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连根拔起的浩劫
1. 大哥的第三次婚姻
大哥在一九六二年又一次结婚了。时年已届三十多岁的大哥一直单身，母亲常常为此事又哭又闹，大哥也实在招架不住了。母亲说大哥不再婚，她死不瞑目。刚刚过了困难时期，说媒的人接二连三地往我家跑。终于一位许姓的乡亲把他的徒弟介绍给大哥了。大哥的第三任妻子叫杨秋月。她是一机部某单位的一个木型工，自小没有了父母跟着姑母长大。实际在姑母家和一个小保姆无异，姑姑当过兵，是个干部，进城后让杨秋月上了小学，毕业后进了技工学校，学木匠当了木型工，后来被分配到一机部，工作后一直住在工人宿舍里。杨秋月比大哥小四、五岁（大概属狗，）已经有二十七、八岁了，也是当时的“剩女”。她到我家来，一切对她而言都是新奇的。大哥一个人住着四间北房，屋里沙发、弹簧床，华丽、舒适的卧具，超大的衣柜，紫檀花梨的写字台……而且大哥也不老，只比她大三、四岁，面相挺年轻，看上去也很般配，工资也不少，是北京钢厂的仓库主任……相比较当时的社会环境，虽然不是初婚，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只见过一面之后，杨秋月就主动上门，成了“女追男”了。很快就和大哥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还很平静、美好过一阵子。因为大哥刚结婚，二哥托朋友提出分家另过。也就是我家分成四、五份，父亲、母亲、小妹和我一份；大哥、小哥各一份；大姐出嫁后一直带着她婶婆自己另起锅灶；二姐结婚后在海淀安家。名义上分家了，实际上母亲很偏向着大哥。这一段时期我家处于经济状况的最佳时期。父亲公私合营后按时发给“定息”，而且他的技术等级高，工资也不少。不仅如此，父亲的公债正值归还本息的高峰期。最重要的是，母亲到这时完全想开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节俭”。因此，大哥有了孩子由母亲带，母亲出保姆费。结婚的时候按常规给杨秋月买了四季应时的衣服，当时虽然不流行办婚宴，也很隆重地把杨秋月接回家。当然，大哥没有赡养父母的负担。老人还不时地接济、补贴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需。所以就杨秋月而言，穿的衣服是以前从未问津过的非毛既丝，刚刚开始流行的纯毛围巾，以前没力量买，老太太一下子买来六条，两个媳妇、四个女儿一人一条。柜台上刚摆出尼龙袜子，这可是当时最最时髦的东西，老太太买来一堆，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尺码一应俱全，随便挑选自己喜欢的花色。她出身小门小户，从小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工作以后自己生活，以致裤子晚上洗了，第二天早上潮干也得穿上，因为没有第二条裤子可换。三十几元的工资，吃食堂，余钱剩米很少。没见过母亲这种随心所欲的阵仗。所以一开始欣喜若狂，十分地满足。
随着时日的流逝，六四年、六五年大哥得了两次大病。一次黄疸型肝炎几乎要了命；以前没人得过肝炎，当时伊拉克把他们国家的“椰枣”弄到中国来，据说也把“肝炎”带进了中国。大哥在宣武医院、传染病院住了将近半年才痊愈。紧跟着他又得了视网膜溃疡，几乎瞎了眼，经常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专家门诊，才保住了基本视力，左眼也只能看见影子和亮光。两次生病严重的考验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大哥的婚姻走到崩溃的边缘。
当文化革命的社会环境、外界因素发展到“适时”的时候，自然他们的危机就到了“顶点”——爆发的时刻到了！
据说在“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引来大批的红卫兵给资本家“扫四旧”。
2. 晴天霹雳——抄家
那天晚上，他夫妇俩人吵了起来，别人没听见，并没在意。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休息。红卫兵来了也先上他们的房间，让大哥罚跪，开始打人了。打人声、口号声引来了邻居围观，一下子院子里进来了大批的人。
我家的院子本来就是街道上一些人觊觎已久的对象了。这次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呀！人越进越多。学生是单纯的，成年人就复杂了。有了煽风点火的，也有了给“出谋划策”的。一下子就波及到全家了。事有凑巧，前一天刚刚核对过国债，家中有几千元的人民币现金，当时最大面值是五元。立时就有人“提醒”他们家有“金条”。于是勒令打开保险柜，母亲没有什么首饰，父亲也没有黄金，保险柜中只有上千张的人民币。于是母亲卧室的地面上散落了一地的人民币。当然还不能罢休！“金条”一定是“藏起来了”，一定得“搜”出来。开始翻箱倒柜，没有一个房间没被翻得底儿朝上！接着在小后院的夹道里，找到了父亲的寿材。人老了总有一种心理恐惧，觉得死了进焚尸炉是很可怕的事。于是还托人费了不少周折买了两口棺材。在棺材里，他们找到了母亲存放的二、三百斤粮食（顶多是全家人定量的两个月的口粮）其中有米也有面。事实是母亲一辈子都存粮食，一般是一个月压一个月地倒替着吃，这也是一般家庭主妇个人“过日子”的习惯。“家无隔夜粮”的人家在北京本来就不多，只有在旧社会，特别困苦的家庭才如此。然而，在这个多事之秋，平常“不是事儿的”到这时也会成为严重问题。虽然到一九六六年粮食不困难了，人也不挨饿了，但是粮食仍然是统购统销物资。这点存粮就是现成的“罪证”。存粮食，怕挨饿，不相信共产党，都是“罪过”。
消息传出，事态不断扩大，以讹传讹。被人“描述”的情景也越来越形象逼真——他们家有钱也不存银行，“愣”有一屋子的大票，数也数不清。他们家囤积了大批的粮食，棺材里藏着机关枪，他们家有地下室、有夹壁墙，……没枝添叶，越说越邪乎！
斗争的激烈程度也越来越升级，母亲、大姐、小妹都被剃了阴阳头。你知道什么叫“阴阳头”吗？把女同胞的头发，半边用推子推成光头，半边是原来的长发，一阴、一阳称之谓也！！真的，当时是什么人“发明”此等作践人的方法！要知道，大姐、小妹还得上街出去上班、上学！大革命时期也没有这么“损”的一招儿啊！中国人的“创造性”只能是如此体现。二哥、二嫂的衬衣上画上了漫画，写上了“狗崽子”***，二嫂还身怀着孩子，挺着一个大肚子……一家人，不分昼夜被罚在院子里跪着听“控诉”。让家中的男人挖地三尺，寻找埋在地下的“机枪”和“财宝”，愣说还藏着“青天白日”旗，“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院子里、房间里到处是堆的土、挖得坑坑洼洼。殊不知，家中连小侄子（大哥的儿子）的玩具枪都没有，年年做鞋，连多余的铺衬都没有，哪里去找什么“青天白日”旗？我知道的是，我所有的书、真的有很宝贵的、很令人心疼的书和字典全给烧了，我儿时一直保存了许多年的念物也一扫而光，我常年集邮，所有的珍稀邮票也不翼而飞了。房间的玻璃被打碎了，父亲的花花草草都连根拔起、花盆儿也被摔得粉碎……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一切当然我全然不知，因为我住在学校里专心地，心无旁骛地对付自己的一切，连星期天也没回家。
3. “批斗”大会
八月二十三日，还没有到午饭时间，系临时筹委会突然找我，红旗楼门前停了一辆汽车。原来是抄我家的红卫兵到学校来找我了。他们声称“造了我家的反”要押解我回家召开声讨批判大会。不容分说把我摁上了汽车。
回到家一看，大街上很拥挤，围观的人很多。墙上、大门上贴上了很多大标语。父亲、大哥的名字上画着红红的大叉子。进了家门，满目萧然，屋门上、大玻璃上也贴着大标语，父亲、母亲跪在院子中央，头上已经戴上了高帽子，院子里被挖得东一个坑西一堆土……
一家人再一次地被押上了汽车。要去中国戏曲学校排演场开批斗大会。我和母亲一车，从母亲注视我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她极度的恐惧和无助，我偷偷握住她一只和我相临的手，妄图给她一点点安慰，她的手在颤抖，不停的颤抖！这时母亲的手碰到我的手表，赶紧用她的手往下扒，用另一只手去摸她的耳环。我才发现她的耳环不见了。母亲的耳环几十年没摘下来过，连三年监禁也没摘下的东西不见了，我看到了耳边还清晰的血迹。我明白过来，赶紧撸下了自己的手表，放在裤袋里。坐在前排的红卫兵立刻喊道：“老实呆着！”
我们在后门上了排演场的舞台，全家人一字排开，跪在了台前，每个人一顶高帽子。大会开始了，安排了几个人发言，无奈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机械施工公司远在朝阳区的东片，没人来参加。大哥的单位北京钢厂，只来了一个合营之前的“伙夫”，不识字，只是喊了几句口号就下台了。当时社会上的人们还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红卫兵也不能将如何把别人家的人民币撒在房间里，再想办法让他们不翼而飞吧！然而，跪在台上的时间是漫长的……
实际只有不足一个小时，就把我们拉到后台了。我看准了架势，是要准备揍人了！要揍人就得先找“碴儿”，一个红卫兵说让我揭发批判反动老子的罪行。也许我是新面孔，他们还不熟悉。阿弥陀佛！幸亏我兜里装着“毛主席语录”，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也许是母亲绝望无助的眼神，使我为了避免惨剧的发生，镇静地打开了毛主席语录，大声地朗读有关篇章，然后故意拖延时间，振振有词地“讲用”毛主席语录，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红卫兵一边和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居然，后台的红卫兵们静了下来，——直到他们押我们回家！！
回到家之后，我见到了管片民警，牛街派出所的杨永祥。这才发现原来派出所也参与了！立刻想到了“宪法”、“人权”还管用与否？不管怎样，我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下定决心不作任何表态，也绝不反抗！我想这不是几个学生起哄的事儿。我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虽然没有公开地表态，有民警参与应该是“政府行为”了。
首先想到的是“我得走——”“到学校去，会比在家有办法！”大学的校园应该比街道更有政策水平！这应该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我要求见红卫兵负责人。首先向他们表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然后明确要求回学校，接受师院红卫兵的监督改造。我还记得为首的一个男孩叫刘振东，是一个粮食技术学校的学生，运动后当了粮店的售货员。滑天下之大稽，此时我说话一定是以毛主席语录开头，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真对我起到了莫大的保护作用，至少，我没挨打，也没被剃阴阳头！呜呼！我佛！实乃天大的讽刺！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竟然“学用”到此时此刻了！！
他们批准我回师院了。再一次地被押上车，一直到了红旗楼门口。俄一的小女生们，连推带搡的把我扔进了红旗楼110阶梯教室。迎来的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当然，还有“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个会开得很短，因为大家到睡觉的时间了。这种无班级、无组织的活动，中途有人退场，或是来参加的人太少了，会很没面子的。基本内容就是，由英四一团支部宣布开除我“团籍”。可怜呵！我的团籍还不到半年！其次，英四一班开除我“班籍”。其三，勒令我从即日起到外语系劳改队报到，与外语系牛鬼蛇神、当权派一起劳动改造。于是我便成了师范学院的第一个学生劳改队员。
我特别识时务，我绝对不反抗！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想到自己已经没有了“人”的尊严，“命”还要紧吗？还要“命”干什么？只是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想清楚，想明白了自然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投降！因为我这会儿还不想灭亡。何况如果“命”都不要紧的话，“投降”又算得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宿舍里的女造反派们，就把我轰起来到劳改队报到。为了“想清楚”我必须去劳改队，这是暂时的一步缓冲。
4. 唯一的一名学生“劳改队”队员
红旗楼的侧门便是劳改队的集合地点。由于我心不在焉，也没看清楚有几个人在那儿，只是自觉地站到了队尾。杨传伟系主任领着大家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分开干活。我和陈罗曼老师分在一组，打扫女生宿舍的厕所。
我还没有从前一天的情境中缓过这口气来。加上一天也水米未进，昏昏沉沉地，是真正找不着“北”了。只是跟在陈老师的后边，机械地无意识地比划着。陈老师劳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娇气，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在乎劳动的强度，在家中一定是个“干家子”。我默默地、一声不吱。因为还陷在无尽的悲哀之中，前一天无异于我的“世界末日”。
在女生宿舍楼，白天同学们都在教学区，静悄悄地没人。虽说是监督劳动，实际上没人监督，趁着没人之际，陈老师跟我开口了，“你不是学生吗？你为什么干这个？”“‘十六条’上明明写着‘凡属学生问题一路不整’，你不懂是什么意思吗？”
陈罗曼老师据说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播音员，从小在国外长大。人很西化，不会写中国字，只是口语特别棒，语音纯正、流利。人的行为作派、穿着打扮没有什么中国人的气质，是一个“洋派”十足的人物。她没给我们上过课，一般给四年级上课的都是老先生，陈老师当时还很年轻。给人的印象陈老师十分干练、果断。显然人很直接、坦诚。据说此人有啥说啥，没有心计。正是为了这，难免得罪人，就是“牛鬼蛇神”了——“崇洋媚外”“资产阶级化”。
实际的劳动只有半天，下午“牛鬼蛇神们”学习文件，不让我参加。既然我被开除了“班籍”，我当然不用自作多情到教室里去，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喘息！近于两天的高度紧张，我只在中午吃了点儿东西，躺在床上，当然合不上眼睛。压抑，也得喘息，一定得喘上一口气。
临近晚饭时间，事情又发生了。我被传唤到系红卫兵总部。
5. 与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的谈话
顺境中“朋友”认识了我们，逆境中我们认识了“朋友”。
说老实话，此时的我对处境有了一些明白的认识。在红旗楼东门，武然已经贴出了大字报，只看一眼字迹就知道是她的墨宝，当然是声明开除我出《风雷战斗队》！原来的“风雨同舟”“同进共退”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泡沫”随风而去了。对此我没有一点儿怨气，早有名言：“大难来时各自飞”。可以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了。十分讽刺的是此时此刻我倒是想起了一句国际歌的歌词：“世界上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我十分明白到红卫兵总部去，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关键时刻——要么我可以继续“维持”下去，要么“一切都在此结束了”。——我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豁出去了！！
外语系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是俄四的学生。就在第二次四清时入了党，据说是烈士的后代，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镜。年龄比一般同学显然大了不少，人不外露，城府很深。在原来的系主任办公室，红卫兵战士们“准备”好了。他们大多是俄一的女生，我没记得有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个个都穿着军装，至少是军上衣，腰间扎着皮带，有人还把“皮带”攥在手里。围成了一圈儿，横眉立目，看架势摆得很明白，这天晚上是要狠揍我一顿。前几天就是这帮人，据说把俄四的政治辅导员杨续先就给揍了个半死。
以往，我和他连话也没说过一句，只知道他是俄四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在四周围一圈儿的虎视眈眈之中，我被勒令立正站好，谈话开始了。
姓名、年龄、籍贯……大概四清时他外调到监狱中提审过在押犯，正儿八经的一个“贾家的姑娘嫁到贾家去了”——假门假事！但是我绝不说错了话，有问有答。我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把语录本放在胸前，心想如果打人，我看谁敢“碰了”毛主席像！我告诉他们人的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我走的是听党的话，忠于毛主席的道路。由于刚刚四清回来，四清工作条列，二十三条我背得滚瓜烂熟，当然把能用上的全用上了，特别是有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条款。我问梁兴哲，四清你也参加了，你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应该捍卫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走样。你怎么理解？你应该怎么执行？我又拿出了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十六条”，我说上面的清楚的写着，“凡属学生问题一律不整”，“要文斗，不要武斗”……
四周的小女生们跃跃欲试了，我讲我的理儿，我只对他一个人，越说越“振振有辞”。对于他们的跃跃欲试，我不屑一顾，而且就是什么也不怕了。我当然不能激动，声音平和，调门儿很低，可是也明显地能让人看出来了——我不怕！我豁得出去！没想到梁兴哲反而“退却”了。他说：“叫你来，就是要警告你不要乱说乱动，你要老老实实！”。还有一件事，也挺“有趣”。他哼哼唧唧了半天，让我“上缴出”手表、自行车。他说：“由于‘革命’需要，红卫兵准备‘征用’你的手表和自行车！你应该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把他们交给红卫兵使用。”我不反抗，我说“可以！”，但是我没有手表、自行车。都放在家里了。如果你们需要，我家里有不止一辆自行车！！这就成了这次“谈话”的终结。——“豁出去”要比低声下气、奴颜卑膝更有效用，我手捧“红宝书”躲过了一劫！我居然没挨揍！！天可怜见！
6. 我的大字报与新市委观察员
我回到宿舍一夜没睡，悲哀！气愤！
堂堂高等学府，朗朗乾坤！一个男生让一群小女孩儿簇拥着，悠悠然地玩着“家家酒”，只不过是玩“作山寨王”的家家酒。红口白牙，大言不惭，美其名曰：“征用”别人的私人所有物来支持他老人家的“革命行动”。这就是一个刚刚加入共产党，新党员的行为！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思想。接下来，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二十五张纸的大字报，题曰：“八月二十五日与外语系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梁兴哲同志的谈话纪实”以问答的形式，一字不差如实地把这次谈话写了下来，只是没加一点儿评论。我把这份大字报刷在了最显眼、最突出的地方，食堂的正对面。
毛主席语录中还有一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贴过大字报，我一直守在旁边，害怕有人贴大字报时把我的大字报给压在下面。我在等，等新市委观察员来看大字报。我终于等到了！他挂着胸章，说明他的身份。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我耐心地在他旁边跟着他，直到他把我的大字报从头到尾看完了，又拿出了纪事本，从头又摘记了点东西，就在他转身去看其他的大字报时，我走了过去。我告诉他我就是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我的大字报实名落款，他把我带到了外语系临时筹委会，让筹委会主任刘逢棋老师在场。我向新市委观察员反映了三个问题：一.不应该让我去劳改队，我出身不好是真，但按十六条规定，就不该“整学生”的问题。二.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规定，开除团籍必须履行召开团员大会，全体团员表决通过的程序，不是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的，没有一个个人有这种权利。被处分人在支部大会上有最后申辩的权利。因为团章没作废，开除我团籍是非法的。我之所以服从，是出于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必须明确，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政策，也不符合团的章程。三.我家被抄了，天气冷了我只有夏天的衣服、被褥，我也没有生活费，今后的日子什么过？刘逢棋老师及新市委观察员当即表态：一.劳改队不必去了。但要积极参加运动，改造思想与家庭划清界限。二。团费照交，团籍保留。三.学校按学生助学金照发餐券，其他问题待候解决。
我确实长嘘了一口气！我还能“维持”下去！
所以我在劳改队只呆了很短的时间。自己把自己解放了。在绝望的黑暗中，我又寻觅到了一丝光明。
7. 人的尊严
常言道：佛活一炉香，人争一口气。人与畜牲的区别在于人有尊严。正常的有尊严的人不可能摇尾乞怜。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我在想，对途穷末路者，社会不可忽视，人们不可以嘲讽，我们的国家应该设立“最低尊严保障”。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也应该是“人民民主”的最基本象征。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天见报，通栏醒目的大标题是：“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背景是温总理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大幅照片。年轻人！你们不会明白，我看了总理的面容，尤其看了通栏的大标题竟会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的感受吧！中国的今天是多么地来之不易！这个大标题更是来之不易！
随着月末的来临，马上就要到发放餐券的日子了。虽然我找到了市委观察员，刘逢棋老师也应允我一切照旧，和其他学生待遇一样，但是餐券是一个月发放一次，还是“县官不如现管”，必须得通过英四一班的手。我有预感，“他们”还得刁难我，给我难堪。
我不怕！一步一步地来！我先向团支部书记交团费，“团籍”的问题不可以是一笔糊涂账！钉是钉、铆是铆，必须要弄得一清二白。我是严肃的，也是坚定不移的。她表现得很不情愿，因为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我团籍的正是尊驾。她老人家怎能自食其言，如此的栽面儿？
于是她说：“你被开除了，还交什么团费？”
我说：“如果我不交团费，是我组织观念不强。你不收团费，你必须给我写出书面材料，说明我按时、自愿交纳团费，你拒绝收受，并且签名、写清你团支部书记的身份。你写了，我就不找你了，我自己找地方交团费去。因为我的组织关系、我的支部就在英四一班！现在，我不找你找谁？”我本不想和她斗嘴，心想反正我有地方交。不想她不依不饶，可能想象中，我会向她老人家“求饶”，会说点儿“甜言蜜语”顺耳的，让她过一把居高临下，耀武扬威的“瘾”。没想到我这么不软不硬，不卑不亢。竟然要求她按团章“公事公办”。
当时书记大人的脸就气得通红了，调门儿也提高了许多：“我凭什么给你写材料？”
“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凭你是本人所属团支部的书记！你应当履行支部书记的职责！”
“不给你写，你敢怎么样？”
“不敢怎么样！只能说作为团支部书记，你违反了团的章程，开除一个人的团籍，你没召开团员大会，没给被处分的人在支部大会上申辩的权利，支部大会也没履行表决通过的程序。是共青团就得履行团的章程！你开除我团籍不符合团的章程，是无效的。我入的不是伙食团！！虽然你拿我的”政治生命“当儿戏，我现在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对你表示了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又是一次“豁出去了”。几天以来的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她看出来我什么都不怕！她反而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了。——怵我了！
她最后说：“要不你先交给我吧！我还得请示上级。”我当然不怕她请示上级！见好儿就收了罢！
自从“批斗会”之后，一个多星期我的日子过得很不平常，我不去“劳改队”，也不去教室。独自待在宿舍里，我努力地挣扎着，咬牙挺着不让自己倒下。然而这只不过是外强中干，早已是强弩之末了。不仅如此，悲痛万分，想着自己没有“家”了，没有了父母的经济支持，怎么才能“活”下去，吃什么、喝什么？想着自己没有了亲人。
放任一下自己吧！倒在了宿舍的床上，没有眼泪，咀嚼着、回味着自己的人生。虽然只有二十多年，无论怎样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但“日子”过的也是如此的不堪，坎坷、屈辱。时至此刻，感到了空前的无助和绝望。已经是如此的境遇了，向前看看，出路、前途何在？马上四年级之后，能让我毕业、参加工作吗？会分配像我这样的人吗？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此等“贱民”、“狗崽子”何以为生、还会有活路吗？一会儿，劝慰自己“得过且过”吧！一会儿又想，真的如果“过不去”怎么办？怎么个活法？真的丧失了一切的一切的勇气。与其如此，还不如少受点儿罪，少受点儿“窝囊”，早早地结束这一切吧！
这绝不是“患得患失”，这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得躺在床上。师院的宿舍是上下床，我在上铺，无论房间里有人没人，一概不出声，躺着、躺着、还是躺着……三天三夜我没下床，也没人理我，面朝墙我也看不见人，对一切都不闻不问。第四天早上，我听见鲍燕琳轻轻地对团支书说：“她的饭本怎么办？”
“等她找你要！”
“她要是不要怎么办？你没见她好几天都没下床了吗！”
“没看见！”
“那我不管了，我把她的餐券放她床上了！”
鲍燕琳是当时的伙食委员，说着伸出手把饭本放到到床上，压在我的枕头底下。还顺势拍了拍我的枕头。我仍然不吱声，面朝着墙，可是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了。心想这个月的饭本有了着落，下个月怎么办？难不成我是“要饭的乞丐”？既是这么个“活法”，还活着干什么？！
又过了一天一夜，我还是没下床。因为我想就这么悄悄地走吧！人不是说五天，顶多七天不吃不喝就可以死了吗！用不着什么轰轰烈烈，就这样躺在床上不是很好吗！？——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好几天也没上厕所了。讨厌！就是头脑很清醒！一点儿也不糊涂。第五天早上，人们洗漱完了匆匆离开了宿舍。我想他们不想面对我，或者不知道如何面对我，都急急忙忙的躲开了。我面对着墙，一动不动，晕晕乎乎地躺在那儿……心想再坚持一下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但是，我没能坚持下去。中途不知道什么时候，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只手摸到我的前额。“老宋！你生病了吗？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是对面上床的李安娜。大概同是在上床，她比别人观察得更细致，似乎看出了什么不正常的症候，可我这时候谁也不信任，我说：“没事儿！我就是感到浑身没劲儿，只想躺着。”我不可能向她承认，我这么做是为了—当时的说法——自绝于人民！李安娜真的很善良，中午一开饭，她就很快地到食堂给我打来了米粥，可以见得大家是心照不宣了。坚持不下去，就顺其自然吧！反正就是“得过且过”……我不想让人太多地注意到我，惹起不必要的麻烦就是自己“作践”自己！我只得“默认”，是的，“生病了”。也许老天认为我“命不该绝”，还没到“阎王爷点名”的时候哪！
8. 公道自在人心
在去“批斗大会”的路上，我攥着母亲颤抖不停的手，望着她惊恐、无助、绝望的眼神时，我没掉眼泪！在看到父亲、母亲满头白发跪在一片破败的院子中央，让一群孩子推推搡搡时，我也没难过，在全家人跪在了戏曲学校排演场的舞台上的时候，我也没哭！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麻木、痴呆了！！
然而就在红旗楼的楼道里，偶然遇到了范继增老师那天我哭了。在操场，找了一处人看不见的地方，我尽情地放纵自己，让自己通通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概凡人不理，对所有的人一律“退避三舍”，实际上也没人“敢”理我。起床后，在校园里东游西逛，看大字报，主要是在宿舍里没人时，坐在那里沉思。我有想不完的事儿。红卫兵扫“四旧”的消息不断传来，被“扫”的人家，被打死人的事儿常有发生。“武斗”已经升级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阶段了。一件比一件让人“胆战心惊”，几乎都是我这二十多年的人生之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担心家中的一切！他们总归是生我养我的爹娘！！再看看国家大事，刘少奇被揪出来了，邓小平被打倒、被开除党籍了。一个接着一个，都是“黑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我放不下我的自尊和傲骨，丝毫不是自我标榜，我真的是忧心忡忡，因为我看不懂祖国的前途和老百姓的命运。难道要一直这样“乱”下去？没有“法制”、没有“领导”？工人不上工，不生产；干部不上班，不办公；学生不上课，整天在街上乱砸、乱跑。这种无政府状态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了”呢？
那天，范先生可能是在学习中间出来上洗手间，在楼道里突然看见了我，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关切，尽管他不再是我的精读老师了，时间也过去了一年多，和我根本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了。老师竟然朝我走了过来！我们的距离很近，看着老师的眼神，我不可能再回避了。出于礼貌和以往的“惯性”，我只能对老师“大点头”打招呼：“范先生好！”然后急转身想快点走开。但是范老师喊住了我，像往常一样地叫我的名字、不称呼姓氏。“你还好吗？”“还行，现在至少是自由的。”当时至仲秋，天气凉下来了，我衣服穿得很少，是红卫兵“扔”给我的一件还是上初中时，我自己缝制的带大襟的中式褂子。做化学实验时，被高锰酸钾在肚子的位置上烧了一个挺大的洞。那时虽然补上了，可在学生们当中，此等装扮是很另类的。远远的就可以让人看出“与众不同”。范先生更近前一步，轻轻地对我说：“要想开了，你这么年轻，要好好保重。”说着颤颤巍巍从衣袋里掏出了钱，我赶忙说：“不用！老师，真的不用！”我赶紧跑了。虽然我于心无愧，但现状如此，对于范老师不顾一切的关心、抚慰，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可以说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然而，在这种十分混乱的局面下，没人“敢”搭理我，我也不应该连累了老师。因为就在此时，消息传来，在崇各庄工作队和我同事的高乃贤教授已经自杀了。教我们“教材教法”的奚建瀛教授是跳楼死的，据说奚教授解放前曾是国民党驻印度孟买的外交官。
在这种时候，想想李安娜、鲍燕琳也有了一点点温暖。虽然人们都在以邻为壑，人人自保的时候，“公道”、“慈悲”如同珍稀的物种，是可以点燃人们心中的一点点希望之火，让人的“善良本性”不能惨遭灭绝。
李安娜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不在父母身边，由姥姥、姥爷抚养长大。从高中以后，我在内心里就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我不愿意和任何人亲密的交往，不愿意有“知心”，生怕落入别人的陷阱。良心话，四年中我与她没有什么“细致”的交往。我只知道，她好像是“汇文女中”毕业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为人较之一般人优雅、温柔。学习很努力，待人也平和。
鲍燕琳，满族。给我的印象是学习成绩很棒、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书。在学生之中，应该属于识多见广、渊博一类。此人酷爱音乐，很让人崇拜的是，在影院里一边耳朵里听着，一边笔下就记下了动听的旋律。就是这一点，让我这个“乐盲”加“音盲”着实羡慕不已，觉得很神！她很胆小、很多事都退避三舍，不愿承担什么责任。
李与鲍几乎四年中都和我同班，尤其鲍和我几乎没分开过，可是我们的交往是生活化的。我自己就一直“规避”政治性的交往，而他们也不是带有很多政治色彩的人物。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偶然发现了一个会议记录本。本子上的记录居然是我抄家之后，大家的讨论记录。我一一仔细阅读了大家的发言，事过多年太详细的内容我记忆不清了，但全班除去我还有十三个同学，只有极个别人除外，几乎每个人都很客观，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件事。李和鲍都发了言，起到了某种关键的作用。到今天我还记得林大文的发言，他说：“她家被抄了，她能有什么办法？不给她饭本，你让她吃谁喝谁去？让她到哪儿找钱去？”
这是我再一次地被感动！在我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明明是用不着表白我的“感激涕零”的，可是愈是如此愈是感激涕零！能有这么多的人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多么的令人欣慰啊！正是“公道自在人心”。说老实话，此时我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管平时有的人多么胆小，显得多么圆滑，很多人多么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时有这么多人站出来，公开地说一句话，多么不容易啊！现在我仍然抱着感恩的心，对我这些老同学感激不尽。这是善良的天性的闪现。对我而言就是雪中送炭。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