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正龙锒铛入狱，虎照事件据说终于划上句号。原来坏事都是周正龙一个人干的，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农，居然跟摩登少年一样，在光怪陆离的数码世界神勇无敌，不仅会熟练使用不同型号的数码相机，甚至会使用专业的图像软件对虎照进行后期处理，以至于神探李昌钰大感意外而慨叹：“我只能说咱们中国农民很不错，PS的水平太高了。”
完全可以断言，周正龙的身后，其实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这只手的能量之大，能调动从陕西到北京的大批专家；能调动从关克这样的处级官员到朱巨龙这样的厅级官员；甚至能让堂堂陕西省长为虎照挺身而出。
显而易见，这手肯定不可能是我等平民之手。那么它究竟是一只怎样的手呢？在这只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利益链呢？什么是关键真相？这才是关键真相。但这些方面的蛛丝马迹，陕西当局无不讳莫如深。
所以，仅仅抛出一个周正龙，并不代表真相大白。昨天炮制虎照和力挺虎照固然是大忽悠，今天抛出一个周正龙来顶罪，来牵制整个舆论的火力，让实际导演闹剧的衮衮诸公全身而退，又何尝不是大忽悠，何尝不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整个虎照事件，自始至终，我们见惯了那些历史悠久的权谋诈术，见惯了那些花样翻新的覆雨翻云，唯独不得一见的只是真相。
真相的得来何以那么艰难？首先是因为我们缺乏一整套求得真相的具体程序。但凡虎照事件之类的社会争议事件，法治国家早就有非常成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第三方主持的独立调查。水门事件最终水落石出，不仅要靠考克斯的大智大勇，更要靠参议院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制度。只是因为独立检察官制度，才使得考克斯能够彻底屏蔽来自白宫的干预。否则，白宫丑闻最终由白宫自己来调查，来处理，其结局岂非不问可知？
独立调查“9？11”是另一个经典案例。尽管白宫最初极力反对，认为独立调查会泄露机密并分散反恐斗争的精力，但并不能妨碍参议院授权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事件前后美国政府的工作进行广泛调查，以便“把我们的政府如何未能对去年９月的灾难性威胁进行防范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更无力阻止两院联合委员会就美国政府情报失误问题举行一系列听证会。
以第三方主持的独立调查求出真相，在真相基础上形成共识，以平息社会争议，这在法治国家早就是惯例。其对保障公正、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至深且巨，无可替代。遗憾的是，尽管独立调查并不艰深，它需要的只是常人的心智。能让卫星上天，能让核潜艇巡海的中国人，推行独立调查并无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但是迄今为止，独立调查在中国始终只徘徊于商业和体育领域，而迟迟不能进入社会治理领域。在诸多社会争议事件中，无论各方如何望穿双眼，独立调查始终千呼万唤始出不来，真相阙如、唯以强力摆平为要务积久成习，导致一个又一个人心上的堰塞湖。
这点上，虎照事件的善后处置不过是照搬故伎而了无新意。没有人能够否认，陕西当局是虎照事件的重要当事方，泥足深陷，这就注定了陕西当局垄断的所谓调查，必然是偏颇的，不具公信力的。尤其当所谓调查结果发布后，陕西当局立即关闭所有信息核对渠道，关键知情人周正龙更被陕西当局彻底封口，用心何在，难道不是昭然若揭？
接下来不能不问，为什么那样简单的独立调查，在法治国家畅行无阻的独立调查，而在中国竟如此命运坎坷？这显然就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只能是社会问题。展开来说这可以写出很多大文章，但简短地总结，在我看来其实就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文化的缺陷，或者说人心的缺陷。我们缺乏求得真相的程序，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于真相的信仰。而我们缺乏对于真相的信仰，归根结底，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于真相的敬畏。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在我们的官场文化中，只讲利害得失，不讲对错是非，早就成了一种古老的传统。求真就是不识时务，而不识时务的下场，历史和现实中敢于追问真相的谔谔之士，早已以其悲惨遭际做了鲜明的注脚。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求真非但不是一种美德，反倒成了一种病，成了让人谈虎色变的麻风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撒谎不仅是个人道德的大忌，更是政治道德的第一大忌。这在人家早是常识。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在美国人民看来重要的不是他拉错拉链，而是他拉错拉链之后公然对美国人民撒谎。身为第一公仆而欺骗自己的主人，这才是可忍孰不可忍，拉错拉链反倒是愿打愿挨见仁见智。而在我们这里，却到处都是戏台，什么都是排演，一切都是台词。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甚至不说假话就没办法生存，对假话的依赖犹如吸毒。而对假话依赖愈深，对真相的承受力就愈小，对真相就愈恐惧。虎照事件是这方面的最新样本。一个谎言的倒台，并不等于真相自然浮出水面，而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看起来似乎更精致的谎言取代罢了。忽悠公众的形式变了，但是忽悠的性质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甚至，忽悠公众的那只幕后之手，自始至终都是同一只手。所以，周正龙锒铛入狱未必等于“民意”的胜利，如果我们因此宣布胜利，似乎太早了一点。
来源：中国报道周刊 发布日期：2008-07-03 13: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