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长征”赴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由此，揭开了全国红卫兵赴京“见毛主席”的序幕。建始一中红卫兵自然也不甘落后，激情地投入到这个“朝拜”中。那时，一中红卫兵还是由校方掌控着的，校方就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赴京活动。
尹校长在自己的回忆录《红烛》所载，“1966年10月18日”的日记，记录了这次赴京见毛主席的情景：
“县委5日决定让我和组织部陈仕南同志带队，组织全县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全县共四百余人，建始一中教工代表8人，学生87人。14日到京后住在天坛公园席棚内。15日去北大参观，到处听到的是‘把革命的火种传遍全国，把巨大的幸福带给亲人’。天未亮，我们排着整齐队伍，步行到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外等候幸福时刻的到来，当‘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敞篷车已驶到我们前面，毛主席挥动巨手，指向前方，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87名幸运儿，他们是幸福了，但是，他们带回来给学校的“亲人”同学的，似乎不是幸福，而是眼红和躁动，凭什么他们去得，我们就去不得呢？一时之间，“我们也要去见毛主席”、“我们要去大串联”的呼声，响彻校园，校方有些难以掌控局面了。
我所在的班级，就有几个红卫兵，向校方提出：“我们要学习外面的红卫兵，组织‘长征红卫队’，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个理由，实在是正大光明、革命无以复加，校方无法拒绝，只有善加引导，同意说：“那你们组织报名吧，让你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带队。”
我就想：这是一个改变我“黑七类”子女命运的机会啊，我参加这‘长征红卫队’，又可以到北京去，又可以入红卫兵，一举两得。就找赵老师报名了。
赵老师倒是不在乎我的“黑七类”子女的身份，而是担心我的个儿：“你这么小，走得动吗？”我那时个子矮，看起来，显得孱弱。
“我去年还走过恩施呢，我走得动的。”
“你还好意思说到恩施的事。”赵老师笑了。
我回家跟我妈讲，要路费，我妈同意了，给了我40元钱，就凭着这40元，完成了这一次北京之旅。
这“长征红卫队”的事儿一传开，1班也有几个同学来报名了，其中，就有我的那个棋友杨同学。
10月底，“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正式组成，一共18人，全是男生，也有几个女生来打听消息，赵老师一口回绝说：“这么远的路，女生怎么走得到？再说，男女混队，也不方便管理。”同学戏称“十八勇士”。县里也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学校还请了县委办公室的谭子辉，他是那时县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书家，题写了“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的队名，用黄字印在一面红旗上，作为队旗。
11月1日，“十八勇士”在赵老师的带领下，背着一床被子打成的背包，那真是壮士出征时候的装束与心情啊，打着飘扬的队旗，在一中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走出了校门，踏上了建始通往宜昌的那条古道“中大道”，就是现今的318国道的走向，那时还没有修成公路，全是要走山路的。
走上玉峰口，告别了山城，沿着建始到官店的公路往前走，过了马水河的公路桥（现在，那桥已经淹没在小溪口的水库里了），到爬凉风垭那山的时候，还只走了20来里路，就再也不能保持一个整齐的队形了，体力强的，走在了前面，上了垭口，体力弱的，落在后面一、两百米，还在半山腰，我就是还在半山腰的人中的一个，喘着粗气，出着大汗，两腿如同灌铅，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傍晚，到达离城40里的三里坝，区里设有“红卫兵串联接待站”，那一时期，这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是当局为“革命大串联”而专设的后勤保障系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遍地开花的机构，红卫兵才能走遍全国，都有饭吃，都有地方住宿。在接待站，交饭费1角钱吃了饭，就安排住宿，赵老师说：“我们都背了被子的，只要有个地方开铺就行了。”就安排到了三中的学校，在一间教室里，解开背包，在地上铺开自带的塑料薄膜，再在上面铺上被子，两人一铺一盖，洗脸洗脚，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一亮就起来，收铺，捆背包，洗脸，到接待站吃饭，背上背包，排好队伍，打起队旗，出发。这就全都是山路了，这一天，下午，到了高店子，就是现在的高坪镇，接待站把我们安排住在高店子的旅社住。
第三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很艰苦的一天，也是我脚力转强的一天。
那一天，清早从高店子出发，走下一架山坡，就看到一条山谷中的小河，秋水如碧，绕山南去，这就是野三河了，河上架着一座石拱桥，桥上两头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大字：普济桥，下面还刻有碑文，记载的是清朝道光年间，修这桥时候，捐献银子的人的姓名。这桥，就是建始、巴东的分界点了。
过了这桥，进入巴东县境，从河谷底往山顶爬，到大支坪，以后经过的地名，就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都是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下河谷，上山顶，再下河谷，又上山顶的山径，那两条河，叫苦桃溪、支景河，爬上支景河山顶，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又出了一身汗，觉得轻松多了，前面扛队旗的人说，扛不动了，我说，把队旗给我吧，我接过，卷起那旗，旗杆扛在肩上，前面的路平坦了一些，脚步竟是越走越轻快，走路这关，就是过了，赶了一大截夜路，到了野三关，也是被接待站安排住在一个学校里。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的了，日行山水间，午吃接待站，夜宿学校中，晓起又登程。
第四天到榔坪，第五天到贺家坪，那是长阳县的地名，第六天的下午，我们的队伍走出群山，到达长江岸边。
面对宽阔的江面，浑黄的波浪，这就是我在《三国演义》里读到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就是我在唐诗里抄过的“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就是我在歌曲里听到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眼界与心胸为之一宽。“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的畅快油然而生。
然而，这种畅快，只持续了两天。
因为，我们乘轮渡过了长江，到了宜昌，在宜昌的接待站里，与我们学校出来大串联的同学们会合了。
那些同学们说：就在我们“长征红卫队”出发的第三天，学校领导带着全校几百学生，倾巢而出，坐汽车到巴东，再上轮船，到宜昌，现在上岸，是要换乘大船，到武汉去。
可怜我等，还沉浸在同学会合、互诉别情的喜悦中，还徜徉在公园街头、赏菊看花的欢乐里，还陶醉在抖擞精神、再登征程的向往上，却不料已经有人，向我们这几名“长征红卫队”里的“黑七类”子女发难了。
在宜昌的第二天晚上，午夜时分，我们几个人，在睡梦中被叫醒起来。
赵老师对我们说：“学校红卫兵的总部，刚才通知了我们去开会，说我们班有人揭发，长征红卫队里有‘黑七类’，没有资格作红卫兵，没有资格到北京见毛主席，就是你们6个……”
我看了旁边，这被叫起来的还有5个：杨泽林、黄兴昌、谭维才、段孝忠、张盛朝。
我心中一惊：“是那个黄同学吧，这到宜昌了，还不放过我们？”
“是啊，我还问他，那你在学校没有揭发，现在我们走到了宜昌，你才说，他说，在学校是他不知道，你们要参加长征红卫队，现在知道了，就绝不能让黑七类蒙混过关。”
【黄同学，两年后参军，再3年后复员，招入县化肥厂，又数年后，因肝癌去世。】
“在这里，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我那个棋友杨同学问。
“他们已经想出办法了，要把你们清除出长征红卫队，要你们这就回学校的同学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坐船到武汉，以后就回去。”赵老师满脸的同情和无奈，“到武汉的大船今晚半夜开，你们这就收拾起来，到码头上去。”
在这秋风瑟瑟的深夜，我们6个，卷起了自己的铺盖，捆好背包，来到了宜昌码头，加入学校的数百同学的大队伍，坐在江岸的路边，等着上轮船，凛冽的江风，刀一样地刮过我们的面颊，我们的心中，也像这江风一样的寒冷和凄凉，被逐出光荣的“长征红卫队”，奇耻大辱啊！
在码头等到天亮，才上船，两天后，到了武汉，这几百名同学，被分散安排在几处接待站。学校领导已经无法统一管理自己带出来的这一批学生了，让大家自由行动，只是强调：串联几天就回去。
我们6个还是在一起，被安排在汉口六渡桥一带的一个学校，那是闹市区，第一次身处大城市的新奇与兴奋，冲淡了“黑七类”的烦恼，第二天，我找到一家眼镜店，去配眼镜；第三天，我找到了住在汉阳的幺爹家，走了一回亲戚。
从“长征红卫队”逐出的“黑七类”，“走到北京”之心不死，利用了这个管理失控的机会，策划着“要把长征进行到底”。
杨同学说：“我们不回去，接着走，他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偏要走给他们看看！”
众人道：“我们手里没有证明手续，怎么走啊？学校不会给我们开证明的。”
“我们当然不得去找学校呀，我们到省里的接待站去想办法。”杨同学的邪门外道的主意，比我们这5个人多，我们就认他为头了。
省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在武昌的水果湖，我们乘公共汽车去，接待站给我们都发了“红卫兵乘车证”，上公汽不要钱，那时的红卫兵就有这么牛呢，怪不得后来要受上山下乡的报应，也是天理昭彰。
照着武汉市区交通图，也不知转了几路公汽，我们找到了水果湖的省红卫兵接待站。
杨同学跟那个接待我们的人说：“我们是建始县一中的红卫兵，是徒步长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我们在路上不小心，把学校里开的证明弄丢了，现在隔家里这么远，没有办法回去补证明，我们想请省里给我们打一个证明，行吗？”
这番话漏洞百出，我听着，都觉得不靠谱，但是，那接待站的人居然就答应了，我想，我们这是沾了武汉的红卫兵的光了，他们当时的声势大呀，横冲直撞，说一不二，省委、省人委的人，都听红卫兵的了，我们虽然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人还是不来追究，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作了。
那人拿出一本铅印的证明单，填写出一张证明来：
“兹有我省建始县一中长征红卫二队，共6人，徒步串联，前往北京，望沿途接待站，给予接待。
湖北省红卫兵接待站，1967年11月 日”
日期记不大准确，应该是在月底了。
然后，他就拿出公章，盖上鲜红的大印。
我们都说：“我们这证明，是省里开的，比他们县里的证明，还要硬些！”
杨同学得寸进尺，又说：“我们的路费也搞丢了，能不能给我们借点路费啊？”
那工作人员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居然就“借”给我们每人20元，红卫兵向接待站“借”钱，将来怎么还啊？那时，这问题，也没有人去考虑，最后，自然是国家买单报销了。
杨同学拿了这笔钱说：“每人扣5块，我们去作一面队旗。”有一首《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唱道：“无边的旗帜红似海。”这红卫兵的队旗，是革命思想的象征，那时候，街上作红旗、印红袖章的店铺比比皆是，我们找了一家，作了一面红旗，印上“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二队”的金黄油漆大字，我们6个，下定决心要争气，排除万难要“长征”，要把这面旗帜带到天安门广场上去飘扬一回，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黑七类”！你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偏要走给你们看看！
听我们班的同学说，在武汉串联的这建始一中的几百个学生，眼界大开，自主意识开始膨胀，不再听从带队校方领导的指挥了，纷纷自作主张，各奔东西南北四方去也，也有不少人说：回去闹革命。
他们问我：“你们是回去呢？还是到别处去串联？”
我说：“我们还是要走到北京去。”
大概是在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们六个，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出了在六渡桥的接待站，坐了一段公汽，到解放路，找到那里的铁路线，向着北方走去。
闹市的高楼，在我们身后步步远去，很快，我们到了郊外，我取出队旗，穿进早已准备好的竹竿，冬日的寒风吹着那旗，猎猎飘扬，我们的心头，洋溢着狂热的决心，看吧 ，我们一定会走到北京的！那凛冽的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刺骨了。
此后一个多月，我们硬是打着这面旗帜，沿着京广铁路，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
当时的串联形势，实在是风起云涌，一片大好，铁路沿线，隔三、四十里就有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到北京去的红卫兵，白日供吃，象征性地收个一角几分的饭费，有的接待站，还一分不收；晚上供住，我们又自带了被子，只要给指个地方开铺，有的接待站，有床铺，我们就背包都不用打开了。
曾经有许多次，我们沿着铁道，走过火车站的站台，看到停靠在站台边的客车，那上面的司机，见了我们这小小的队伍，和那面鲜红的旗帜，发出热情的邀请：“上车来吧，明天就到北京了。”可是，我们却说：“不，我们要走着去见毛主席。”只有这个“走”字，才能体现出我们“长征”着崇拜伟大领袖的虔诚，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傻乎乎。这种心态，直可以与穆斯林要千里迢迢走到麦加、藏民佛徒要五体投地拜到布达拉宫的信仰媲美了。
然而，这个虔诚的幻想，在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破灭了。
在保定，我们度过了1967年的元旦，5天后的中午，我们走到了丰台火车站，问车站的人，进北京城的路怎么走？那人说：“进城的路，你们不熟，我安排你们坐火车吧。”我们想，到了这里，也算是走到了北京了，就上了火车。
也不知道是在北京的哪一个火车站下了车，出了车站，看街上的招牌，是在东城区，这一个多月，我们到过的大城市多了，已经失去新鲜感了，按步就班地去找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看我们自带了铺盖，就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大礼堂里面去开铺住宿，那个礼堂在一个叫“护国寺医院”的单位的院子里，还给我们发了那单位的食堂饭菜票去吃饭。
在接待站，我们听到了里面的人说：“以后，毛主席不会再接见红卫兵了。”这一句话，如天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我们这一个月来千里迢迢、日夜向往的目标。
那天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无边的失落，也像这天空的雪花，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一月的北京，满天飞雪，遍地皆白，我们去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那一层白雪上人来人往的足迹，望着那高耸的门楼，我们第一次感到了革命信仰幻灭的惆怅，我们一步步地走到这里，是想让我们的长征红卫队的旗帜，也飘扬在这广场的无边的旗海中的，是想在这里也见到毛主席的，就像那歌里唱的：“我们是草原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我们是山里的红卫兵，从山里走到天安门啊，现在，这些，都无法实现了，只能是在这里凝视那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了。
我们更没有料到，在以后的文革生涯中，这种政治信仰的幻灭，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心中重现。
不仅是见毛主席的虔诚落空，那瞻仰文革圣地北大、清华的串联目的也告破产，学校都放了寒假，大门紧闭，我们也只能是站在门口凝视那毛主席手书体的“北京大学”匾额了。
拿着接待站发的乘车证，坐着免费的北京公汽，在大街上遛了几圈，除了一街的白雪，扑面的寒风，似乎也没有见到什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在这“革命”的时期，故宫、颐和园、博物馆 、动物园这些供人游览的场所全都关闭，就更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百无聊赖之际，听人说，香山的风景好，杨同学和我就去了，可是到那里一看，就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茫茫山峦，我们山里的人，这景色，见得多了。
接待站的人说，要过年了，我们要放假了，也不能接待红卫兵小将了，大家也回家去过年吧，这就是请人走路的意思了，大家说，过年北京不供饭吃，那怎么呆啊？只有打道回府了，于是，就在接待站办了回武汉的火车票。
杨同学心有不甘，还在想着要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灵机一动，就想到了“换票”的主意，他和同住在那护国寺医院礼堂里的新疆的三个红卫兵接上了头，说：“我们换火车票吧，你们去武汉，我们去新疆。”这真是桩互惠互利的交易啊，拍板成功了，他问我们：“哪个想和我一起到新疆去？”我和黄兴昌说：“好啊，去新疆看看也好。”谭、段、张三人说：“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还是回武汉吧。”我们这长征队伍，在北京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三个，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
在火车上，听乘客们讲，到新疆去，要穿过大戈壁，要三天三夜，又说，新疆特别的冷，你们南方人，又没有皮大衣，受得住吗？弄得我们心里都有点后悔这新疆之旅了。
那天晚上，到了西安火车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火车上说，要换乘，我们下了火车，去办换乘票。火车站有一个专门为红卫兵办票的窗口，我们去办换乘票，听到一句话，说，换票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们的行车方向。
杨同学心情变化，说：“听人说，新疆那么冷，我们不去了，我们换到成都去吧，再从四川那个方向回去。”
我们本来就是杨同学说了算的，也没有什么异议，就换了去成都的车票，在候车室，我们三个等了一小时后，重新上了车，就是开往成都的方向了。
在成都，只呆了两天，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身上的钱都快要没有了，接待站也不给“借”了，就在接待站办了火车票到了重庆。
在重庆，度过了除夕之夜，在街上转了一圈，跟着就上了轮船，顺江而下，过巫山十二峰的时候，在轮船上的乘客，指着远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说：“那就是神女峰。”
到了巴东，下船登岸，就算是回到家乡了。在巴东，因为绿葱坡雪大了，班车停了，又等了几天，正月初七，我们回到了建始。
当年，我曾经记过“长征日记”的，可惜，后来弄散失了。
1967年3月，学校开学了，见到了班上原来的长征队的同学，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到北京的？”他们的回答，叫我们大跌眼镜：“我们出了宜昌，走到襄樊，看到了火车，就上车了，走什么呀，那多苦啊？”
我估算了一下日期：“那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到了北京？”
原来，当我们在武汉，傻乎乎地为争取“走”的权力而在省接待站撒谎骗证明的时候，那正宗的“长征”队，已经坐着火车，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有点自鸣得意了，最终完成“长征红卫队”使命的，却是我们几个“黑七类”
我们在同学中自我宣传，说，我们坚持“长征”，走到了北京，然而，同学们，似乎并不认为这“走”有多大的意义，他们早就把这长征队的事儿，丢到一边去了。只可怜我们几个，在冬日的北国寒风中，晓行夜宿，一步一个脚印，还觉得是在争这一口气，坚守革命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自作多情、自讨苦吃，就是一个字：“傻！”
五 “造反”有悔
老天已经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离开了文革开头大半年的运动漩涡，如果我安心于“黑七类”子女的命运，就此“逍遥派”下去，那我的人生，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
然而年轻而躁动的心，使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人总得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负责，每一次选择，就是太平洋上的蝴蝶翅膀的一次搧动，多少年后，才能知道，那一次的搧动，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掀起什么样的风暴。
在巴东，我大伯伯已经告诫于我，要我守规矩，不要去跟着造什么反，如果我听从了这个金玉良言，那我的人生，就又是一番辉煌了。
时至今日，我每每听到“造反派”这个词儿，看到电视剧里那些带着明显的抑揄色彩的“造反”画面，就觉得有一种心惊肉跳的不好意思，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对这“造反”盖棺论定，那是文革时期的一种过失乃至罪行，是为自己的履历“造”出的一段不光彩的“反”面污点，也是给此后的前程与名声、“造”出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阴影。就如同阿Q长在头上的那一块癞疮，是害怕别人揭起帽子展示的，我有点理解和共鸣阿Q的那心理了。
但是，人总得正视历史，我确实是有过一年多“造反派”的的经历，作为这个组织的一份子，这个组织的那极为短暂的荣耀，我也许不曾享受到，而这个组织所遗留的久远的恶谥，却注定要去承担，因此，我如实地写下我这“造反派”的伤痕。
1967年的春季那个学期，开学时候，我走进学校，到我们高三、高二年级教室的那幢教学大楼去，老远就看见，那二楼的栏杆上，钉着一块匾额，上书六个鲜红的宋体大字：“红色造反大楼”，半年不见这楼，它就被人给取了新的名儿了；走进班上，就听同学说了，我们还在往北京“长征”的路上的时候，一中学校的红卫兵，已经是风生水起、群雄辈出，班级里的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地成立，有叫司令部的、有叫兵团的，有叫战斗队的，有叫公社的，五花八门，取的名儿，更是异彩纷呈，有的是是革命的圣地，韶山、遵义、延安、北京，有的是毛主席的诗词，风雷激、云水怒、孙大圣、千钧棒、惊回首、争朝夕，最大的两个，一个叫“红色造反兵团”，一个叫“联合指挥部”，他们已经是冲上了社会，已经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一起，夺了县里的走资派的权了，同学们还给我讲了“两个头头，一个挎包、收一口袋的公章”的故事，我听得精神亢奋，不由得就生起加入红卫兵的念头来，可是，我跟班上的“惊回首”战斗队的人提起，他们却不同意，说：“你妈是黑帮呢。”
我那棋友杨同学在班上，跟我也是一样的遭遇，人家也记着他爸是“资本家”的帐，他跟我同病相怜，凑在一起大倒苦水：“我爸就不过是开了几天小铺子，算什么资本家哟。”“我还要冤枉呢，我妈就只说错了一句话，就是黑帮了。”
杨同学奋然道：“去年，他们不许我们长征，我们就自己走，还是走成了，现在，他们不收我们入红卫兵，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
“我们走到了北京，回来也没有得着什么，自己搞个红卫兵，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作个逍遥派算了吧。我大伯也说了，叫我不要去造反。”我有些灰心丧气。
“你想想，将来文化大革命胜利了，是红卫兵上大学呢，还是逍遥派上大学？”
杨同学的这个预期，又是天大地失算了，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的将来，只有历史的耻辱，最先上大学的，是逍遥派。
他这话，就是触动、打动我那根自私的神经了。
那时的青年，为什么会投入文革？幼稚、狂热、盲目、崇拜，等等，这都是原因，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的诉求。
跟着毛主席干文化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胜利了，就有胜利的果实可以享受了。
这种胜利以后，享受果实的诱惑，如同春日里弥漫在空气中的花的香气，吸引着蜜蜂，招引得许多的学生，蜂拥而上，去“造反有理”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是“造反有悔”啊！
要是一开始就能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也顾不着红卫兵的前途了，这“造反有理”的结果，是成为个人历史的污点与恶誉了，还有人去文革吗？
杨同学故技重施，把我们“长征二队”的人找来，说：“他们不收我们，我们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吧。”
谭维才说：“去年班上的人说我父亲是‘四清下台干部’，把我也划成了‘黑七类’，那是他们搞错了，现在他们同意我参加他们的‘惊回首’了。”
张盛朝说：“我不想参加什么红卫兵。”
黄兴昌、段孝忠同意加入。
杨同学说：“我们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儿。”
我说：“我们原来是长征队的，长征是从井冈山开始的，我们就叫‘井冈山’公社吧。”我那时的历史知识还有点迷糊，以为长征是从井冈山开始走的。
杨同学说：“这名儿响亮，学校里还没有叫井冈山的，我们就叫这名儿。”
我们把我保存着的“长征红卫二队”的队旗拿了出来，送到制作旗帜、红袖章的铺子里，请里面的人，用煤油洗去原来的字迹，重新印上“井冈山”三个大字，又作了几个红袖章，那工钱，拿到学校报销；然后，我办出了一份油印小报，报名也叫《井冈山》，在上面发“公告”、登“宣言”，这办报的原料纸张、工具钢板、铁笔、蜡纸，是在学校里领的，自己刻写，到学校教导处的油印机上去印出来。当时有条政策，学校给红卫兵提供文革用品，报销文革经费。我们这四个人的“井冈山”红卫兵，就算是正式出炉，登上了县城文革的舞台了。
其时，县城文革的形势，是“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支左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替原党、政职责”（1994年版《建始县志》26页），县人武部主持大局，实际就是军人主政的格局了，此后数年，县人武部一直是县城政治舞台的主宰，无限风光在军装呢。人武部派了一个参谋级别的军官，到我们学校，学校的人想办什么事，都得先请示这参谋。
其时，文革的手段，就是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时，工商银行的门前，是县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块小小的场坝，这场坝的周边，还有两个有围墙的重要机关，县中队、看守所，它们的围墙上，都可以贴大字报、大标语，银行门前的街道，叫“人民大道”，这大道的两边，建起了一长排木牌，专门用来贴大字报，时称“大字报棚”。
大辩论也在这里进行。辩论之前，先贴出挑战书，“xx兵团与xx战斗队晚上对xx问题，进行大辩论”，接到挑战的战斗队，都要应战，到了晚上，双方开始，你言我语，引用毛主席语录，论证己方观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是现在所说的“口水仗”了，哪一方没有话说了，就得认输。这时候，杨同学那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就起了大作用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似乎从来没有理屈词穷的时候。
虽然杨同学辩才无敌，可是这“井冈山”，实在是名大虚空，我们“黑七类”的名声在外，在学校里没有市场，那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不屑与我们为伍，只有那些爹妈有点不红、想加入其它战斗队而不得的时候，才考虑入“井冈山”，他这手下，人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0个。
当时的辩论，焦点的话题，是对“支左办公室”的评价，温和的人说：“支左办公室”是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抓革命，促生产；激烈的人说：“支左办公室”保护、起用了“走资派”，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在搞“二月逆流”；一中红卫兵因此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温和的一派以“联合指挥部”为首，激进的一派以“红色造反兵团”为首。
我们这“井冈山公社”，是激烈一派。
还有两个公社，“北京公社”“延安公社”也是激烈派，这四个激烈派，就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三社一团指挥部”，合伙的时候，议决领导位置，按实力排位，杨同学屈居第四，这，也为“三社一团”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三社一团”办了一张小报，叫《山城怒火》，我在这报的编辑部，编这小报。
“三社一团”在学校与“联合指挥部”二分天下，互相对峙，对外宣称，站在武汉和县城的“钢派”阵营，反对“支左办公室”搞“二月逆流”。
尹校长在他的回忆录《红烛》中，有文《黑云压城》，其中一段，记录了“三社一团”的一次“革命行动”，说：
“6月下旬，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人武部组织县直中层干部集体签名‘亮相’要求站在军队一边，并召开全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我校‘三社一团’同学冲击会场。”
文章接着说：“武汉‘7.20’事件发生，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王力、谢富治回京的消息，江青到机场迎接。接着‘8.1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野心家毁我长城，湖北出现更加混乱局面。”
这就到了“7.20”事件了，当时，中央表态说，武汉的军方错了，“百万雄师”错了，“三钢”、“三新”是革命派，消息传到建始一中学校，依附于“钢派”的“三社一团”自然就成了胜利者。对立的“联指”就是“站错了队”了。
政治，在这里，跟“造反派”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以后的历史证明，真正“站错了队”的，不是“联合指挥部”，而是“三社一团”，“三社一团”眼前的胜利光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肥皂泡，眼花缭乱的烟幕弹。
在“中央表态”里沉醉迷乱的“三社一团”，当然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会想到这一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在得意忘形中倒行逆施，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把自己推向历史的审判台。
1967年9月5日的晚上，“三社一团”的武工队，就搞了那个在县志上留下恶名的“9.5行动”。
那天晚上，我在编辑部编完报出来，看见学校的操场上，一队人排着，都弯着腰，也看见那些武工队员，手里都拿着鞭子，我看着，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妥，这么一通乱打，是会败坏“三社一团”的名声的呀，是会丧失人心的。
第二天，我对杨同学进言道：“昨晚上的那个行动，不符合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又给我们树了几十个敌人，得不偿失。”
杨同学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我说：“我天天办报，就是做文章，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收拾人心啊，刘邦进了关中，还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呢，我们现在的搞法，像是项羽火烧阿房宫了，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策略，解放军都说优待俘虏呢。”
可是杨同学已经没有心思来听我这个迂腐的策略分析了，他的策略在另一个激烈的方向。
此时，武汉的“造反派”分裂成了“钢”、“新”两派；县城的“造反派”也分裂成了“钢”、“红”两派，“钢派”以县汽车18队的“钢工赤”即“工人赤卫队”为首，“红派”以城关镇的“红城联军”为首，这个组织的头目，叫段家春，这姓段的，一年后，成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又一年后，当局冠以“牛鬼蛇神的总代表”的凶恶谥号，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去坐了几年牢的。
杨同学趁着这个大形势，也分裂了“三社一团”。他拉出了自己的“井冈山”和部分人，宣布成立“三社一团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联”，自任一号头目。
尹校长在《黑云压城》中，接着说到了这个分裂：
“随着运动的发展，‘三社一团’学生组织分成‘钢派’和‘红派’，为了合理使用助学金和文化经费开支，从10月24日起，重新让我负责经费开支，再次把我推上风口浪尖，11月17日，两派学生在大礼堂发生第一次武斗，乱石横飞。”
这话也表明，尽管“造反派”们在学校闹得乌烟瘴气，不可一世，学校却是掌握着财经权力的，经济的命脉，始终还是在校方手中，由此可见，从经济的意义上说，“造反派”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执掌过权力。
分裂后的“三社一团”本部，占着学校，宣布站在“钢派”的立场；杨同学带着“红革联”，对外投入县城的“红派”，进入县城的派斗，占据了县人委对面的一幢三层楼房，又去县里的招待所，“借”了十几套被褥，在这楼房里开了铺，作“红革联”的总部，就是日夜在此革命的打算了。
我那时还没有醒悟，还抱着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幻想，就跟着到了这“红革联”的总部，在楼上安排了房间，设置了编辑部，开了床铺，还是编小报。
在这“红革联”的总部，我目睹了一次手枪走火，一个姓汤的武工队员，在一瞬间成为一具冰凉的尸体。
早在8月里，“三社一团”在县人武部“接收”了一批手枪，那时开始就拥有了武器，后来，随着“三社一团”的分裂，分别落到了两派的武工队员手中，他们挎着这手枪，也实在是威风凛凛，却不料，这威风凛凛，是要有人付出血的代价的。
11月19日的晚上，我做完了编报的事，到隔壁房间里去看看，这个房间里，住着三个武工队员，看到那个姓汤的，躺在床上，头枕着叠着的被子，头部垫得高，另一个武工队员手里坐在床沿，拿着手枪，对着姓汤的额头，指指点点，说：“我这枪里要是有子弹的话……”旁边的一个武工队员说：“莫开玩笑，怕你枪里有子弹。”那拿枪的说：“你放心，这枪里没有子……”这话还没有说完，那枪声就响了，子弹就从姓汤的额头上穿了进去，登时从后脑上就流出一股鲜血来，其他房间里的人听到枪响，都拥到这房间里，地上已经是一大滩血，人是没气了。
此后几天，学校里的钢派“三社一团”里，也有一个人的手枪走火了，伤了一个同学的肾脏，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
尹校长在《黑云压城》中，写到了这事：
“那天晚上，我刚睡下，就听易xx同学敲门，大声喊：‘尹校长，彭xx被枪打了。’我穿上衣服跑到‘红色造反大楼’二楼，只是一颗子弹从他左边腰部打进，另一边冒出头没有穿孔。我迅速给县车队粟、薛打通电话，他亲自开车过来把彭送往医院，范医生让我签字负责，由他主刀，摘掉半边肾脏。”这里的“粟、薛”二人，是县车队“钢派”的头头。
已经红了眼的两派，并没有被这两起走火的鲜血所吓倒，武斗的血腥气息，越来越浓厚，一步步地升级到了隔河武装对峙的地步。
这对峙走向极端，就是1994年版《建始县志》所载的1967年12月11日的“抢抢、武斗”事件了。
12月11日那天早上，我到了一中学校，找到宁老师的家里，这宁老师，就是去年的8位“黑帮”之一，现时，他也加入了“三社一团”，他的妻子聂老师，初中时候，给我上过语文课，现时管着学校的图书室，我和他们关系很好的，我对他们说：“今天，我没有什么事，到学校的图书室来看书吧。”聂老师答应了。我就说：“我进去看书，您在外面，把门锁上，中午来开锁。”
我在那图书室里，看着一本小说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靠河边的方向，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大响，我以为是什么人家在放鞭炮，也没有在意。中午，宁老师来开门了，说：“出大事了，你快走吧……”
我问：“出什么大事了？”
“河那边的人，开枪，把你们河这边的一个学生打死了，你们这边，到县中队抢枪了，两边已经打起来了，你快走，莫要叫学校里‘钢派’的人发现了。”
我回到“红革联”的总部，才知道，果然是出大事了。其时，“钢”、“红”两派，以河为界，互相对峙，开始，还是弄些木棒、石块来作武器，双方虽然都有几把手枪，也还不能引起大的战火，但是今天早上，“钢派”的人不知从哪儿弄到了长枪，从河那边一枪射过来，就把东风中学的一个学生打死了，“红派”这边找到了借口，一下子冲进了县中队，就抢枪了！县中队就在县城中心，与“红派”的总部距离不到百米。
县志上说，“造反派”抢枪，这有一点冤枉“钢派”了，12.11抢枪的事，全是“红派”干的。
武斗开始，隔河对射，大桥封锁，交通阻绝，断断续续的枪声，昼夜回响在山城的上空，年纪大点的居民们说，这是自解放18年来，第一次听到县城有这么多的枪声。
两天后，我又得到了一个同学被枪打死的消息。
13日的早上，我去看望一个住在中医院病房的朋友，说着话的时候，听到外面闹嚷嚷的，出来一问，一个认识我的人说：“那个和你一起办报纸的小余，死了。”
我大吃一惊：“今天早上，他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那人说：“听守桥的人讲，他在大桥边上的旅社的楼上守卫，把头伸出窗外探望，对岸就飞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额头，抬到这儿的病房里，就已经没有气了。”
这小余，本来是我们编辑部的人，在“红革联”的总部，与我一起编小报，同住在一个房间。
“红派”抢了枪后，他也去领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挎着，我见了，说：“我们是搞文的，要枪作什么？送回去吧。”他说：“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这文的，搞不成了，改行吧，我去守大桥了。”谁知道他这一改，把命也改没了呢。唉，这文化大革命，怎么就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了？
尹校长对这小余的死也很痛惜，在《黑云压城》中，写道：“12月13日早晨枪声停止，母亲上街买菜，街上早已无人卖菜，她老人家却带回余xx被打死的消息，他是我教过的学生，成绩优秀，作文写得好，昨天我还跟他讲了话，问他能否过桥去邮局，他说：‘您，最好莫过去。’得知其死讯，十分难过。”
到第三天，就听说人武部的人出面制止了，找两派的头目开会了，听说是人武部的人讲：你们这么把县城搞成了战场，农民不敢进城卖菜了，工人不能到厂做事了，干部不能过桥上班了，你们这么斗下去，县城的人还活不活？这真是人民解放军为民请命，义正词严啊，其实，可以想见，人武部对这半年多来都在和他们的“一办一部”对抗、“接收”他们的短枪、抢他们的长枪的两家“造反派”，内心深处一定是不那么高兴喜欢的，只是“中央表态”压在头上，只能看着、忍着这两派胡作非为，现在这两派自作其孽，干出这等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勾当，那是正好送给了人武部一个伸张大义、凛然登场的口实啊。在真的钢铁长城面前，假“钢”之派不可撄其锋，冒牌“红城”不敢拂其意，两派头目，无言以对，只好收手罢斗，这场持续了3天4夜的武斗才告停止。
到了1968年初，上面来了指示，要两派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钢派”“红派”，携手言和，与人武部和县里原来的领导干部，共同组建县革命委员会，时称“大联合”、“三结合”。县革命委员会里，“钢派”、“红派”，一碗水端平，各给了2个常委，若干个委员的位置，这，又是政治跟两派的头面人物开了一场大玩笑，两年之后，他们的位置，就换成了批斗台和看守所。草莽之人玩政治，还太嫩啊。
我那早年的棋友、“长征”的队友、文革的战友，杨同学，就是这4个常委之一。
古话说得好，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杨同学飞黄腾达，我与他分道扬镳。
分手的起因，是我的“啰嗦”。
杨同学作了“官”，登时风光起来，这风光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所心仪的姑娘，投入了他的怀抱，他这就一下子，坠入了温柔之乡，不大管外面的事儿了。“红革联”的一些同学们，就来找我，说：“你和我们头头老交情了，你去劝劝他吧。”我也是自不量力，真的就仗着“老交情”去说了：“老杨啊，革命尚未成功，你是作了常委，有前途了，你还得多为你手下的人想一下，给他们谋个出路啊，你怎么能够整天窝在家里呢？”他听了这话，发怒了：“你怎么这么罗嗦，你给我滚出去！”
我听了这话，受不了了，我这么鞍前马后地跟着你，到头来，竟然是落得这么一句，太不值了！当下憋足一口气：“好，好，我滚。”从此，不再登他家的大门。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割席断交”了。
这，成为我脱离文革的转折点。虽然是为时已晚，错已铸成，毕竟是悬崖勒马了。
但这文革中的“造反派”经历，就此成为笼罩在我人生之路上的一块乌云。先后被办了两次“学习班”，第一次，是在1970年6月，地点是朝阳街的革命委员会（详见下章之一）；第二次是在1970的年底，地点是在官店区的革命委员会。
那时，我下乡在官店，在小队里本来是干得有点贫下中农的好评了，区里通知我去“开会”，我兴冲冲地到了区里，却得知是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来办我们的“学习班”了，有一个知青，说：“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过他几鞭子，现在他来办我的学习班，等着他来报仇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躲得一时是一时。”立马就溜了，他还真是跑得聪明，反正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着，在官店顺顺当当，推荐上了大学医专。
我老老实实地进了这个“学习班”，但是，这姓向的看了我写的“交待”，说我态度最不老实：“你们搞打砸抢，犯了那么多的罪行，你一条也不承认？”我说：“我没有打过人，没有抢过枪，没有搞武斗，我就是办报纸、写文章，我是搞的写、编、印，你叫我怎么承认？”向国书书记说：“怪不得人说你是黑笔杆子。”我也就是豁出去了：“我写那些东西，都是按照毛主席语录、那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思写出来的，你说我是黑笔杆子，你就按黑笔杆子给我定罪，我也认了。那”打、砸、抢“，我是不承认的。”向书记说：“你这态度，一辈子也莫想抽出来。”
又十年后，1982年，我在师范工作了，临时抽到县委会，写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先进模范材料，在院子里碰到了这向书记，他其时作了组织部的副部长，见了我，一脸的诧异：“你来这里，干什么来了？”我递给他一叠材料，说：“写这个来了。”他接过去，看着上面的标题：“种好茶叶，发展经济”，写的是一个种茶叶的农民，他草草地翻了一下，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说：“你这笔杆子，变红了。”
我扬了扬手上的材料，说：“我这笔杆子，以前写‘造反有理’，‘农业学大寨’，现在写‘发展经济’，一直都是照着毛主席和中央的话写的。”言外之意，是声明：我这笔，从来没有黑过，一直都是红的。
六 一厢情思
在这“造反有我”的岁月里，在这“文攻武卫”的硝烟中，少年的情怀，在适宜的温度下冒出稚嫩的萌芽，尽管它不可能开出花朵。
我有个朋友，是“红革联”的一个小头目，有天晚上，住在学校的他遭到偷袭，受了点皮肉之伤，为了宣传是对方在“大搞武斗”，他被弄到了中医院的病房住了起来，此后，他就长期把这病房，当做了自己的宿舍。
有一天，我去看这朋友，走进那病房，见屋里还坐着两个女孩，一个穿红衣，一个着绿衣，那穿红衣的，我认识，是一中的学生，绿衣女孩，不认得，我那朋友指着她，给我介绍：
“这是我妹妹……”
我有些诧异：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呀？”
朋友笑着解释：
“才认的呀，和我一个姓，是你们城里的，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我往前移了一下，为的是看清那绿衣女孩的面容，因为我近视啊！我眯着眼睛，终于看得清楚了：弯弯的眉，晶亮的眼，高挺的鼻，小巧的嘴，脑后扎起一双小辫，那一缕淑静清秀、玲珑剔透的气息，扑入我的心头。
朋友看我这痴痴的样子，笑道：
“怎么样？我这妹妹，漂亮吧？”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连声附和：
“那是，那是。”
绿衣女孩娇嗔地站了起来，责怪我那朋友：
“你看你，是说的什么呀，还大哥呢，我们走了。”
朋友起身去送她们，回来笑着：
“我看你刚才那个样子，八成是看上我那妹妹了？”
我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此后，我到那朋友那儿的时候，心中总希望见到那绿衣的女孩。有一天晚上，天上升上来一轮明月，我从窗户里望出去，看见院子里那棵柚子树下，立着一个绿色的身影，我走出去，站到她面前，刚说了一句开头：“你在这啊……”就听见她那形影不离的女伴红衣女孩的喊声：“小丫头，走啊！”她望了我一眼，笑笑，说：“我们还有事呢。”就跟着走了。留下我站在那柚子树下，怔怔发呆。
我那朋友见了我这样子，叹道：
“唉，你这是得了相思病了，我替你去投石问一下路吧，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过了几天，他又对着我叹气了：
“唉，你这病是没治了，我问她，她说，她看不得你眯着眼睛的样子，谁叫你把眼睛搞成近视眼了呢？”
听了这话，我这心里，真是凉透了，可是我还是止不住的想着那绿色的身影，好像她是经常穿着那绿底白格的外衣的。从她家门口走过，很想鼓起勇气，跨进那门槛去，可是一想起那句“看不得你眯着眼睛”，就一下子泄气了。
1970年的1月间吧，我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对她倾诉的机会。那一天，我去粮食局的供应门市部买米。那时实行粮食供应制度，全城居民都要来这里来买供应粮的，老天照看，她也在买呢，而且是一个人，我跟着她的背影，走到了粮食仓库的场坝上，我说：
“这一两年了，我希望你明白我……我的……”
她抿着那小巧的嘴唇，轻声说道：
“我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都要下乡了，谁知道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时候，天上飘下来一朵一朵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在这场坝上的一对少年儿女身上，我望着阴云迷茫的天空，想起自己那渺茫的前途，是啊，她说得对，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可是我还是幻想得到一个允诺：
“那我们可以等啊，等到以后……”
她扑闪了一下亮晶晶的眼睛，接着了我的话：
“那，那就等以后吧，反正，现在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片片雪花飞舞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转过身，离我而去。
那天晚上，我把白天没有说完的话，写成了一封信，结尾一段是这样写的：
“假如你记得，那中医院庭院中的明月，我会为你奉献一生的忠贞；假如你记得，那南山下场坝上的飞雪，我会为你燃烧我青春的激情。假如你忘记了这一切，我的心中，也将留下我的真诚而遥远的祝福。”
这信，在我的手中，攥了一个星期，到第7天，我把它投进了邮筒。
半年后，我下乡到官店区竹园公社，又一年后，我得到消息，她被招工到了恩施的电厂，知青中，有这样的传闻：那家电厂，在我们县，专招美女。
得到这消息的那天，我写了一首《江城子》：
“忆昔小院初相逢，树葱茏，月朦胧。笑启朱唇，相看双靥红。长记南山雪纷纷，语匆匆，意蒙蒙。
好花移入玉栏中，人无踪，情成空。乡关一去，迢递几千重。恨是人生多坎坷，达与穷，西与东。”
十年后。
1981年11月，我在师范做中师函授的工作，在我上课的班上，我见到了那位当年的红衣女孩，她是民办教师，参加函授读师范文凭的，一天早上，她迟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去调查她的纪律：
“今天早晨，你怎么来迟了？”
她给我说的理由是：
“因为……因为，昨天晚上，陪一个我小时候最好最好的朋友，她从恩施回来，我和她一直玩到半夜，所以，早上才迟到了。”
我听到“最好的朋友”，猜测道：
“是小丫头？”
她肯定：
“是呀，我一见到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大喊一声：小丫头！”
多少年没有听到这名儿了啊。
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小吉也来了，也像你一样，戴着一副眼镜呢。”
我觉得这有些黑色幽默：
“她不是看不得近视眼吗？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呀，到底给她安排了一个眼镜。”
我这眼前的学生为自己的朋友辩解：
“她那时还小呀，不懂事呀！”
接着就称叹我的情感：
“初恋是真诚的啊！”
我为自己叫屈：
“我那能叫恋吗？话没有说上两位数，手指头都没有碰一下，顶多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又引用了一句谚语，“剃头担子一头热，”觉得意境不够高雅，又引用了一个经典，“纯粹就是一个柏拉图式。”
我这学生大概不懂“柏拉图”：
“你写过信，写过情书呀，还不叫恋？”
那倒也是，那还真是我生平第一封情书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回忆：
“小丫头什么事都跟我讲呀，那天，她到我家，一进门就说，给你讲个事，那个人给我信了，接着就拿出来，我俩一起看的，有一句，我现在都还记得，‘假如你……’”
我追问：
“那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这学生，表示她当年是为我说了好话的：
“我说，这信写得多好啊，我都要感动了，快回信吧，她说，可惜是个近视，又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马上就要下乡了，以后再说吧，慢慢看发展吧……”
我绝对没有想到，我的第一封情书，要在十年之后，才能收到这么微弱的初恋的回声，我感激地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她说到了结局：
“结果，她发展到了恩施，就遇到了小吉那个武汉知青，如果她不到恩施，说不定……说不定，你们会好起来的。”
我笑笑，进一步发挥这假设：
“如果像你一样，在我班上上课，那就真的什么都好了。”
说起上课，她又有了话题：
“我昨天晚上还跟她讲，孙老师在给我们上课呢，她问，上得怎么样，我说，好啊，她还关心你呢，问你结婚了没有，我说，好像还只看见一个人，单去单来的。”
她说得没错，我的大学的女友，可儿，刚与我分手。
我站在教室的窗前，望着窗外的操场和河对面的南山坡，我的脑中，就浮现出那南山坡下，粮食仓库场坝上飞扬的雪花；我还想起了那刚刚与我分手的可儿，我与可儿的初识，也是在那南山坡脚下，在那场坝的另一边。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