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面之词》里，我写过这样两句话：
“信主的人是幸运的，
幸运的人无须信主。”
程翔的经历正好是一个例证。
程翔本来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早年，程翔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基督徒。程翔不信主，但照样活得很积极、很正派、很理想主义。2005年4月，程翔被中共当局诱捕于深圳，后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处5年徒刑。在囚禁中，程翔精神一度濒于崩溃，他原有的精神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后通过《易经》卜卦和阅读佛、道、儒三家学说而走出低谷，但仍不能消除心中的戚戚然之感。最后，通过重读《圣经》，触动灵魂，感极而泣，于是皈依基督，由此解除心结，放下仇恨，恢复自信，化消极为积极，并学会了在苦难中经常保持喜悦的心态。
著名记者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拘押监禁，2008年2月5日假释回港。程翔把他这段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中文书名是《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2012由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同年由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Straits Times Press）出版，书名为“My 1,000 Days Ordeal: A Patriot’s Torture”。
当代中国文坛，盛产监狱文学。监狱文学很不好写，因为监狱生活，尤其是中国的监狱生活，其最大特点就是缺少生活，乃至没有生活，因此很多监狱文学，在作者方面，无一不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而在很多读者方面，却觉得沉闷单调且大同小异。
和其他中国的政治犯相比，程翔的狱中经历未免太“小儿科”。由于他的境外身份、记者职业以及知名度，程翔的刑期比较短且提前假释，待遇也不算多恶劣，乍一看去，程翔的狱中生活记述似乎更不容易写好。其实不然。我读了这本《千日无悔》，感觉相当好，可评点之处甚多，前面提到的从无神论到基督徒的转变过程即为一例。
按照程翔的记述，读《圣经》，最难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要蒙受冤屈的自己放下仇恨，宽恕和善待伤害过自己的人。
平常我们说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宽恕，是对方认错道歉之后我们才表示宽恕，而基督教倡导的却是无条件的宽恕；另外，一般人说宽恕，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拥有报复对方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报复而自愿选择不报复，那才谈得上宽恕。像程翔那样，身陷囹圄，对施害者无能为力，而施害者非但没有认错道歉，而且还在继续对自己施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宽恕，怎么能宽恕呢？
正是基于这层道理，尼采对基督教很不以为然，对基督教大加抨击。
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称作奴隶道德。按照尼采的分析，基督教道德实际产生于怨恨精神。受压迫者由于没有能力反抗，故而心生怨恨，然而借助于一种迂回的、狡诈的方式，他们由怨恨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发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怯懦屈从一跃而成为善良与宽恕。
尼采挖苦道：“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不过，尼采后来对宽恕的看法有些改变。他注意到宽恕有助于克服怨恨，在生理上是有益的。
说来也是，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而你确实又没有力量去惩罚对方，你就必然心生怨恨，你就只好隐忍。“忍字心上一把刀”——这把刀本来是应该刺伤对方的，但因为你把它插在心上，它首先刺伤的就是你自己，使你的心不断流血。
尼采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怨恨的情感更快地耗尽一个人的精力。”
宽恕的好处是，它可以使你从怨恨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无法释放的情感耗尽自己。无条件宽恕是对怨恨的克服与超越。
程翔在他的书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程翔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道理。
程翔说：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是一个人遭遇冤情后实行心理自疗的一个关键步骤，如果这个包袱放不下来，心理自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自己的心境终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第二，这是一个人能否面对未来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如终日受自己的冤情影响，从而影响自己的正常思维和判断，则等于自己仍然是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仍然生活在冤情的黑影之下。”
程翔写道：学会以宽恕化解仇恨，以善意化解敌意；如《圣经》所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种态度使我人生能够更加积极，做人能够更快乐”。程翔说：“《圣经》还教导我，要把眼前的灾难看成试炼，并欣然接受这种磨练，以成就更大的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程翔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更积极更快乐地坚持善，坚持公义，并把受苦看作试炼看作光荣，那又是和他信了“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一点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那是和他相信有全能的上帝主持公道分不开的。可是我们都知道，程翔本来是不信主、不信有上帝存在的。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不信”跨越到“信”的呢？也许，这就是有些信者说的：因为有强烈的信的需要，所以就信了。
无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中，程翔能信主，那总是幸运的。因为信主使他获得了自信、平静以及坚持理想的勇气。
其实，不一定非信主不可。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像程翔一样遭受到严酷的迫害，他们并没有选择皈依基督教，但仍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保持了内在的平和与积极的心态。
在我看来，程翔讲述自己信主的心路历程，实际上讲述的就是一个人因为坚持理想而遭受严酷的迫害时，如何走出最初的痛苦、愤怒和绝望，如何恢复自信和勇气，如何建立积极而平和的心态。程翔把这个转化的过程一环扣一环地讲出来了，这应是《千日无悔》一书的最大亮点。
读程翔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问题。
例如刘晓波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既赢得很多人的赞赏，也招致不少人的批判。批判者认为这话言不由衷，是虚假，或者是懦弱，甚至是献媚。
这种批判当然站不住脚。且不说外国人，就在当代中国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中，就有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讲过“我没有敌人”，如秦永敏、郭飞雄、吴义龙、谭作人、郭国汀、刘水，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为了理念而屡战屡挫，屡挫屡战。要说他们都虚假，都懦弱，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即便如此，“没有敌人”一说仍然很费解：中共专制者难道不是敌人么？难道你以为我们用善意就可以化解他们的敌意么？这些人并非都信仰宗教，未必都相信有全能的神会主持公道惩恶扬善，那又如何能放下自己心中正当的义愤呢？
再如冯正虎宣称的“快乐维权”。冯正虎由于维权而长期遭受打压，多次被软禁，被抄家，被绑架，甚至被警车撞击，正常生活屡次被粗暴地中断。换成一般人，气也给气死了，怎么还平和得下去，怎么还快乐得起来呢？
参照程翔的记述，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本来，一个人受到他人无理的侵犯，尤其是当你为自由为正义而抗争时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产生愤慨，乃至产生仇恨，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正当的。这种愤慨和仇恨并不是自私的情感，而是尊严意识的体现，是正义感的体现。但是，长期地深陷于这种情感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会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你需要学会调整心态，需要学会放下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
当然，如果你选择屈服，选择放弃，你也不难放下愤慨和仇恨。“六四”枪响，举国愤慨。可是很多人由于恐惧，随后选择了放弃；而既然他们放弃了抗争，因而也就避开了迫害，那么不要多久，原来的愤慨也就日益淡化，以致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远离苦难，放弃抗争，而奢谈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奢谈宽恕，奢谈快乐，那自然是很容易的，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拒绝放弃，决心坚持，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苦难承受压力，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撑，才能使自己克服种种负面情绪。程翔靠的是宗教。那些不信宗教的人靠的是历史（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两者都坚信：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方，也是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的一方；而对方则是站在错误的一方，也是最终必将失败的一方。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受苦看作是考验，看作是争取正义获胜所必须付出的牺牲，从而以此为荣。凭着这样的道义优越感，他们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施害于他们的人，根本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于是也就不再心怀怨恨。
在《千日无悔》这本书里，程翔记下了他在监狱中的种种经历，揭示出中国现行制度的黑暗。作者还基于深刻的反思和不断的自我分析，描述了自己的种种内心感受和心态的转变以及思想的演进。这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是何等的脆弱，但又是何等的坚韧。
人权论坛首发 2013.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