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话有很多,我都不太同意。但是有这么一句,漂过二百年时空,兀然插立在这里,使我不敢继续批判。二百年前,那句话批判凡尔赛文人的虚空,引起过启蒙运动的分裂。他说,那群人是toujours hors de lui ——生活在别处!

二百年后,我觉得奇怪,只要是文人,哪怕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别处”这一古老而又时髦的陋习,一点没改。

“生活在别处”最时髦的样式,就是使用西方的“根”。

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别人的问题里,却能够生活在别人的话语里。这也成了一种活法。然而,能够移过来的是能指,不能移过来的是所指。他们拼命用隔壁人家的能指,来扣合我们家里坛坛罐罐的所指。有时不小心玩出破绽,被人戳破西洋景,就恼恨听众听不懂“后现代”。

我读“后现代”,如读用中文写成的洋码文字,或是用洋文写成的甲骨文字。你见到过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的那种恶性字体吗?原有逻辑被破坏以后,汉字偏傍部首恶性拼接,中间夹有乱七八糟的机械符号?

“后现代”的某些状况,确象一部使用海盗版软件的电脑。一旦软件出错——而大陆偏偏流行海盗版软件,这类软件的特点就是经常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那些让人难以辨认的符号,我称之为“洋码甲骨体”。

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荆柯刺孔子的喜剧——文化热大讨论。现在恐怕要有一场荆柯刺瓦德西的滑稽——后现代第三世界反第一世界的话语起义。说起来都有点绕口,故而使人想起义和团咒语,有一点象扶清灭洋。

对于这场“后现代”话语起义,其实不必认真。你只要看一看“后现代”阵营是在痞子文学的大旗下安营扎寨,顿时就能明白。那是一种包装,骨子里比前现代还要前现代。在本土具体环境里,“后现代”的话语,哪里找得到与现实生存状态接榫的逻辑接口?如有之,只是一种形而下的前现代生存技巧。

对这种生存技巧说得最早因而也说得最好的是凡尔赛的前任文化部长。他用那口凡尔赛的辩证语言说,这叫“既不违背四项原则,又能顺应市场经济”。真是见道之语。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得出什么语言能如此透彻地道破形而下前现代痞子文学与形而上后现代话语在表面“佯痞”或表面“佯洋”的掩护下,骨子里算到家的那种政治滑头与经济盘算?部长最近听到一些批评,肝火较旺。他撰文反驳批评者是“黑马”之下的“黑驹”,“黑马”就是刘晓波,早已被清算,“黑驹”下场可想而知,因为殷鉴不远。

以被清算者比附当下的批评者,说四十岁的黑马下出了一匹三十岁的黑驹,这话实在有伤忠厚。可是部长成天念叨人们要学会“幽默”,学会“幽默”的“智慧”,看来这就是凡尔赛式的“幽默”,凡尔赛式的“智慧”。除此之外,世纪末的文坛景观还有什么可记?只有前任文化部长与现任地摊盟主结盟,也许是这块土地上最有观赏价值的世纪末景观,富有“后现代”魔幻色彩。它能刷新世界文学史上的有关纪录,它能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们跌落眼镜,看看这块成天吵嚷着要获奖的土地上长出了一簇多么希罕的植物。

世纪末的文坛出现“二王”现象,如此活宝,真是这个世纪的最佳总结。大概也只能这样总结,才能清楚地标示出,经过漫长风雨的冲刷,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含量还剩下多少。

在这块土地上如何智慧地生存,属一种秘密技巧,即中国人视为珍密的“策略”。世故与策略,是中国人的又一“房中术”,它的快感是隐密型的。它使它的主人窃喜为得技,只能与几个灯下密友掩口窃笑,秘密分享。凡尔赛的文化层就浸淫在这一小口龌龊的酸水里,接受它的秘密保护,接受它的秘密腐蚀。

本来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学问不多,智慧不少”,当然就该学习这种生存技巧。然而,精神这个幽灵对人的要求却也苛刻。徜徉在它的外围,它允许你混沌,允许你游戏,允许你插队夹塞,见一个摊头摆一个篮头。再往里走,就开始出现这样的要求,要求你单纯,要求你透明,要求你撤回在其它摊头摆着的其它篮头,一句化,容不得两面取巧,八面玲珑。所以,巧伪人能捞尽世俗的名利,却登不上精神阶梯。

这块土地上的聪明人都已学会世故,因此这块土地只能盛产油头滑脑。最后什么都没有,但可以捧着这点油头滑脑去领奖,而且是诺贝尔奖。

如此热闹的话语世界,当中偏偏有一个现在时语态的缺席,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惊奇。前现代的生存技巧,套上后现代的符号面具,当中恰好遮蔽那个现在时语态的缺失。所以,不仅仅是符号上的提前消费,这是话语世界的一场应时骗局,一场有意与无意巧妙吻合的应时骗局。

想一想他们为何害怕鲁迅——“不能再有鲁迅!”,也许能恍然大悟。那个绍兴倔老头,被这块土地咬过一口,所以就反咬住这块土地不放。他的现在时语态成了当今文学大师的心病,惊心裂胆,箴口不言:

比如他用一个“瞒”字一个“骗”字,道破一部中国历史的真谛;比如他说“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道破名士贤达的闲适心态;比如他用“既帮忙又帮闲”,点破文坛上那些永远闲不住的背影……

距今七十年前,老头提出过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论断: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此前三年,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倔老头还在文人好世界里戳过一个更大的窟窿: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老头死了近六十年,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早该到了“散胙”的时候了。

人是需要自欺的。要骗人,首先要瞒自己。人们抱怨街上都是骗子,其实更多的骗子就寄居在人的内心。人的内心——调用张爱玲的语式——是一袭华美的袍,袍上爬满了虱子。

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内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么一点,因为他们离不开“瞒”与“骗”。比如潇洒、超脱、闲适,这类美丽符号就是为文人雅士内心准备的虱种。文人雅士经常舔惜内心那张华美皮袍,把它弄得又暖又湿,故而那些虱种特别喜欢爬上那张皮袍,并以惊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开来。

鲁迅死于二战前夕。这是他一生不幸的最后大幸。如果让他目睹那场灾难,我相信这个想不开的老头只有自杀一途。

那场灾难让人类蒙羞含垢的纪录,不是广岛,而是奥斯威辛。几千年文明进程在改善人性凶残方面的记录,千年一线,命若游丝,不堪一击。

想想奥斯威辛,就可以看出有我的那些同行参与制作的关于文化超越这类精致的神话是多么苍白。二战前德国的文化与教育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在日本看不到的辛德勒式的特殊拯救——出于人性;或者如施道芬格那样的古典贵族式谋叛——出于文化教养的尊严。但是相对于被成功编织进几百万纳粹军队参与集体屠杀行为的德国青年,这样的个人行为,几乎于事无补;相对于在集中营被残害的七百万犹太生命,这样的高贵事例,则是杯水车薪。

无数只有教养的手指,一分钟前在钢琴上弹奏柔情的小夜曲,下一分钟则可以毫不颤抖地按下毒气室煤气开关,哪怕毒气室里的人群中恰好包括那首小夜曲的作者。所以,奥斯威辛的钢琴声天天不断,奥斯威辛的烟囱口天天在冒烟。

他们在围着一口井跳舞,跳出了各种花样,频繁更换舞步。没有人向那口肮脏的井里吐一口唾沫,甚至不敢向那口井里张望一眼。为了不让舞蹈者偶而走神失足,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近来干脆制作了一个精致的井盖,把井口盖了起来。未必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这是他们出于凡尔赛式的自觉。我却看见井盖缝隙冒出缕缕青烟,一批又一批人灵魂出窍,化为一缕青烟,就在井盖上面的烟云中舞蹈。

还记得原子核爆后的壮观情景吗?第一批人当时即随訇然一响,就地倒毙。第二批人则延缓片刻,死于核辐射,临死前动作变形,表情夸张,故作嬉戏超脱。第三批人则拖得更慢一点,死于核污染,灵魂先溅上一点核爆尘埃,然后逐渐漫湮,至局部,再至全部,直至大脑死亡,却还剩下四肢尚在烟云中舞蹈。死亡过程非常漫长,几乎与人类进化的节奏一样拖沓。由于节奏拖长,肢体动作获得了特别优美的视觉效果,慢动作,近乎舞蹈,可以让人遗忘这是死者的舞蹈,为了庆祝他们的灵魂出窍。就用部长大人自己的话来说吧,这叫“活动变人形”。

井口边的舞蹈越跳越欢。既然已经穿上了那双着了魔的红舞鞋,那就跳吧,拥着满心满肺的虱子,还有那一小口龌龊的酸水,继续跳下去吧!

城头变幻大王旗。不,二王旗。

1995-2-18

燕园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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