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二十二章

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

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灰黑的云彩,潮水般向北方漫过来。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落;现在不需要雨,雨倒下个没完没了!

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黄原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汤。城外的山里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

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愁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宿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行驶。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刺耳。

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中。工匠们也照例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地睡觉。疲劳过度的人啊!一个个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捎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格嘣嘣价响……

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面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许多事。

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阳沟。

他在那里仅仅落下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阳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草。现在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一两年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他不敢奢望。

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原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

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了一名黄原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跑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是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落户口的真实用意。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他眼下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熬煎了,反正到时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但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

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曹书记来说,这是他的一步“远棋”——还得走一段再说!

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敢误工,要千方百计找到活干。他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匠工,一天的工钱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救家庭,自己也能积赞一点。两三年后,要是能在阳沟找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两孔窑洞——那时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

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哩!

他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象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象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孙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反正这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总不能没完没了地看书;再说,他手头的两本书已经看完,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

吃过饭以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碗一撂。回来又倒下睡了。

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转转,看能不能看场电影,好消磨一段时光。

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把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也没伞。就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不会把衣服淋个透湿。现在穿绒衣似乎太早,走一段路以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感到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面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但少平放心的是,这里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注意这身有碍观瞻的穿戴呢?

他便尽量把那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地在黄原街上逛荡。

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落落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

所有的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没有多少人光顾。

少平不知不觉遛达到了南关,这里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他远远地看见,影剧院前面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有电影!但不知是否能赶上场?

他加快脚步走到影剧院门口,迅速瞥了一眼大红油漆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据上次金波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临,相当激动人心。

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挤到售票处。

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售完。

他于是垂头丧气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个“鱼”。

他正在人群瞎挤,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晓霞穿件米色风雨衣,两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他。

他僵立在原地,脸顿时象火一般烫热。

她走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

“是……我也这样认为……”他握了握她的手。

一阵难言的沉默。

“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里去呢?”她掏出一张电影票递到他面前。

“不,你去看吧……我……”他的脸仍然象火烧一般。

“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去看了,咱们到我家里去吧!”晓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

少平看见,晓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码似乎也比中学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旅游鞋。

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少平并不为自己的一身破衣服而感到害躁。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她正“合适”。

“何去何从?”她笑着把手中的票晃了晃。

“我当然放弃了‘复仇’!”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消退了。

晓霞嘿嘿一笑,她很快把那张票向旁边“钓鱼”的人处理掉,便引着孙少平向地委走去。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晓霞一边走,一边问他。少平无言以对。

他听见“蓬”一声,心一惊。扭头一看,晓霞手中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

她向他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他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一片迷朦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

近两年了,他没有见晓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他没有答理她最后的那封信,他们的联系也就随之永远地断绝了。

她将会变成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是呀,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她相遇在了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

“你怎不回答我的问话呢?”她在雨伞下转过脸,瞅着他。

“一切都很明白……”他说。

“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仍然是个农民吧?看来,你还是世俗的!”晓霞不客气地说。

少平心里不同意老同学对他的评价。其实,他在灵魂深处并没有低看自己。她显然不了解他这两年的变化。他之所以不愿和她再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但这并不是说,他认为所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低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晓霞把他引进了地委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向晓霞点了点头,他们就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

晓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她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左手……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在我爸的办公室里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原东县,还没回来……”

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子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凋谢,竟奇迹般留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墙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一层黄叶。

晓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揭起门帘,把少平让进去。

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洞里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

她引着他进了里间。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晓霞忙着为他倒茶、削苹果。

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象一团沙蓬,坐在这舒适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有点滑稽。如果不是晓霞在,进来个生人看见他这副样,会以为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

晓霞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到他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

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晓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

在少平说话的时候,晓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

少平说完后,晓霞象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

少平也沉默了一会。然后他信任地对她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我才对你说了实情。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原西,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之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

“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少平强调说。

晓霞象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这你放心!”她站起来,“先不说了,让我去买饭!咱们就不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

晓霞从框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她端回一磁盆炒菜;菜上面摞了一堆馒头。

她拿出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

“剩下都是你的!”

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你不要笑话!”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晓霞笑了。她坐在他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他的磁盆里。不知为什么,她这举动使他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所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

天色暗下来了。

晓霞拉亮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他近一分钟,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象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

“其它呢?”

“不需要了。”

“那我怎样把书交给你?”

少平想了一下,说:“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行吗?”

“当然行!”

“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

晓霞也想了一下,说:“白天你都要干活,那么,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里。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少平接着就告辞了。晓霞也不挽留,起身把他一直送到地委机关的大门口。

分手时,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我会找你的!”他主动和她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

好,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工了!

第二部 第二十三章

田晓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

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片刻功夫,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象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

田晓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

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遛达着,情不自禁向北走去。说来奇怪,她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她现在才觉得,她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他倒说了一些,她几乎没说什么。唉,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倒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

师专以后,本来她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象洪水一般涌来,令人目不暇接。她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

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式。他仍然象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地生活,独立地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她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上大学后,她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象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时,她还对他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她不断给他奇书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后来,她才渐渐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是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晓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大学后,她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她一年前写信给他以后,他再没有给她回信,她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她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她知道,她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

可是,她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他。

莎士比亚是她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她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她就准备再看第二场……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一身褴褛的孙少平。从把他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中,她都震惊得有些恍惚,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

现在,她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她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

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她十分饮佩的人物。过去,都是她“教导”他,现在,他倒给她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他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她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她想她要全力帮助他。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遛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调过头来找她——这已经是夜晚了。她于是调过头,又慢慢往回遛达。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原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象二重奏……她也忍不住唱起来——快乐的风啊,

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山峰,对着神秘的海洋,对着鸟雀的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她没有看过这电影,但喜欢唱这首歌。

田晓霞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渐渐变成了进行式。她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她觉得她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可能象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点使她更加激动!

她回到家后,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都不回家来。

她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话。她以为来了客人,但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在数落那只老黑猫——说它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用“喵呜”来回答他的指责。

晓霞在走道时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她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子。她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呆一会。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碎八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它什么小玩艺。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

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

让完日记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

洗漱以后,她就上了床。

她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她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越睡不着。她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她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真急人!明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象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不知不觉象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的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跟前这景象一模一样……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象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她已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

少平看出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晓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第二部 第二十四章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它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

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

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它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

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

这是为什么呢?

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象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张有智看起来好象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象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佛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象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象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象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在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象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

张有智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

“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拨点经费。”

“那好吧……不过,花一笔钱也不见得能修出个啥眉目。再说,这地方偏僻,没有多少人来参观游览。要是地处原西城周围,还能卖点门票。”张有智一边说一边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前面不就是石佛镇吗?这里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时会有人来参观游览。话说回来,就是没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呀!”

田福军和张有智同坐一辆车,离开了石佛寺。

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有智一起到镇子上的供销门市部看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走一趟。他知道,这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得很!

他和有智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样。

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很充足,但点灯的煤油断了。”“断了多长时间?”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

“县上其它地方呢?”田福军扭头问旁边的张有智。

有智脸有点红,说:“我还不清楚这情况……”

这时候,供销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

田福军没理会主任的邀请,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两千户,一月得两吨煤油,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但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三毛五分钱,一包蜡十支装,每支一毛一分五厘钱,就是一块一毛五分钱,用起来还不顶一斤煤油时间长……”

“问题出在哪儿呢?”田福军问。

张有智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下面有什么办法?”

田福军从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写上:回去很快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门市部主任说:“不要熬煎,煤油马上就会有的!”

“啊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几十里路来这里,买不上油,生气得把油瓶都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

田福军和张有智返回车里后,谁也没说话。这件小小的事大大的刺激了他们。

“怪我官僚主义……”半路上,张有智情绪不佳地说。田福军给有智递上一根纸烟,说:“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平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到黄原来,想见见他……

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

(未完待续)

(《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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