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三巨舰匠之首应该是吴鼎昌。这个判断出于吴总持对于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创办，组织和筹资。张季鸾是大公报的主脑，而胡政之是主体。主脑和主体组织成为大公报的主干。而吴鼎昌则相对又成为局外人。因为他的主要经历和精力还是在政治行为上。大公报“新记”以后，或者以前，和张，胡一样，吴问鼎的政治举措，已经辑录于历史册。他是辛亥元老，和张的身份同。如果说张季鸾是自由主义，“四不主义”的灵魂，那么，胡政之是身体力行者，而吴鼎昌则比较超脱。王芸生加入大公报于1929年。后来马上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举成名，成为第四驾马车。王芸生比较左倾。在40年代末，容忍共党分子混迹大公报，以致诱他北上，“起义”，改馆，封杀文字，闷死新闻。（“起义”，这个定语，是王公子芝琛先生最为反对的。呵呵。）所以有一个说法，如果胡政之1949年不死，以后会不会有变化，大公报也许不致于北上。这个说法倒退到1941年，如果张季鸾活着，对待1949年又会如何？他可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是唯一布衣入室，无需请示者一；还有一位是康国雄先生，我的忘年交——康心如先生公子。他们两人是蒋府上自由出入者，且无时间限制。当然，北上结果，是大公报名存实亡。王芸生晚年也说，是他埋葬了大公报。于是，出现一个如何看待大公报与两党关系之问题。一面是，吴鼎昌忽而赞成自由主义之原则，同意张季鸾的办报方针；忽而又弃报皈蒋，当了贵州省长等——他前后都是官场人物。再一面是，吴问鼎商务，与其政务一样，也是历史中可圈可点的。而大陆人士一般而言，是看谁是亲共，谁是亲国，而定其功罪。你吴鼎昌不但亲，还要加入，那还得了！就半个多世纪把吴妖魔化。这个看法现在看来是太可笑了。这个本身就是妖魔思维。旁及资料，他的历史多有学者涉及。台湾亦出版其传记。大陆方面，近来也对其抗战期间在黔的经济活动，做出了辑录，做出充分肯定。
莫子刚先生在大陆“《近代史研究》”杂志，2005第1期，发表《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一文，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政府为了完成“开发贵州，建设西南”的历史使命，根据战时经济形势和贵州财政状况，创建了我国抗战时期第一家省营大型企业，即贵州企业公司。该公司在投资办厂方面具有重调研、重引导、重工矿交通建设以及重时局需要和地方资源等特点。在经管方面的成功之处则表现为组织系统比较全面和严密、决策机制充满活力、生产经营分工合作、财务制度健全有力以及重视延揽和培训人才，讲究员工福利等方面。贵州企业公司不仅在开发产品与技术，探测黔省地下资源，带动和促进贵州近代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经管模式更是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该公司本身的兴衰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示。
——本此一端就可以说，吴在离开大公报以后，虽回归政务，但是，他的政务还是和大公报之鼓呼抗战，遥相呼应，本为一鸪的。作为政治家之吴鼎昌，对于政治本来是熟门熟路的。一直传说之，袁世凯说他脑后有反骨，就是一个旁证（袁说：“你看此人‘嗓哑无音’又‘脑后见腮’，有‘反骨’，你敢用而我不敢用！”（袁世凯对梁士诒说——笔者））。他从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人，到服务段祺瑞，参政蒋介石，吴的一路走来，是反映了他的政治情结和政制抱负的。虽然，他抑或站在保守派一边。比如，他就在南北对峙时期，和王揖唐南下说和，与孙文谈判。有学者记录此事——
“南方代表在上海拒绝会见王揖诏，因此（1911年——笔者）9月21日王揖唐就去谒见孙中山，请孙提示恢复和平的主要条件。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一则故事：当时和谈正陷危机中，北方代表之一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这当然是较早时期的事情了。至于国共两端的争执中，一般而言，说吴是置身局外了——这是针对大公报所谓的中立立场而言。其实，大公报之所以可以存在，是有赖于蒋介石的有限空间，在这个“有限公司”的领地里活动的。包括“新华日报”。所以，大公报的具体事务吴鼎昌虽很快超脱，但是在感情色彩上，张季鸾还是比较亲国民党，蒋介石的。因为从西安事变，张的“国家中心论”，就是证明。所以，简单把吴鼎昌说为和张迥异之人，颇为不妥。虽然，大公报社评多为张的手笔，后为王芸生写，但是，在问学一端上，吴做为早期的商人和资本家，是懂得，也乐意问学的。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也有所及——
“吴鼎昌在1935年任实业部部长之前，主办天津《大公报》时自许以不偏不倚的姿态论事。他于1927年发表《中国新经济政策》，提出既不象欧美的集富于国家并集富于个人，又不象苏联的完全集富于国家的，”不令国家独为大资本家“又”不令个人进为大资本家“的均富于社会的经济政策；其经济思想被时人称为”新均富主义“，虽可见孙中山”节制资本“理论的影子，实为模棱两可。1933年，吴鼎昌在上海银行学会讲演，又表示如果政府能够”以可怜的统治权，逐步地谨慎施行“统制经济，那么他有条件赞成。但是，他又指出当权者”不是整个中国脑筋，便是整个外国脑筋“，怕他们视统制经济为万能，又自以为是斯大林、墨索里尼或希特勒，那么”也许统制经济起来，比自由经济还坏“，”只得一个扰乱经济之结果，造成一种摧残经济之事实“。
对于统制经济这一经济学的新名词的源由，吴鼎昌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统制经济在国内成为舆论的热点，是由于“中国人专喜欢用日本名词”，而正是日本人将经济统制（Economic Control）称为统制经济。这样，统制经济从日本到了中国，而盛行于英美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反而无人注意。在一度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同义之后，出现了对二名词的辨析，认为“统制经济，仅是资本主义者维持其原有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补救办法，一种舍本逐末之消极的经济政策”，而计划经济则是“依一定之计划，用统制之方式”，根本改造不良的经济关系，积极地创造经济新形态，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徐建生）
这个争论其实是中国人关于若干政治经济文化之争论的一种。最大的争论，当属孙文，梁启超，胡汉民，陈天华，关于中国可不可以实行民主的争论了。关于“统制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之争，是一个子门类争论。但是，吴担心的，有人要当希特勒，斯大林，却也是一段高论。几多年后，他老人家被打成中共第十七号战犯，可以说，戏言成真了。只是戏本身，不能上演于永久。“统制经济”是不是比自由经济更坏，现在的现实，或许为吴老作证了。
台湾一家杂志披露一个小故事，是讲台湾二·二八期间，蒋介石搞白色恐怖的事情。那个故事主角叫欧阳亮山。是一个报纸总编辑。他被无缘无故抓了起来。说是犯了策动罪。后来，他辑录了以下涉及吴鼎昌之对话——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当時，担任“自強报”的总编辑，而“自强报”则不断地发表社论，抨击政府。“
“不对，那時候我不是总编辑。”自强报“在合法登記期间，我是总编辑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报“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当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车子，到永乐町和林樑材开会？”
“谁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认识呀！”
“你不要说謊，林樑材逃去哪里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产党嗎？”
“绝对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
“一点关系也沒有。我从沒参加過任何党派。国民党也好，共产党、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你和文官長吳鼎昌是什么关系？”
“他儿子吳元黎和我是中学同学。”
我后來才知道，我太太曾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在南京的父亲吳鼎昌求援。听說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仪，要求他“不要杀欧阳可亮。”“（见《台湾史料研究》第11号）
吴鼎昌让国民党放人，而王芸生在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时，因为特务抓人，也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让他放人——他们抓了记者。看来，国共两党的苏联式，斯大林式的恐怖政策，有一脉相承之处。吴鼎昌是不是只是反共而拥蒋呢？也不是。1935——1937年间，吴鼎昌因为追究抄做纱价，得罪了皇亲国戚。事情是，“那时孔祥熙、宋蔼龄及其代办人吴启鼎、盛升颐，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兴风作浪，进行投机炒作，造成棉纱价格飞涨，将众多的”空头户“逼得走投无路，同时带动了其他物价的上涨，引起社会上巨大的恐慌。蒋介石令吴鼎昌这个实业部长彻底查办。然而吴鼎昌一认真起来，就查出了孔宋的事，这又令蒋介石非常难堪。所以当吴准备将情况认真向蒋汇报时，话刚一出口，蒋介石竟说”我知道了。“”
这让我想起傅斯年，殷海光，都有过批评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拥共。这是两件事情。
吴一般而言，好像是个碌碌无为之人。其实，在问政问学经商实业上，他并不是平俗之辈。就拿他兴建上海国际饭店一事，可以看出他不无魄力，极有眼光。
1933年日本人和何应钦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塘沽协定》。吴鼎昌得到消息较早，知道日本人将暂停进攻，债券股票交易行情要涨。所以他购进大批公债。为其盐业银行购进一大批，赚了一把。同时，他别出心裁，力排众议，建造在上海立建国际饭店。出资500万。落成于1934年。成远东第一高楼，且保持了半个多世纪这一纪录。何况，那时是兵临城下啊！这说明吴先生也是一个做大事情，有长远眼光之人物。
报人，兼政治家，兼商人，兼学人。吴鼎昌的在世地位不比张季鸾，胡政之逊色。他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外间不太言及。只是有一桩悬案迄今争执不休。一说是，他是1945年毛蒋重庆谈判之始作俑者。王芸生等人如是说。一说不是。始作俑者为老蒋本人。理由是，如此关乎政局大事，惟老蒋本人莫属。云云。笔者赞同后一个主张。
而这也说明，为中国人计，为中国计，吴鼎昌和所有上下左右中人，都是希望和平民主自由的。他的历史选择，忽而朝廷，忽而军阀，忽而总统，他的角色。忽而报人，忽而政客，忽而商贾，忽而学人……也是中国人无可指责的选择之权利。且无论那种选择，于道理，于历史，于国民，都还是迄今未定优劣高下的，且不可以胜负定真伪的。大公报一百年纪念，吴老后代亦赴纪念会，与会者，无人敢于，愿意讲：吴鼎昌是战犯。谁是战犯，自有定论，于历史之最后裁断中。
（民主中国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