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生生活之轶闻趣事
1．社会活动纪实
到底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自我懂事以来，我参加了不少的“群众运动”。抗美援朝时，美国人据说用了生化武器，为了预防“细菌弹”的伤害，从东北到华北大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层层成立了“爱委会”（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民动员翻盆倒罐堵树洞，为的是消灭蚊子。所有的学生、孩子，人手一个苍蝇拍，大家一块儿打苍蝇，休息日到厕所里挖蛹，灭蛆。每天上学第一件事，交上一只火柴盒，里面装着死苍蝇，盒上写着数字；要么盒里装着从打死的老鼠身上剪下来的老鼠尾巴，个个班级开展竞赛，操场上贴着一张大表格，每天填写灭蝇、灭鼠各班的总数。
全国扫除文盲也是一项很大的群众运动。应该是四年级，我曾到宣武清洁队，给所有的掏粪工人扫盲。每天放学以后，到下斜街的长椿寺，给这些工人当老师——叫“扫盲小先生”。掏粪工人几乎全是文盲，所谓摘掉文盲帽子，是从拿笔、写字开始，让他们至少能认读2000个汉字，还要通过考试。要知道一个月达到这么一个标准，每天要能认读七、八十个单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一次没通过，第二次重来。回忆起来，少说也有四、五个人是通过我的帮助，才摘掉“文盲”帽子的，这也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吧！
特别逗乐子的还有“除四害”。毛主席说麻雀每年要吃很多粮食，因此“四害”当中包括了麻雀。于是北京开展了“围剿麻雀的歼灭战”。那时的陶然亭公园刚刚开始修建，土坡上、湖面上、有树的地方，总之鸟儿可以落脚的地方，全由人站岗，用破脸盆、破铁锅，能敲响的东西都用上，有人也用竹竿挂上布条摇旗呐喊，每家住户也要派人站到房上呐喊，目的是让麻雀没有落脚的地方，让它不停地飞，累死它。啪嗒！从天上愣是直接掉下来！傍晚，我亲眼见过大卡车的车厢里能装上半车厢的死麻雀。很多年之后的现在（五十多年！）麻雀才渐渐地多了起来。从55年到65年这十年时间是很少能在北京见到麻雀的。据有关人士研究，麻雀对人类“利”大于“弊”。这便是：天子一声令下，老家贼！看你往哪里逃！全民上阵歼灭麻雀。后来，据说后来毛主席又接受了意见，“赦免”了麻雀，用“臭虫”顶替了麻雀在“四害”中的位置。
我还卖过《北京晚报》。五十年代，晚报刚开始发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学校我们每个人领了50份晚报。从学校出发，我和另一个同学结伴，两个人合计100份报纸。到菜市口卖报，那天菜市口特殊的繁华，可以说是摩肩接踵。全是卖报的学生，吆喝声声，卖报的人比买报的人多得多。一份报也卖不出去，只好一路向前走，走到珠市口，进了煤市街，好不容易一家旅馆里出来一个人，一次买了三份报，我俩连声道谢，给人鞠躬，才总算开张了。从煤市街走大栅栏，这也是北京人口密集、流动人群最多的地方了，关键是宣武区卖报的学生在这儿人少多了，我们的报纸才卖得快了一些。我们从大栅栏到前门，穿过天安门广场。又顺着长安街到了西单，在西单卖了几份，一路从西单回到菜市口，我们手里还剩下三份报纸。这时天都黑了，即使是夏天天长，也该有八点多钟了，正想着怎么办的时候，在南来顺门口碰到了母亲。妈问干嘛还不回家，我说还有三份报纸没卖完，于是妈买了余下的三份报纸，算我们完成了任务。报纸虽然只有五分钱就可以买一份，但当时的工资水平，上班的人均也就是四十元的收入，私人买报的空间不大，四十元可以养老婆孩子过一个月，五分钱可以买一斤多很好的西红柿，用五分钱买一份报纸的家庭主妇着实不多呀！我们两个初中的小孩，历时五、六个钟头，行程总也得二十华里以上，一下午买掉了九十七份报纸，是不是也着实地不容易吧！
这样的活动，在我当学生时是举不胜举的。
我挨家挨户地访问，做过第一次人口普查；我上公共汽车公司，跟班、擦车、卖票；到剧场、电影院检票、搞卫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难得的经历，无论怎样我也认为是获益良多的。没准儿还可以自夸一下咱是“饱有”社会生活、各行各业的经历呢！“社会活动”使我到大学时形成了很多好的习惯。首先是“服从”，基本上学校号召什么就做什么，积极响应，听老师的话，很“识相”；其次，吃得了苦，有忍耐的韧性，朴素而实干，至少，干什么的像什么，有比较好的“适应性”。可以说具有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本能。
2．时传祥的影响
到大学以后，这样的社会活动更多了，花样翻新了。
六四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崇文区环卫工人时传祥。刘少奇说：“我做国家主席，你做掏粪工人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都是一样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刘少奇和时传祥亲切握手的大幅新闻照片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接着北京市主管市长万里，也背起了掏粪桶和时传祥跟班劳动。报纸上又一轮的万里市长背着粪桶的大幅照片一刊登，跟着的便是各大专院校、中专、中技的学生走上街头，扫大街、背粪桶。
说起“背粪桶”，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老北京城的特点是四合院。往往是院套院，有两进院，以致三进四进的院落。另一个特点是小胡同多如牛毛。大家在大杂院里都是平房，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都是各自用木质的马桶，每天或者隔天由所谓“掏马子”的掏粪工进院子给清理走。而厕所多在院子的夹道里，十分狭小，北京的小胡同多数无法进车，所以掏粪工每人背一个粪桶。把各家的马桶中的污物倒到大桶里背出院子、胡同再倒到停在大街上的粪车上。这个过程当时只能由人工完成。粪桶是一个一米多高的，直径上大下小的桶，上口也得有五十公分左右。粪工多是京郊的农民，还有少数专门的工人。到六四年时，由于公社化以后没有了农民，大街上又没有足够的公共厕所，所以掏粪工的职业还必然存在。而宣武、崇文又是城区中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也小胡同最多、城市贫民最多的居住地。相比之下也是拥有掏粪工最多的地区。
当时号称百万大学生上街义务劳动，口号是：“脏了我一人，清洁千万家”。这是时传祥对刘少奇说过的豪言壮语。星期日义务劳动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时值冬末初春，男同学都被分配去背粪，女同学，一般来说力气小、个子矮，背不了粪桶，另外似乎掏粪工中也没有女的，主要是顺着马路，扫大街。总之一条街扫下来可以休息、歇口气，没什么“艰苦”可言。男同学可就不一样了，由于天气还冷，很多人还穿着“棉猴儿”，背后都有帽兜。没干过的不知道，干过了才明白。背起粪桶走路得有“点儿”，节奏掌握不好，桶中的尿和屎和步点儿会“共震”。一下子，顺着脖子，连头发带帽兜，全灌上屎汤子了。桶中的污物装少了怕被人说偷懒儿，没经验装到一定深度之后，只要走几步就会顺着脖子灌一身了。从口号到实际真正地做到了“脏了我一人，清洁千万家”。
时至今日，对这样的社会活动，我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我只想说明的是：人，每天都得上厕所解决内急的问题，去体验这种生活也许是应该的。然而，如果在没有背粪桶之前，“师傅们”指导一下，粪桶装到何种深度最合适，怎么走才不容易引起“共震”，是不是可以减少学生们把粪水灌到脖子里的可能性呢？有可能是百万学生参加劳动，顾不上吧！为什么一定得让屎汤子灌到脖子里的份上呢！无论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小布尔乔亚都会认为屎尿是脏的、臭的、不卫生的，因为客观就是如此。这其中难道就不存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感情”的问题？这里不存在“崇高”、“伟大”和“舍己为人”吗？我也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做一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多不容易呀！人的“平等”、“博爱”究竟怎样才能体现出来呢！
3．彩色影片《红楼梦》
从前的国产电影都是黑白胶片。最早的彩色故事片应该是鲁迅的《祝福》，由著名演员白杨饰演祥林嫂，魏鹤龄饰贺老六。最早的彩色戏曲片则是越剧，有王文娟、徐玉兰主演的《红楼梦》。
六十年代的电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都是“主旋律”的，人物也是脸谱化的。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每当看到高山、青松就是英雄该就义了，接着的配乐就是“国际歌”响起。进口片主要是前苏联的。五九年以后好像在北京举行过亚洲电影节，平常只能说是偶尔看见过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的电影。当时的电影院也不多，偏座两毛五分钱、正座三角钱。记得上到大学，母亲每月的零花钱只给五元。冬天不骑自行车，买一张学生月票两元钱。在学校吃饭不花钱，一般而言不算拮据，一星期按学校要求，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晚自习前到校。
原则上我是守记律的学生。可是，我也做过一次违反纪律的事儿。在《红楼梦》上演期间，似乎有点儿轰动效应，很像后来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吧！原因是《红楼梦》不仅是名著，还是名演员演的，又是少见的彩色版，更何况，当时的电影根本没有涉及爱情的任何内容，总归是一个新鲜的主题。大家蜂拥而往。一天下午上自习时，很多学生都溜出去，到展览馆电影院看《红楼梦》。因为票不好买，于是有人在“政治经济学”上逃课了，全英三都在红旗楼204上“政经”，一下子少了不少的学生，被老师看出来了。当然就会反映到“外语系办公室”。朱全俊老师那天下午到学校后门“堵”人，还真是“逮”到了不少的人。因为出师院后门，由家属院出去，门卫相对不严格。出了后门走马神庙一直向北就到展览馆了。那天我也去看电影了，只不过是下了“政经”课，看的是下一个场次。虽然晚饭没赶上，晚自习却准时赶到了。我看戏特别爱掉眼泪，看到黛玉葬花开始掉泪；到了黛玉焚稿就泪流满面了；等到宝玉哭灵更是泣不成声了。因此，双眼红红的，眼泡有些发肿。老师没有抓到我，为了赶时间我坐车回来的，并且进得是学校前门！由于眼睛红肿，晚自习时某男生就开玩笑地说：“凡是看电影的都要写书面检查！”我铁嘴钢牙：“我没去！听说你去了，你干吗不写检查？”
实际上，当时大学生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文化生活更是枯燥，少而又少。图书馆里大部分文艺类、小说类的书都彻底下架，借不到了。我去过几次像《约翰。克雷斯多夫》、《珍妮姑娘》、》《悲惨人生》这一类的书，不是说“借出去了”，就是说“没有”。我认为是被内部（即不公开地）列为禁书了。作为外语系的学生，唯一在偌大的图书馆中，有一张外语系特别阅览证，在外语阅览室里可以借阅一些外文期刊、画报，但也是不准“携出室外”。所以，图书馆就成了“大自习室”，只可以在里面上自习了。
4．卖糖葫芦——大年初一当了一把售货员
相对文化生活的贫乏，六十年代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多彩的。星期日义务劳动连续不断。动物园原来叫“西郊公园”，它对面原来叫“西郊市场”，四方的广场周围，商业铺户围成了一个商业区，百货、糕点、小吃应有尽有。虽然都要票证，六四年的经济状况较六零年、六一年有了很大的好转，商业也渐渐地繁荣起来了。这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当了一把售货员。
中国人习俗大年初一很少出门，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大街上的行人希希落落，只有一些拜年的人匆匆而过。“劳动的组织者”大概要考验一下“参加者”的思想到底有多么地“无产阶级化”、“劳动人民化”，劳动时间指定在初一到初三这三天。因为在年假期间，公交司售人员、交通民警、环卫工人、园林工人……一系列的工作人员都不放这三天公假，无数的人都上班，平时“养尊处优”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能“上班”，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
我被分配在初一全天，不到十点，我早早地赶到了集合地点。西郊市场的食品部经营糖果、饼干、糕点之类的东西，瓜子、花生、糖块是年货，人们在年前用购货本买过了，初一不会有什么人买。凡是“要本儿”的东西售货员不让学生动手。试想，除了这些以外，“食品部”可以让我们“卖”的东西确实不多了。好在这都是事先接洽好、联系好的“工作”，初一这天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节日商品”。所以我们到了以后，食品部十点开始营业，售货员大姐为我们准备了包装箱，每人分给三十支糖葫芦，或五分、或一毛一支。用包装纸垫好了了现成的包装箱，清点了两种糖葫芦，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结伴出发了。
怀里抱着一个包装箱，说实在的，不知六十年代的冬天为什么那么的干冷干冷。真的碳排放、温室效应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吧！穿着大棉袄，戴着手套，沿街大声叫卖。“冰糖葫芦！”“节日商品，过节就没有了”。有小时候卖报纸的经验，比起另一个同学，我一点儿也不害羞，大婶儿，大爷地乱叫一通，一个劲儿地吆喝，尽管如此卖力，何奈大街上的人太少，冷风嗖嗖地吹着，带孩子的人很少，当然能够买葫芦的人就更少了。六十支糖葫芦一直卖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卖完。西直门大街、展览路、动物园、白石桥，几乎都走了一个遍，嗓子也有点哑了，可总归是卖完了。急急忙忙地到小吃部，一两粮票的馄饨，二两粮票的火烧垫补一下，再到经理部已经是近三点钟了。食品部下午五点关门，余下的两小时怎么过呢？
好在那位售货员大姐人很善良。下午让我们卖另一种节日商品——蛋糕。她看出我们用不了杆秤，那年头还没有电子秤，我们这些“棒槌”凭心算赶不上趟、算不了零头。她悄悄告诉我一斤“槽子糕”大概是十二、三块，块大一点儿的十二块，小一点儿的十三块，放到秤盘上一比划，半斤粮票、八毛钱，动作很快，重点是包装，最下面一层放六块，第二层放四块，最上面一层放两块、三块，包好了上面压上一张红封，在用纸绳捆扎结实，要整齐、利落顾客就没意见。暗示我几分钱的事儿别计较，亏也不怕盈也无关。我有足够的“聪明”去理解这位大姐的话，小心地看着她给人打苞儿，仔细地看过几个人之后，有了自信，就站到柜台上“开张”了。我自己拿定主意，一、绝不能亏了买主儿，买一斤一定给十三块。二、和气、嘴甜、大爷、大妈叫个不停。三、说实话。我是学生，我算不了零头账，您不买二斤，就买一斤，不亏顾客、也不亏商店。都是“老北京”，顾客还说这孩子初一就出来劳动不容易，挺认真、挺实诚的。实际上，两屉蛋糕没到五点就卖完了。也真没人跟我找麻烦。经理说“头一天干，没出什么事儿就是胜利，挺好的。”于是提前下工，回家还是“过年”，就让我们下班了。
工、农、兵、学、商、社会上的几大主要行业，什么人能有机会通通尝试、体验一下呢？这也应该是别有风味儿，机缘难得吧！
5．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在新出版的书《人间草木》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每个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深陷在大历史的结构意志之中。”是的，一个个渺小的百姓在“大历史”的结构意志之下，是命运之使然，只能随着波涛翻滚的历史潮流摸爬滚打，奋力前行。文化大革命有过一个时髦的词儿，所谓“时代的弄潮儿”，还有一个老词儿叫“时势造英雄”。我想无论是“弄潮儿”，还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都不是我所期许的。我的背景造就了我最最企盼的是“平淡”。年轻时我也没有那种大轰大嗡的虚荣，甚至很厌恶那种假意而非真心的“嘉许”和“赞扬”。有的，也许只是一些自己对自己才承认的点点“欣慰”或者是“欣喜”。出风头、拉大旗作虎皮的事儿，我原则是绝对不做的。
师范学院每周活动都有固定的安排：周一或周二是全院大会、年级集会；周五是当兵一日；星期六半天课，其余有一次体育课外活动，一次政治学习。
曾经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林彪的“四个第一”也是很有趣的，什么叫“四个第一”？相对于人和武器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相对于军队工作的各种关系，“政治工作第一”；相对于政治工作和事务性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相对于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工作第一”。总之，这一系列的“第一”当时是最时髦的，被认为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同时还出版了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经验”总结一、对毛主席著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二、为革命而学，自觉性高，责任心强，决心大，有毅力；三、带着问题向毛主席著作请教，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用什么就学什么；四、边学边用，把读书、对照、实践结合起来。读书时，精读多想，把自己“摆”进去；五、反复用。“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学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后来林彪给总结成这样一句话：“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林彪故意逢迎毛泽东心思的一着棋，是林彪挟天子以令诸侯，篡权谋位的一个步骤罢了。可是在师院现实的大学生生活中的一串涟漪又该是如何呢？
学生政治学习中讨论的一个议题是“红与专”的问题，这被认为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有“吃饭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吃饭”的人生观问题，最常说还有一个词儿“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红与专”问题，在师院是以历史系学生商传为核心的一次讨论。说“商传”其人的故事很多，外语系在师院四座教学楼中距离历史系最远，所以知之甚少。四座教学楼成田字南面是红旗楼，主要是外语、地理两个系；并排是前进楼，数学、物理系；北面胜利楼，化学、生物系；与其并列的是东风楼驻中文、历史两个系。因此外语和历史两系中间隔着办公大楼和图书馆，等于是整个校园。只知道，商传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北京大学的史学名人，商传读师院很不情愿，也不得志。他成了“人物”之后，当时的师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冯沛之曾经亲自找商传“谈心”做思想工作，使其巩固了一辈子做教师的“专业思想”。解决了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红与专的问题而成为典型。所谓“红”是首先要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专”其次才是学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准备报效国家。相对的“只专不红”和“白专道路”，当然就是应该批判的了。
具体到外语系，俄四的一个学生王逸馨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修正主义”这词儿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主要在中共与苏共理论交战中，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分子，批判他们背离了马列主义道路，“偷梁换柱”只是标榜“马列主义”实质上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比如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真是特别赶时髦，俄四就弄出一个“修正主义”来，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范例。在班级里挨整。她不服气，又有冯院长找商传的先例，于是写信给冯院长。可恰恰冯院长给她回了信，当然由于院长亲自过问，后来平息了班级里对她的斗争，让所谓的“修正主义苗子”不了而了之。我认识的王逸馨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学习很努力，在俄四一直名列前茅。给我的印象是大字报的“字”写得很有功底，由于学习好，多少有点“傲气”，孤芳自赏又不自量力、而“锋芒毕露”的人不是得罪人，就是遭人嫉妒。我理解，她不服输，才写信给冯院长，实际上表面上“躲”过了一劫，要知道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冯沛之写给王逸馨的这封信，在文化革命中自然引起了更大的波澜。
上面的两个例子只不过想描写一下六四年底到六五年初学校中的“气氛”。可谓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似乎学生中的两大阵营渐渐明朗化。
全国上下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蓬勃展开，如火如荼。说一句大白话，直接了当：无论是谁，“念英文有‘白专’之嫌，读毛选正赶时髦”！全院、全系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层层举办。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这一点上来看，林彪不失是一位“伟人”的料儿，他是一个“运动群众”的好手。他琢磨了人们自私的趋炎附势的心理，迎合了毛泽东老年时好大喜功、唯我独尊的嗜好，把毛泽东架空了、神化了的步骤真是很高明。
把读书、对照、实践结合起来，精读多想，把自己“摆”进去。讲用会上的发言真的“很精彩”。有一个在全院大会讲话的政教系学生的发言至今，五十年之后了，我还依稀记得。可见发言的内容多么让人震聋发聩！大概讲的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学习体会，发言的人把自己“摆”进去，真的“边学边用”“用什么就学什么”。说有一次他自己骑自行车，在马路上遇到了一辆“四季青公社”社员拉大粪的马车（在时传祥一节中有提及）自己闻着很臭，于是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话，对农民协会运动说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什么戴高帽子、游街、跳上小姐们的牙床跺上一脚之类，演讲人说对于粪车，贫下中农应该说是“好得很”，赶车人坐在车辕上“久而不闻其臭”，粪送到地里，肥了庄稼，所以是“好得很”。自己闻到“臭味儿”是没有贫下中农感情，一心想赶紧蹬车，躲开粪车的“活思想”苗头是资产阶级思想露头儿，一定要抓住这个活思想的苗头，自己要狠斗“不放松”。因此，当机立断，不仅不能见了粪车紧蹬自行车躲开，反而应该从车上下来，推着自行车，跟在粪车后边走，从而培养自己的贫下中农感情……政教系的学生想必比较外语系的学生更敏感，对林彪的“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学习毛着的原则理解的“丝丝入扣”。
邓小平曾经发起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确是英明伟大。的确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如若大粪车的“臭”是“好得很”，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那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水岭难道如此界定，便是“运用”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从中学就接触的哲学名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又是应该怎么界定的呢！要知道，下面的受众都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类似的讲用会，是层层讲，会会讲。层层、会会都树立典型，而且让大家学习、效仿，其思想影响是什么？
五八年的“大跃进”，只不过是一股“浮夸风”，人们一起说大话，是人力的大浪费、资源的大浪费而已。六零年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大家一起“饿肚子”真是“饿”得没有力气吹“牛皮”了，让这一切好不容易结束了。
灾害的影响还没彻底平复，林彪的这一阵风，又刮得让人们闭着眼说瞎话、瞎说话。到六四年，我们这一辈人当中，保持着“有一说一”的纯真、简单的人应该还是多数，可以说自从这阵风刮过去以后，包括我本人在内，渐渐地适应了环境，学会了一套一套的“新词儿”，六十年代的“新八股”。社会上，尤其是学生们在杜撰，在“编”故事、说假话。形成了“人前”与“背后”两种不同的语言，淳厚、朴实的民风不再。相形之下，套话、官样文章、虚伪的人际关系，你倾我轧，指鹿为马、甚至颠倒黑白渐渐地全部滋生出来了，换一句话说，很多卑劣的做法，无德的行为，变得“堂而皇之”“大言不惭”。真的好像“谎话说上一千次，就可以变成真理”一样。整个社会公德水平大大下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化”。实用主义、既得利益者横行。“诚信”的缺失与“道德”的沦丧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在以后的四五十年当中也缓不上这口气来。上下几代人，这样的假、大、空、着实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到现在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细想起来，难道这不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的大动荡大混乱的“温床”嘛！
昨天并未远去，它始终就在你我身边。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尽管我记得不十分清楚，限于能力又表达的不十分明白，我愿意让更年轻的、没有经历过的人，很形象地，很具体地知道什么是昨天，有助于年轻人的明天因此而改变。
6．当兵一日
“嘀嘀哒——嘀嘀嘀哒哒——”紧急集合的号角响彻了寂静的校园。窗外还是一片漆黑，隆冬的朔风吹打着窗户还在沙沙作响。顶多是凌晨三点，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命令声：“紧急集合！不准开灯！”同学们急速穿上衣服，跑步到操场集合。有人在操场入口、在主席台上拿着秒表，掐表计时。集合完毕，报数，检查“军容”风纪。——十分钟！
毛主席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便是师范学院“当兵一日”的开始。
每星期五是“当兵一日”，学校活动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紧急集合”不是每星期都搞，但绝对是事先不通知、严格保密的“突然袭击”。
英语系学生有三分之一是归国华侨。我印象中他们虽然已经归国数年，但在生活习惯上仍然很不适应。由热带国家到北京来，尤其不适应的是冬天。一开始，他们穿棉衣、冬装也不会搭配。认为穿棉袄可以不穿衬衣，就穿空心棉袄。可想而知，不开灯让他们穿上衬衣、毛衣、再套上棉袄该是多么“复杂”的一项工程啊！有的人急急忙忙地从上铺下来，再找到鞋，跑步到操场，的确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一经检查，有人没穿袜子，还穿着他们分趾的拖鞋，当然有很多人都是穿“空心”棉袄。还没有上战场，整个儿一队残兵败将。
各“连”带开之后，在操场上的各个部位，单独操练，有的是“队列”练习，走正步；有的练匍匐前进；有的练习卧姿射击……总之操练的科目很多。要知道，隆冬季节，半夜里的温度绝对是在零下的，何况那天凑巧下过小雪，地面上茫茫一片白色，卧倒之后，体温溶化了地上的小雪，操场上留下了一排排的“人印儿”。匍匐前进的人便是一个个的泥人……直到起床铃响起，大家回到宿舍去洗漱、早餐、再上课进行正常的日程。
平时的训练印象最深的是“持枪”练习，枪械都是抗日战争时遗留下来的老古董，少枪栓缺撞针，尽管如此，也没有几支，能否够一个排的装备？不得而知。大部分是用木棍，做成一端有枪托的形状，大家趴在地上练习瞄准。木棍也不够用，怎么办？用两块整砖摞在一起，用一只手托住趴在地上，看谁能坚持的时间长，据说，两块砖的重量相当于一支枪的重量，这样的练习可以锻炼“持枪”的臂力。其他的就是稍息、立正、向右看齐了。
我没有做过实弹射击，也没进过军营。这便是六四年我在师院所参加的军训和学军了。
7．南大荒劳动片断、羊圈里的罗曼蒂克
根据学工、学农、学军的安排，每学期都有下乡参加夏收或秋收的劳动。
有一次秋收，我们到了大兴县一个叫“南大荒”的地方。学校的大轿车只能停在公路边上，进村要自己背着行李走上近十里的乡间土路。遗憾的是当天下了汽车没走出多远，蒙蒙秋雨就下来了，雨下得不紧不慢。
根据劳动的经验，我总是带着褥子、被子、备用的外衣内衣。我很会打背包，全宿舍的背包（七、八个人）几乎我一个人完成。把枕心拿出来，装上衣服和必要的日用品，被褥要叠得十分规整，零星物品都打在包里。这次幸运的是母亲刚给我买了一块蓝色的塑料布，六四年塑料制品还不多见，因为平时我住下铺，总的有人坐在我的床上，所以苫在床边可以保持床单干净。这次打行李时，我用这块大塑料布把整个行李都包在里面了，当然我的行李和军人的背包所差无二，双肩挎、方方正正。
雨越是淅淅沥沥，淋在同学们背包上的雨水越是渗得多，脸盆、草帽全扣在行李上也不管用，当到了驻地百分之八十的行李都湿透了。天也快黑了，怎么办呢？不盖被子睡觉是绝对不行的。好在这次的食堂大师傅是跟着“先行小组”走，灶都准备好了，熬了大锅的姜汤给大家准备着。大概只有像我这样的个别人的行李没湿，还干燥如常。于是大家把脚都伸到被子底下，能盖几个便盖几个了。怎么呢？因为大家都一起住在羊圈里。自然，羊圈先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床头”上用砖头拦着，像炕沿儿一样作用，俩个人，一个人的被子铺在下面，另一个人的被子两个人合着盖，要是一个人，往往就得连铺带盖了。总归是羊圈，羊粪味儿是遮挡不住的。愈是躺下去，愈是显得让人喘气不顺畅。人总不能憋着气吧！似乎“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天阴返潮，正是各种气味而往外窜的时候。还好，我的大塑料布很厚、很大、铺开来足以占三个人的铺位，再铺上褥子，真好！有塑料布，不仅隔潮而且挡味儿！一趟铺位一字排开，英三所有女生都在此了。
羊圈的前沿是我们来之前才匆匆垒起来的，四周是砖头，中间是土坯，矮矮的一道土墙，只有一米多高，加上阴天下雨，到处湿乎乎的，根本还没来得及干透。上面没有窗，用秫秸支撑，再用盖蔬菜大棚用过的废旧塑料薄膜苫上，门也关不上，上不了栓。秋风秋雨一起，哗哗作响，冷风夹着潮气，盖上被子也能感觉到脸上有气流在习习而动。只是正对面的，前方的蔬菜大棚起了围墙的作用，在两头同样用秫秸堵住成了一个小院子，也安上了“院门”。因此，在院门处就可以“男士止步”了。
幸亏第二天一早，太阳就出来了，同学们用行李绳把被子全晾出去了，还专门留了人不下地干活，给大家翻晒。尽管如此，一天的阳光也无法晒透淋湿了的被子，潮呼呼，晚上下工回来，羊圈里的空气中羊粪蛋儿味儿夹杂着潮呼呼的水气……
每次劳动的强度都不小，对劳动的回忆也很有意思。秋收主要是收稻子。北京南苑的水稻是优良品种，师院自带炊事员、学生帮厨。当地采购的新鲜蔬菜，刚刚打下来的大米香喷喷的，伙食的质量很好。下乡我的食量总是要比在学校多很多，也许会多上一倍。只是这次劳动我险些被送回来。因为刚刚下过雨，稻地为收割放净了水，又泥泞了起来，尤其是社员扎的稻个儿都很大，再淋上雨水，无论那一个也得一百多斤，大个儿的近二百斤也不稀奇。每个同学依序扛起稻个儿，背到场院去。当然，无论那个人都很有“觉悟”，挨着个儿，一一背起，碰上大的就背大的，赶上小的就背小的，没有人避重就轻、挑肥捡瘦，大家对自己都要求很严格，开工没多久，也就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正好我赶上了一个大稻个儿，蹲下身，背起，太沉了，一下子没起来，啪唧！又坐在地上了。坐在地上半天就是起不来了，腰扭了，动不了……总之，对付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腰来。从此我终身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腰肌劳损的毛病。因为如果不紧咬牙关坚持，被送回学校的影响太大了。我不得不要慎重考虑！仗持着年轻，还是可以挺过来的！
古人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不参加劳动是得不到如此真切的体会的。
跟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老师。卓慧荣老师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她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给我们授课。卓老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经是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随身翻译，上海人。董斯美老师是她丈夫，董老师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教授我们语法课。卓老师的人特别好，亲切、和蔼。语言动作都很夸张，行为作派都很西化。记得她刚从外交部调来时，穿着一件很明亮的绿色毛线织的长衫，式样别致、长过膝盖，脚下穿着一双西洋红的长统靴子，嘴上涂得很夸张的鲜红鲜红的唇膏，十分的引人注目。后来，因为她格外的好说话，人很是随和，学生们给她起了一个雅号“Old Rose”，她听说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说“老玫瑰”真的“很”老吗？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斯美先生特别有绅士风度，每当有女同学在旁边，他都会礼让先行。“Lady first！”。在讲台上，他的步伐真的像跳华尔兹一样，一只手拿着粉笔，抬着右臂，走到讲台的一头，一个急速敏捷的转身，轻盈优美、华丽非凡，同时引得同学们窃窃偷笑。特有意思的是，私下与董先生交流说中文时，他常常若有所思，口吃得着实不轻。在课堂上讲英文却能侃侃而谈，不但流利而且有声有色。在英文杂志上，至今还可以见到他的大作，而且接续不断.就是这么一对夫妇，风趣、善良、敬业、有学问。当时两位先生四十有余，没儿没女。卓老师常说，你们就是我的儿女，很多同学都喜欢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师生关系很是融洽、亲切……
白天卓老师和我们一起劳动，下工、晚饭后还要给我们辅导口语。那天是在大白菜地里间苗、除虫。割稻子时候，大白菜刚刚栽到地里，要用稻草或者马莲把还没长拢在一起的叶子捆扎上，让以后的叶子抱团，将来的菜头长得才能磁实、质量才有保证，因此捆扎的松紧度，距离地面的高度等等一系列操作都有详细的要求。另外，为了使菜长得好，还要求有一定的株距，当然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还要把小的、长得不好的菜株间掉拔了。与此同时，随手干的还要除虫。白菜地里有一种虫子，北京人叫“大豆虫”或者叫“独角龙”，长得有小手指那么粗细大小。这三项工作要我们同时完成。现在我步入老年了，也深深地体会到，人到四、五十岁，尤其是知识分子、女同胞要长时间、“蹲”着干活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也就体会到卓老师的不易了。当年到了地头，人们一字排开，一人一垄。造成了“不比也是比”的形势。卓老师怎么能和学生们“等驾齐驱”呢？不一会儿，我回头一看，老师别说蹲了，简直是在地里“爬”，手脚并用！不仅落在了最后，而且汗流浃背。我走了过去，卓老师悄悄告诉我，她特别害怕“独角龙”，她得用土坷垃把虫子弄到地上，再碾死。而我们直接用手把虫子捏死，只不过手上沾满了绿糊糊的东西，很恶心。我说：“不怕，一闭眼就过去了，不再看手上的东西就行了。”我来捏，老师只管捆扎就省事多了。好不容易赶到地头！卓老师也四脚并用地爬到了地头。由于擦汗，老师的脸上沾满了泥土，从膝盖以下的裤筒上沾满了大田里应该有的一切。很自然地我就会想起了老师穿着亮绿的毛外套，涂着鲜红的唇膏的形象。中国的农业是落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是这样改造的！
我是青年学生应该接受各种各样的锻炼，我心服口服地认为是理所应当！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敢保证，像卓老师这样的人，无论在张茜身边，还是在外交部，如此的锻炼也是少见的。我观察她累得真是筋疲力尽了，不时地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背和腰，五十岁了，年纪不饶人哦！晚饭后，她一下子瘫倒在稻草堆上，强打着精神和我们“聊”英语，将心比心，老师这时候会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就是这样的劳动，在学生中，闲情逸致者仍然大有人在，年轻就是资本，精力旺盛嘛！王淑琴不和我同班，但是睡得是大通“铺”，在羊圈里她得铺位与我的比邻。不经意之间，由于“近距离”接触，我也察觉到一些人的特别举动。原来羊圈里还有诗情画意，罗曼蒂克的爱情演绎。
升入大学四年级，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趋于成熟了，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与想法，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的“活法”是什么？行得通吗？
这样的劳动每年至少两次，南大荒的劳动权当作以点带面吧！
劳动结束我把行李背回家，母亲没让进屋就把所有的东西挂在走廊的晾衣绳上了。母亲思想有了很大进步，还说“这倒好！羊粪蛋儿的味儿不招蚊子！”吹了两天的风，似乎气味依旧，被子褥子全拆洗了。棉絮里面的羊粪味还是除不掉！只好给我换了一套新的被褥拿回学校。
8．再次的迷茫与困惑
我认为年纪越小，伙伴的感情越真挚。否则，古来就说的“总角之交”、“两小无猜”便无从谈起了。
杨佩芝就是一个例子，我俩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初三毕业都是同学，还常常是坐在一个座位的同桌。直到现在，我俩同庚，见了面还是毫无顾忌，无所不谈，从不隔心。似乎到了高中，我就没有交下太知心的朋友了。我虽然不是一个“话痨”，但是往往也为找不到倾诉对象而感到“孤独”。因为“人”是群居而生，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
友谊是要经过考验的。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的朋友的“质”的衡量自然是交友之道的重中之重。还有，经过了“伪装”的落井下石或者是“人一走，茶就凉”虚伪或实用主义的朋友更是要小心、着意地提防，更需要经过一番去伪存真了。
一九六四年我二十岁，开始懂得了些许人情世故。由于环境的熏陶，也学会了一点点谨言慎行，不断地克制、约束一些自己的愚蠢行为，像大一第一次社教时，上岸工作队里所发生的事儿，吃一堑长一智。发生的少了，能避免的都避免了。总之我是小心地活着。可以说“自我约束”十分严格。不想越“雷池”一步。
这也好有一比：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过程之中，不仅要左顾右盼，不仅一只手，甚至两只手都捏着闸，特别是过十字路口更要小心翼翼，平时也随时准备刹闸，可以立马停车。“千万别和人撞上！”不能不说是倍加小心。然而，就在此时，你一心不想撞上别人，可有人硬是像《水浒》中的牛二一样，他老人家乐意横冲直撞，“锔碗的老太太戴眼镜”没碴儿找碴。你不想撞人家又避、又让，捏着闸、加倍地小心，人家却故意“撞”你！就是看你不顺眼！
在一般学生中我决不是“咬尖儿”好胜的人，从不抛头露面出风头。与同学相处，我也不会多说少道，招是惹非。即使如此，相比较而言，在经济状况上，我会优于一些人，比如用二十几元买一本高级英汉字典，很有一些人想买，因为没钱而买不成，还会有人细致地注意到我的衣着或者用钱的方式；在业务学习上，我比一些人不笨，自己还算用功，因此也能在年级里保持在一定的层面上。
英语中有一句名言：“Envy is a terrible thing.”嫉妒的确是万恶之源。英四一班聚集了不少的“精英”分子。全英四的团总支成员、民兵连长大多都在一班。其中不乏阴损、蔫坏者；假冒公允、清高，实质龌龊、苟且者；一直是“婊子”又一心想“立牌坊”者，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从大三到大四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夜里失眠，真是大半夜以致彻夜难寐，总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可是经常地，第二天又是昏昏沉沉，搞不清自己想的事儿，当然也得不出一个“所以然”。另外，从小身体状况就不好，不但淋巴结的问题没有彻底治愈，心室间隔先天性缺损，再加上本来不该参加的一些活动硬是咬着牙、“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参加了，一直月经不调，血色素只有八克。
当时的政治气氛令我对未来、对前途没有信心了。很明显，“教师”的职业也会是思想战线上风口浪尖上的职业，我这样的出身还有出路、还有希望吗？大有生不逢辰的感觉。愈是如此愈是神经衰弱，走进了一个怪圈。
我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训诫：“泽以长流而及远，山因直上乃成高”。而且，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在“错误”当中取得经验才成长起来的。不犯错误是成长不起来的。“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从我十几年班主任工作的经历来看，如何处置学生的思想问题，应该是一门艺术。如何对待学生的不足以致错误，引导学生走上正轨应该是“思想工作”的核心。而思想工作应该是细致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说良心话，当时以“整人为核心”的大棒子政策、扭曲人格的强权政治，的确无法令人心服口服。可这就是当时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时代特色”：上纲、上线，批判、斗争，大帽子满天飞，一棍子打死人。纠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有时候会让人“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不使事态扩大，甘认倒霉应该是明智的选择，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
声称大学四年，满打满算，除了劳动、四清，我们“学英语”的时间顶多有两年。所以说，我“上大学”只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虽说下定了决心，而且也曾努力地读过书，遇到了许多终生难忘并且感恩不尽的师长，但我遗憾的是“没有学到位，也没有学好英语”。如果其余的两年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到工作以后就会少走不少的弯路，一定会给我教书育人的生涯添上更绚丽的色彩。事物总是有两重性的，在这四年中，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人生的经验，从而使我更适应形势、适应我的生存条件。较之以前，社会大学的经历更丰富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