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佛光
自1968年初从恩格斯的著作里了解到一点欧文的主张和实践后，欧文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他那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强烈地影响着我，他让我把在“12.5事件”的过程中一直持有的对此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变成一种锥心的痛，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人性恶的一面，对照欧文让我对自己的反思一步步往前走。这反思是从浅表开始的，最初只是认为自己的方法不对。这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认识，从公安机关到法院，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过：只要没把人打死你一点事都没有，是你们的行为越过了法律的杠杠，所以错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认识比他们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因为我开始想到了对这一类人的改造问题。十几年前在看守所里对那个流氓团伙的龙头老大秦飞所作的努力，就是我对这类问题的一种思考。
虽然有一点收获，但总感到意犹未尽，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惑自己：为什么在面对接连下来的病危通知书时都能善待本校犯下那样暴行的老红卫兵，却在连孔威、傅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就作出了枪毙他们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从表面上来看是“革命”，是“正义”，是“理想”，是“追求”，是所有这一切让我深信不疑、义无反顾，但这些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何以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样真诚地表现出来。
在十几年的反思之后，开始觉察到这是不是在我一直不可遏止地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某一层面的人划归为社会的渣滓，冷漠地把他们视为可以消灭的另类？而我们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自己不在同一个层面而已。是不是在不易察觉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在自己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全力以赴地投身入自己所向往的革命时，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部分人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当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不是去追求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去保证程序上的正义和权利上的平等，却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而用这种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最终的胜利者的。不幸的是当时在自以为有思想时却丧失了理性，这对人对己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为什么博爱的思想和观念在我的心中远没有上升到自由和平等那样的高度？这是不是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敌人要像残酷无情的严冬”这样的说教中长大的一代人极可悲的局限性？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博爱的思想和理念却是很难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提出来，并且它被认识和接受远比接受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艰难。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要，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认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对一颗不愿沉沦的灵魂来说，最终走到这一步却是必须的。
前几年在三中队我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有想法也只能闷在心里，别说做，就连说说也不行。但现在有了变化，从管教股到中队都给了我一定的信任，在犯人中我有足够的威信，已有可能实践自己的某些想法，我在等待着可能的机会，等待把我的思考和认识变为行动的机会。自信这和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抵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应该是创造而不是毁灭。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相反，我始终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这种爱是发自内心，是无法改变的，我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做出任何牺牲。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视我为敌人，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我眼里我没有敌人。现在我想的和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希望为人民、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都要去做。如果说这是角色错位，那错位的绝对不仅仅是我。
这个机会来得太沉重，这是1983年的夏天。
劳改队里扯皮拉筋的事总是有的，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但这几天的感觉不一样，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隐若若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在暗暗涌动。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当我留心这平静时，十几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甚至让我嗅到了引信在悄悄燃烧的气味，只不过不清楚这引信的另一端是什么。
反常的行色匆匆，反常的诡谲笑意，反常的嘀嘀咕咕，反常的外队人，进进出出。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没有如此集中地出现过这样多的反常现象，这不像是个别人想闹点鸡鸣狗盗的小麻烦，而是一批人在悄悄酝酿一个大事端，这是要出大麻烦的征兆。究竟会是什么事？跟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谈过，他们虽然都有点感觉，但也不能明确地说出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
外面的“严打”①如火如荼，死刑的上诉期由十天改为三天，事实上跟取消上诉期的杀无赦没什么区别。枪毙人的布告一批接一批地贴在墙上，上面已看不到十年、十五年的刑期，布告上的一串串姓名几乎全用血色的油墨覆盖着，就像躺在血泊里的一具具躯体，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从布告前面走过的人的神经。在这样肃杀的气氛里，这监狱里出的事却越来越大，前几天三中队还差点闹出了人命。事前虽有征兆，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那样严重。真希望我周围的人不要在这个风头上出点什么事，在这个风头上生点事受到的惩罚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事情可能就在眼前，会是什么事呢？我有可能做点什么？
“李乾，启贵和巫刚各号了一帮人约定明天下午在工地里对搞，两边都说这回不死几个人下不了地。”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红炉组的组长方静，他是我一个很知已的难友，为人正直，生产上很有一套。他是属于那一种骨子里正统却生性豪爽、不乏江湖侠义的人，不管你过去是有身份的正人君子还是不入流的下三烂，他都能相处得不错。有人找他帮忙锻打匕首，他感到有点不对头，这消息是从来人的口中套出来的，一听说后连忙来告诉我。
原来我只听说启贵和巫刚在外面时有点“烟子”，但进来后几年来都相安无事，怎么一下子就闹成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局面呢？这消息太及时了，各种反常的现象总算找到了原因，但我一时好像还不能完全相信。
方静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搞清楚了。
“这次盖印刷大楼从总厂调来个基建队，里面有不少人是巫刚的街坊，其中有几个是三天不闹事就憋得慌的主。分到基建队的有几个是省油的灯？不知怎么几捣咕把巫刚扯皮闹事的欲望捣咕起来了。启贵怎么会输这口气呢？几来几往，最后约定一决高下，要拼个鱼死网破。两边都说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
“有多少人会卷进去？”
“听那伢的口气恐怕有六、七十人。”
“会有这么多人？！”
“我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来找你商量是不是马上给陈队长说一下？”
“最好先不忙说，现在正是‘严打’期间，这样大规模的闹事，不管打起来没有，只要捅上去，肯定会列入‘严打’范围，搞得不好会有人头落地的。再说，三中队林海强的教训还放在那里。”
林海强跟一个跛子扯皮时两个人都动了手，中队把矛盾上交到管教股，管教股来人后是各打五十大板。跛子认为自己吃了亏，咽不下这口气，偷偷从车间带回一把榔头，半夜里爬起来朝林海强的脑袋砸去，林差点一命乌呼。如果不是跛子一口咬死只是想教训林一下，没有要他命的想法，恐怕不是死缓能解决问题的。
“那怎么办？”
“你去把××、××、××几个人找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这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
在等他们来的这段时间，心里突然有点犹豫，这究竟是不是自己该做的事？前几天的一幕在脑海里冒了出来：
那天晚饭后洗澡时我在澡堂里跟人闲聊了几句，说按照现在“严打”的搞法，这里好多人都要枪毙。第二天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头天在澡堂里说了些什么？原来那个曾给我戴了脚镣的贾干部当时也在澡堂里，不在一个中队的他特地找到我中队的指导员，把我的话掐头去尾，说我在犯人中散布这里要把好多人拉出去枪毙。指导员问清楚了后说，我也不相信你会说出那样明显的错话，但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点。这事给我提了一个醒：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能忘乎所以。
这刚过去的一幕让我在这趟尚不知深浅的浑水面前有了一点犹豫。但想到这件事关乎几条性命，以可以承受的惩罚去搏几个年轻人的性命，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应该去做的，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要努力一搏，具体的措施在心里也清晰起来。
“方静把情况给你们说了吧？”人一到齐我就问
“在路上跟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事如果我们不出手压下来，肯定有人要掉脑袋。现在就汇报给管教股，恐怕会出现林海强那样的情况，压而不服，最后还是酿成血案。我想避免这个后果出现。”
他们很注意地听着。
“具体想法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看看可不可行。第一步我们要防止今晚他们在号子里就搞起来，这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要做的事，一、××、××分别盯住巫刚和启贵，不让他们带任何可能成为凶器的东西回监号，不让他们两个人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把他们两个死死盯住，一有扯皮的苗头坚决把他们扯开。二、××现在回监舍去，就说我说的叫值班的把门打开，把那几个可能闹事人的床铺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凶器一类的东西，然后把门锁好。叮嘱值班的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回了号子。三、今晚值班的力量要加强，把值班人员临时调整一下，换上几个责任心强脑袋瓜子反应快的，任务要交待清楚，发现异常情况马上叫醒我们几个，我们睡觉衣服就不要脱了，值班的事××去落实。四、这件事我们要内紧外松，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搞得满城风雨，那样肯定会有人捅到管教股去的。五、方静你跟启贵比较熟，你负责做他的工作，要跟他讲明厉害关系，如果他不听劝硬要闹，不仅他一个人会掉脑袋，还会害了一大帮子人的。巫刚的工作我来做。
最后我要讲明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场斗殴就算是被我们成功地制止了，管教股知道后我们很可能也要挨训；这个计划如果失败，管教股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的责任。大家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去做？如果你们都认为不值得，我马上去找陈队长。“
“这是救人命，值得。”
“你李乾做事我们信得足。我们又不是做坏事，会有多大个责任？要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两手准备，要设定一个最后的时间，如果到了最后的时间还不能有效的化解这个事端，我们要及时给陈队长说。”
“是这个话。不然真出了事，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也有违我们的初衷。”
“最后的时间是不是定在明天下午三点钟？”
“我看可以。”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了。”
“再考虑一下。”
“没有了。”
“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气。”
他们几个分头去了。
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并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也值得去做一下。这是几个卑微的灵魂在良知的指引下，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几个生命，这是几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父母，有的还有妻子儿女。
很感谢这几位难友在这个时候无条件地相信了我、支持了我。刚才布置任务时，他们一脸的兴奋，为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参与这样一件事感到某种骄傲，脸上透出几分光荣和神圣，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在世人的想象中，在这高墙电网内关的绝对是一伙青面獠牙的混世魔王。可谁能想到，此时有几个背着长长刑期的囚犯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一脸神圣地要竭尽全力挽救几个迷途的年轻生命。这群年轻人正在悬崖边上，领头的已抬起了一条腿，后面的已作好了准备往前冲。这几个囚犯冒着风险在这悬崖边拉起一道护栏的同时，正在绞尽脑汁让这群年轻人能够迷途知返，回到安全的地方
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不知道，但至少在这个劳改队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在这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面前表现了罕见的良知和勇气。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性回归，应该说还是这几个人对自己的超越和境界的升华，这是上帝借他们的手来显示自己的无处不在。
他们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红十月》编辑室的那次会议。
两次会议的参加者同样是一脸的兴奋，同样是兴奋里透出光荣和神圣。所不同的是那次会议是要消灭几个生命，参加者是一群单纯的一心向往革命的年轻学生。当时他们相信革命导师说的把盗贼就地枪决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的法律”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让这群年轻人一脸神圣地草菅了人命，让这群单纯的年轻人无比虔诚地实施了暴行。所幸的是人性和良知没让他们走得不知回头，他们在痛苦中反思、忏悔、醒悟、回归。而这次会议是要挽回几个人的生命，参加者是几个身负重罪却一脸佛光的囚犯，其中主持会议的那个人已从过去的理论中走出；十几年前在策划处决那几个人时还期待人民的褒奖，十几年后在商量挽回几个人的生命时却准备接受政府可能的惩罚。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定数？在自认为是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而组织了枪毙两个年轻人行动的十六年后，经过痛苦的反思已回归于理性的他，那内心深处从不曾熄灭的理想之光又必然会驱使他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组织这个旨在挽救更多年轻人生命的行动？
当年，大会小会反复讨论，形成明确的决议，然后像执行一个神圣的革命任务一样去枪毙两个“流氓”的事件在武汉市绝无仅有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在这过程中他们一直自认为是一群有思想的人，自认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因为有思想，所以事后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争相承担责任，不惧怕面临的一切可能，哪怕是杀头。现在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以带罪之身，冒着风险，在高墙电网内冷静地分析、组织、安排，竭尽全力去挽救更多流氓的生命的行动也是同一个人策划和指挥的，也同样是绝无仅有、没有先例的。在这过程中他还是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当然现在的思想不是十六年前的那个思想，此时博爱之花不仅在他心中绽放，而且开始结出理性之果。他知道在“严打”的形势下这是个不合时宜的举动，这个不合时宜的举动会有什么后果很难预料，在几个人的性命面前，他顾不了那么多，当心里充满神圣的时候，眼里是没有危险的。
能做出这样两件事的人，胸堂里跳动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是不是一切尘世间的羁绊他总是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注定要干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事情来？对一个有思想的灵魂来说，十六年前的血腥和十六年后的仁爱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这究竟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还是注定要上天堂的灵魂？这类似的挽救生命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自己也是同样艰难的时候出现，是不是命中注定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昭示，他的灵魂早已皈依了无所不在的上帝？这肯定是一个渐变过程，有一个量的逐渐积累，是在哪一天到达的临界点？他不知道。
不久前，总厂来人组织这些服刑的囚犯看了一部录像，是“严打”中武汉市第一次公判大会后枪毙人的现场实况。
公判大会的镜头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串警车开过来，停下后一辆接一辆警车的门被打开，每辆警车上有一个反绑双手，背上插着亡命旗的死刑犯被两名法警押下车来。这几十名被判处了死刑的犯人相当一部分是面如死灰，两腿已不听使唤，是被法警架下车的，他们恐怕早已魂飞魄散了。有的神智还算清醒，下车后还留恋地抬头望了望那在他眼里即将消失的天空。在他们前面有一条长长的白线，白线的一端插着一面小旗。一声哨音响过后，一个个犯人被法警顺序押向那白线，走不动的就拖，到了那白线后就往下一按，犯人就跪在了那里，法警守在后面。从插有小旗的这一端开始排起，相隔不远就跪一个。在电视的画面里，几十个犯人好像跪了很长很长的一条直线，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又一声哨音响起，法警迅速撤离，每个犯人身后走上去一个手握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在很近的距离用枪口指着他前面的犯人。再一声哨音响起，轰的一下枪响了，随着整齐的枪声，几十名跪在那里的犯人像被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猛地朝前一推，齐刷刷地朝前一扑，动也不动地趴在地上了。地面上的灰尘被巨大的气浪吹得弥漫了整个画面，就象无数看不清面目的阴魂在奔走呼号，漫天狂舞。
我是亲手开枪打死过人的。即令我有过那样的经历，这个令人窒息的现场录像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巨大的视觉和心灵上的冲击让我的心脏几乎不能承受，录像还没放完我就跑了出来，在外面低着头默默地来回走着，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我无法认同在执政三十多年后，还要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杀人，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与其说这是法律，不如说这是凌驾于人民意愿之上的“长官意志”。不论决策者怎样去说明他们这样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若干年后再回头来看，会不会又是一个失误？以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来处理关天的人命，会不会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后遗症？我想起自己当年决定“12.5行动”时自以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个“严打”是不是一个放大了的“12.5事件”？
经过这十六年的痛苦和煎熬，经过这十六年的学习和思考，我感到视野在逐步开阔，认识在不断升华，心胸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时冒出一点悲天悯人的想法，觉得应该善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尽管生活中不如人意的东西太多，在激愤时我也会对某些人和事表现出不屑和不齿，但事后大都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多少想一下。细细想来，其实他们也只是跳不出那个局限，形为心役而已。普渡众生是上帝和菩萨的事，对于我来说，尽力同身边的人共享理性之光却是可能的。
晚点名后，门锁上了。之前方静告诉我监号里没有发现可以作为凶器使用的东西，但巫刚和启贵身上有没有还吃不准。这晚的电视很热闹，但巫刚没像往常那样挤到人堆里去，他坐在床上想自己的心事。离他不算太远的启贵似乎在闭目养神，眯缝的眼睛不时睁开一下。表面上看，这监号里除了空气有点沉闷、有点不容易察觉到的紧张之外，一切正常，但我清楚这正常下面隐藏的危险。我正站在一个火药桶旁边，引信已经点燃，正在快速地燃烧着，如果不能在引信燃到尽头前把它掐灭，就会有几个生命化为灰烬，并殃及到一大批人，这火药桶的爆炸也会波及到自己和几个无保留支持了自己的难友。如果这群迷途的灵魂不及时清醒，不从内心生出停止这场斗殴的愿望，我们所有的努力最多只能延缓这火药桶的爆炸。但愿他们狂暴的灵魂能够在火药桶爆炸前冷静下来。
怎么样打开启贵的心结？抽象的大道理或简单的说教肯定是没有一点用的。听说矮矮敦墩、身经百战的他在外面算得上个人物，是几次有影响的流氓斗殴的核心人物，打起架来不仅亡命得很，而且还很有章法。到这里来后平时言语不多，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没想到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几十个人跟他一起玩命。这样的人一旦有了主意后是很难让他改变的，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不然他就没法再在那一群人中混。平素和他没有什么交往，怎么让他能听进我的话呢？我反复在头脑中回忆有关他的一切。突然想起有一天晚上他就在这里跟人比谁憋气的时间长，我当时只是看了一下热闹，那次他是无敌手，一副很是得意的样子。当时我就想过：如果我要参加，应该有把握胜他。想到这里感到有了主意，我让人打来一盆水，然后走到启贵跟前把他肩膀一拍。几乎在拍到他肩膀的同时，我的手就被他抓住了，但他眼睛并没有没睁开。
“好灵光啊。”我发出由衷的称赞，看来这家伙真是身手不凡。
“是你？你今天怎么会来跟我这样的人开心呢？”他松开我的手说。
“真没想到？”我笑着问他。
他似乎不好回答，没应声。
“别坐在这里发呆了，走，我们两个人去比试一下。”
“我们两个有么事好比的呀？”
“你不是总在吹牛，说你的肺扩量全厂第一，让我见识见识。”
“你想跟我比？”
“怎么？是瞧不起还是不敢？。”
“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豆腐莫打老了，大话莫说早了。你要输了么办？”
“你说么办就么办。只要你开口，杀人放火我都干。”
“莫说得骇死人的，开口就是杀人放火，把我当了乡下人来骇？”
“不是骇你，人负了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又是么事情让你负了急？”
“这跟你说不清楚。”
“好，说不清楚就不说，我们先去比，比出了高低再说。”
那盆水附近已经站了好几个人，看见我和启贵过来要比试比试，都围过来凑热闹，有的说还是三盘为定，有的自告奋勇当裁判，有的热心快肠地传授制胜秘籍。
“李乾你比我长两岁，你是‘拐子’，让你先来。”他的花花肠子还不少，一到水盆边就说。
“你还不苕啊，里子面子都要了，想先试试我的斤两？好，我就先来，裁判看好时间。”说罢，我做了两次深呼吸后，把头埋进水里。过了一分钟后，裁判开时报时：1、2、3、4……数到46时我抬起了头。
轮到他了，他胸有成竹地看了我一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在裁判数到58时，他的头出了水，脸上露出小小的得意。
第二次我是2分28秒，他只2分26秒。我看他这次够呛，差不多到了他的极限，出水时他大口的喘着气。
第三个回合开始了，我使出了绝招：水里换气。所谓水里换气并不是从水里吸取氧气，用肺呼吸的动物都没那个本事，是通过吞咽动作把鼻腔、口腔和气管里面未被利用的空气和肺部的空气来个换防。这一次我是2分58秒才出的水。
“认输了吧，启贵。”在他把脑袋浸在水里时，我拍着他的腰说。这一拍知道了他身上没有“家伙”。
“你干扰我，这盘不算。”他抬起头来喘着气说。
“可以可以，重来你也是输，你这回输定了。”
他重来也只是不到一分半钟就出水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到2分58秒，已无心恋战了。
“我甘拜下风，么条件你说。”他倒很是痛快。
“条件不高，只要你装三天孙子。”
“装孙子？你开国际玩笑。”
“哪个跟你开玩笑？我是正尔八经跟你说的。”
“那不可能。”
“么样说话不算话了？刚才还在说我要么样就么样，连杀人放火都敢。”
“这不是说话不算话，是你在出难题，我启贵是装孙子的人？”
“装孙子比杀人放火还难些？我说的这个装孙子又不是要你去给别人磕头作揖，只是要你不管别人怎样，都不跟别人抖狠。”
“搞半天你的‘套子’在这里。”他明白了我的用意。
“古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胜人者力，自作胜者强。”见他明白了，我想再把道理说透点。
“莫跟我讲这些，我没读过书，听不懂。”
“我一解释你肯定懂，你要真不懂，这个孙子就不要你装了。”
“那好，你说。”
“能够战胜别人只能叫有力量，能够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你要听不懂这话，那只能说明你是弱智。是弱智就不用装孙子了，他只能是个孙子还用装？”
“你的套路还蛮深呐，听懂了我要装孙子，听不懂那我就是孙子，我反正总是要当孙子。”
“哪个叫你发那个泡的？愿赌就要服输。”
“那你让我想一下再说。”
“又不是做文章，哪有那多要想的？”
“三天我做不到。”
“三天做不到？那好，我让一步，只要你装一天。”
“好，这个孙子我装了。”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那我么样晓得你是不是做到了呢？”
“你不相信我说话算话？”
“我相信，但是我要证实。”
“那你说怎么办吧？”
“明天除了干活的时间外，你要和我在一起，或者说我要和你在一起，你不能躲着我。”
“没得问题。”
第一个回合如愿以偿。旁边的人有的知道这里面的玄机，更多的只是看热闹。
“启贵，从现在起你就是孙子了，那你么样喊我呢？”有人马上跟他开起了玩笑。
“小狗日养的，等过两天老子来收拾你。”他马上笑着回敬人家。气氛不像刚开始那样沉闷了。
那边方静也正在和巫刚聊天，应该有点成效吧。
这一夜是平安过去的。难为了那两个值夜班的，他们眼睛都没敢眨一下，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心里还是没有谱。
真正让我们心里开始踏实的是启贵第二天中午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中午他在车间加班，我一边帮他搭个手，一边同他闲聊。
“昨天我还在说，我们不是一个道的人，谈不到一起去，其实有些道理还是相通的。”聊着聊着，他主动转入了正题。
“现在想法变了？”我顺势问他。
“原先只是觉得你为人正直，有点真板眼，不论哪一方面都提得起放得下，不像有些狗日的家伙只会汇报，心里对你有几分尊重，但总认为你我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怎么会有话说呢？昨天晚上你安排的那个比赛和说的那一番话，让我想了半晚上。你本来完全可以到陈队长那里去立一功，几多人想立功想破了脑壳，可你连手边的功都不要，就凭这点，我也要买你一回账。你说的那句话，细想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我们想的事不同，但道理相同，我要战胜自己一回，这场皮我不扯了，说话算话。”
“你这话我信。”这是我的直觉。
“说句心里话，我们也不想扯皮，哪个真是铜头铁臂？打起摆子来还不是一样寒。哪个真的不怕死？只是有时钱到赌场人到杀场，掉不起那个价，身不由己往前冲。这次我真的蛮感谢你，让我转了这个弯。有机会这个情我一定还。”
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这一边的问题解决了，我转身回到监号，巫刚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大概他正在想下午的将要发生的那场恶战，看我过来他就起了身。出了号子的大门后他用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口气对我说：
“方静把你们的想法都跟我说了，不是听不进去，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一直像大狗子日小狗子的掐着老子玩，以为老子怕他，妈的如今这世界哪个怕哪个？这回老子非要搞个输赢。”
“你搞赢了又么样？你就一定搞得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只要搞，不管输赢，你这个脑壳都救不住。信不信？”
“脑壳救不住又么样呢？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不就那么回事？”
听起来他的口气似乎还是那样硬，不过底气不像那么足了。
“你莫款那些飙话②。你真想得那样绝，那怎么陈队长叫你蹲着你不敢站？叫你趴着你不敢坐？说明你还是晓得鸡蛋碰不过石头。那些发飙的话就不消在我面前说了，来句痛快的，到底听不听劝？”
“你这不是下我的陡坎子③？！”
“不是我下你的陡坎子，是这时间我耗不起了。刚才启贵表了态，这个皮他不扯了。你么办？”
“等一下起床铃打了后我回你的话。”
“我等你。”
一个惊天大祸擦肩而过，上帝之手让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化作了一阵不经意在我们面前掠过的轻风，我为他们在最后一刻的醒悟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大约一个月后，陈队长在中队部附近叫住了我。
“李乾，你好大的胆子。你就敢瞒着我们，一个人把那么大的事情处理了。你以为你是谁？我现在有事，不跟你多说，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跟我把事情说清楚。你胆子现在有点大过头了。”
原以为这件事已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不会有人再提了，那晓得七传八传还是传到他耳朵里了。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并且发得这样大。我一直是尊重和感激他的，只是这次不得已让他太意外了。
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这样，我完全理解。
我想在他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他的权力，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你一个犯人，怎么就行使了他的权力呢？这不是无法无天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胆子有点大过头了。用已经极端化了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看，可能是这样。可是世界上事那么多、那么复杂，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几年前，在三中队几个阶级斗争觉悟极高的管教始终认定我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没有理会那一套，坚持让我做了文化教员了吗？这件事我有没有做错？我觉得没有。你会说我合理不合法，可尽管眼下是“严打”的瑟瑟严冬，但为“严打”而量身定做的法律也没禁止在押的囚徒不能主动采取措施，去防范和化解可能的斗殴。在有人正发愁下杀手找不到理由时，我的举动是有点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有点逆流而动，可这正是我要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我就是不愿看到在我周围有人因这样的事情被杀头，不愿看到有一批人因这件事被加刑。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在良知的指引下，表示了对那几个鲜活生命的关爱。谁能断言他们对这个世界只能是祸害？抑或真的只能是祸害，在上帝眼里这个世界上有不该拯救的灵魂么？
无意中我用小人物的勇气和智慧对出台那法律的长官意志坚决说了声：不。无所不在的上帝，您听到了您的子民发出的声音吗？我不相信，在您的天平上，那长官意志就一定比一个发誓要让几个卑微的生命不被抹去的灵魂更有份量么？
手握重权的人们，怎么在表现人性善的一面时，总是那样力不从心、隔靴搔痒，总是一级级官员们的层层截留；而在表现人性恶的一面时却总是那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总是一级级官员们的层层加码。这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还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
我也清楚这种状况的改变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江山不是只属于哪一个政党，也不是只属于哪一个阶级，它属于全体国民，就像地球不是只属于人类，它属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可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不仅“坐”的人这样想，连“被坐”的人也这样想。当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没有变化，当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而没有法律和制度来保证时，任何一次打下了江山的革命都只能是新一轮“兴起——灭亡”周期的开始。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从总的趋势看，每一个轮回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都在前一个轮回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毕竟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华盛顿这样的在打下江山后坚决还政于民的历史巨人，并且有越来越多的领袖人物具有他那样的智慧和勇气。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不断趋于理性的发展过程，对未来我们应该乐观。只是希望这种进步来得更大些，可这是哪一个人的愿望能决定的吗？
十六年前，一个一心要革命，一心要改造这个世界的中学生，以文化大革命为契机，同千百万像他一样怀着满腔热血和全部希望的青少年一起，投身到了那个震撼人们灵魂的滚滚洪流中，他们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让这个世界从此就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中。当追求和现实的强烈撞击让他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幼稚和局限的同时，也让他看清了在走出幼稚和局限之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那样的远大和崇高，其间虽历尽磨难，但九死不悔。现在他不能为天下人做点什么，也要为身边的人做点什么。
十六年前一手指挥酿成了“12.5事件”这惊天大祸，和十六年后以超出常人的胆识和勇气让一个惊天大祸擦肩而过，是同一颗那样深爱着人民的灵魂所为。不同的是当时尚且幼稚的他一心要改造世界，在这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太年轻的他在那一刻，不自觉地把博爱的理念压缩到了极限，他相信了暴力的作用，以暴制暴而铸成大错。而现在开始成熟的他早已认识到了暴力的局限性，他相信只要方法得当和有足够的时间，那怕是魔鬼撒旦也是可以改变的，并认为理性和仁爱也许是改变撒旦的最好方法。播下爱的种子也许一时看不到爱的回报，但经年累月之后，这爱一定能生长起来，当爱的价值和作用被普遍认同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而种下仇恨除了收获更多的仇恨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当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宗教只会用仇恨的眼光彼此对视时，当暴力让一方欢呼太阳的初升而另一方只能在诅咒和颤栗中绝望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时，这个世界就还在黑暗中摸索。
同年轻时的“以天下为已任”相比，现在的他更愿意为这个世界的美好从力所能及的身边事做起，那怕看似匪夷所思，那怕角色错位，那怕前面是一轮新的惩罚。
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也怕在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之前陈队长没能控制住他的情绪，我没有跟陈队长面谈，只是写了一份材料给他，这样他会在了解到我的全部想法后再作考虑。这份材料在详细介绍了全过程后我写到：
这件事我胆子是大了一点，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担心当时就把这事汇报给管教股，在这“严打”的形势下，最后的处理结果未必会符合您的初衷。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次管教股在处理林海强的事情时，效果并不理想，我想换一种方式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我这样做，只是不愿看到又有几个母亲失去了她们最可宝贝的儿子，不愿意看到又有几个妻子再也看不到那不争气但她们却一直在苦苦等着的丈夫，不愿看到又有几个儿女永远见不到自己的生身父亲。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太多的眼泪，不愿意又看到一批父母、妻子、儿女流下本来完全可以不流的眼泪。
注释：
①“严打”：1983年7月16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将一个题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送中央审批。7月19日上午邓小平召见刘复之，在座的还有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针对报告中的“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刘复之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决心和刚毅，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由此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简称为“严打”的运动。8天之后的1983年9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了体现邓小平这次谈话精神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为“严打”量身定做了相关的法律。《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规定死刑犯的上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②飙话：武汉的方言，指无法兑现的大话。
③陡坎子：武汉的方言，类似通牒、“将军”的意思。
（待续）
转自《凯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