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教学单位又从南口的200号搬回清华本部的工程物理系馆。系党委组织了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在全系大会上，理论物理学家赵南明老师控诉了四人帮对他的迫害，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自杀。没想到批判会搞成了忆苦会，于是有人说：“就差唱忆苦歌了。”歌词大意是：“天上布满星，露珠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可那是贫下中农斗地主时用的。然而，四人帮却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党中央酿成这样的气氛显然不妥。由于怕出路线的偏差，这种忆苦活动很快就停止了。
其实要说苦大仇深的还得数220教员组的党员教师肖承德老师。九大之前献礼时，组里搞了个刺绣的礼物。礼物完成以后，不知道他为什么随口说了声“盖棺定论。”组里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同志马上报告到军代表那里。8341 部队的李代表听了火冒三丈，说：“我听了这话也得消毒三天。”于是肖承德当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江西鲤鱼洲57干校成立后，肖承德又被送往鲤鱼洲劳动改造。他的妻子陈迎棠老师也在系里工作，从此背上了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包袱。系里曾经动员她划清界线，了断关系。但是陈老师相信他丈夫是清白的，不离不弃。在第二批人去农场时，她还托人给丈夫送雨靴等日用物品。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典范令人感动。可是，谁也不敢明说，不敢表示同情。后来，陈老师因开门办学去了首钢，家里留下儿子小龙。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小龙小小的年纪就感到压力重重，晚上一人独处时，又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于是夜夜哭泣。四个字给一个共产党员之家带来了如此的不幸，这就是文革的罪恶成果。
这年春天，我为物51班讲高等数学中的台劳级数。课堂上还出了点小丑。讲着讲着我发现前两排同学忍俊不禁嘀嘀咕咕。于是开始纳闷。北京籍学生刘义提醒我说：“王老师，您的皮带。”我低头一看，原来皮带头从裤腰上脱落出来。我在讲台走动时，它在下边晃来晃去。我急忙地把皮带掖好，继续上课。下半年，我给250专业放射化学的学员讲放射性和计量防护的基础知识。
5月中，210 教研组派魏义祥老师和我到西安的262厂去联系开门办学。我们乘火车经山西到达古都西安。中途在临潼下车，享受了温泉浴。上午拿着清华大学的介绍信在钟楼附近的劳动旅社安顿住宿，5毛一天。大房间里有10几张平板床，属于大车店的级别。屋外的大铁壶可以随时供应开水。下午我们乘公共汽车去二机部所属的262厂，向阎总工程师讲明了来意。话没说完，阎总当即说了一句：“四人帮都倒台了，你们不让学生在家安心念书，出来折腾什么。”一下子吃个闭门羹，让我俩哑口无言。
在262 厂里，我们见到了31班毕业分配到262厂的学生李文增。他是东北人，在清华时跟我还挺合得来。文增从食堂打来饭菜，在宿舍招待我俩晚餐。聊天时，文增忽然对我说：“王老师，您的鞋怎么一只红一只黑呀？”我低头一看，果不其然，于是我想起在火车上坐在一起的一位军官。他的塑料凉鞋和我的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同。一定是他在临汾半夜下车时慌乱中穿错。一双凉鞋不过3块多钱，可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回北京后我继续穿了很长的时间的这双异色凉鞋。好在通常人们对鞋的颜色也不大注意。次日上午我们去买回京车票，因为没有有座位，只好在古城逗留两日。
上午，我们去了小寨，体验了商业区的风情。下午参观大雁塔，小雁塔当时还不开放。第二天，义祥去找他清华数力系毕业的哥哥，我带着一个无籽西瓜去未央路看望我妻子的姨姐。严格说来，也算得上“公私融化论”了。离开西安那天，我在点心铺给父亲买了一斤桃酥。没想到这里的售货员不像北京那样把点心一块块摆平再用纸包起来，而是横七竖八地那么一堆，裹在一起。到家后桃酥成了碎块。敢兴西安城还有这么个规矩。在街上我见到过泡馍，但不敢吃。我去饭馆吃过一次羊肉饺子，倒是味美可口。
动身去西安前，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中文书，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先生写的《基本粒子》。在火车上读完此书后对我启发很大。在那本书的序言里，他说一个科学家需要奉献精神。有人把一辈子用来研究某种植物，有人把一辈子献给蝴蝶。通过他的介绍，我开始感到粒子物理像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悠忽变幻，深奥神秘。一个微观世界吸引了那么多人去努力探索，包括理论与实验工作者。我还知道了有个著名的地方叫斯坦福，那里有世界上最长的2英里的电子直线加速器。这本科普读物激发了我对高能物理的兴趣，但仅此而已。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很难按自己的意愿去调动工作。更不要说到国外去搞研究，那是连梦都不敢做的事情。
一天晚上，在清华8号楼的集体宿舍里，我的好朋友王汝赡老师偷偷地对我说：“收音机播放《春江花月夜》啦！”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信号，文艺领域要解冻，要复苏了。在文革的十年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就像食堂的菜谱一样单调重复。天天听到的只有那几出现代革命样板戏，天天看到的只有老三战和列宁在1918.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一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作品统统被入了另册。清华图书馆把许多书包括《红楼梦》都锁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大革文化命。
接踵而至的是一些新型的文艺作品，有反映文革压抑的电影《生活的颤音》，有把反右斗争作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有反映人情味的《等到满山枫叶时》和《小花》，有反映爱情故事的《庐山恋》。有一天，魏义祥同学搞到两张戏票，我俩到北京工人俱乐部欣赏了赵燕侠女士主演的京剧《李慧娘》，又称《红梅阁》。那是一出控诉南宋权臣贾似道的鬼戏。文艺领域很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继而，又演出了话剧《丹心谱》《左邻右舍》等反映文革的作品。在《左邻右舍》中，人艺的林连昆演一个造反派，他有句台词十分形象地反映了“阶级斗争”：“人跟人之间就像摔跤似的，都较着劲儿哪！”在同一戏中，黄宗洛演一位同院的老大爷。他大声说道：“值当一吃上这窝窝头，就得开始折腾了。”反映了老百姓对一个接一个运动的厌烦。当那位曾经一时得逞的造反派被抓走时，老大爷厉声嚷着：“共产党打共产党，都乱了套啦。”这些精彩大胆的台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几个讽刺文革的相声，如姜昆的《如此照相》，杨振华、金炳昶的《假大空》，和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等，一时深受大众欢迎。
随后又上映了几部进口电影，如日本的《追捕》《人证》，美国的《巴顿将军》《哥白尼》《训虎记》《夏日的夜晚》等。
过时候，台湾的校园歌曲以及邓丽君女士的情歌都成了市井的天籁之音。当然，也让一些品味不大高雅的煽情作品乘虚而入，走进市场。如琼瑶的三角恋情剧以及为满清帝国涂脂抹粉大辫子戏。这些电视剧独霸文坛30年之久，居然让8亿中国人开始模仿台湾话，把丈夫称为“老公”，把很漂亮说成“好漂亮呦”，还有“拜托”以及“有没有搞错呦”。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听着总觉着不大舒服。虽然我对台湾人并不反感，但是对大陆同胞东施效颦地学起台语，颇有点妄自菲薄之感触。
1977冬季，恢复高考，积压十年的500多万考生去争夺27万名录取者。次年夏又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教育界也开始拨乱反正，逐渐走上正轨。
选自作者文集《依稀梦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