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杯灰烬。

8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其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饭店,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10月……”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塌陷,瘦削的脸上出现莫名其妙的污迹和伤痕。看上去就像一个刚从黑暗的洞底爬上来的人,仔细一看,确实是我。

那段时间我走的是山阴海岸,大概是鸟取县或兵库县的北海岸一带。沿着海岸走起来很轻松,因为沙滩上一定有可以睡得舒服的地方。我把木头收集起来升火,烘烤从鱼店买来的鱼干吃。然后喝着威士忌,竖起耳朵听潮声想直子。她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是何等奇异的事。我还是无法领会那个事实。我也无法相信那个事实。尽避我亲耳听见钉子打在她棺盖上的声音,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她已归回虚无的事实。

我对她的记忆太过鲜明。她的口轻轻含着我的阴茎,头发搭在我的下腹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的体温、呼吸和手指的触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五分钟前发生的事一样。我仿佛觉得直子就在我旁边。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她。可是,她不在那儿。她的肉体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了。

在睡不着的夜晚,我会回想直子的各种风姿。我不能不想,在我体内积存了太多对她的回忆,只要撬开一点空隙,那些记忆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而我恨本不能阻止它们往外涌出。

我想起那个下雨的早晨,她穿着黄色雨斗蓬清扫鸟屋,搬饲料袋的情景。想起溃不成形的生日蛋糕。直子的眼泪弄湿我衣衫的触觉。对,那一夜也下着雨。冬天时,她穿着骆驼绒大衣走在我旁边。她时常戴发夹,时常用手摸发夹。经常用一双清澈的眼睛凝视我的双眼。她穿着蓝色晨褛,在沙发上弯起膝盖,下巴放在膝上。

她的形象就如涨潮的波浪般接踵而至地涌向我,把我推向一个奇异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与死者一同生活。在那里,直子是活的。和我聊天,甚至可以拥抱。在那个地方,死不是系紧生的决定性要素。在那里,死不过是构成生的无数要素之一而已。直子常看死在那里继续生存下去,然后她这样对我说:“没关系。渡边,那只是死而已,不必在意。”

在那个地方,我不会感到悲哀。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难为情她笑着说。依然因她一个小动作就能稳定我的情绪,令我受创的心痊愈。于是我想,倘若这就是死的话,死也不是坏事。对呀,死根本没啥大不了。直子说:“死不过是普通的死,我在这里更觉得轻松。”直子从黑暗的浪潮深处向我这样倾诉。

终于退潮时,我一个人留在海滨。我觉得软弱无力,无处容身,悲哀化成黑暗包围我。那种时候,我时常独自哭泣。眼泪宛如汗水似地滚滚流下。

木月死去时,我从他的死学到一件事,而且当作座右铭带在身上,那就是:

“死不是生的对等,而是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的确那是事实。我们活着,同时在孕育死亡。不过,那只不过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真理的一部分。直子的死告诉我这件事。不管拥有怎样的真理,失去所爱的人的悲哀是无法治愈的。无论什么真理、诚实、坚强、温柔都好,无法治愈那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响,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16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只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30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把一升瓶装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饭。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拉。临分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量,脑袋开始发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到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1970年10月2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来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可以了,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9点和晚上9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9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呆整整8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

“后天乘新干线去,3点20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3点20分去东京站接站。”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茄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珍奇地凝望窗外武藏野风光。

“相隔8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大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做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气氛挺有趣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呆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样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去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正规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大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1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丝,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急剧拉开。木月照旧17,直子依然21,直至永远。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浇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满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金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20分钟,玲子才好歹回来。回来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20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脸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然后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外衣下面,穿着双色方格半袖衫。

“瞧,这衣服满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如此说来其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写一行草书:‘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岂非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8月10日前后……”

“信见了。”

“8月24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25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受不了。可是见到她,我就放心了。脸色比想像中健康。还笑盈盈地开玩笑。表达方式也比以前正常得多。又说去了美容室,为自己的新发型自豪,因此我才觉得她母亲不在也没关系。她对我说,玲子姐,我想我会在现在的医院完全复原的。我说对的,也许那样最好。然后我们到外面散步,无话不谈。谈谈今后怎么打算之类。她说如果我们离开这里以后,能够一起生活就好了。”

“直子说跟你生活在一起?”

“对呀。”玲子说着,缩一缩肩膀。“于是我说,我无所谓,渡边的事你不管了?然后她这样说:‘他的事,我会处理的。’仅此而已。于是我们谈起以后住哪里,要做什么之类。接着跑去鸟屋和马儿玩。”

我从冰箱拿出啤酒来喝。玲子又点了一支烟,猫儿在她的腿上呼呼入睡了。

“她从一开始就全部决定好了。所以显得如此精神奕奕。笑容满面的。快定了。心情就轻松了。然后她把房里的东西一一整理好,不要的东西就放进院子的汽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用的笔记,信件等等,连你的信也烧了。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何烧掉。因她向来十分珍惜地保管你的信,时常重读。她说:‘我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以后重新做人了。’我也不怀疑,反而单纯地赞同了。我认为很有道理。心想如果她能恢复精神得到幸福就好了。那天的直子实在可爱,恨不得让你也看看。

然后我们如往常一样。到餐厅吃晚饭,洗澡。开了一瓶上等葡萄酒对饮,我弹吉他。照例是她喜欢的曲子。披头四的‘挪威的森林’、‘米雪星’等等。我们心情很好,关掉电灯,脱掉外衣,躺在床上。那晚非常闷热,开了窗也几乎没风进来。外面已经漆黑一片,虫声听起来特别响亮,房间里飘满夏草的香味。然后直子突然谈起你来。谈起和你做爱的事,而且非常详尽。如何被你去掉去衣服,如何让你接触身体.自己如何湿,如何让你插入。感觉如何美妙之类,实在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了。我问她为何突然谈起这些事,因为过去直子从来不肯那么露骨地谈性的问题的。当然,坦白地谈性也是一种冶疗法,但她怕羞,绝对不肯详细地谈。现在突然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连我也吓了一跳。

‘我只是想说出来嘛。’直子说。‘如果你不想听,我就不说。’

‘好哇,你想说什么就尽避说好了,我会听。’我说。

‘当他进来时,我痛得不知怎办是好。’直子说。‘那是我的第一次。虽然湿了,一下子就进来了,但是仍痛得很厉害,头都几乎麻了。他一直进到深处,我以为到极限时,他却把我的脚往上提起,进得更深。这样一来,我觉得遍体生寒,仿佛泡进冰水一般。手脚发麻,寒气袭来。到底怎么了?会不会就这样死去?死了也无所谓,我想。但他知道我痛,保持姿势不再移动,然后温存地抱起我的身体,一直吻我的头发、脖子、胸部、吻了好久。于是我的身体渐渐回复暖意,他就开始慢慢抽动……玲子姐,那真个美妙。整个人像快溶化掉似的。甚至觉得就这样被他占有,一辈子干这回事地无妨。’

‘如果那么美妙,不如跟他住在一起,不是天天可以做了么?’我说。

‘不行啊,玲子姐。’直子说。‘我很清楚,它来过就走了,永还不会回来了。不知何故,一辈子只有一次。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毫无感觉,我没想过要跟他做。也没再湿过。’

当然我向她解释了,我说这些情形在年轻女性身上很容易发生,随着年纪增长就会好转的。而且有过一次顺利的经验,不用担心。我说我刚结婚时也是很不顺利,相当麻烦哪。

‘不是这个。’直子说。‘玲子,我没担心什么。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进入我里面了。我不想再被任何人侵犯了。’”

我喝完了啤酒,玲子抽第二支烟。小猫在她腿上伸懒腰,换个姿势又睡了。玲子迟疑一下,点起第三支烟。

“然后直子抽抽搭搭她哭起来。”玲子说。“我在她床边坐下,抚摸她的头说,没事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应当被男人宠爱得很幸福的。”闷热的夜晚,直子又是汗又是泪的。全身湿透了,我拿浴巾帮她擦脸擦身体。她连内裤都湿了。我帮她脱掉……你别想歪了哦。因为我们天天一起洗澡,她等于是我的妹妹了。”

“这点我知道。”我说。

“直子叫我抱她。我说天气那么热,怎能抱嘛,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于是我抱住她。我用浴巾裹住她的身体。不让汗水黏住她。等地平静下来时又替她擦汗,替她穿上睡袍,哄她睡觉。她立刻睡得很熟。也许装睡也说不定。不管怎样,她的睡脸真可爱。就像一个生下来以后从未受过伤害的十三、四岁小女孩一般。看见这样,我也安心去睡了。

六点钟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睡袍丢在那儿,衣服、运动鞋以及一直摆在枕边的手电筒都不见了。当时我就觉得糟糕了。可不是吗?她带手电筒出去,一定是摸黑从这里出去的。慎重起见,我看了一下桌面,找到那张字条“请把衣服全部送给玲子姐姐。”我马上去叫大家分头找直子。于是大家从宿舍到树林里里外外彻底搜索。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她。她连上吊的绳子都早有准备。”

玲子叹一口气,摸摸小猫的头。

“要不要喝茶?”我问。

“谢谢。”她说”

我煮开水泡茶后,回到套廊。傍晚已近,阳光转弱,树木影子长长地伸到我们脚畔。我一面喝茶,一面眺望庭院里随意种下的棣堂花、杜鹃和南天竹。

“不久,救护车来了,把直子载走,我被警察问了许多问题。其实也没问什么。由于她留下一张形同遗书的字条,显然是自杀的,而且那些人认为精神病患者会自杀并不出奇。所以只是形式上问一问而已。警察走了以后,我立刻打电报给你。”

“好寂寞的丧礼。”我说。“静悄悄的,人也不多。她的家人一直介意我怎会知道直子死去的事。其实我不应该参加她的丧礼的,因此我觉得很难受,立刻出去旅行了。”

“渡边。出去散步好不好?”玲于说。“顺便买东西回来做晚餐吧。我饿了。”

“好哇。想吃什么?”

“火锅。”她说。“我有好几年没吃火锅啦。甚至发梦也梦见火锅,有肉、洋葱、菇蔬丝、豆腐、苟嵩菜,热滚滚的”

“好是好,但我没有做火锅的锅子。”

“没问题,交给我办。我去向房东借一借。”

她快步走向正堂,借了一个漂亮的锅子、煤气炉和长长的橡皮管回来。

“怎样?了不起吧。”

“的确!”我佩服地说。

我们到附近的小商店街买了牛肉、鸡蛋、蔬菜和豆腐,到酒铺买了一瓶较像样的白葡萄酒。我坚持要自己付钱,结果全都由她付了。

“被人知道我让外镑出钱买菜的话,我会成为亲戚朋友的笑柄的。”玲子说。

“而且我是个小盎婆哪。所以放心好了。怎么说也不会身无分文的跑出来。”

回到家里,玲子洗米烧饭,我拉长橡皮管,在套廊上准备吃火锅。准备完毕时,玲子从吉他箱子拿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微暗的套廊上,调好音后,慢慢弹起巴哈的赋格曲来。细腻的部分故意慢慢弹、或快快弹、或粗野地弹、或伤感地弹,对于各种声音怜爱地倾听。弹着吉他的玲子,若起来就像在注视自己心爱的裙子的十七、八岁少女一般,双眼发亮、唇色紧撮,偶尔露出笑影。弹完后,她靠在柱子上望天想心事。

“我可以跟你说话吗?”我问。

“好哇。我只是觉得肚子好饿罢了。”玲子说。

“你不去见见你先生和女儿么?他们住在东京吧。”

“在横滨。但我不去。上次不是说了吗?他们不和我发生联系的好。他们拥有他们的新生活。如果见到我会恨痛苦。最好不见。”

她把抽完了的七星烟盒揉成一团扔掉,从皮包拿出一包新的。撕开后叼了一支,但没点火。

“我是个已经过去的人。在你眼前这个只不过是过去的我的残存记忆而已。在我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早已死去。我只是随从那个记忆行动而已。”

“但我非常欣赏现在的你。不管你是残存记忆或什么。也许那个根本不重要。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很高兴。”

玲子笑一笑,用打火机点火。“你的年纪不大,很懂得如何讨女人喜欢哪。”

我有点脸红。“我只是坦白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话而已。”

“我知道。”玲子笑着说。不久饭煮好了,我在锅里抹油,开始准备下锅。

“这不是梦吧?”玲于抽着鼻闻味道。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百分百现实的火锅。”我说。我们没有再谈什么,只是默默地吃火锅、喝啤酒、然后吃饭。“海鹤”闻到香味跑来,我把肉分给他。吃饱以后,我们靠在套廊的柱子上看月亮。

“这样子心满意足了吧!”我问。

“没得挑剔了。”玲子仿佛很辛苦似地说。“我第一次吃那么多。”

“待会打算怎样?”

“休息一下,我想去澡堂。头发乱七八糟的,我想洗一洗。”

“好的。澡堂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若是方便,请告诉我,你和那位阿绿小姐已经睡过了吗?”玲子

“你是说有没有做爱?没有。在许多事情没弄清楚以前,我们决定不做。”

“现在不是都弄清楚了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懂。“你的意思是直子死了,一切尘埃落定?”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在直子死去之前就作出决定,不会跟阿绿分开了么?这件事跟直子是活是死都无关,对不?你拣选阿绿。直子拣选了死。你已经是大人了,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负起责任。否则不是一塌糊涂吗?”

“但我忘不了她。”我说。“我对直子说过,我会永远等她。可是我没有。结果来说,我还是放开她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本身的问题。也许我纵然半路不放开她,结果还是一样,直于毕竟还是拣选死亡。但我觉得我就是不能原谅自己。虽然你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心灵活动,无可奈何,然而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如此单纯。想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生死的交界线上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若是你对直子有某种哀痛的感觉的话,你就带着那种哀痛度过往后的人生好了。若是从中能够学到什么,你就学吧。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你应该和阿绿共创幸福。你的哀痛和阿绿是扯不上关系的。若是你再伤害它的话,将会做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虽然痛苦,你还是要坚强起来,你要长大成熟。我是为了向你说这句话,特意离开阿美宿舍,长途跋涉地搭那种棺材似的火车老远跑来这里的。”

“我很了解你所说的。”我说。“但我还没作好准备。你不觉得吗?那个丧礼实在太寂寞了。人不应该那样子死去的。”

玲子伸手摸摸我的头。“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那样子死去的,包括你和我。”

我们沿着河边走五分钟到澡堂。洗完后带着爽朗的心情回到家。然后拔掉酒瓶盖,坐在套廊喝。

“渡边,再拿一个玻璃杯来好吗?”

“好哇。你想做什么?”

“我们来为直子办丧礼。”玲子说。“一个不寂寞的丧礼。”

我把玻璃杯拿来后,玲子在杯里斟满葡萄酒,摆在院子的石灯笼上。然后坐在套廊,抱着吉他靠在柱子抽烟。

“如果有火柴的话,拿给我好吗?愈多愈好。”

我从厨房拿了一大包火柴过来,在她旁边坐下。

“我弹一首,你就在那里排一根火柴,好不好?从现在起,我把我会弹的都弹出来。”

她先弹了亨利曼西尼的“亲爱的心”,弹得优美而祥和。“这张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的。前年的圣诞节。因为她很喜欢这首曲子。”

“我也喜欢。非常优美。”她又弹了几段“亲爱的心”的旋律,辍一口酒。“在我喝醉之前,不知能弹几首?哎。这样的丧礼应该不会寂寞了吧!”

玲子改弹披头四的“挪威的森休”、“昨天”、“米雪儿”、“某事”、“太阳出来了”、“山上的傻叭”。我排了七根火柴。

“七首了。”玲子说着,喝一口酒,喷一口烟。“这些人的确很了解人生的悲哀和优雅。”

她口中的“那些人”,当然是指约翰连侬、保罗麦卡尼以及乔治哈里森了。

她叹一口气,揉熄香烟,又拿起吉他来弹“小巷”、“黑马”、“朱莉亚”、“当我六十四岁时”、“人在何处”、“我爱她”和“喂,朱蒂”。

“现在几首了?”

“十四首。”我说。

“唔。”她叹息。“你也可以弹一首什么吧!”

“我弹不好。”

“不好也没关系嘛。”

我把自己的吉他拿来,战战兢兢地弹了一首“屋顶上”。玲子趁那时稍微休息,抽抽烟喝喝酒。我弹完后,她鼓掌。

然后,玲子弹了改编为吉他由约拉维尔的“献给公主的安魂曲”和德比西的“月光”,弹得细腻而优美。

“这两首曲子是直子死去以后才弹得好的。”玲子说。“她喜欢音乐的地步,直到最后都脱离不了伤感的境地。”

按着她演奏了几首巴卡拉殊的曲子:“靠近你”、“雨不断滴在我头上”、“圭在你身边”和“结婚钟声的怨曲”。

三十首了。”我说。

“我好像是自动点唱机。”玲子开心地说。“音乐大学的老师看到这种场面,大概吓昏了。”

她喝着葡萄酒,一边抽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地弹。弹了十首巴萨洛华,包括罗杰.哈特及高素恩的曲子。以及鲍伙伦、雷查尔斯、凯勒克、海边男孩、史提威汪达等人的音乐。“蓝色天鹅绒”、“青青草原”,所有一切的曲子都弹了。偶尔闭起眼睛轻轻摇头,配合旋律哼歌。

葡萄酒喝完了,我们改喝威士忌。我把院子里的葡萄酒浇在石灯笼上,另外斟满一杯威士忌。

“现在几首了?”

“四十八首。”我说。

第四十九首,玲子弹了“伊莉娜”,第五十首又是“挪威的森林”。弹完五十首后,她停下来,喝了一口威士忌。

“弹了这么多,应该够了。”

“够了。”我说。“了不起。”

“懂吗?渡边,把寂寞丧礼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吧!”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要记住这个丧礼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美妙?”

我点点头。

“赠品。”玲子说。第五十首是她最爱弹的巴哈的赋格曲。

“渡边,跟我做那个吧。”弹完后,玲子小小声说。

“不可思议。”我说。“我也在想同样的事。”

在拉上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其理所当然似地相拥,互相需要对方的身体。我帮她脱下衬衫、长裤和内裤。

“我度过一段相当曲折的人生,做梦地想不到会被一个小我十九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要不要自己来?”我说。

“没关系,你来好了。”她说。“我满身是皱纹,你别失望才好。”

“我喜欢你的皱纹。”

“我会哭的。”玲子轻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用舌头甜她的皱纹。我的手按在她那宛如少女的小乳房上,温柔地咬它的乳头,手指伸进她那温湿的阴道缓缓抚动。

“渡边,不是那边。”玲子在我耳畔说。“那只是皱纹。”

“怎么这个时候还会开玩笑?”我无奈说道。

“抱歉。”玲子说。“我害怕,因我太久没做了。感觉上像一个十七岁少女跑去男生的宿舍玩,却被脱光衣服似的。”

“我的感觉真的像在侵犯一个十七岁少女似的。”

我的手指伸进她的皱纹中,亲吻她的脖子和耳垂。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喉咙开始颤抖时,我把她的腿打开。慢慢进入里面。

“没问题吧,你不会使我怀孕吧。”玲子轻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很羞家的。”

“没事的。放心好了。”我说。

我进到深处,她颤抖着叹息。我温柔地抚摸她的背,用力抽动几次,突然无预兆地射精了。我无法控制自己,只能紧紧抱住她。

“对不起。我忍不住。”我说。

“傻瓜,何必这样想嘛。”玲子拍拍我的屁股。“你跟女孩子做爱时都在想这种事?”

“也许吧。”

“跟我做的时候,不必想这个。忘了它。你爱几时就几时。怎样?舒服吗?”

“太舒服了,所以忍不住。”

“何必忍呢?这就好。我也觉得很棒。”

“玲子。”我说。

“什么?”

“你应该再和人谈恋爱,这样子太可惜了。”

“我会考虑的。”玲子说。“不过,旭川的人会谈恋爱吗?”

过了一会,我又勃起。玲子屏住呼吸扭动身体。我们边做边聊天。在她里面这样子聊天的感觉很美妙。我一讲笑话她就吃吃她笑,笑的震动传到我那儿。我们这样做了好久。

“这样的感觉美极了。”玲子说。

“动一动也不坏。”我说

“试试看。”

我把她的腰抱起来,进入更深处,尽情品尝销魂的滋味。当晚我们亲热了四次。完事后玲子在我腕臂中闭起眼睛深叹,身体不住地抖动。

“我以后不必再做爱了。”玲子说。“我把人生的全部都做完了,可以安心做其他事了。”

“谁知道明天如何?”我说。

我建议玲子搭飞机去,又快又舒适,但她坚持要搭火车。

“我喜欢青函联络船,不想坐飞机。”她说。于是我送她到上好车站。她提着吉他箱子,我抬着旅行箱,我们并肩坐在月台的长椅上等火车。她跟来东京那一天一样,穿着斜纹呢夹克和白长裤。

“旭川真的不错?”玲子问。

“很好的城市。”我说。“过些时候,我会去看你。”

“真的?”

我点点头。“我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可是直子全都烧掉了。那么好的信。”

“信只是普通的纸。”我说。“纵使烧了,留在心中的东西依然会留下,不能留下的留着也没用。”

“老实说,我好怕。一个人孤苦零丁的去旭川,好可怕呀。所以,记得写信给我。看了你的信,我会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你喜欢的话,我就天天写给你。没问题的。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石田玲子都能活得很好。”

“我总觉得自己体内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难道是错觉?”

“那是残存的记忆。”我说着笑起来。玲子也笑了。

“不要忘了我。”她说。

“永远不忘记你。”我说。

“也许以后没机会再见到你了,不过,无论丢到那里,我都会永远记得你和直子。”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哭了。我禁不住吻了她。虽然周围经过的人频频盯着我们看,但我已经不在意了。我们活着,只须考虑怎样活下去就够了。

“祝你幸福。”分手之际,玲子对我说。“我能向你忠告的全都说完了,再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能祝你幸福。让我和直子那一份的幸福都给予你。”

我们握手告别。

我打电话给阿绿,说无论如何都要跟她谈一谈。我说我有很多话要说,必须对她说。在这个世界上,除她以外别无所求。我想见她,一切的一切从头开始来过。

阿绿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好久。仿佛全世界的细雨下在全世界的青草地上似的,沉默无声。那段时间,我闭起眼睛,额头一直压在玻璃窗上,终于阿绿开口了。她用平静的声音说:“现在你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我继续握住听筒抬起脸来,看着电话亭的四周。如今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猜不着。到底这里是那里?映入我眼帘的只是不知何处去的人群,行色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去。而我只能站在那个不知名的地方,不停地呼唤阿绿的名字。

后记

原则上,我不喜欢替小说写后记,不过我想这部小说有写一写的必要。

首先,这部小说是以我在五年前写过的短篇“萤火虫”为底本的。木来我打算把它扩写成中篇,不料一写就欲罢不能,写成了长篇。也许是小说本身的要求超出我所想像的缘故。

第二,这是一部极其私人的小说。就如有些人喜欢我,有些人不喜欢我一样,有些人富喜欢这部小说,有些人不会喜欢。但我希望,这部小说罢凌驾我个人而流传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一十一日,我在希腊的未可诺斯岛开始动笔,一九八七年二一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公寓酒店完成。我几乎天天泡在吵闹的小节馆里,戴看耳机重复听看“佩珀上士”的录音带,一边听一边写。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可说得到连侬和保罗.麦卡尼的些许帮助。

第四,我把这部小说献给我死去的朋友以及活着的朋友们。

一九八七年六月

村上春树

(全书完)

([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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