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初，经过十年浩劫我又重新回到学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又戴上了白底红字的校徽。原单位清华大学照发工资，我的实际身份相当于文革前的调干生，尽管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
研究生院本应当设在位于玉泉路的科大旧址，可是因为房子腾不出来，暂时安排到清华东侧的北京林学院，借用一所大楼，教室、宿舍都在同一楼内。院长是严济慈先生，常务副院长是物理学家汤拒非先生，教务长是吴塘先生。教师来源于科学院各所。除了英语教研组，几乎没有固定的专职教授。
英语教研组的主任是李佩女士。李老师五十多岁，看上去就知道她是精明强干的人。听说她的丈夫是火箭专家郭永怀先生，文革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遇难时他用身体保护着文件夹。教研组有三位外籍老师，一个是美籍华人白克文，一个是苏格兰人范德水女士，后来又招聘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姑娘林德尔。
除了这些英语老师，常见面的还有研究生院办公室的孙老师和办事效率极高的秘书张雪罗女士。研究生院的入学仪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礼堂举行，由科大党委书记作迎新讲话。会后我遇见了大学同班的郑元芳同学，他从宁夏考进电子所，直接被选送出国。
由于研究生制度在中国已经叫停了十三年，这次研究生考试有点像1977年冬季恢复的高考，报考人多，学生成份复杂。首先这些学生的年龄差很大，资格最老的要属学业有成的陈成钧先生，1957年就已在北大读书.还有植物所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孙谷畴学长。年纪最轻的是一批二十岁左右的少壮派。
从文化程度上说也是参差不齐。大师兄马中骐学长文革前就已经是著名物理学家胡宁先生的研究生，后来他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理论物理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在人大会堂颁发，他在会上代表研究生发言。
有些人毕业于1966年之前，他们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算是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有不少人毕业于文革当中，接受过一到四年的不同程度的教育。还有一批参加过“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甚至还有一些文革中的中学生，或上山下乡，或去过工厂。这些同学中的一部分接受过到工农兵学员的训练。还有一部分靠自学成才免过了1977年的高考，直接跨进了研究生院的门槛，开了教育界之先河。学生的经历也各不相同，有人当过右派，有人是共产党员，有人已有著述，水平卓著。也有人年纪轻轻，如烂漫山花。
入学目的也多种多样，有人为了学术深造，重归研究生班；有人因为大学没有读完，想争取一纸实在的文凭；有人为了换工作；有人为了转户口。从年龄、成份上看，这些学生可称是从红到紫的连续光谱了。总之大家怀着不同的目的，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尽管成分、年龄差距很大，都能共同聚集在起跑线上，在科学的春天开始了不同距离的长跑。
研究生院的学生中瑰集了不少名门子弟，宋任穷将军的两个女儿，宋彬彬、宋真真，钱三强先生的公子钱思进，张文裕先生的公子张哲，赵忠尧先生的公子赵维仁，余瑞璜先生的公子余理华，于光远先生的女儿于小康等。宋彬彬女士就是文革中名噪一时的红卫兵小将宋要武，不过人如其本名，看上去文质彬彬。
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老师，他是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物理学家，为邓副主席证明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何老师选人不拘一格，当过右派、身世反动，他都不在乎，只要有才便可。何老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后来坚决反对和抵制过特异功能。
化学所有一位年轻的上海姑娘袁和，活泼热情，和大家都很友好，我们一起上过英语课。在课程结束时，她挨门挨户找英语甲班的学生出钱为范德水老师买纪念品。平素话语不多的陈凤至师兄在晨炼时见过她。袁和热情主动地打招呼，作自我介绍：“我叫袁和。这个名字很好记，袁字和圆字同音，盒子是方的，所以只要记住圆圆方方，就记住我的名字了。”她当时身体不大好，常煎中药。后来她到美国豪力耀克女子大学攻读博士。入学不久便患上乳腺癌。一个朝气勃勃性格外向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姑娘，愤然离开人世。求学未成身先去，常令学子泪沾襟。
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是二十几岁的美籍华人白克文。他戴副银丝眼镜，办事严谨认真。听写测验后，他一个个地找学生谈话，鼓励进步，指出不足。有一回他说我有了进步，我说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说我们大家都要努力进步。他讲不好汉语，有一次到商店去买松紧带，他不知道怎么说。于是用手比划着：“你一拉它就长，你一松，它又短了。”售货员以为他在开玩笑，说他“冒傻气。”
他去协和医院看病走外宾门，看门的把他拦住了，说：“中国人得走大门。”还有一回他在午睡时，范德水老师和她的学生大声说话，吵醒了他，发生了争吵。院方没有支持他的要求，他要告学校种族歧视。华人到中国等于嫁出的闺女回了娘家，居然还会感到种族歧视，有点可笑。白老师思想进步，听说他要求过与中国教师同等的待遇。后来有人说他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去了。
玛丽？范德水女士身材消瘦，有工作热情。入乡随俗，暑期她戴着草帽和大家一起去帮东升人民公社收麦子。有一次她搞到两张电影票，让大家抓阄。我碰巧抓上了，骑着自行车到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看了美国电影《转折点》。前排中间坐着大脑袋的美国外交官伍德科克。听说范老师后来去了英国。我没听过林德尔的课，她年轻体胖。上下班骑自行车往来于友谊宾馆和林学院之间。后来听说她与师资班的一位中国同学结婚，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
研究生院按所分班，高能物理所为105班。除各所外，还设立了一个英语师资班。105班约有四十几个人，按大专分为实验物理、理论物理、核电子学和加速器。来自清华的人数比例最高，有十个人，包括物5 的张鸿欣（班长），物八的朱伟民、刘启吉、物9的夏毅、谢文豹（辍学）、物0的我、物31的张哲、自9的赵维仁和谭达平、无8 的李品官。其他同学毕业于科大、北大、天津大学、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等。由于报考到王祝翔老师门下的学生较多，兰大的张良生同学被分到所长张文裕先生的名下，我被分到副所长赵忠尧先生的名下。从此我有幸成为德高望重的赵先生的入室弟子。
到研究生院任教的有不少学术界的大师，比如教泛函的关肇直先生，教电动力学的彭桓武先生等。教中级量子力学的是年富力强的几位物理学家，如张宗烨（多体）、鲍诚光（碰撞理论）、陈中模（辐射理论）、黄涛（角动量）、和冼鼎昌（群伦）。
第一学期我选了六门课，初级量子力学、中级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复变函数、计算机语言ALGOL 和英语。除了复变函数，大部分都是新课。工物系的张礼教授两年前按照伯克利教程讲过一轮量子物理，使我树立了波粒二重性和薛定谔方程的基本概念。初级量子力学是按照复旦大学周世勋先生的课本讲的，中级量子力学由每个教师自写讲稿，油印后装订成册。后来我对ALGOL 兴趣不大，又自学了Fortran程序设计语言，考试时选择的试题也是Fortran.Fortran 语言后来跟随了我很长的时间，成为我用得最多的语言工具。1989 年博士毕业后，我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自学了8086 汇编语言和C语言。
开学后恢复了学生的作息安排，我每天早晨到校园里锻炼身体，先走上几圈八卦，然后再去练双杠。练完后再记单词、读课文。早饭后到教室听课。中午大家一起拿着饭碗到食堂去打饭，伙食标准还是每月十五块钱。我是吃窝窝头长大的，只要食堂供应窝头，我一定会买两个。因为玉米面窝头比白面馒头稍微便宜一点儿，有的同学说我“何必那么艰苦”。其实我真的喜欢窝头。下午到教室自习、做作业。四点多钟，再去锻炼身体。在校园内外跑步。晚上有时到清华或林学院内看看老朋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泉田和清华无线电系的蒋南峰都住在林学院的集体宿舍，我成了他们两家的常客。星期六下午骑自行车进城回家。
开学后不久，维仁对我说赵忠尧老师要我到他家去见个面。课后我骑着车来到位于三里河附近的南沙沟，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区。按照门牌号，我来到赵老师家。赵老师是学部委员和一级研究员，在物理学界享有盛名。能有这样的科学家作我的导师，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赵老师虽然七十多岁，但是头发全黑没有脱落，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穿一身蓝制服，戴副眼镜，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岁的样子。
我原以为这么有名望的老科学家见了学生一定会板着面孔神情严肃.见面之前心里有些紧张。赵老师把我带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我见到赵老师面带微笑，用口音较重的浙江话问起我家庭和学习情况。导师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长者，于是消除了畏惧心理。赵老师是浙江诸暨人，1930 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利肯博士。
然后维仁又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坐了会儿。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刀叉勺厂。第一不在北京，第二专业不对口。当时社会上盛行有权有势有门路的通过后门调动工作。尽管维仁的父亲很有名气和地位，他却走正门靠考研究生回到父亲身边，难能可贵。我和赵老师、师母、维仁一起用膳。饭后与赵老师又说了会儿话，然后道晚安告辞回家。
1979年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先生来北京授课。教室设在友谊宾馆的礼堂，听课的有北京各个单位的物理工作者，还有我们这些来自研究生院的学生，共有数百人之多。李先生每天上午讲课，每周一、三、五讲粒子物理，二、四讲统计力学。我选了粒子物理。1956年李先生与杨振宁先生合作过一篇论文，指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先生从场论、对称性，一直讲到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当时热门的课题，如孤粒子、弱电统一理论，还有夸克模型。每次授课将近三个小时，李先生不带讲稿，每遇公式、定理则随手推导，如探囊取物。体现了大师风范。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课上提了个问题，李先生没有作答。稍停片刻他说：“有一次迪拉克在上课，有个学生提了个问题，迪拉克没有回答。学生说：‘为什么不回答？’迪拉克说：‘因为你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在叙述一件事情。’”李先生经常用简单的办法获得近似的定量估算，利用不确定原理估计波尔半径，使用量纲分析评估反应截面的大小。
李先生原籍苏州，讲课时用汉语，大家都能听懂。偶尔他也用上几个英文词，讲到某一推导过程时总是先做个简单介绍，他把这个方法叫做“excursion”。理论推导时他常说，物理都是通的，即不管是粒子物理，还是固体物理，基本方法、手段都是一样的。由于连续讲课，为了保护嗓子，李先生上课时常常含着一枚膨大海。
开始时他每周都在宾馆轮流会见几位听课的研究生。由于太忙，这项活动没有继续下去，我没赶上被李先生召见的机会。不过听他讲了一遍粒子物理，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那两个月由于课程重，又要在友谊宾馆和林学院间跑来跑去，精神上有点紧张，不少同学晚上睡觉时都要服用谷维素。
1979年夏，高能所请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家黄克逊教授，每天上午在阶梯教室讲粒子物理课。听课的有高能所的研究人员和我们这些研究生。和李先生相比，黄先生的课程起点比较低，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开始，先介绍一些有关量子数和对称性的基本概念，慢慢进入薛定谔方程、微扰方法、电磁辐射理论，直到量子场论，以温伯格-萨拉姆的弱电统一作为结束。
每天上课前我们都会领到几页油印的讲义作为参考。黄先生推导公式时常用独特的方法，体现出一位大师对理论运用自如的高深境界。对一些复杂公式的推导，比如正、负电子的散射，电子与质子的散射，他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步一步，严谨认真。
课程结束时黄先生写了篇结束语，《物理学的教训》。他语重心长地对中国的学子寄予莫大的希望，鼓励大家迎头赶上。他在结尾中说道：“要迎头赶上，是一件浩大的事业。因为近代科学不仅是一些仪器，一些理论。它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要把这个文化种植在中国的土地上，要使它开花结果，确实需要一个新的长征。”
（《秋水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