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当然很多朋友不这样看，他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文风，为此感到紧张、恐惧和愤怒。这种文风也让我万分错愕，但是我更愿意就文中的事实和道理作一些解释。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近日遭到网友们群起批判喊打的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可能又要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辩护了，认为网民们要剥夺他说话的权力。”本来猜测一下也无妨，但作者文峰先生自称对我作过一点了解和调查，请问我什麽时候表达过这种“可能”？事实是：我在4月9日的博客中说：“感谢所有支持的朋友，也感谢所有反对的朋友。祝福每一个人，赞扬我的人，以及辱骂我的人。”
我从来都认为有争议是好事，但是近日来网络上有人对我造谣中伤、肆意辱骂，超出争议范畴，的确让人震惊，不知今日何日，难道国家不是正在“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吗？有很多为我辩解的朋友称他们是“猪”、“脑残的人”，我并不赞同。我理解这些朋友，他们希望这样能够减轻对我的伤害。通过还击来防卫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是作为一个思考者，我觉得这是一种偷懒的办法。这几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去阅读那些骂我的帖子，希望透过污言秽语去了解其作者，这是我要感谢的原因；我相信说脏话首先脏的是自己，伤的是自己，这是我要祝福的原因。
我认为，那麽多网民骂我，是因为一些人的造谣和煽动，比如这位文峰先生对我的言论自由主张的歪曲。他引用我的一段文字来总结我的“言论核心”：“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这三个判断中，前面两个我想小孩子都能够理解，也都在践行。容易误解的是後面一个判断，为什麽说对言论自由的剥夺比造谣更可怕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谣言就不容易被揭穿。比如这次西藏事件，如果不让网民说话，我们能够知道西方媒体的歪曲报导吗？这麽简单的道理，文峰先生不懂或装不懂，作了这样的理解：“按照这个逻辑：‘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
文峰先生，这不是我的逻辑，这是你自己的逻辑。你把我的话自个儿推论了一番，然後把你的这个推论当作我的结论来反驳，世界上哪有这样讲道理的人？
遗憾的是，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然後对此进行批驳。请问我什麽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我从来没有说过言论自由是造谣、抹黑和扣帽子的自由，也不是侮辱诽谤别人的自由。这样说而且这样做的人，恰恰是文峰先生和部分网民。比如有网民说，你不是主张言论自由吗，我也来给你自由一下，然後就破口大骂。我只能说，这不是我曾主张而是你正实践的言论自由，别把“功劳”归我。请就我的文章原文原意进行讨论，而不要像文峰先生这样，制造出一个假想的敌人，然後自己跟自己的想象打架。
就大多数网民来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也爱这个国家，爱包括你们在内的人民。我们之间的分歧，一部分是被人歪曲导致的误解，一部分是真实的，那就是怎样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意见分歧。你们可以反驳我，说服我，但是要讲道理，不要企图通过谩骂和打击来让对方顺从。
至于文峰先生说的什麽“恐怕连自己的最後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我的看法是，这样说话本身就让人害羞，本身就比较阴暗。我也只好如是解释在你做过了解和调查的功课之後，为什麽从标题到内容都弄错我的名字，称我为“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如果我称文峰先生为“一位叫北晚文峰的人”，“是京报集团的‘冰糖葫芦’”，恐怕也不大好吧？我也不会说京报集团出了文峰先生这样的言论“自然毫不奇怪”，我反倒要提醒自己贵集团的《北京日报》也刊发过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好文章。
我解释了半天，可能仍然会有网民认为我回避问题，要求就藏独问题表态。我的回答是：第一，我反对强制表态；第二，我自愿表态如下：单就统独而言，我也赞同统一；就暴力恐怖活动而言，我更是坚决反对，无论任何理由、任何时间及任何形式。但是就新闻报导怎样做得更好、各民族如何相处得更好等等问题，我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此而已。（完）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时评人。
路透社 APRIL 15，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