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十六章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蔓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圪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120°的太阳，象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
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原西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
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铁锹，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xdx潮接一个高xdx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
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象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
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
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丙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
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
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的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噘着个嘴，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污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掼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
他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谓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是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儿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哩。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她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她去要书。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她现在可以不理他，但她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
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他还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她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块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背铺盖。
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销”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腰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两块多钱啊！
星期天下午，他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
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
他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
他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她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她，问问那本书的事。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得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抬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
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
他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暖！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误赴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哩……
第一部 第十七章
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
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象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她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她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象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钉衣服换成了没有补钉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
孙少平看见她，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
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家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它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唉，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哩！让侯玉英见鬼去吧！她就是想和他好，他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她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他也会和她相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她为什么又象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象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
但看来她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旋磨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她手里。看她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她后边说：“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她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象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
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象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给他的《创业史》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她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帐”，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她爷在当年就死了。但她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她。她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
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领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后她才去。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她完全一样。她于是很自然地对这个叫孙少平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
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份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但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份又不好，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她家的成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因此，她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但她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这个贫困的男生，身上似乎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倒究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另外，他虽不算很漂亮，但长相很有特点，个码高大，鼻梁直直的，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眼睛阴郁而深沉。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但家里光景好，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比如象田润生那样的家庭，说不定她也会动心的。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她侧面听说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穷得只有一孔土窑洞……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使她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她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她来说就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她是孙少平的“婆姨”时，她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她到这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她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她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她多么被动啊！她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哩！因此，她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她要让众人看见，她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她才突然发现，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她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他。她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地要给人家还。唉，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可她又一想，这要怪她自己，她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嘛！
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她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她，孙少平回家去了。她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后，她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后，她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她烙了几张饼。她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她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
于是，她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她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这一学期开学后，她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她还有一身没补钉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象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她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她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她也敢去了。不过，她还不愿进场，只是站在场边上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
那天下午，她象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她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
她笨拙地接住顾养民抛来的球，满脸通红，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都来拉她，她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
从这以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她就成了女生中“式子”最硬的一个。
在这期间，班长顾养民对她渐渐热情起来了。玩球中间，常常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她微微一笑，并且得到球后，往往都抛给了她。在班上一些集体活动中，他也有意把她和他分在一块，瞅空子和她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象顾养民这样的人。顾养民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民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原西县上学。他学习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她才大一岁，但就象一个教师一样有风度。现在，这个全班女生常羡慕地谈论的人，竟然对她如此青睐，真叫她有点受宠若惊。和出众的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变得暗淡失色了。她于是想方设法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他喜欢她。相反，她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躲避和他说话交往。
郝红梅看得出来，这学期开学后，孙少平一直找机会总想和她说话，但她都有意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她正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让她给他传球！她故意不给他，而把球给了顾养民。她要以此让他明白：她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第一部 第十八章
孙少平站在黄昏中的河岸边，思绪象乱麻一般纷扰。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眼里含满了泪水……在他背后，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了。家家户户现在也许都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此刻，谁能知道，在城外，在昏暗的河边上，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他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情绪象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熔岩突奔，炽流横溢，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随时都可能咝咝地冒烟和喷火！
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但他一点也不感觉到饿。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
幻觉消失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向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
金波现在来到了他跟前。他把手里的四个玉米面烧饼递到他面前，说：“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中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
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在他旁边。过了一会，他才咬牙切齿地说：“我想把顾养民捶一捶！”
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想为少平打抱不平。
“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少平说。“你不要动手。由我出面！”
少平想了一下，说：“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能把家里的大人急死！”
“咱们现在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事自己可以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哩！”
“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什么理由打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打了，到时咱们没个说法的……”
“我给他制造个挨打理由！”
“不敢闯这乱子！”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中又火烧火燎，但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
金波也没再说话。等他把那四个玉米面饼吃完，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
孙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
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一顿而又叫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他保密——将来打人时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
这是一个晚间，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一群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人去叫住在另外宿舍的顾养民。
顾养民进了这个宿舍后，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的。他就问大家：“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哩？”
金波走到他面前，指着旁边的一个男生问他：“他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顾养民惊讶地说：“没有呀……”
“那你为什么给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金波又指了指另外几个人。
顾养民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地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还说过不止一次呢！
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和他专意过不去。但他又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和谁也没吵闹过一次啊！
他现在已经顾不得想这些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尖。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见这群人龇牙咧嘴已经逼近他身边，就赶忙说：“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金波的拳头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呼呼的，知道出血了。紧接着，这一群人一齐上来，七手八脚把他踩在了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地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坐在炕拦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群人，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另外的人把他糊血的脸顷刻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的整整齐齐。然后这一群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都乐得笑了。有一个人还说：“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就更风流了……”
顾养民立在脚地上，眼里泪水汪汪。
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这些人狠狠揍了他一顿，毕了又精心地把他“打扮”了一番，使他看起来什么事也没。
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给学校告去吧！到时候，我们就说，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我们和你讲理，但你先动手打人，我们只好嘛……”
这群人又一齐笑了。
顾养民揩掉自己脸上的泪水，说：“我不告你们……”
他这句话倒使这些人一惊。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也不笑了。
顾养民一瘸一拐出了这个宿舍。他也没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那一片小树林中，抱住一根杨树杆，无声地啜泣起来……
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一些人把顾养民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金波让他别管，说他把事干得滴水不漏。
“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他对少平说。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顾养民不会受这口气，肯定要向学校反映。如果真相一旦查明，学校可能要把金波开除的。但他又不能过分指责金波，因为他这行为完全是为他的呀！
孙少平一个人想：如果顾养民告到学校，学校开始查这事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说是他让金波打顾养民的。决不能让学校处理金波！金波是为他的，他一定要为金波承担罪责！
在好几天里，孙少平已经顾不上想其它事了，紧张地等待着学校来调查这事。
但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告他们，少平当时不相信这话。但现在看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并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好，也不让人看出怀恨在心。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他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民上医院的那一天，郝红梅竟然偷偷到医院看他去了……
金波他们把顾养民打了一顿，反而使郝红梅更挨近了顾养民。也许他们两个分析过养民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残，也不会平白无故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她先后与少平和养民的关系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解释呢？
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了他，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心里不知怎样，面子上还和他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不论是在他面前，还是在众人面前，他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倒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她和顾养民好。她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故意在人多处给顾养民还车子，并且羞羞答答看养民一眼，说：“谢谢……”
谢谢。对于孙少平来说，他也要对生活的教训说一声谢谢。这一件事的前后经历，也许实际上对他并没有坏处。他是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温柔，但也获得了许多心灵上的收获。他现在平心静气地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怯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残，也残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他告，这些人都不会轻松，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让学校开除的。他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镇住了。
他又进一步想，郝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啊！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男女相好，这是两厢情愿的事，而怎能象俗话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
青春激流打起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平伏了。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象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
这是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深远的影响……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任宣传队副队长。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在乐队吹笛子，并且还有一个独唱节目——他的男高音很出色。
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回乡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中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兄妹俩得到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
学校教音乐课的女教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她竟然让孙少平当这出戏的男主角张红苗。他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想到，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晓霞演他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养民扮演公社书记。
经过一段排演，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他还有机会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有风度——他感觉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
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几个全县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使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日子。戏完后，他和田晓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的。他、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石圪节公社去——那里他们有许多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多有意义啊！到时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可是在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讲，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晓霞去参加，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
这消息对孙少平来说，就象一颗炸弹在面前爆炸了：天啊，他要到黄原去？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并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宣传队的所有人都很羡慕他和田晓霞。他激动无比这自不消说。晓霞尽管为这事高兴，但她从小就在黄原城里长大，不象他这样觉得好象要出国似的连晚上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他演张红苗，红梅从舞蹈队抽出来顶晓霞，演张红苗的妹妹……孙少平给老师请了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一口袋高粱面去黄原城——要有粮票才行。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象一堆红火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庭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急死……
当他无限愁肠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要去黄原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几天，似乎他已经成了个人物。是呀，村里象他这样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原城嘛！
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在他没回来之前，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夏洋芋刨得卖了两麻袋，给他扯好了一身蓝卡叽布，放在金大婶家，等他回来量身子裁缝哩！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二升，在石圪节粮站给他换好了十斤粮票……他看到这些他原来还担心的问题，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并且一家人都高兴得满脸光彩，这使他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在家里住了两天，母亲给他单另做得吃了两顿好饭，还一再嘱咐他出去多操心，说那是大地方，不是石圪节……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叽布制服，把十斤粮票和哥哥专意卖了几担西红柿而给他的拾元钱，用领针别在内衣口袋里，就怀着对亲人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到了县上。
他和晓霞在县上的文化馆集中排练了三天，文化馆长就带着他们去了黄原地区。
当他从黄原汽车站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晓霞熟悉这城市，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他兴奋得头脑都有些混乱不堪。
他们在黄原地区革委会第二招待所呆了七天。他们县的讲完了以后，晓霞便带着他到这城市的几个著名地方转了转。同时，他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其中有个叫贾冰的诗人，还是原西县人。贾老师热情邀请本县来的三个人在他家里吃了饭，还声震屋瓦地给他们朗诵了他写的诗。
这次故事调讲，他和晓霞都得了二等奖，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得眉开眼笑！
孙少平大开了一回眼界，然后带着无数新的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到星期六的时候，他又带着从黄原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在地区期间，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了，因此他就把哥哥给他的十元钱，除过王满银，给全家人都买了点礼物：奶奶的一包蛋糕，母亲和姐姐一人一双袜子，父亲和哥哥一人一块白毛巾，妹妹的一线红方格头巾，猫蛋和狗蛋的半斤水果糖……
（未完待续）
（《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