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任仲夷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所在的杭州,窗外的是天阴沉沉的,我在心中感叹:敢说真话的老人又少了一个。任仲夷先生是中共政坛元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在辽宁和广东等省主政,主持平反了影响深远的张志新冤案,尤其对于推动广东的改革开放厥功至伟,可以说,他为“文革”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探索一条新出路奉献了自己的心力,包括为经济特区正名、为私营经济正名等等,这些事在当时都是需要勇气的。他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先驱人物决非偶然。更为可贵的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之后,他生命的黄昏,他始终没有停止思考,更没有对国事保持沉默,所以越是到了晚年,他的生命也越加绚烂。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耿耿于心,他关注社会公正、民生忧患,不断地提出他的政治见解,一次次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并拿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思路,包括建议创立“政治特区”等。近些年来,我们总是听到他来自南国的声音。以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他的那些声音却常常是火烫的,不时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回响。他说的话当然不是句句是真理,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常常都是不能回避的真问题、大问题,他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是他日夜苦心焦虑、艰难思索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声音。

任仲夷属于那种一辈子都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老派共产党人,尽管他身上还带有革命生涯赋予他的某些特征,比如对邓小平心存好感,对邓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为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对邓、对仍然主宰着中国命运的共产党都怀有难以割舍的复杂情感,没有剪断那根“脐带”。但毫无疑问,他在许多时候是一个讲真话的人,一个有热情的人,一个能遵从良知召唤的人,一个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人。当程益中等因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被构陷入狱时,他说话了。当萧蔚彬突然被免去以敢言著称的《同舟共进》主编时,他以辞去该杂志顾问来表示抗议。这些作为,使他有别于那些蝇营狗苟、安富尊荣的人们,显示出他生命的硬度和人格的亮色。

面对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腐败蔓延的社会,任仲夷晚年忧心如焚,一有机会他就要为进一步的改革大声呼号,他知道,许多顽症痼疾都只有在改革中才能逐渐解决。他为这片大地上每一点的进步感到欣喜,他乐观地伸出指头,期盼着明天会更好。他是一个饱经沧桑、有长期实际从政经验的政治人物,他的见解常常不是空洞不着边际的,他知道先说什么,他也知道先做什么,所以他的言论有时候听来不是很过瘾。但无论如何,我们否认不了他的一片赤诚,他是无私的,他着眼的是未来,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正是许多当初和他一样投身革命的青年的初衷。

任仲夷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成了广东社会独特的一道风景,他的地位、历史和良知使他在很多时候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也许都将随着他的离开而告终。前两天,我刚刚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字,这位与胡耀邦同时代的老人说,当年,胡耀邦主持推动了破除迷信、平反冤狱两件大事,“之后,不论遇到何种干扰,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他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必经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老左’们的种种无端干预”。这些话,用来评价他本人也是合适的,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他的言论见解无不与他心仪的胡耀邦同心相应,同气相求。在他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敢于说真话、坚持独立思考的他不也是这样的人吗?

当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潮滚滚、势不可挡,庸人主义和娱乐至死的价值观盛行之时,敢于说真话的骨鲠之士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锷锷,任仲夷老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士。他是“五四”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是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踏上社会、卷入革命洪流的,他们中有很多人自称“两头真”,他们身上确有一种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或许不合时宜的精神气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民族共同体命运的关怀,他们对国家前途、社会进步的在意。他们时时萦怀的都是些宏大的题目,他们牵挂的往往是和天下苍生祸福相倚的事情,谈起当今中国社会不公、腐败蔓延,以及前景的暗淡,他们还会激动,甚至会眼含泪水。也许他们终生都走不出年轻时代的信仰,对那个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党,他们有着千丝万屡的感情,但他们的良心会促使他们常常说出真话,这在中共党内已是凤毛麟角。如今,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

(民主中国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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