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6年的秋天，学校里一片混乱，差不多一半的老师被打成黑帮，教室里的课桌胡乱摆放，不上课了，学生在校里校外到处乱跑，有些人就聚在一起聊天，还有些人写大字报和看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热情有点减了下来，造反、破四旧、斗“黑帮”的劲头也有点过了，许多学生都感到了空虚和无聊，只有少数的一些学生还到“黑帮”室找碴儿。就这时候开始全国大串连，就象是有人故意安排好的一样，学生们又找到发泄热情的地方，纷纷走出去，到全国各地玩儿去了，真正留守的不多。我在这时也组织了十多个人，步行到北京串联，在这次串联中，我们碰上了毛泽东的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串联回来，就到了年底了。工作队早就撤走了，学校变得很冷清，冬季的风吹着院子里的残枝败叶，大多数学生在外边还没有回来，老师们一般也不出屋走动，“黑帮”室的老师还被关着。
当时正赶上“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内容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的老师和学生”，我想，这正是为那些“黑帮”教师平反的机会。我找到了我的两个朋友，对他们说：“吴功勋（驻校工作队）在我们这儿没干好事，整够了老师，他自己走了，我们把他揪回来，给老师们平反。”没想到的两个朋友不敢去，他们说：“吴功勋是哪个单位的我们也不知道，再说，我们几个孩子能让他跟我们来？”我说：“反正我去定了，你们不去，我个儿人去。”就一个人去了县城。
我在县城呆了两天，居然在路上巧遇了吴功勋。我上去和他打招呼说：“吴同志！”他说：“哎，你不是王庆坨中学的吗？”我说：“是，我是来找你的，你要跟我回去。”“跟你回去？跟你去干什么？”我说：“你把那么多教师都打成黑帮，我们去给他们平反。”他站在那里想了想说：“是得去给他们平反，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两天之内去你们学校。”我说：“好，我在学校等你，还有，你写个检查，行吗？”他说：“行，我写检查。”
两天后，吴功勋来了，我们就和学校原先的文革小组在一起讨论平反的事。我的意思是“一锅儿端”，所有现在被关的一律平反。我意见受到所有人反对，成了绝对的少数，他们说，白振东是当权派，是运动的重点，不能平，右派是反右时就定性的，不能平，还有那个周永祥，说话反动透顶，也不能平。我就和他们争，我说：“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白振东没定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右派是过去定的，现在他们没有新错误；周永祥是文盲，不会说话，不知道哪句反动哪句不反动。”我们争来争去，最后同意除教师们之外也给周永祥平反，其它的可以不再管制，出入随便，象以前一样。
我们还定下来：平反大会面向社会，全镇社直单位参加，我当大会主席，我的发言稿由一个政治教师为我写，并拟好平反人名单。会议的内容定为：大会主席讲话、宣布平反人名单、工作队的吴功勋作检查、受害教师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代表发言等内容。为保障大会开好，我们准备在三天后召开，马上撤掉“黑帮”室。
平反大会的主席台搭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学校留守学生和教师不多，但社直各单位都有人来，还来了许多农民。大会没有给他们准备坐位，他们有的自己带了坐位，有的农民们就坐在地上，还有些人站着。人很多，场面上是有了，但会却开得很不成功。临到开会时，我才发现我的讲话稿是拟稿的老师从《活页文摘》上抄下来的政治文章。但我想，我的讲话不重要，只要不反动，好歹念念算了。老师们平了反就行，也不见得有人能听出我的讲话是抄来的。最糟糕的是后边，我们没有按事先拟定的程序进行下去。
当会开到受害教师控诉的时候，忽然张丕林跑上来，又哭又喊，不断地诉说他被廹害的过程。他拿出了血衣给大伙看，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一个个指名道姓地说都是谁打他，侮辱他，折磨他。他声泪具下地说：“我姓张的，一个人供全校吃水用水，没着谁，没惹谁，平时话都不多说，我得罪了谁了，往死里整我？我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我给谁喝的水里下毒了？我把谁家房子点着了？我跟谁有什么仇呀？！”
张丕林是运动中受害最深的，虽然这次平反中没有他，但对他我很同情，我没有拦他，让他随便说。没想到他的控诉引起了下面农民们愤怒，他们似乎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关心谁挨了打，谁打了人。人们一下子全站了起来，往主席台跟前涌，有人喊起了口号，要把当时幕后指挥打人的教师揪出来。还有人进了学校，把当时文革小组的老师都拉了出来，并排着站在主席台上，也有人上来按他们的头。这几个教师没有反抗，看样子他们要是反抗，当时也会挨打。我这时也没了主意，毕竟当时我只有十几岁，没见过这世面，只能任其发展。平反会变成斗争会，但没出现打斗现象，对这点我很心安，心里宽慰自己说，反正教师们都解放了，目的总算达到了。
事后那几个老师和造反派的学生不干了，他们和我说：“你这是什么平反会，一个右派分子，上台大喊大叫，控诉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这简直就是反功倒算！你大会主席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我说：“那么多人都起来了，我管得了吗？再说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足以矫枉，大方向没有错。”他们说：“你这是站在右派立场上说话。”我说：“你们都是老师，我敬重你们，但你们不能给我扣帽子啊。”他们又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我说：“那好，我和你们说，你们把老师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没人怎么着你们，平反会你们上台站着了，我也没坐着。想想他们这段时间受了那么多罪，我们受了这么一会儿又怎么了。”
这几个教师和学生又和我说了许多，那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和那些“黑帮”比，那些人虽然平反了，但毕竟是有些问题的。而他们，找上三辈儿去都是清白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好人，怎么能放在一起比？我不善强词夺理，被他们说得答不上话来，只好硬着头皮不了了之。
这之后，我再也没和这些人上一起去，各走各路，随着运动往前走，在后来组织各种“红卫兵组织”时，我和这些人成了对立面。
（民主中国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