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还没上学，大球哥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他把我从屋里叫出，带我到马路上兜风。我横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他矫捷地翩起右腿，骑出了胡同。路上叮铃铃一阵乱响，我荣幸地分享了他的神气。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骑到自行车上，因而久久不会忘记。当然我也不会忘记那位带我兜风的人。
大球哥是对门赵大爷的大儿子，大名叫赵祥。大球哥从小过继给他家在农村的大爷，但是他还和生父住在一起，因为他是赵家的主要劳力。赵大爷经营帽业，他负责裁剪营销，大球哥和一位徒弟负责缝纫。按现在的话说，赵家是个体户，当时的职称是小业主。小业主又分摊商和座商，赵大爷没有门脸儿，每天一早到市上摆摊儿，因而他算摊商。赵家兵强马壮，生意红火，小有积蓄。在小院里算得上富庶之家了。
大球哥二十岁多，个头不高。一双大眼，虽然不那么有神，但透着厚道和纯朴。他的牙齿不太整齐，按北京人的描述方式，有点豁牙露齿。虽然每天没时没晌地干活，但日子过得乐观充实。
每天一大早，他左手端着白瓷漱口盂，右手拿着沾上一层牙粉的小刷子，在牙齿上杵来杵去。然后含一口水，喝啰啰晃悠几回，噗的一口吐到地上。有时他还伸出舌头，用一个弯成前门洞形的弓子在舌头上刮几下，直到找出恶心要吐的感觉。
刷牙漱口完毕后，憋了一宿的口腔终于又感到清凉，于是他开始在院子里溜嗓子，唱几句《秦香莲》《刘巧儿》。吃完早饭，嗒嗒嗒地蹬起机器，聚精会神地投身到本职工作。
别看大球哥整天忙忙碌碌，却有闲情逸致和院里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小子打成一片。白天工间休息或晚上没事儿的时候，比他小十多岁的几个孩子会到他的车间兼卧室听他神聊。有时，他教他们谜语，有时讲故事。这些谜语多是字谜。比如“二人打架打破天，十女耕田在一边。我要骑羊羊骑我，千里姻缘一线牵。”谜底是“夫妻义重”：“虫入凤窝飞去鸟，廖化头上生春草。大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谜底“风花雪月”：“蒋匪将官入城，何宗星光干司令。朱司令谈判未去，毛主席三下南京。”谜底“花”。大球哥虽然是一位普通劳动者，但有过几年的书底，对文字颇有兴趣。
大球哥讲过不少故事，可惜记住的不多了，比如《苟辟》《河漂子》《三根金丝发》等。苟辟在学校里是好学生，有一回做了错事，被老师留在教员预备室。下学的时候同学一起找老师为他求情。老师就是不同意。学生把老师说急了，老师放了个屁。学生说：“老师您同意了。”老师坚称：“没有。”学生说：“您刚才放狗屁了。”
河漂子是个系列故事的主人翁，只记得他打狼的那段了。晚上他背个中间有孔的大锅盖，到野外挖好的土坑里藏进去，再用锅盖遮住。狼闻到坑里的肉味，就把前腿从锅盖的空洞伸进去。这时河漂子马上拴住狼腿，离开土坑。用手揪住狼腿，背着锅盖满载而归。
三根金丝发说的是有个小伙遇见一位金发仙女，仙女为他生了个儿子后走了。留下三根金色的头发，告诉他她要去的地方。将来，他可以带着孩子寻母，以三根头发为证。后来他带孩子去找仙女。人家摆出十多个一模一样的金发女郎，选对了就让他带走。情急之下，他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一哭，有位女郎也哭了，她就是孩子的母亲。当然大球哥说得要生动多了，让这几个个孩子伸着耳朵，瞪着眼睛，听得入神。
大球哥喜欢帮助别人。我父亲人过中年，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朋友的帮助，也搭起做帽子的摊子。但是雇不起徒弟，只好让十二岁的姐姐开始踏缝纫机。那两年从城里到农村搬来搬去，再加上生活还没着落，她也没进学堂。大球哥成了姐姐的义务辅导员，教她如何使用缝纫机，纳直趟，还教她换梭芯，换线轴，上机油，换针头。在他的帮助下，姐姐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小小的年纪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一家的日子也开始好转。
那时候的人结婚早，大球哥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但是他已经成家了，并且还有个儿子，叫小龙。五十年代初，大球嫂来过几次。她留着短发，虽然来自农村，但穿一件女式宽领瘦腰的制服。她的一只眼睛受过伤，黑白眼球失去分界，看上去浑浑浊浊。大球嫂很和善，虽然住的日子不多，和院里的街坊都相处得挺好。一年夏天，大雨刚过，虎头虎脑的小龙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蹲在在院子中间，手里拿把长竹竿在积水上啪唧啪唧地打来打去，嘴里还哇哩哇啦地叫着，天真可爱。直到浑身都是泥水。大球嫂发现了，连忙拉着他去清洗。
东晓市的路边，药王庙的门前，每天都有一个小罗锅在地上铺块蓝布，蓝布上摆着许多小人书。那时候小人书是小孩子难得仅有的文化娱乐，小罗锅的旁边总会有几个孩子，付给他几分钱后，一本一本地翻阅着，尽管有的孩子还不识字。在那个年头，靠几十块钱的成本，小罗锅居然也能混口饭吃。小罗锅三十岁上下，后背朝前弯曲成75度角，约合1.3弧度，因此个头不高。除了摆书摊，小罗锅还会拉板胡，于是他和大球哥成了朋友。
大球哥是个戏迷，尽管每天清晨都能撒撒风，喊几句，但是没有伴奏，不过瘾。就像啃窝头的时候不带咸菜疙瘩，尽管也能填饱肚子，但吃起来总觉着不大对劲儿，少了点儿什么。于是，在活儿不忙或年底的时候，他会把小罗锅请到他的小车间，嘀格儿隆咚地拉上几段。他和南院的学贵大哥在悠扬清脆的板胡声中痛痛快快地过把戏瘾。“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明公休听这贫妇人的谎，叫我相认为哪桩。”还有《人面桃花》和当时家喻户晓的《刘巧儿》唱段。可惜胡同里没有青衣花旦，而评戏又以女角为主。院里的几个孩子这时也来凑热闹，虽然不会唱，但是有说有笑，过一个欢快的晚上。曲终人散，作为酬谢，大球哥会塞给小罗锅一两块钱。
除了自己爱唱，大球哥还参加了红桥地区的东一业余评剧团。我在穿行店胡同口里的文化馆看过他们的演出《刘巧儿》。大球哥在里边饰演了一位乡里老胡。当赵老汉带一群人绑架他未来的儿媳刘巧儿时，被披着上衣的老胡看见了，有几句唱。“忽听门外有人声，赵老汉提了灯笼一个，……”当然我当时最欣赏的还是大球哥的表演。如果能拍成电视剧，他的名字肯定会上字幕。您别小瞧这个业余剧团，还出了一位评剧界的真龙天子，成为评剧事业承上启下的泰斗。可惜他没把大球哥一起带走。
我后来对戏曲的爱好和大球哥不无关系。开始时我随着他学评剧，也能唱一大段陈世美。没过两年，我就和陈先生一样，移情别恋，爱上了京剧。如果说唱评戏是抽烟卷儿，那么京剧就是雪茄，味儿更浓更足，也更华贵。早年和大球哥的相处对我产生了不少影响。
大球哥在工作之余也读书。他读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马加的《小马枪》。读完后还给我们讲里边的故事。记得里边一位主人公的名字叫那申乌吉。他还教我们歪读百家姓，“赵钱孙李理不通，先生打我跳东坑。东坑有个小蚂蚱儿，我是先生的小爸爸儿。”他小时候念的是私塾，所以有这样的情趣。
1956年，大球哥随着赵大爷一起合营到北京第六制帽合作社，成了集体企业的工人。上班下班，日子过得挺惬意，还能参加帽社的业余剧组。1958年，单位动员农村有家的工人回乡务农，支援农业。不知道大球哥触发了哪根神经，响应了号召，拿着几百块的安家费跟大球嫂团聚去了。
回到良乡老家后，大球哥到城里来过几次。每次都到我家坐坐，跟我母亲说说话，我母亲也问问嫂子和孩子的寒暖。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74年，他骑的还是那辆永久车，只不过前轴上加了一对保险叉子。当时我正在位于坨里的二机部401所带学生实习。坨里和良乡相距不远。大球哥说，他到那个大院的旁边去过，骑着车拾过粪。他说那里的院墙很高，门口还有解放军站岗，挺神秘的。他为我能在那样的机关工作而感到高兴。
经过农村多年的风吹日晒，大球哥显得有些黑瘦，一双大眼球更加突出，多多少少还带上一点呆滞。比起当年骑车兜风的飒爽英姿，他老了许多。
（作者文集《渔舟唱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