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年，父亲四十二岁，母亲四十一岁，上边有一个长我六年的姐姐。 老年得子，全家无比欣悦， 把我当成了宝贝。那年冬天八十岁的奶奶怕我冻着，把我放在她的棉裤腰里取暖，并且为我起了个小名八十。周围的邻居们凑钱为我打造了一枚长命百岁银钱。为了让我消灾免病，父亲抱着我到北新桥的九顶娘娘庙许愿，让我当了个跳墙和尚。从那以后起我的左耳上方留了个小辫子，好把我拴住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母亲请算命先生为我求过一卦，说我是申时生的，井甜水命，我姐姐则是城墙土命。我的命还算不错。
龙须沟畔的环境
我家在北京南城，老街名是药王庙前街二巷。出胡同北口数十步，是有名的东晓市。晓市的街北有个药王庙，据说为了纪念隋唐名医孙思邈先生。庙左侧有个派出所，似乎在《龙须沟》电影中闪现过。出胡同南口数十步，隔着西园子胡同就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了。龙须沟旁有土路，土坡下是低矮破旧的民房，房檐上倒插着一排玻璃碴子，为了安全防盗。南岸的土路铺在天坛的墙根下，又称作坛根。天坛的老围墙是用煮饭的米汤和石灰砌成，十分坚固。往东走上七八分钟是商业中心红桥，那里有九大茶莊、文利栈百货店、山货庄、副食店和几家带卖早点的饭铺。再往东多走几分钟是四块玉，那里有个乱葬岗子。从我家往西走五分钟是金鱼池，再走几分钟就是有名的娱乐场所天桥了。
龙须沟在五十年代初不过是一条露天下水道，有数米宽，居民们称之为臭沟。沿岸居民的污水以及小作坊的废液尽排沟中。久而久之，沟里已见不到水色，只是一条乌黑的泥塘。到了夏天蚊蝇麇集，远远就可以闻到扑鼻的臭气。下暴雨时小孩子不慎淹死在沟内的惨事时有发生。在这样一个脏乱环境中生存的，自然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富商大户。有人说北京南贫北贱，其实这臭沟地带是既贫又贱，下九流人士大多聚居于此。不外乎拉洋车的、缝破鞋的、赶驴车的、打铁的、拉棉线的、染布的、焊洋铁壶的、买破烂的、卖小金鱼的、漚皮子的、磨刀的、剃头的、摇煤球的等等。再穷一点还有捡煤核儿的、检烂纸的、捡烟头儿的。总之都是些卖苦力、耍手艺，或者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尽管分工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天以后，得带回几斤棒子面，让全家填饱肚子。
小院的伙伴
药王庙前街二巷有四个小杂院，门朝东开。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有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每间屋子七平方米。住着7户人家，包括我的五个同龄发小儿。赵家较为宽裕，手工业者，有三个儿子（大球儿、马根和大年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徒弟；小匣孙单身，是个做梳妆盒的木匠；我父原是工人，后来也做起了家庭手工业；曹家大叔在解放前是拉洋车的，解放后在铁路工作，育有三女二男；刘大哥是袜厂工人，有二子（小刘头和老环子），妻早亡， 一直鳏居；在贵寿棺材铺拉大锯的刘大爷与刘大妈年迈无嗣，领养个儿子世荣后，因生活窘迫，1955年移民宁夏；孙大叔在1949年前是个巡警，解放后长期无业。到了晚年，才在建筑公司找了个工作。孙大婶有点驼背，家庭妇女，他们生有三子（啼哭、小三和小崽儿）三女， 挤在一间小屋内，最为穷困。为了缓解，忍痛把大女儿送给一个山西人，大儿子从八岁起就挎个小木箱走街串巷卖臭豆腐。
那时候男孩都有个离奇古怪的小名。我们管赵家的老大叫球儿哥。他长我十五岁左右，妻儿在良乡老家。他是赵家制帽工业的主力队员。他喜欢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兄弟，常把我们聚在一起，教一些猜字谜语。
大球儿哥喜欢评戏。每天早晨，他左手端着漱口盂，右手攥着沾上牙粉的牙刷，一边刷牙，一边在院里溜嗓子，向全院宣布新一天的开始。他参加了红桥的东一业余剧团，在《刘巧儿》剧中，出演过老胡。闲暇时他请摆小人书摊的小罗锅到他的车间里拉板胡，为他和几个票友伴奏。小小的屋子，挤满了一群孩子，给全院带来了朝气。
刘大爷的养子世荣长我几岁，原名昭辉，幼年父母早亡。无依无靠的遭遇使得他养成了寡言木讷，忧心忡忡的性格。刚进门时老俩口皆大欢喜，以为老来有靠。没过几天，刘大妈坐在炕上，一口气没倒上来过世了。有人说世荣命硬妨人。刘大爷收入低微且不稳定，经常喝酒，对世荣连打带骂发脾气，嘴里还嘟囔着：“八路军不打好人，打坏人。”世荣有时给我家帮点忙，我母亲给他些吃的和穿的。他喜欢跟我一起玩。听到乌鸦叫的时候，他就说这不吉利，尤其是对病危的人，“啦啦啦”是把病人拉到阴间。两三年以后，刘家父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移民宁夏。我舍不得失去这个朋友，送给他一个算盘留念。文革时，有人来调查过他，说是要入党。过了几年，再打听他的消息时，听说此人已经过世。
孙家老大属马，出生后爱哭，小名叫啼哭。大概又因为尿过炕，又叫骚啼哭。别看家里穷，骚啼哭 长得倒蛮结实，个子也高，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他比别的孩子晚了两年才进学校。而且念的是识字班。识字班专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开设，不收费。正规小学的学生们放学以后，他们才走进教室。这个日子艰难的孩子磕磕绊绊也读完了初中，又考进地铁中专。中专没毕业他又参军了。退伍后一直开车。他的妻子教小学，生有一子一女。骚啼哭爱喝酒，可也容易醉。
赵家的老二属羊叫马根，意思是像马莲根一样结实。马根家境较好，会玩儿，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头。很多活动都是由他发起的。他初中毕业后找了个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从1962年到七十年代末，月薪一直是三十多元，低收入使他很晚才找到对象。直到1979年双亲去世后，他才结婚成家。 时已三十七岁。我1987年回北京时见过他，一起喝酒吃饭。等到1999年再回京时，他因心血管病逝世，享年五十几岁。身后留下一个女儿。这几个小伙伴中，马根和我最亲近，常常一起聊天，相互帮助。他的早逝令我十分伤感。让我较早地意识到日月如梭，去日苦多。
刘大哥的儿子属鸡，叫老环子，让他像街门上的铁环一样耐久。老环子在我们这些孩子中，可说是命途多舛了。六岁丧母后，父亲忙于工作，没时间照顾他。饥一顿，饱一顿，好不容易上了初中。没多久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送到北京南郊的天堂河少年劳改场。数年后又被遣送到河北省文安洼地务农，从而失去了北京户口。他爸爸一直鳏居，按理他可以以照顾父亲为名，把户口迁回。可是他父亲只有一间屋子， 容不下他一家四口，最终他也未能如愿返回北京。他母亲去世后，我父母常把他叫过来吃午饭，老环子也记得这点恩惠。到了文安以后，他给我父亲寄来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块钱。我们全家很感动，因为这一块钱可能是他当时的所有。老环子活了50多岁，流离失所，客死霸州。
孙家的二小子属猪，叫小三，他上边有个送给山西人的姐姐。小三平日嬉皮笑脸，能说会道。街坊都叫他猴三。 他生性活跃，为人热情，经常帮别人做些好事。邻里间的红白喜事都由他来张罗。不过他也未能逃脱天堂河劳教的命运。同老环子相比，他又十分幸运。一则他在北京有个女友，二则他在文安找了个业务员的工作，经常来京出差，开展商务活动。几年以后返回北京，立业成家。1999年回去时，听胡同北口的成子说，小三当了经理，配有司机。
赵家的三儿属鼠，叫大年，他是大年初一出生的。他初中后在一个区办厂作车工，月薪三十元。大年子说话有点大舌头，人老诚，安分守己，自食其力。
从啼哭到大年，我们院这六个社会同龄人，虽然都能安守本分，但去过劳教场的却占了33%。另外三个也没读或没读完高中。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说出淤泥而不染，未免清高自许，又贬低了我的伙伴。至少我没有为环境所拘泥，没有随其流而扬其波，走上一条与街邻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进了研究生院，后来又留学美国。从龙须沟到斯坦福，同我的发小们相比，实在幸运之至，可算得得天独厚了。感谢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诲，感谢父母勒紧腰带的支持，让我在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学业。
另外两个值得一提的是成子和大君。成子家在二巷北口外的油勺胡同街角上。他爸爸是个木匠，为人慷慨善良，我们院大人和小孩的木拖鞋（趿拉板）都是他免费提供的。成子虽然大我四岁，但童心未泯，爱和我们这些小弟弟一起玩耍。他早年丧母，继而丧父。暑期我们经常在他家打扑克，一玩就是一天。1999年我和他在天坛马路旁见过一面。那时他已退休，儿子开个油盐店。2007年我到他家门口，见到一位老太太，向她打听成子的近况。原来她就是成子的老伴，她说成子已经离世，享年六十有四。人去屋在，令我怅然。
大君长我八岁，虽住在不同院里，但交往不浅，我叫他君哥。1953年初中毕业后，他被选送到青岛集训，回来后分配到国棉二厂。不久他母亲因痨病亡故。结婚后他和他的年轻妻子经常成对成双，衣着时尚，被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老邻居们视若金童玉女，十分羡慕。谁料想风云突变，1957年后他成了右派，被厂子开除。他每天在家陪着没有正式工作的父亲，钉蝇拍，挣小钱。
小匣孙有个徒弟，叫马春辉，为人和气活泼，说话带点山东口音，全院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我们管叫春辉大哥。他喜欢说山东快书，没事就摆弄着两片铜板，“DIANG各另DIANG另丁DIANG”，在院里说上几句，活跃了小院的气氛。他说过：“闲言碎语不用讲，表一表好汉武松武二郎。他练武 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在炕头上。”“有一位大姐本姓杨，小模样长得可实在强。这一天她去赶庙会，东走走，西逛逛，一撞撞到了柿子上。卖柿子的发了话，人家的柿子论个儿卖，我的柿子得论筐。” 1961年，春辉大哥在入伍前，请我们几个小朋友到首都影院看了场电影，德国片《阴谋与爱情》，并且和我们留影为念。
小院的节奏
新中国建立初期，按当时新对联的提法是“共产党来风调雨顺，解放军到国泰民安。”然而人们面对的毕竟是旧中国，百孔千疮，万废待举。那时大街上经常有欢庆活动。有阵容齐整的腰鼓队，也有大鼓大鑔，响声隆隆。大鼓点是三拍子的，“咚咕咚，砌强砌，咚咕咚，砌强砌”。一群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孩子，兴高彩烈地跟在后边，随着鼓点唱着他们的歌谣：“家家穷，净光净，卖了桌子卖板凳”。现在看来，歌谣有些反动，或许还就是阶级敌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但它毕竟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现状，没怎麽夸张。以我们的院子为例，家家必备的一个大件就是两条长凳和几块木板支起来的炕。说也奇怪，那时的人虽然不很精明，却知道如何利用空间，一家不管有几口人，都有块地方躺下睡觉。
几个小件则是一个铁皮围成的煤球炉子和拔火罐，做饭取暖离不开它；一张一平方米的短腿小饭桌，搭上几个小凳。用膳时把它摆在炕上或是院里，饭后再把它横着立起来，放到墙角，节省空间；门前有个水缸用来储水，到了冬天围上个草帘子防冻。开始时水由水井的工人拉着木制水车挨门挨户把水送到缸里。后来街口装了自来水管，居民自己挑水到家。此外各家都有一口大锅和一套竹制笼屉，蒸窝头时少不了它。还有一个铁皮围的小桶，口径比炉口略小一点，沿斜上方有个铁把，这东西叫水汆。用它盛上水，放到炉膛里把水烧开。经济条件稍好的还会有个大洋铁壶，煮开水方便。
我们院的五间南房和五间北方都属于一个叫许德华的房东，他家在受禄街。这些房子像陕北的窑洞。 三面是墙，只有对着院子的一面有门和窗。另外三面的墙则为左右邻屋和前后院共用。窗子只是一个由半尺见方的木格组成的大木框，下边有两块玻璃。夏天住户们自己糊上一层冷布，用于通风，冷布的材料和蚊帐相似。到了冬天再换上一层既可透亮又能挡风的窗户纸。由于房山是人字形的，为了避免屋子上方空空荡荡，住户自己还得糊上顶篷。顶篷不像现在的装修那麽浪漫，它只是几根纵横支在房梁上的高粱（秫秸）杆，杆的下面糊上一层白纸。家境差的，索兴省去顶棚。进到屋里往上一看，像个小庙，别有情趣。房顶是用瓦铺成的，但年久失修，下雨时免不了漏水。
图：我家门前，我母亲（右）和孙婶在文革期间留影。
小时候家家户户的食谱都很单一，主食是黄一色的玉米面窝头，副食则是炒豆腐渣和大白菜，讲究一点的会在上面撒上一层辣椒油。煮豆汁时为了稠一点，往里掺一把玉米面。还有切得很细的辣咸菜丝。我不记得在家吃过焦圈，那东西在我们这儿要算奢侈品了。条件稍好的家庭，有时也会吃上白面馒头或面条，有打卤面、炸酱面，简单点还有芝麻酱面、花椒油面。
小孩最喜欢的要算嘎嘎儿汤了。把小米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和成一块很硬的面团，把它擀平。再切成八毫米见方的丁儿，放到锅里煮熟，连汤带水，能吃出一身汗来。为了改善生活，有时会把棒子面发了，点上点儿糖精，蒸成丝糕。松松软软甜滋滋，人人爱吃。逢年过节，不少家庭也能吃上烙饼炖肉。有时胡同里有人大声喊叫，“卖肺头了！卖肺头了！”，人们连忙端上小锅，跑到晓市的肉杠，抢购肺头，煮一大锅，全家解馋。肺头比猪肉要便宜两三倍。院子里香气扑鼻，小孩们像饿了三天一样，狼吞虎咽地当肉吃着。回想起那个幸福的时刻，我就会感动得落泪。
繁华的胡同
龙须沟附近，饭馆不多。胡同东边的受禄街有个小饭馆，只供应一些主食，如馒头、大饼。北口的晓市有个避难馆，早晨卖豆浆、油饼，中午和晚上有炒饼、烩饼。能吃上个辣子肉丁或木须肉的人没有几个。到了年关，有不少逃账的人躲避在此，故名曰避难馆。往西北走几分钟，过了三里河，就是北桥湾，那儿有个小铺子，专卖油渣汤，一毛一碗，就上半斤大饼，花两毛多就可吃饱，还挺有油水。父亲忙碌时，带我去吃过几次。
尽管地方狭小，生活艰苦，GDP和消费水准都低得可怜，胡同里还经常是生活气息浓烈，显得商机无限。一因孩子都爱在胡同里玩耍，跑来跑去，二是买卖人你走他来，络绎不断。一会儿是送水的拉着水车，提着木桶，一家一家地往水缸里蓄水。一会儿是煤铺的拉着煤车，挎着箩筐，一户一户地送煤球。一会儿是收破烂的，挨门吆喝，“有破烂儿我买”，一会儿是货郎摇着拨啷鼓，来卖针头线脑儿。一会儿是掏大粪的背着粪桶挨院清理茅厕，一会儿是打鼓儿的来收购旧衣服。一会儿是卖臭豆腐的，“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一会儿是卖手纸的，“豆儿纸，卫生纸，谁买我的豆儿纸”。一会儿是“冰棍败火”，一会儿“韭菜黄瓜”，一会儿是“沙鸥门的焦排叉儿”。一会儿是扛着长凳，磨剪子镪菜刀的，一会儿是推着小车，卖围水缸的草帘子的。一会儿是锔碗儿的，一会儿是焊洋铁壶的。一会儿是敲着梆子卖油的，一会儿是拨着唤头剃头的。有推着小车卖扒糕的，卖凉粉的，卖豌豆黄的，卖玫瑰枣的。还有吹着长号卖水果糖的。还有画糖人的，捏泥人的。还有箍漏锅的，弹棉花的。如此这般，难尽其详。这街景宛若走马灯，又如赶庙会，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落彼起，热热闹闹，生机勃然。
邻里的和睦
说来也怪，尽管衣食住行都很艰难，龙须沟畔的百姓们却鲜有怨言，他们今天重复昨日，明日又重复今天，不厌其烦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休养生息，传宗接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父辈们从晚清、民国、日伪、到解放战争，没过过几天消停日子，一旦有了个和平稳定的四维时空，他们不但知道珍惜，而且，对未来也抱有希望和信心。七八户、三十多口人拥挤在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小院里，不需要维稳理论，居然能长久地和睦相处，融洽和谐。就是小孩们偶尔闹些冲突，甚至叫骂打架，大人们也都能识大体，宽宏处理，随时化解。
由于生活窘迫，尽管各家内部有时发生争吵，但邻居之间却没翻过脸。在街上遇见了，都客气地打招呼。小孩子见了大人，都以长辈相称，诸如赵大爷，李大叔等。要是后半晌见了，就说，“下班了您？”傍晚见了，就说，“您吃啦？”。夏天，各家都在小院里吃饭，见邻居走过时，总要放下筷子，满怀尊敬地仰起头来说声，“您吃点儿吧？”。现在分析起来，这种寒暄未免有些虚伪和小气。明明知道人家不吃，却偏要问人家。吃就吃吧，还非要让人家只吃一点儿，透着小市民的低俗。可当时，问者、听者都没这么想过。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和美国人见面讨论天气大同小异。
邻里间没出过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事情。常常是一家有难，多家相助。一家的孩子没了吃的，另一家就会拿出半拉窝头递给他。至于做饭时急需酱油，到邻家取一点儿是常有的事。我父亲生病时，我不在家，邻居们会帮着送他去医院。有一次，我父亲卧病在床要吃馄饨。 孙家小三就走到天桥买一碗端回家来，来回得走半个小时。真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这个朴实和睦的部落群体延续了多年。直到1970年夏天，这院儿被定为危险房，才宣布解散。除了我们一家，其余都搬到金鱼池新盖的简易楼去了。分开以后，这些老街坊还像串亲戚似的，不断走动，相互关照，相互帮助。大年子找我说赵大爷要剃头，我二话不说，拿了理发推子就去。我周末要打家具，马根儿到时候带着工具就来。我们搬家的时候，也都靠老环子的鼎力相助。遇到有人结婚办喜事，大家会出点儿钱随份子，一起庆贺。
古城的变迁
在我旅居国外的三十多年，古城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鱼池单薄的简易楼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崭新漂亮的楼群，然而老街坊的去向也沓无踪影。往日的生活虽然贫寒，但院里温热的旋律，和缓的节奏，美好的期待，甚至左邻右舍锅碗瓢勺的交响，都那么值得留恋。每每想起，热泪盈眶，拨我心弦。可是时过境迁，故人往事像流出去的水，冒出去的烟，一去不返。何况，又有多少人已离开人间。这或许更值得我拿起笔来，把他们印记在字里行间，让后人知道，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曾有着那么多穷困而又美好，平淡而又动人的故事。
这些人没有隔夜的钱财，没有换洗的衣衫，没学过微积分，不晓得相对论，但他们知道怎么做人，怎么对人。他们终日奔波，从不厌烦；他们衣食简陋，从不埋怨；他们心怀希望，坦荡乐观。他们领悟世上的真情，他们懂得人间的冷暖。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那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小院。年幼时我觉得人生是那么久远，就像大地与蓝天。如今我高堂明镜悲白发，才知道人生是那么短暂。当你珍惜某种关系时，兴许会维持一段时间；当你中断某种友情后，这或许就是永远。不光人面不知何处去，就连那陪衬的桃花都会落完。如果能再活一遍，我一定会珍惜那些儿时的伙伴，珍惜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瞬间。
像电影《龙须沟》里程疯子说的那样，“龙须沟脏，龙须沟臭，政府心里也难受”。解放后不久，臭沟就被填平了。天坛的围墙也被修葺一新，下面还铺了一条柏油马路。 天坛成了国家公园，开了个北门，供人们娱乐休闲。1956年夏天，有轨电车连通了天桥到东单一线。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小孩乘车免费，我还兴高采烈地坐着电车到东四牌楼去玩。又过了几年，那个元宝形的金鱼池也被填平，盖起了学校、居民楼和商店。我有个万分荣幸的童年，因为我曾目睹了龙须沟的变迁。
（选自文集《秋水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