耗在烟酒上去了。上半月不敷下半月，靠借钱过日子。我拖着一儿、一女，靠自己微薄的工钱养活，他一分钱不拿回来。最痛心的是二女儿出麻子高烧引起肺炎，没钱医治，险些丧命。可怜的二女儿，三岁不到，接连三天，烧到三十九度，水都喝不下去了，像只小猫，发出微弱的叫声：“妈，妈，我吃药药。”她想活呀，我那有钱送她到医院看病买药呢。守住将死的女儿，淌着无声的泪水，心中痛苦的祈祷：苍天有眼啊，你怎能无情的夺走这可怜的小生命呢？若要他死，就让她早去罢，尽快免除她的痛苦，让她来世千万别投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找一个成份好的爹娘。看她可怜的样子，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活她。我把买米的两元钱，上街去买药给她吃。走到南街，碰到宗场供销社的采购员张直夫。我请他给我丈夫带口信，赶快拿钱回来救女儿的命。张直夫说：“他那有钱给你啊，每个月都是花光吃尽，月终没钱，借下月工资，还是我给你五元钱救个急吧。”我道谢收下，回家抱着二女儿到街道卫生所去诊治。一个姓朱的老医生给她打了一针，给了些药，二女儿命大，慢慢的好了起来。听张直夫所言，我对丈夫不放心，工休天，带上孩子去看他，劝他不能就此消沉下去，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有空多读书写文章才是正道。后来，他果然写了不少报导农民生产、生活的文章在《农民报》和《四川日报》上发表。一九五六年，文化主管部门推荐他到四川大学文学系读书，丈夫拿着推荐信，赶回家来，高兴的对我说：“多承党和政府关心，送我去学自己爱好的专业。”我说：“这很好，免得在这里过受气日子，为妻的也高兴啊！”我买了酒菜为他庆贺。谁知报告上去，县领导批下来的是冷冰冰的几个字“工作需要”，不同意他上大学。丈夫回来对我说：“就是不要工作，也要去读书。”我支持他：“我保证带好孩子，你放心去吧。”他走后第二天上午，人事股长易心容找我谈话，明确告诉我：“如果管正和辞职上大学，你就不再是我社家属，我们就辞退你的工作。”丈夫得知，向《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报社回信支持他入大学读书，但是，报名时间已过多日，只好就此罢休。以后发生的事件中，我悟出来了，不放丈夫走，是他们要进一步伺机报复的阴谋。
（2）打入死亡族群
一九五七年，彭琳他们借党整风之机进行报复打击，剷除异已。五七年十二月，春节将到，我和孩子们盼着正在县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的丈夫回家团年，裴蜀丰来家告诉我：“小管已经打成右派份子，正在接受批斗，不能回家了。”腊月三十晚上，院子里的人家，家家团年，欢声笑语，鞭炮轰鸣，十分热闹。孩子们看着桌上摆好的饭菜，都不动手吃，喊着：“爸爸一定要回来，他就在城里的。”我再一次告诉他们，爸爸不能回来了，你们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事，以后长大了就知道了。一双儿女吃不起兴来，团年饭冷冷清清，都不说话。我不知道他当了右派要受到什么处分，心中非常愁烦。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带上酒菜去党校看他，被几个青风黑脸的积极分子挡在门外：“被斗争的右派份子，不准接见家属。”
两个月后的一天，丈夫在三个左派的监管下，回家拿衣服。我问他：“怎么处理的？”他说：“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监督劳动改造，每月拿生活费十六元，明天就到凤仪断头山，大战钢铁。”我说：“劳动也好，免得在这里受人家的气。”我们分别时，只是相互对视，千般苦痛，万种愁烦，尽在不言中。孩子们低声的喊着：“爸爸再见！”
从此，我好像低人一等，又像是身带恶性传染病毒，熟人避而远之，一些要好的朋友，只能在无人处安慰两句。还好，回到大院，那些劳动为生的邻居，却不把右派家属当回事。他们说：“右派又怎么了，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不就是说了他们的坏话吗，我看有些话是说对了的。”这是工人张照华安慰我时说的，这些话深深的感动了我。到供销社上班，我过的是揪心的日子。主任命令我说：“右派份子家属，今后不准进仓库，你把搬运的货物放在外面，由其他的同志运进去。平时，不要闲着，清洁卫生由你打扫。”我忍气吞声，为了儿女的生活，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那个彭主任的忠实走狗易心容，更不让我有一刻安宁，每天下班前把我叫到办公室训话，要我和丈夫划清思想界限，检举他的反动言论。一训就是一、两个钟头，天天如是，放我回到家时，孩子们都饿得哭起来了。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终于开口对她说：“我们都是女人，如果你的丈夫是右派，你又怎么和他划清界限，又怎么检举他呢？我想和他离婚，划清了界限，但孩子们就没有了爸爸；不离婚吧，总有一天要睡到一张床上，过夫妻生活，亲在一起，抱住一团，又怎么好检举他呢。”把易股长说得哑口无言，气冲冲的说：“不堪教育，不堪教育。”我虽然暂时摆脱了她的纠缠，却种下了更深的祸根。
（3）炼不出钢铁的土高炉
一九五九年，全民大战钢铁，毛主席说要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宜宾县供销社彭琳主任紧跟形式，在离城十五华里的山上建了土高炉，叫我去炼铁。我天不亮就要起身上路，爬山涉水，天黑尽了才回到家里。大儿子带着三岁的小妹妹，自己还要上学，只好用热水泡饭和妹妹一起吃，没有菜，用盐水泡饭。我加班，不能回家，孩子更惨，没有冷饭充饥，饿得哇哇叫。下了班，我急急忙忙的赶回家，俩个孩子饿倒在床上，脸上流着泪水，女儿叫着“妈妈呀！我饿！妈妈呀！我饿！”。
土高炉没有为彭主任争气，炼了三个月没炼出一块像铁的东西。炉长刘建章听说我丈夫在凤仪铁厂，要我以探亲为由前去取经。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把孩子委託给邻居徐祖英照管，我步行一百八十华里，找到风仪乡断头山十字坡工地。凤仪钢铁厂只是规模大些而矣，与供销社的土高炉没有两样。一个小小的凤仪乡，来了十多万人大战钢铁，小街上挤满人，山上土高炉林立，用的还是硬石头加石灰石加木炭炼铁，十多人拉大风箱送风，嘿呀！嘿呀的喊号子。满山遍野烟雾沉沉，烟雾之中人流滚滚。山沟地边，到处都是地灶，谁饿了，都可以吃不要钱的饭，叫过共产主义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草坪上睡满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男女老少农民，没有房子没有床，不分男女，同睡一块草坪，同枕一根树杆。有逃跑回家的，抓回来，当做逃兵处理，批斗，吊打，有的还被判刑劳改。我看见一个老汉被绑在树上，垂着头，唉声歎气地流眼泪。我悄悄问他：你犯了什么罪啊？老汉歎气道：我不忍心看到自己亲手种出来的粮食烂在地里才逃回去的，不收起来，明年一家子人吃什么啊？和我一起逃回去的八个人，几个年轻的都判刑了，说我年老，绑在这里示众，你看那边一群在哭的就是几个年轻人的妻儿老小，已经一天一夜了，谁管他们的死活呢。嫂子，这叫啥世道啊？一个民兵走过来对老汉吼道：老不死的逃兵，不准乱说活。我歎了口气，只好走开了。
找到厂部，拿出探亲证明，欧阳指挥长接待我。他对人很和气，叫人在保管室安一张木床，还抱来了枕头、被盖。他对我说：晚饭我会叫人送来，就在这里等你丈夫吧。我等到晚上九时，才见到一个民兵带着丈夫走来。他满脸怒气一身泥土，见到我时，十分惊讶：“是厂部通知你来的吧？”我给他弄乾净身上的泥土，一面问他为啥这样生气，他没开口，民兵对我说：“你好好劝劝他吧，不就是口头认个罪吗，何必硬顶，吃眼前亏呢。老实说，欧阳指挥长才这样好，让你和妻子见面，如果是彭县长在，恐怕不行了。”说完话，白知失口、调头走了。
丈夫拉着我的手走到窗前，指着远处的山上说：“你看那遍山上的火炬，是一片夜战的景况，全是假的，谁能大战十天不睡觉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火堆边睡得像死人样。干部们明明知道，他们却向上面报告：全体炼钢铁大军，群情激奋。苦战十日，保证铁水长流。数月来，砍光原始森林，建起成千土高炉，吃了不知多少粮食，那见炼出一块像铁的东西。一个学矿业的右派工程师告诉我：每块石头中都含有铁，但必须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含铁量才有开采的价值。就是有合格的矿石，也决非这土高炉能炼出铁来的。更何况这断头山根本就没有铁矿石，全是那些好大喜功，吹牛拍马之辈胡搞起来的。我批评：劳命伤财、愚不可及。彭琳便叫下放干部和右派份子批斗我的反动言论。我说：你们谁能拿出一块铁给我看，我就认罪认错。他们越斗越不讲理，今天晚上批斗时，藉口说我打呵吹，对批斗会不服，几个左派要端正我的态度，动手动足。我倒在地上不起来，他们叫来民兵，我还以为是送去关小间，想不到竟送到你这里来了，真是喜出望外”。我说：“供销社的土高炉炼不出铁，刘建章炉长急了，叫我来探亲，其实是来取经的，还给了出差费。到你们这里一看，也是一个模样，有什么经可取，到成全了我们夫妻一场难得的相见”。我拿出带来的酒菜吃起来。他说：“我讲个笑话给你听，你知道彭县长是谁吗，就是我们的死对头彭琳，升官了，还兼这里的厂长。前天到我们的高炉来传达先进经验，规定我们一分钟要拉六十次风箱，增大火力出铁。我说：‘这样大的风箱能够一秒钟拉一下吗？’他说：‘你怎么敢怀疑先进经验，连上级党和政府都不相信了’。我说：‘实践出真知，这是毛主席《实践论》的真理，彭县长跟我们一起来实践一下先进经验就知道了’。他气呼呼的脱去上衣，真的和我们一起拉风箱。我一边拉，一边高声数一、二，一、二，不到五分钟，他大气都喘不过来了，丢下风箱，拿上衣服，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你字后面再也没有说出什么来。大家见他走远了，笑得直不起腰。”我笑着说：“你就是改不了老毛病，他不恨死你才怪”。他说：“叫他恨嘛，只要有你的爱，我什么都不怕”。静静的保管室四周，只有呼啸的山风，伴我们渡入甜蜜的爱河。
过了两个月，领导们计穷力尽，一筹莫展。经过冥思苦想，他们终于想出了个好方法，把炼钢铁的任务分到人头。
动员会上，县供销社新任王主任振振有词：“钢铁任务，重于泰山，是我国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完不成任务，就是对党和政府不忠。你们炸锅也要给我完成。
主任分派我完成钢铁十斤，我如奉圣旨，那敢怠慢，回到家仔细看，仔细盘算，将铁锅、斧头、菜刀、火铲、火勾加在一起能兑付过去。第二天一早做好饭，我拿起斧头，砸锅断铲，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他们以为妈妈生气，不再做饭给他们吃了。此时，大院中十几户人家都在毁锅砸铁，全院的孩子都在嚎啕大哭。应验了民谣：“全民大炼钢，树木全砍光；那有钢花溅，两眼泪汪汪”。
（4）难忘的三八妇女节
我被炼钢折腾得精疲力尽后，又回到供销社做工，继续过着被歧视的劳苦日子。八小时内，给公家出力；八小时外，为孩子们操劳。下斑后，要把全家的衣服洗得乾乾净净，在昏暗的灯光下把破衣服缝补得巴巴适适，直忙到夜深人静，才能躺到孩子们身旁。每晚做着同一个噩梦，看见丈夫被斗争，打得鲜血长流，一再地喊叫：“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去抱他时，又无影无踪。对着黑沉沉的天空我无力的喊叫：“你在那里啊！我的丈夫……”。醒来时，只有满枕的泪水，和恐怖与淒凉。
一九六零年，是大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市场上凭票证排队也难买到糖果和副食品。我一家四口的糖票都换成粮票饱肚子去了，没有能力买糖果给孩子们吃。黄家孩子们吃糖的时候，儿子总是把妹妹叫回家里，关上门和她做游戏。一天，大儿上学回来，发现妹妹把黄家孩子吃过糖的包装纸放在嘴边，舔食上面的糖味，气急了，把糖纸抢来丢了。妹妹不知自己有什么错，大声哭起来。我下班碰上，以为大儿子惹恼她，指责大儿子不好好带妹妹。大儿子告知原委，我狠狠的打了女儿两巴掌，自己伤伤心心的哭起来。两岁的孩子，她懂得世间的荣辱吗？食欲是人的本能，她有什么错呢？错的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能力去满足她的小小愿望。我紧紧抱着女儿自责地说：“么儿，妈不该打你，以后妈有了钱，买糖给你吃，好吗？”二女抽泣着说：“妈妈，我再不捡糖纸来舔了。”
三八妇女节到了，供销社放假一天，在大南门开会庆祝。听说每人要发一斤糖果，两斤花生。早上八时我随同大家一起步入会场，刚坐下来，组长李玉昆把我叫到大门外说。易股长叫我通知你，不要参加大会，回家休息吧。我什么也没说，掉头回家，关上房门，扑倒在床上大哭一场。右派的妻子难道不是女人吗？我还是公民嘛，为什么不准我过三八妇女节。这个理我又向谁去讲呢？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搞起阶级斗争来，比起他们的主子更加的残忍，从不放过能折磨我的机会，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女儿回家敲门，我擦干眼泪，拉起女儿的手说：“走！我们上街去买糖，过三八节”。大街上机关学校的游行队伍高举写着“三八妇女节万岁”的横幅，红旗招展，歌声飞扬。腰鼓队、秧歌队、穿上彩衣的表演队在我的眼前走过；看热闹的妇女也参加到行列中去。有个女人邀我一起去广场看演出。我苦笑着回答她，不想去，要回家给儿子作午饭。我心里在说：“不是我的三八节，不去凑热闹。”
这事被供销社的老红军安伯伯知道了，他说：“易心容太过分了，谁说她何玉清不能过三八节，她难道不是公民？她不是妇女吗？欺人太甚。”从此，安伯伯用心关照我。安伯伯管理食盐，回收的麻袋需要清洗后再交回盐业公司。清洗一条口袋两分钱，他故意存起来交给我洗，还借架车给我，拉到金沙江边，双脚泡在刺骨的江水中一条、一条地清洗。一周能洗二百条，可进四元钱补贴家用。儿女都小，帮不上忙。中午，大孩子专心看守晒在石头上的麻袋，我回家做饭。
金沙江流淌的是从雪山上溶化下来的水，我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终身留下严重的关节炎。我这么辛苦挣得几个钱，易心容也不放过，批评安伯伯阶级立场有问题。安伯伯气急了说：“放你妈的狗臭屁，老子长征时还没有你哩，难道共产党就不讲情理吗？”安伯伯名纪东，在部队给首长当马夫，没有文化，转业到县供销社当保管员，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大家都很尊重他，称他是：“有良心的老革命。”
（5）一九六零年
一九六零年一月，接到丈夫来信，大炼钢铁彻底失败，他们全部调到宜宾县向必乡搞田园化。星期六下午，我带儿女去看望他。孩子们从小在城里生活，听说下乡，都感到新鲜。可是，到了乡村，田野里一派荒凉，山上没有树，空中没有飞鸟，路边有几朵臭牡丹摇来晃去，不见蝴蝶飞，不闻野花香。孩子们一场空欢喜，拉着我问：“为什么光秃秃的呀？”我说：“乡下正闹饥荒，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二女伸舌头，再也不敢问什么了。四十华里、走了五个钟头，终于找到了向必场五间房丈夫的住地。接待我们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炊事员，听说是找管正和的，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坐，端来一碗热开水，拉着我的手亲热的说：“你老管是个好人，那年在向必场搞对私改造，都说工作组中管同志最关心老百姓，没有架子，谁都和他说得上话。这年头，好人遭殃，坏人反到升官发财，说真话的倒楣，说假话的吃香。”说着她忽然想起锅里烧的水，我跟着她走进灶房，见她把一大篓宰好的红薯加一些老白菜，放上几把盐，搅和一下盖好。她两手一摊：“这就是五十多个人的晚饭，你说不好吧，再过两天恐怕连这个也吃不上了。”她说的、做的、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我也不好搭话。正好丈夫收工回来，两个孩子跑过去叫爸爸。我见他满脸愁容，一身泥土，失去了往日的朝气，心里感到一阵辛酸。便对孩子们说：“先让爸爸洗好手脸好吃饭呀！”丈夫悄悄对我说：“营业食堂经理唐少怀听说你来了，早就准备了饭菜给你接风。等会儿我们上街好好吃他一顿。”我知道唐少怀是丈夫的好友、想不到调到食堂当经理来了。
当我坐到桌边时，为之惊讶不已，想不到全国大灾荒之年，竟能见到猪、牛、鸭肉，简直不可思议。唐少怀见我吃惊的样子，解释说：“这是嫂子运气好。明天地委检查团要来验收田园化，不知乡政府用什么办法弄来的几十斤猪、牛、鸭肉，要我们营业食堂做来招待上司的。适逢嫂子光临，只好以公济私，这还是符合当今潮流的嘛，切莫见笑。”酒过三巡，唐少怀指着在座的几位介绍说：“宁子卿是屠场负责人，左正是粮站站长，裴蜀丰是供销社副食品主管，我爱人是机关食堂经理。只要有我们几个在，诀不让管二胡饿死。大家朋友一场，拼命也要保他度过这场灾难”。我见孩子们吃得很高兴，心里一阵温暖。非常感谢几位患难之交。后来，是他们给吃、给喝，救了丈夫的命。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友情。
当晚，夜深人静时，我抱着丈夫痛哭起来，尽情诉说自己的不幸。他安慰我说：“只要我们坚信自己没有错，苍天可鉴，自有昭雪的一天。”他告诉我，最惨的是农民，全靠糠菜过日子，吃光了野草树皮，观音土（一种白色泥土）也挖完了。我问：“他们怎么不逃荒呢？”丈夫愤恕地说：“逃荒是国民党时候的事，现在逃荒就是攻击社会主义，污蔑大跃进、总路线的反革命。就是逃也逃不脱，各个路口都有民兵把守。能逃的时候是不敢逃，现在逃不脱了只好等死。有的全家饿死，没人去埋，民兵把草房掀倒，一把火烧成灰，说是大跃进式火葬法，灰还可以作肥料呢。地里的庄稼早被偷吃一光，我们下放组十六个人，除我和另外一个人之外，全都因饥饿而浮肿，行动艰难。幸好那个欧阳指挥长，经常叫我到高产指挥部去写标语搞规划图，能跟着他们吃白米饭。加上几个好友多方照顾才没得肿病。”他说：“下放右派中有个叫傅大成，长得牛高马大，食量自然就大，饿得难受，偷食堂的糠粑；跑到向被场街上抢小孩手中的馒头，民兵抓回来斗争，他垂着头，闭目养神，一言不发。民兵逼他坦白，他有气无力的说：别斗了，你们给我吃顿饱饭，立即枪毙我愿意。管我们的组长说：‘饭我没有，今天晚上就让你站在露天坝喝够西北风吧。’正是数九寒天，他那能过得了饥寒交迫的夜晚呢，第二天炊事员起床发火时，发现他卷曲在灶门前死去多时了。可怜的是，他想吃顿饱饭的要求太高了，只好去找阎王报到才有吃啊。”我也告诉他：“城里能供应杂粮，比乡下好得多。现在肿病流行，我们负责做肿病药丸，大家都在偷吃做药丸的黄豆、红糖，还要带回家去。为了活命，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都说：这不是偷，是拿，是保命。为了保命，人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丈夫说：“孔夫子不是说：衣食足，才能礼义兴嘛。”
草棚外的田野，一遍死寂，没有虫声，没有蛙鸣，更没有鸡犬之声。夜的世界，是那样的阴森恐怖。我们紧紧的抱在一起，青春的活力战胜苦难的时候，一起步入爱河，享受做人的甜蜜。一夜欢情，暗结珠胎；我是半喜半忧，喜的是多一个孩子多一份爱，忧的是怎么能养活三个孩子？未来渺茫，心中很烦闷。
八月以后，宜宾拥进大量逃荒的飢民。大街小巷，一遍乞讨之声。城门洞里，大观楼旁，时有饿死的屍体。一天早上，我去上斑，刚走到小南门，前面走的一个老头，忽然倒在我身旁的地上，大家围上看时，已经死了。那时，每个人都在为争到一口可食的东西而不择手段，偷抢之事，时有发生。更有吓人的，大南门粮房街的赵氏夫妇，竟偷骗他人孩子，杀死后煮熟，切成小块，黄昏时拿到火车站冒充兔子肉高价岀售，还将被杀孩子的衣服给自己孩子穿，被死者的母亲发现。公安在她家中抄查出好几个儿童的衣物和没有卖完的一支人腿。此事传开，全城百姓群情共愤，切齿痛骂，赵姓的夫妇禽兽不如，丧尽天良，该千刀万剁，死有余辜。老百姓一口同声：这等罪大恶极的现行犯，一定会很快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执行枪决。可是，事情完全出乎所料，赵姓夫妇被抄家逮捕入狱后，竟杳无音信，政府反而闢谣宣传，并无出卖人肉之事，纯系谣传。有人不服，经多方打听，始知赵氏夫妇已死于狱中，死因确难以得知。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处理此案，也无人敢问，只好不了了之。从此，我不准孩子们走出大院。
九月十日，是丈夫的生日，他进城挑粪，顺便回到家里。大儿子见爸爸回来，十分高兴，把妈妈给他和妹妹中午的三两饭票到公共食堂买了三个包谷面菜包子，走在路上被几个飢民抢去了，哭着跑回来。他爸劝他说：“等你妈妈回来再去买嘛。”他说：“妈妈也没有饭票了。”哭得更加伤心。我走进家门，见父子俩愁眉苦脸，都不说，问明情况，方知原委。我说：“没有关系，正好堂妹何惠云悄悄送了五斤粮票给我，又去食堂买嘛。”我拿出平时节约下来的一斤肉票和半斤酒票，全买回来，给丈夫过了生日。饭后，我告诉他：“下月我就要请产假了，临产前你能请假回来吗？”他说：“我一定回来，不回来，谁照顾你呢。”
十一月十五日，我顺利的生下三女。当时政府奖励多生多育，产后特殊供应三斤油，五斤肉，五十个鸡蛋，三斤白糖，还有五斤糯米。皇恩浩荡，大灾难的日子里，实在难得。供销社按政策预发了三个月工资，雪中送炭，济我之需，我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差点长跪不起了。
丈夫东奔西跑，买齐全部供应物资，每次弄好摆上桌子。孩子们强忍食欲，故意去抱小妹妹玩，让妈妈一个人吃。我又怎能忍心一人独食呢，每次都要分作四份，大家都能吃上一点。他们最多喝几口糖水，把鸡蛋放到我的碗里。
从无往来的公公突然出现在门口，他有气无力的叫了声：“何玉清，你们还好吧？”我本不想理他，但仔细一看，吃了一惊，他浮肿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两眼呆滞，显然是肿病晚期，临死不远的人了。他必竟是丈夫的生父啊，我怎能记恨不理呢。我请他进屋，在厨房做事的丈夫，为他父亲专门做碗糖蛋。他坐在门槛上，狼吞虎嚥，连声说：“你们太好了，谢谢你们了。”拖着肿得亮亮一双大脚，艰难的走出了门。几次回头、欲言无语、他背过脸时，泪水长流。又回头望了几眼，慢慢地消失在空空的街道尽头。
一个月的团聚日子，比过年还欢乐。我第一次享受丈夫温情的照料。第一次有这样长时间的相聚，第一次经常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我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个月里，让我们苦难的一家能够多享受一下人间的天伦之乐啊！我对丈夫说：“‘名利场中多风险，但求温饱团聚时。’这是爷爷常教导我们的话。你就是回家劳动为生。粗茶淡饭、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是幸福。”丈夫说：“当初处理右派时，领导大会上宣布：‘可以自谋生路。’我就申请过。他们不同意，说是强制。还说对右派改造要由党和政府负责到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好由他们宰割了。眼前我最担心的是你，一个女人、要靠自己养活三个儿女、怎么过下去啊！”我说：“只有走不完的路，没有过不去的桥。老天爷是不会绝人之路的，你放心吧。再苦我也要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话虽如此，心中恐惧，人世茫茫，苦海无边，一股冷气透进肺腑。
三十天怱怱过去，他去接受改造，我去上班为生，分手时依依不舍，我再三叮咛他：“凡事要以忍为先，看在三个儿女份上，不要再任性了。”他虽然点头会意，但当他走远之后，我总放心不下，好像有点不祥之兆，预感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
为了生活，我每天要提前上班打扫卫生。刚满月的三女交给两岁多的二女儿照看，她只能在妹妹哭时拿奶瓶喂她几口水，可怜的三女，在床上的屎尿中翻来滚去，脸上糊满屎尿，哭得声嘶力竭，痛不忍睹。请人，我拿不出保姆费。一个月。三女的皮肤被尿水泡得红肿起来、啼哭不停，吸吮奶还在抽泣。我的心像针刺般痛得难过。好友李玉昆来家看到此情境，她说：“我早就在为你的事想过了，不管你多能干，眼前的日子是拖不过去的。老管根本无能力照看你们。听说军分区有对老干部夫妇快五十岁了，无儿无女，想抱养一个儿女。我托人去说，他们满口答应，还要给一个月的生活费。”李玉昆一翻好意，真是这样，三女可以过上好日子，免得跟着我受罪，默默的点了头。起了这个念头，每次喂三女儿奶的时候，她那双可爱的小手抓住乳头不放，好像怕再吃不到的样子。小嘴还在不停的吮动，红红的小脸蛋，透出甜甜的笑容。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是丈夫的宝贝女儿，怎能送人呢。一滴露水一颗草，老天爷让她来到人世，总有她一条生路。我反悔了，不能把她送人。三天后，李玉昆带保姆来家抱孩子，我正在喂她的奶，紧紧地把孩子抱住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不送人了。”她们没多说，都是作母亲的人啊！
（6）我要活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日，年关将近，供销社把拆卸下来的废木条分给大家做柴火，按等级我分得最少。柴火运回家后帮李玉昆搬运，天已黑尽了，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脸色，只觉得她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有些激动，好像还在流泪。她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要想得通啊！要坚持住啊！”我说：“什么样的打击我都受过了，不怕，你说吧。”她告诉我：“前天已经把小管抓捕了，不知犯了什么罪？不知关在那里？不知今后怎么判？”她的话出口，我的脑袋似乎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轰的一声，眼前一黑，靠在电杆上说不出话来。李玉昆急的把我扶到石梯上坐下，劝我说：“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小管不是坏人、他没有犯什么大罪的，你放心，有消息我一定告诉你。”过了好一会儿，她见我站起来了，扶着我说：“我送你回家好好休息。”我挣脱她的手：“没关系，我能回去。”我直起身子走向小南门。我的脑子里只有空虚和茫然，魂不守舍地望着前面，拖着无力的脚步，一直往前走；走啊！走啊！似乎昏暗中有金光闪烁，光环中展现出幕幕往事……似乎我步出花桥，走进喜堂，拜天地祖宗，夫妻交拜……似乎我们坐在床上，丈夫揩擦我的泪水：“等我毕业了，自己成家，就不再受后母的气了。”……似乎丈夫在苦笑：“我没有错，更没有罪，总有一天会昭雪的。”……似乎丈夫被带走时回头叫着“你要照看好三个孩子啊！”……金光不见了，看不见路在那里？这世道难到还有我活的路吗？走呀！走呀！在漫无边际的黑夜的路上走啊！走啊……不知是鬼使，还是神差，我竟自走进了金沙江……。当河水淹到我的肚脐时，一个猛烈的浪子扑过来，把我推向河边。冰凉的江水打在我的脸上，把我惊醒过来，这不是投河自尽吗？不能啊！不能啊！我的三个儿女正盼着妈妈回家做晚饭呢。我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又怎能对得起我那含冤的丈夫啊！不能让那些坏蛋们高兴。不能这样，决不能这样啊！他们要逼我死，我偏不死，我要活，要活下去，活到那一天……我奔上岸，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大儿子和二女爬在门槛上有气无力的叫着：“妈妈！妈妈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三儿女在床上哭得声嘶力竭。我的眼泪长流，急忙抱起三女儿喂奶，还一边对孩子说：“妹妹吃好奶，妈妈给你们做饭。”孩子们依偎在身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断的叫：“妈妈！妈妈！”叫得我的眼泪漱漱地住下掉，泪水滴在孩子们的小脸上，他们也跟着哭起来。我好怕，假如我真的死了，三个可怜的儿女又怎能活下去呢？
（7）劳教无期
我到处打听，知道丈夫被送到南溪县黄沙河煤矿劳动教养。李玉昆安慰我说：“劳动教养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是最高的行政处分，享有公民权，还有工资，可以接见家属，你可以探亲。”她说，这是她的丈夫沈如治找到劳动教养条例看了后叫她给我说的。我问她有年限吗？她说：“这就不知道了。”没隔几天从丈夫来信中証实了她讲的话。我决定带上春节供应的食物和孩子们到黄沙河煤矿去和丈夫一起过年。坐车到了高店镇，还有二十华里路，只能步行。我背着三女、肩上挎个大包，一手牵儿，一手牵女，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下午四点半好不容易找到煤矿辫公室。黄沙河煤矿是劳改单位，是关犯人的；如何接待劳教人员的家属，还没有规定。当然，我不能和干部家属住一个房子，他们把一间犯人看守菜地的茅屋让出来给我们一家住。那位姓范的管教干事很客气的对我说：“你们家属可以在干部食堂打饭，我看你拖儿带女的也不容易，就在这里过年吧。”我把一包香烟送到看管菜地的犯人手中，他十分热情起来，将自己的锅盆碗筷借给我，帮忙安好孩子们的床，又到厂部借来两张新棉被。他说：“劳教人员就是不同，我们犯人家属探监只准两个钟头，是绝对不能过夜的。”我问他犯什么罪劳改的。他说：“我叫陈有谋，是明威乡的农民，读过几天书，村上的人大凡小事爱找我出个主意。前年快到春节，我们那里的灾荒己经闹得很凶了，村上三十多户人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下我们二十来个老人和十多个小孩，肿得走不动，在家中等死。老村长找我说：‘有谋呀！眼看大家都要饿死了，你可要出个主意啊！’我说：‘有啥主意，现在唯一能吃的只有大队寄养在村里的那条快饿死的耕牛了，不如杀了让大家过年’。村长说：‘那是人民公社的财产，杀了是要犯罪的。’我说：‘有罪我陈有谋去顶，只要大家能好好吃一顿，就是死也值得了’。我们没力气杀牛，用绳子在大树上把牛吊死，分来吃了。上面追查下来，我被判刑十年，送到这里。这里能吃饱饭，也就安下心来，还当了积积份子。我六十岁的人了，不能进洞去拖煤，就叫我看菜地。早知道劳改队这样好，我早该来了。”听了他的话，我一阵悲哀，想不到中国农民的命就这么贱啊。
这里是黄沙河煤矿的一个分矿，叫青尨嘴煤洞。光秃的一匹山，像一条巨尨；在高高的尨头下，就是煤矿的洞口。山凹处是劳改队的住地，四面高高低低的山尖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哨楼，炼焦的滚滚浓烟把天空染成了黑色，阴森恐怖。煤洞下班的犯人，头包蓝布，裸露泥污的身体，沖洗后穿上印有“劳改”字样的囚衣，坐在地上吃饭。这时，高音喇叭嚓嚓响，播起《监规四十条》和劳改歌。岗楼上的哨兵，端起步枪，警视犯人们的行动。我丈夫清清白白，无错无罪，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这里？令我愤愤不平。
我焦虑地等待着丈夫到来，急于看看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会儿，他提起一个木盒，来到菜棚。我仔细打量，他脸色有些苍白，没多大变化。他穿一身蓝布棉衣，衣服上没有“劳改”字样，恐怕这就是劳教与劳改的唯一区别吧。他抱过三女，在她的小脸上亲了又亲，俩个孩子抱住他的身子不断的叫爸爸。我揭开木盒，是盆白米饭和一盘猪肉炒大葱。我对他说：“想不到你们劳改队还有大米饭吃，这是外面很难吃到的细粮啊。”他说：“这是犯人和劳教份子拿命换来的。你知道吗？这里是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窑，洞高不过四、五十公分，低处只有三十五公分，有一台抽水机和一台鼓风机，全是人工作业，根本没有安全措施。天天都有事故发生，常常有死人。”他指着门外远处的荒草坡说：“那些高低大小的土堆就是埋的‘煤黑子’，谁也不知死了多少人。”我担心地问他：“你遇到过危险吗？”他说：“危险是难免的，我也差点被打死了。你们吃了饭，我慢慢的说给你听。”饭后，孩子们到外面玩去了，他拉住我的手坐下来伤感地说：“我来这里，不到三天，就叫我进洞拖煤。劳教的右派编成拖煤组，都是新手，没有安全知识，我睡在拖船上等装煤，岩子叫了（石岩将垮塌的预示响声）也不知道。幸好王分队长用脚把我睡的船蹬了二丈多远，掉下的石头正砸在我睡觉的地方。不是王分队长，我已粉身碎骨成了冤鬼，再也见不到你和孩子们了。”我吓得心惊肉跳，急忙地问后来呢？丈夫气愤的说：“彭琳设法把我送到这里，是安心要把我害死的。天不容奸，自有活人之路。一天工休，我拉起胡琴解闷。管教范干事说我是个人材，调我到场部文宣组，再不下洞拖煤了。”他说：“犯人和劳教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他们的专政对象。犯人还看不起劳教的右派分子，说我们是政治犯，他们刑期满了可以回家，我们则是无期徒刑。”我说：“毛主席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要和敌我矛盾分别对待吗？怕不会无期吧！你又没犯什么大罪，最多三、五年，便能回家团聚了。”丈夫长长地歎口气：“但愿如此吧。”
劳改队的春节没有欢乐。在我们一家团圆的草棚里却充満痛苦的“欢笑”和温馨，像是一丝春光漏进我们苦难的心田。十五天的日子一晃而过，茫然回到家中，难道劳教真的无期吗？我既然要活下去，那怕上刀山、过火海也得闯过去。为了丈夫和孩子们，我要活下去，活到那天……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