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1977年10月的一个早晨，我躺在通县六合村表哥家的土炕上，睡眼惺忪懒得下地。这时生产队的高音喇叭把我催醒。我无意中听到中国要恢复研究生制度，心里豁然一亮，好像有人晃动着一个火把，指给我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希望。
我腾身而起跳下土炕，站在院子当中。抬头仰望着蓝天，似乎它比以往更蓝；呼吸着农家的空气，似乎它比以往更鲜。这是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从来没敢想过的机会。我要把它抓住，紧紧地抓住，说什么也不能错过。用不着想，用不着考虑，我要读研究生。我要换个地方，开辟一条新的途径，通向有所寄托有所追求的境界。
回到北京后立即制定计划。书！首先要有的是书啊！可是书都让我给卖了。在1971年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我被打成反革命，斗了个半死。人活下来，可一颗年轻的心却死了。心死了，要书何用？这些书都被卖到西单旧书店，换了钱买烟抽，买酒喝了。没料到今天心活了，可是书没了。
回到清华，我向教研组的好朋友魏义祥老师说出了打算。他很支持，把所有的数学和物理课本、习题集都借给了我。我背着半口袋的宝书，兴致勃勃地进城回家。这些书成了我后来六个月的亲密伴侣，使我重新武装起来，迎接这场迟来的挑战。
我要上学
我已经三十三岁，脱离课本与学习长达十年，这段荒芜无疑会增加复习的难度。况且家庭状况也不优越，上有年近八十岁的老父和老母，父亲患半身不遂多年；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只有六个月大。妻子每天上班，两周才休息一次。一家三代住在面积狭小的简易楼里。经济条件和居住条件都不宽裕。但是我的决心已下，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我的想法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每天晚上在老人和孩子入睡后，我独自坐在饭桌旁，伴随着父亲有节奏的呼噜声，挑灯夜战，开始了科学的春天。我按数学、物理的各个章节制定了计划，以清华教材为参考，要在五个月之内全扫一遍。每晚先看书，记住公式与基本概念，然后做题。清华的数学习题集我在大学时做过，但只做了老师留了作业的那部分。这时我有了集中的时间，不管大题小题，还是难题易题，全做一遍，没有遗漏，从极限一直做到微分方程，包括克列罗方程。
从十点多开始，我要学到凌晨两点才上床入睡。有时为了克服困倦，我就拧一下大腿，大腿的疼痛刺激我的神经，让大脑保持清醒。第二天早上骑自行车去清华上班。三十多岁的人正值精力充沛，天天如此，晚晚这样，坚持了五个多月。
11月，大学同学李树中学长从宣化到家来访，带给我一张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报名表。如同雪中送炭，我正愁无处找寻。当天我就把申请表填好，在汤川秀树的小册子《基本粒子》的吸引下，我选择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打算考到王祝翔老师的门下。他写过《核物理探测器及应用》，我读过其中部分章节。数日后，接到高能所通知，告诉我考试时间、地点以及考试内容。包括数学、物理、英语和政治。数学以斯米尔诺夫教程为准，标明到某章某节；物理从力学、电学到原子物理。
我借来斯米尔诺夫的数学书和苏联的福里斯物理教材，从旧书店买了两本吉林大学勾清泉先生的《原子物理》，这是在大学没有学到的部分。文革后的几年，我给工农兵学员上过英语课，清华编写的英语语法已经读过几遍，算是我的强项。我把时间集中到数学和物理上。工物系有几个七零届的新工人周宏余等也打算报考，有时我们一起讨论数学题。随后又认识了焊接专业0字班的程代展学长，他准备考到数学所关肇直先生的名下。
1978年4月初，复习计划基本上完成，教研组书记王晶宇老师对我说，他想推荐我在清华做在职研究生。当时清华准备从七零届留校的新工人中挑选一些骨干，主要是做过学生思想工作的党员干部。我一下子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以我的处境和政治条件，不配获得这样的赏赐。我不能给脸不要脸，未加思索，立即同意，放弃考科学院的打算。当然我也有私心杂念，万一我拒绝领导的推荐，后来又考不上的话，脸没处放，在清华就不好呆了。
随后晶宇同志让我陪同他到龙潭湖谭彩云老师家访问。谭老师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岳母刚刚过世。没想到三个星期后，书记又找了我，说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让我继续往外考。这下子我倒为难了，我向他表示：“我已经几周没有复习，5月初就要考试，我万一考不上怎么办？”王书记说：“如果考不上，我再帮你争取一个名额。”于是，我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
赴试
5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乘坐地铁来到玉泉路十九号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决定未来命运的“投篮”。路上认识了来自进修学院报考高能理论的陈凤至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考试安排两天，每天考两门。外地考生住在所里，我家在本市，考完可以回家。
考数学的时候，题目做的一路顺利，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大部分。最后，卡在两道题上。一个是矩阵求秩，我只能放弃。第一，大学时没学过线性代数，第二，它不在规定范围，没去复习。我把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到一个从0 到无穷的积分，被积函数是{ Exp（-ax）-Exp（-bx）} /x .我试了所有学过的办法，包括级数展开，都没有结果。最后只好放弃。然后在考卷的下边，仿照张铁生先生，写了几个字：“矩阵求秩超出规定范围，我没准备。”
后来回清华请教了程代展，他马上写写画画，给出了答案，Ln（a/b）。他说这是一道变限积分的题，斯米尔诺夫的书里有，但不在规定的章节里。回家后我又用复变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后来得知科大的考生大部分都会做这两个题，他们的数学底子比清华学生厚，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学工程制图。物理题也比较顺利，有道题使用了卢瑟福散射截面，还有道题是求核反应的阈能，都在预期之内。
英语考试时可以查英汉字典。我只查了两次，一个是汉译英，“发展科学技术是迫切的任务”，我知道迫切的拼写，但不大有把握，故从字典上印证了一次，urgent. 还有一道翻译题，提到英明领袖华主席，又查了英明一词，用的是brilliant. 后来听说用wise 也行。我是从清华来的，天天泡在政治的咸菜缸里，政治觉悟再低，考试的分数也不会少。感谢清华多年的政治教育，终于派上用场。
考试的两天，我得到了两位校友的帮助。一位是高能所加速器部的张闯学长，他是工物系8字班的同学。另一个是实验部清华物9的姚晓光学长。他们帮我解决了在所办食堂吃饭的问题。中午还在张闯的宿舍打个盹，恢复体力，以应付下午的考试。张闯同学刚刚结婚不久，缎子面的被褥还都是新的。
六月初，父亲的病情加重，有时昏迷不醒。一天下午姚晓光同学来到我位于金鱼池中街的家中，给我带来了考试的结果。他说我的数学是一百分。我没有完成的两道题因为超出了规定范围，被当作参考分。我的四门平均成绩是八十五分，在实验部的考生中是比较高的。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欣喜，连我那多日没有言语的老父亲也说了声：“八子，不易呀！”八子是我的小名，这是我从我父亲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他在重病缠身的时候，还在惦念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几天后，收到了初试通过的通知，我准备参加复试。五个多月的挑灯夜战寒窗苦读，总算没有白费。我也放松地吐了口长气。很快教研组的人也都知道了考试的结果。我到校医院去看望主任齐卉荃老师的时候，她劝我放弃复试留在清华。此时的我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不想收回后边的一小步。我谢绝了她的劝留。除了正常工作，我开始复习一些专业课，如核辐射探测器等。我的好朋友王汝赡老师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解了半导体探测器的原理。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PN结和耗尽层。
父亲走了
一天上午，教研组的吴学超老师告诉我父亲病重，住进了北京第四医院。我连忙请假，骑车进城。到了医院后，父亲已经昏迷不醒。我的家人和两个表哥轮流在病房看护。这时离高能所的复试还有一个星期，我打算放弃复试，不想离开父亲
6月30 日下午，我守护了几个小时，父亲的脉搏越来越慢，体温也越来越低。4点钟我的朋友任宗英大夫宣布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看着老父亲的遗体，我想到小时候他对我的疼爱；想到他为了一家人的温饱日夜操劳；想到他为了我上大学去做苦工；想到他在雪天骑车给我送馒头。
父亲啊，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您不为穷困所惧，付出了多年的艰辛，培养了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可还是过着拮据贫寒的日子，儿子还没让您享福哪，您怎么就这样匆忙地走了？一家人都很沉痛，除了我那刚满1岁还不会说话的二儿子。我掩盖不住心头的伤痛，好像我们的家坍塌了一半。我到大栅栏内联升给父亲买双礼服呢的小圆口鞋，母亲为父亲缝了身全新的黑色棉裤、棉袄。让他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离开。头天晚上为父亲买的一个炼乳瓷瓶突然在桌上自然崩裂。难道父亲的灵魂来向我们告别。
几天后，父亲原先工作过的玻璃厂派了一辆三轮卡车，一家人，除了母亲和小孩，送父亲到八宝山火化。在父亲的遗体被送进火化室前，我在他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作为父子的诀别。
7月5号，我和姐姐到八宝山把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到灵堂。我即时赋诗一首：“今夜月圆家不圆，老父一别天倪远。手捧灵骨登八宝，泪洒石阶千声唤。”
随后，我左臂上佩带着黑纱，到离八宝山不远的高能所参加复试。复试在图书馆二层东边的阅览室进行。有好几位导师坐在对面提问题，其中有王祝翔、张乃森等。比如“为什么要选高能物理”，“知不知道丁肇中”。大概用了十分钟，复试就结束了。下楼时我见到一位新同学，他叫李卫国，毕业于科技大学。我们互相通了姓名。他报考的也是王祝翔老师。后来他被直接选送到美国去读博士。同门师兄弟只匆匆见了个面，也就是四十秒钟。5年后他从美国回家省亲，在旧金山稍作停留，我骑自行车带着他参观了斯坦福大学。那时我还没有汽车。那是我和李卫国同学的第二次见面，大约一个多小时。
复试后我担心政审过不了关，于是向书记王晶宇老师说出了我的忧虑，他答应帮我看看档案。几天后他说我的档案里没有清查“五一六”这一段，总算让我松了口气。
最后一班岗
8月的一个周末，210教研组的范天民老师和他的夫人汪慧琴来家走访。教研组要求汪老师为51班的几位基础差的同学上算术课，从小数、分数起到正负数。汪老师觉得有些怵头，于是要我帮忙。在我心中范老师是位以德报怨的大好人，第一次登门，第一次求助，我不假思索一口应承，星期一便开始了新的教学任务。
为了探底，我向几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二分之一大，还是四分之一大，大约有一半人说，四分之一大。于是我知道了他们的基本水平，就先从切西瓜讲起。在讲到负数乘以负数的结果是个正数时，也费了不少气力，我们学的时候还是孩子，可是被文革耽误了多年的他们这时都已经二十多岁啦，接受起来要困难许多。
不久接到了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我开始准备行装、户口和粮食关系，届时去林学院报到，开始接受迟来的研究生教育。从1970年毕业开始，到1978年9月底，我在清华大学正式工作了八年，终于站完最后一班岗，复员转业，再去做学生。从我在通县听到中央台广播，到获得读研究生的许可证，总共有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告别了我学习和工作了十七年的清华园，一头扎进科学的大海，去接受意志与毅力的考验。完成硕士学位后，又在美国花了七年的时间拿到昂贵的博士学位。一个曾经生活在特殊年代的我，从小学算起竟然当了二十八年的在校学生。到四十四岁才完成学业。回头看去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耐久的毅力，很难在这漫漫的长途上一步步跑到终点。THANKS GOD！我跑完了全程！
作者《依稀梦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