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
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象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
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五十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倒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住。
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呆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极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
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
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罗。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他的病……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
他万万没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
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
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他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石钟的关系不很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量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
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他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
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
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哩！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去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
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沉沉的悲凉感。是呀，他五十四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敏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
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
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象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孤云独自闲……
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元，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三十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哼，如今写小说的比驴还多），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子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白元初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地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首长架式摆下了。他每次跟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元照例到他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
他说他不出去，出去没什么事要办。
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元支支吾吾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苗凯敏感地支愣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哩！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元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
嗯，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子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
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
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尽管他对白元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白元突然变得象个十八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个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元毫不害羞地说。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
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元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
他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
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宏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元起身去小餐厅。
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宏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山西特别老陈醋。武宏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钟来办事处看他。
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吴斌和石钟也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涨的。
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
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我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钟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
吴斌开玩笑说：“你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
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石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好的局面……”
“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病。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了他。高凤阁不是来汇报的，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
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挡。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
“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
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瞎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
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得对！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石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
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
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
第二部 第五章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象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处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是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两个人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崂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撒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了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在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跹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时间就要纠正——那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来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崂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
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
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崂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
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
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不过，他即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象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干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予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制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圪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圪崂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份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
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圪崂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
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圪崂那面的人象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楞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在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得一般干净。哈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哩还是绣花哩？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锄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圪崂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象钻进去了许多毛毛虫……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圪崂，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
是呀，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镢把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土洼里下呢？
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圪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象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象个绵羊尾巴。瞧，胡得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治功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治功就成了石圪节的一把手。
他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凉崖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
公社里从来没有象如今这样消闲啊！
田福堂蹲在徐治功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治功：“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徐治功一步将对手“将”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治功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田福堂本来是到石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治功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
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中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
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
“为什么？”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胡闹啥哩！好好当你的教师！”田福堂生气地说。“爸，农村眼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哩……”
“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呀！”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有劳力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民哥的组里去出山……”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病，能劳动哩……”“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第二部 第六章
麦子种完，犁锄一挂，就到了白露；这时节，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
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是象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象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虑和苦痛的……
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他象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哩！
在他们这个责任组时，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圪崂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的被吆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八十二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象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二十一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西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他们家里最大的熬煎，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流子两手空空，谁知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就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些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都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恋爱。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地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她，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
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钉的衣服。少安记得他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钉的衣裳。象土地一样朴素和深沉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
生育以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她在他耳边叼念说他们不能象其他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过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思。在农村，年轻人成家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他还是老主意：决不分家。秀莲知道不能改变他，但还是忍不住要转弯抹角地嘟囔。另外，她在枕头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她还想给他生个女儿。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心愿。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他们不敢放肆。生完虎子后，没用公家催促，他就带妻子到石圪节医院戴了节育环……
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锄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圪崂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地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圪崂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
麦子种毕，又停了锄务，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开始——田家圪崂的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
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做起圪塄帮畔，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扩大蔬菜种植。
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象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她撒娇说：“多睡一会吧！你常天不明就把我一个人撂在被窝里！现在又没要紧活路，你再睡一会……”说着便用两条结实的光胳膊紧紧箍住了他的腰。少安没法，只好依了她。
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
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他丈夫说：“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圪节赶集去！一年四季没明没黑在地里操磨，你也歇息上一天，到集上去散散心。”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石圪节赶集去。是呀，他已经好多时没到石圪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石圪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
秀莲给他换了见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然后亲自拿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
秀莲说：“等咱们有了自己的新窑，就再结婚一次！”
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有自己的新窑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就这样宽下去，他有信心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个新家。
两口子相跟着回到家里吃过早饭，少安就准备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吃过饭出去了——老人劳动心劲越来越大。
少安临起身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干脆把咱们刚摘下的老南瓜带几个卖了，你好花销……”少安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
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石圪节。
石圪节的集市和往常不大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土街上空飘浮着庄稼人淌起的黄尘。
不时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提的黑匣子象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花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
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就卖了。
他把毛口袋卷夹在胳膊窝时，准备去给虎子买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揩汗的手帕，再拣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祖母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三块五毛八分钱，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还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他头上的那块已经肮脏得象从炭灰里捡出来似的。
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
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的手里提着个黑人造革提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
少安问他：“你到哪里去呀？”
“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要给你说！”
少安只好和根民一块挤过人群，跟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民要给他说什么事。既然根民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议论，他也就不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他想来想去，也没做过什么出格事。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面出主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他很快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
根民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
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
根民现在已成了石圪节公社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背梳起来，看起来已经蛮象个公社领导了。这人性格随和，但脑子利索，在石圪节上高小时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时候，他一直象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
少安跟根民进了公社院子。徐主任正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时，徐治功只抬头跟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赶忙举起一颗棋子往石板棋盘上一掼：“将！”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治功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圪塄溜了畔……”
徐治功手里举着一颗棋子正要用劲往石板上掼，这时将举棋子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仰起脸问刘根民：“掏了圪塄溜了畔，黄河泛滥怎么办？”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如何对答。
徐治功说完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中那颗棋子掼在棋身上，对民政专干说：“再将！”
刘根民只好转身，引着少安进了他的办公窑。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麻缠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整天蹲在凉崖根下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看他的样，跹蹴在机关不下乡，把我们几个快忙死了……”
因为根民说公社的事，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地笑着，根民擦完脸，说：“现在说咱的事，是这，县高中准备扩建教室，我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峁村买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去。这是个受罪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但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回去话……”
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随后他问：“工钱怎样？”“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四百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笔大钱呢！”少安叹了一口气，说：“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畜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一百元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头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一千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另打问别人去……”
根民立刻说：“我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畜问题。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再转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这活干完了，牲畜也使用不坏，到时保准卖个原价，这样你不是就把钱赚了吗？你这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帐都算不开！”
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吸烟卷。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根民：“信用社能给我贷一千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做了决定，即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七百元，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哩。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一二百块，当然我会按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另外的几百元就得你自己想办法。
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给你回话！“根民说：”那也好。不过，时间不要太长，中学那面催得很紧……“
当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糊里糊涂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考虑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
（未完待续）
（《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