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任仲夷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所在的杭州，窗外的是天阴沉沉的，我在心中感叹：敢说真话的老人又少了一个。任仲夷先生是中共政坛元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在辽宁和广东等省主政，主持平反了影响深远的张志新冤案，尤其对于推动广东的改革开放厥功至伟，可以说，他为“文革”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探索一条新出路奉献了自己的心力，包括为经济特区正名、为私营经济正名等等，这些事在当时都是需要勇气的。他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先驱人物决非偶然。更为可贵的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之后，他生命的黄昏，他始终没有停止思考，更没有对国事保持沉默，所以越是到了晚年，他的生命也越加绚烂。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耿耿于心，他关注社会公正、民生忧患，不断地提出他的政治见解，一次次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并拿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思路，包括建议创立“政治特区”等。近些年来，我们总是听到他来自南国的声音。以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他的那些声音却常常是火烫的，不时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回响。他说的话当然不是句句是真理，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常常都是不能回避的真问题、大问题，他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是他日夜苦心焦虑、艰难思索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声音。
任仲夷属于那种一辈子都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老派共产党人，尽管他身上还带有革命生涯赋予他的某些特征，比如对邓小平心存好感，对邓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为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对邓、对仍然主宰着中国命运的共产党都怀有难以割舍的复杂情感，没有剪断那根“脐带”。但毫无疑问，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讲真话的人，一个有热情的人，一个能遵从良知召唤的人，一个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人。当程益中等因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被构陷入狱时，他说话了。当萧蔚彬突然被免去以敢言著称的《同舟共进》主编时，他以辞去该杂志顾问来表示抗议。这些作为，使他有别于那些蝇营狗苟、安富尊荣的人们，显示出他生命的硬度和人格的亮色。
面对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腐败蔓延的社会，任仲夷晚年忧心如焚，一有机会他就要为进一步的改革大声呼号，他知道，许多顽症痼疾都只有在改革中才能逐渐解决。他为这片大地上每一点的进步感到欣喜，他乐观地伸出指头，期盼着明天会更好。他是一个饱经沧桑、有长期实际从政经验的政治人物，他的见解常常不是空洞不着边际的，他知道先说什么，他也知道先做什么，所以他的言论有时候听来不是很过瘾。但无论如何，我们否认不了他的一片赤诚，他是无私的，他着眼的是未来，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正是许多当初和他一样投身革命的青年的初衷。
任仲夷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成了广东社会独特的一道风景，他的地位、历史和良知使他在很多时候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也许都将随着他的离开而告终。前两天，我刚刚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字，这位与胡耀邦同时代的老人说，当年，胡耀邦主持推动了破除迷信、平反冤狱两件大事，“之后，不论遇到何种干扰，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他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必经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老左’们的种种无端干预”。这些话，用来评价他本人也是合适的，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他的言论见解无不与他心仪的胡耀邦同心相应，同气相求。在他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敢于说真话、坚持独立思考的他不也是这样的人吗？
当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潮滚滚、势不可挡，庸人主义和娱乐至死的价值观盛行之时，敢于说真话的骨鲠之士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锷锷，任仲夷老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士。他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是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踏上社会、卷入革命洪流的，他们中有很多人自称“两头真”，他们身上确有一种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或许不合时宜的精神气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民族共同体命运的关怀，他们对国家前途、社会进步的在意。他们时时萦怀的都是些宏大的题目，他们牵挂的往往是和天下苍生祸福相倚的事情，谈起当今中国社会不公、腐败蔓延，以及前景的暗淡，他们还会激动，甚至会眼含泪水。也许他们终生都走不出年轻时代的信仰，对那个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党，他们有着千丝万屡的感情，但他们的良心会促使他们常常说出真话，这在中共党内已是凤毛麟角。如今，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
（民主中国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