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话
离开北大回上海和父母弟妹团聚，我大学毕业这件全家的喜事蒙上了阴影。不过爸爸妈妈还是振作精神为我庆贺了一番。举家去到南京路，在附近小街四川馆子吃了顿饭。此前他们已经多次跑亨达利替我相中一款与当时最风行的“英纳格”同价级（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老价钱”151元）而款式素净高雅的“平雪贝”瑞士手表，我喜欢那样式，他们就买了作为给我的贺礼。选购了几件衣服，其中包括一件咖啡色优质灯芯绒夹克。穿上新衣，五个人在“王开”照了第一张“全家福”。
于是我奔赴在武汉的“工作岗位”。
全国的“运动”继续进行，不过地方上比北京落后半拍，北京第一波“反右”已到尾声，地方上才掀起“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据说也是起劲得很。北京都“反右”了，怎么大家还愿意“大鸣大放”呢？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党的宣传工作战略部署得好，因为根据宣传，“右派分子”只是一小撮狼心狗肺的坏蛋，这些坏蛋已经揪出来了，党的“整风”还是要继续整，还是欢迎大家勇敢提出“善意的批评”，甚至尖锐的批评。所以我到了武汉中心气象台大约半个多月，那里的运动才转入“反右”阶段，有幸又被我赶上了。地方上的反右运动我看了只觉得格外的好笑，好笑过后又觉得很有点恶心，后来从“老同志”口里听说，我看到的这一套概言之叫做“整人”，其实不是新发明，早已有之。结果从百把号人的单位中一共打出六名“右派分子”和许多“中右分子”，他们的主要罪行是“恶毒攻击单位里党的领导干部”。反右结束不久又掀起了“干部下放”运动，中心气象台加上省气象局一共下放了几十个人，大部分是运动中“表现不好”的，还有一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准备“精简”掉的，我刚刚参加工作也加入这个队伍。我们是被下放到荆州地区的国营“五三”农场，大约一个月以后那几个“右派分子”结了案也被送到农场来，接受监督劳动。
1958年10月我被抽回气象台，打算让我继续完成去年未结束的实习阶段，但是将近年底的时候我突然被人事科叫去，给我看了刚从北大寄来的最新材料，材料写得很简单，列举了在学校时早已给我指出过的主要“错误”（但现在都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最后结论是我被划为“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即极右份子”。我懵了，离开学校的时候明明说了我和同班另外几个定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还不是“右派分子”，怎么现在说：“即极右分子”？但是这个时候经历了两年的运动，我已经懂得了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抗拒从严”、“态度不好罪加一等”的政策。我在没有当事者可问、没有场合可答辩的情况下“老老实实”签了字。后来知道这是1958年的时候上面下达了个“反右补课”，认为北大的“反右”搞得“右倾”了。于是北大学生中划右派的数目追加了好几倍。囊括进了许多原先都认为是“提善意批评”的人。我们这个原先被认为有点“中间色彩”的“小集团”，被重新定性，升格为“最具有欺骗性的右派集团”。北大校刊那时有一篇专文上点名：“他们这个集团里有全校闻名的右派分子×××和胡伯威”。
于是我立即以被“监督劳动”的身份又被遣回“五三”农场改造了三年多。
1962年春天我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宣布：“改造表现好”，摘去右派帽子。消息传到我家里，父、母、弟、妹马上共同给我写了一封信，每人写一段，都是狂喜得语无伦次，由此也可知在我“摘帽”前的几年里，他们精神上受着多大的煎熬。但是后来才知道，我的身份只是改变为“摘帽右派”。
做“右派分子”是什么滋味，近年已经有一些还活着的人写过回忆文章，有的出过书，我没有必要多写了。八十年代有几部电影片里描写过右派，对他们表现了一些同情和慰籍，对他们的“无怨无悔”还给了点夸奖。经过艺术加工的东西难免浪漫了一些，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八十年代（那时对右派分子已经搞了“改正”）有一个叫曲啸的前右派分子在报纸上写了长篇文章，后来又到处去作报告，当了一回“无怨无悔”的模范。他好像代表“右派”同仁们表示理解当年“扩大化”仅仅是一个工作上的失误，对党的改造政策敬献了衷心感激，发誓热爱党永不变心。说老实话，在我自己刚刚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虽然有许多想不通，但是我也尽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反右运动在整体上的必要性，也认为自己的思想虽然并不“反动”，但还是有不少需要改造的东西，也曾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改造好。但是经历了实际的“改造”过程我才看明白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对人性人格的摧毁奴化过程。经过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更明白它们分别就是“反右”的直接后果和继续发展，“反右”是二十年祸国殃民的源头。所以在单位人事处找我谈话通知我被“改正”的时候，我当场声明：“别指望我会说‘感谢党’之类的话，我认为党必须好好的反省这个大错误”。后来党中央胡-赵新领导班子成立，观其所行我非常兴奋，在学习会上发言我说：“现在我们国家形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紫阳耀邦’，社会主义中国从此大有希望了”。
我离开学校后几次被放到农村去，加起来共九年。其余时间在单位被“控制使用”，尽量把我限制在天气预报科技的低端岗位上，给我安排的“培训”就是经常下去（不算在上述九年之内）向年纪大的贫下中农或渔民、船民学习看天做预报的经验，搜集整理预测天气方面的农谚。虽然当时整个的科技方针提倡“丢掉洋拐棍”，贯彻“土法上马”，但是他们总把政治上正确的那些最“土”的事情不交给“好人”们而是交给我去做，这是为了有利于我的改造。我对这套愚昧的“业务技术方针”当然想不通，我那“资产阶级独立思考”的老毛病总是改不了，于是又向上面提了一整套的意见。意见上去之后单位里很快就组织了两天对我的批判会，说这是我又一次向党猖狂进攻的“万言书”，说我在政治上向党进攻输光了本钱就改头换面在业务方针上向党恶毒进攻。批判完了之后又把我搞到武汉水运公司一艘运砖、运沙的木船上呆了一个多月，参加劳动并专门学习船民的看天预报经验。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只要来一个什么小运动，就要拿我当一次“反面教员”，把平时被人家记下来我说过的一些话“上纲上线”批判几天，我自己还得写几次检查交代。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把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全都荒废完了，只有极少的时间偷偷看一点数学或物理书，没有目的，就像是违禁吸毒，图一点快感。
到了开始“改革开放”以及“右派改正”的时候我已经40几岁了，这时候才觉得往后做人也许还有点意义。我正好已经被调到研究所，于是赶紧看书补课，进入角色。不久大家就看到全国一级气象期刊《气象学报》和《大气科学》上冒出一个基于扎实数理根底接连发表有深度创见论文的“年轻新秀”，只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才由此知道原来胡某某“还在”。其实我经常听到“人民”们私下一直都说：“右派分子大多数都是特别有才华的，太可惜了”，我来证明这句话并不难。湖北省气象部门我这个年龄层的大学生好几十，1981年头一次晋升高级工程师（及副研究员）共三人，其中由省气象局直接“保送”上去两人（一个是硕果仅存的老工程师，和我们不在一个资历层；另一个是一向被当作知识分子代表和业务技术尖子的）他们都免试英语，免答辩；第三个是我，是通过英语考试和答辩参评的。1988年全省气象部门第一次晋升正研究员的则只有我一个人。到了现在74岁还必须留着“发挥余热”带着年轻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也只有这个“前右派分子”。但是毕竟在青苗时期二十多年遭严霜打，元气大伤，后来的境遇也不怎么好，终究这一生长不成参天大树，只不过就是马虎得过去罢了。也有的“前右派”同学在那个有希望的80年代显露才华当上了局长（我那时也将被“提拔”干这个活，自己没有同意），但在后来的“大气候”中也无所建树。就算有人当了国家总理终究也搞得个无可奈何，反而成了几项失败的替罪羊。
我有一点幸运的地方就是至今还保持着对各种事情的兴致和好奇，也包括国家大事。虽然我远离政治（让我当了一任研究所长少许接触那么一点官场我都极其厌烦）但是我还是喜欢想想问题。
80年代我对国家走上正道是满怀希望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找回了年轻时代的热情，准备全心拥护回归马、恩思想真谛而摆脱毛泽东封建阴影的党。但是1989年以后看到事情在逆转了，除了放开市场经济（前面我说过，这是我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五十年代都不懂，而且不同意的）方面邓小平总算顶住了倒退逆流，又保证了十几年弥补性的大发展。但政治上对专制特权的加固导致全社会的腐败愈演愈烈，无孔不入，80年代就开始耐心等待的民主政治改革已经被搁置得发臭了，现在干脆成了一个犯忌的“敏感词”。近年问题越积越多越尖锐，我不相信如果没有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海啸我们国家自己这里就不会酿出大问题，现在反倒是碰上好运气，国际上的问题掩盖掉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把我的思想陷入困惑的还是一个“稳定”，我的基本态度从1956年准备当“右派”那个时候到现在还是一贯的，我绝不喜欢局面大乱。中国的事情必需要共产党控制住大局，但共产党必须老老实实认真改造自己。要稳稳妥妥但是一定要动真格从现代封建专制传统中走出来，否则和权势资本主义的极端贪婪结合起来发展下去确实不得了。多党政治也许往后几十年内都行不通，没有一股像样的政治力量能与共产党轮替分担中国的事，长久之后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什么党都不要了。但是共产党一定要摆脱内部那些贪权图利的政治腐败势力，认真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民主法制和权力制衡的道路，而不是成天把“决不照搬西方”和“坚持中国特色”挂在口上作为顽固抗拒民主改革的挡箭牌。
我最有感触和关注的还是自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困惑并摁捺不住起来发表意见的那个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愚民政策根本不相容，为什么做起来偏偏要搞这一套？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相当严重。
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决策和遵守决策是必需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一个坏的口号，但长期来被歪曲的应用了，“集中指导”无限强化，“民主基础”基本虚化。首先是民主的前提—知情被严重剥夺。各种官方主流媒体搞得简直不像话，说来话长仅举一例：群众在底下把CCTV骂得狗血喷头，我就不相信那些在网上怒骂的、编顺口溜的都是“西方派来的网特”。实际上是CCTV做得太叫人厌恶了。我在1950年代看到的“新闻纪录片”的那些“假做”现在都照搬到CCTV上来了。被“采访”的群众真可怜，回答问题那么僵硬的背着采访记者给他准备好的“台词”。编台词的稍微编得哪怕只是表面上活泼一点，有个性一点行不行？为什么就那么低能，怎么就只会搞些千篇一律的标准套话，叫人听了能不作呕吗？那叫做“民意采访”吗？
你搞假有人听吗？CCTV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赚了那么多的广告费，今年元宵烧掉“大裤衩”也不在乎，群众说就是因为“不差钱”，但你说话人家不相信，更多的钱不白烧了？
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元气正持续地被腐蝕，最大的毒腐剂不是什么西方来的“污染”而是我们内部几乎泛滥到所有领域的“假”，这个“假”字会毁了我们的一切。首先党的宣传在“假”字上来带头怎么得了？
最可怕的“假”是对历史造假，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态度，对重大历史都来个“统一口径”的说法，80年代一度开放以后转过来又设立越来越多的“免谈”禁区，这也成了“敏感”那也成了“敏感”，把事实真相遮盖起来不许说。一手遮天似乎想等有记忆的老人都死完，整个民族失去记忆或记忆错乱。一个人失去了记忆还能正常活下去吗？一个民族被催眠，用幻象代替了真实记忆还能健康地“振兴崛起”吗？
党中央有些清醒的领导人似乎已经看到构建“精神文明”的迫切性，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检起那些老掉牙的“革命传统”做法，喊口号、唱高调、表彰讲用、编些类似“雷锋日记”的苍白东西，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扼杀独立思考，扼杀精神领域的自由探索和创造，用事先自封的“主旋律”（连当年毛泽东在口头上都还说先要让百花齐放，再来辨别香花毒草）压倒其它“杂音”，这样简单地就能制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吗？如果能行，让江青活着在宣传战线上“高举旗帜发挥余热”问题就解决了。她搞的八个样板戏最最“主旋律”，何况现在的技术包装条件比那时候可以更加搞得灿烂辉煌。
党中央有人正确地看到，科技自主创新是经济发展振兴的根本，但是有没有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总要为我们的教育和科技缺乏创造性所困扰？这和我们从来摧残自由精神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
久久不谈政治，回忆录写到那个回避不开的时期，再来“年轻”一回，“天真”一回，有关的人听不听我再管不了那么多，如果因此再来关心和改造我，我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再陪你们玩了。
（续完）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