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俄罗斯人”劳改点“释放”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所以我把它带走了。)

又一次经过巴夫洛达、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的递解站。虽然我们已算是刑满释放的人,但还是要对我们搜身,没收不许带的东西,赶进狭窄拥挤的牢房,塞进黑乌鸦囚车或“泽克”车厢,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警卫部队的军犬照样向我们狂吠,冲锋枪手照样喊叫;“不许回头!”

不过,在鄂木斯克递解监狱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别的事情时顺便向我们五个从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问道:“是什么神保佑了你们?”“怎么回事?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我们几个人立即兴奋起来。我们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错。“往南方呗!”看守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会!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忐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结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过的黑暗林荫路,这是一条真正的杨树林荫路!这就算流放!我们不是到了克里米亚吧?刚刚二月底,我们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还被坚冰封着,可这里已是春风拂面了。

把我们送到监狱。监狱接收时没有搜身,没让进浴室。可诅咒的四壁也不显得那么阴森了I我们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进入牢房。早晨,管钥匙的打开牢门,无精打采地说:“出来!把各自的东西全拿上!”

魔爪逐渐松开了……

红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朝霞温暖着狱墙。大院当中停着一辆卡车等待我们,车上已有两个犯人,他们和我们并成一批。应该深深地吸几口气,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么能错过这结识新交的机会呢?两个新犯人中有个年纪很大的人,瘦瘦的脸,一头白发,一对不住流泪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乱的衣物上,严肃认真,象个接见外国使节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聋子或外国人,不大可能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我刚一跨进车斗,就决定同他搭话。于是他用漂亮的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间,我们之间进发出一个会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内心往往会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朋友。在监狱里。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争。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使你们分手?可我们现在不是在监狱呀!也一样!……于是,我战胜汽车马达的闹声,尽量地“采访”他,因而没有注意到卡车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水泥地驶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头看最后的监狱的戒律。(有多少个“最后的”监狱啊!?)竟也没有张望一眼我们短暂的自由旅程。卡车很快开进了内务部州分局的宽敞的后院。又向我们发出了禁令:不许离开这里到大街上去!

看模样,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足有九十岁,他的眼睛已经昏然无光,胜十分消瘦,头发完全白了。其实他是七十三岁。原来他就是俄国工程界早期的一位杰出水利工程大师和水文地理学家!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国工程师协会”的著名重要成员。(“俄国工程师协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听说它。这是俄国工程技术界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团体。可是到了苏维埃时期,这一切就全都被消灭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现在还坚定地以这段经历为荣,他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就是不肯看风使舵,就是不承认干手杖上能长出甜美的枣子来。”

当然,他们的协会为此被解散了。

我们被送到一个叫谢米列奇耶的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遍布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迹和他的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纳里扬河水电站工程和通过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术计算工作。战前他就已经自己着手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了。他在一九一二年从国外购进六台“电力挖掘机”,在这里展开了工作。(这六台机器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在三十年代在奇尔奇克工程工地上被当作苏联挖掘机械的新产品而使用。)现在,这位瓦西里耶夫由于“破坏活动”坐过十五年监狱,又在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度过最近三年之后,请求给他恩典——允许他在这里,在谢米列奇耶,度过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为他一生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贝利亚本人记得二十年代有过一个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师曾经计划过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的水利资源的话,肯定连这一点恩典也不会给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立即高兴地问道。(他的讲话和动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来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这个阿尔维德!啊,人生的路多么狭窄,多么狭窄啊!这又引起了我们对群岛的回忆。三年前阿尔维德原来是从那里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去的。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亿万富翁的父亲似乎并没有出面保护这位可爱的先生。

这时候我们开始单个地被传到州警备司令部去问话(它就设在州国家保安部机关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许多尉官,他们管理着整个江布尔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当然不会亲自问我们话,少校也只是像浏览报纸标题似的看看我们的面孔。给我们办手续的是些尉官,他们都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劳改营的经验一再提醒我:留神!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要决定你的命运!机不可失!应该要求、坚持、抗议!要聚精会神地应付,要随机应变。快点把理由想好,说明你为什么应该留在州中心或者应该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由于在劳改营医务所动的手术不彻底,这时我的肿瘤已经转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已经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种最高雅的、清静悠闲的心情降临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乐于处于这种状态。我高兴的不是有机会运用在劳改营学到的取巧经验,我现在不屑于想出一个摇尾乞怜的借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的。你处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灾祸,而在最坏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头上来。而且我这时正在关心地询问老工程师瓦西里耶夫的经历,根本没有来得及打听哪个州哪个区最好,哪里不好。

弗-亚-瓦西里耶夫的档案里大概有句什么起保护作用的批示,所以军官们允许他自己步行到市内去,亲自到州水利建设局询问一下可否在那里找到工作。而对我们这些人,则一概指定必须去科克切列克区。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带的一角,接近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别特巴克达尔沙漠的边缘。哼,去找你的葡萄园吧!……

军官们把每个人的姓名规规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纸张印制的表格,填上日期,递到我们面前——签字吧!

我不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过类似的场面吗?对,那是向我宣布特别庭判决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务就是拿起钢笔签个名字。差别只是:那时候的纸张是莫斯科生产的很光滑的纸。钢笔和墨水则同样都很糟糕。

那么,“今天”对我“宣布”的又是什么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远地流放到某某地区,置于国家保安部的地区部门的公开监督之下;如果擅自离开本区范围,则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交付审判,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么说的,完全“合法”嘛!丝毫不奇怪。我们都心甘情愿地签了字。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我十分满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条是:判处流放的期限为三年至十年;而作为监禁刑的附加刑时,流放期不得超过五年。(这曾是苏联法律工作者的骄傲: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开始就已经在苏联的立法中取消了无限期褫夺公权以及一般的无限期镇压措施,只有最可怕的一项例外,即无限期地驱逐出苏联国境。而且据说这一点是“苏联立法与资产阶级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性区别”。见:《从监狱到教育机构》一书。)法律固然是这样的,但为了节约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劳动,还是写永久流放比较简单,这就无须再关心什么时候满刑并且再找借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条还规定:流放只能由法院以特别判决的形式判处。好吧,就算是由特别庭判处也行啊!可是,这里实际上连特别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笔一挥,我们就被“判”终身流放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忽然来了诗兴,浮现出几句讽刺诗,虽然稍嫌长些:

铁匠的大锤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运砸成烂泥。

要我签名,我只好挥笔:

接受国家保安部公开监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尔卑斯山、玄武岩、银河系。

有多少星辰闪烁,向人间示意。

我岂敢同它们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当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满意。

可你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从城里回来了。我把这几行歪诗读给他听。我们两人都笑起来,像孩子,像囚犯,像无罪的人们一样笑起来了。弗-亚-瓦西里耶夫的笑声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维奇的笑声,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相像:两人都深深进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体的痛苦便再也无法破坏他们的内心平衡。

其实,目前瓦西里耶夫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他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当然,是“弄错了”。只有伏龙艺市的机关才有权派他到原来工作过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处只负责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处处长,一个稍有点文化但却十分自傲的哈萨克人,赏赐给这位楚伊引水工程创始人的荣誉是: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稍候,等处长向区委电话请示之后方才同意接受这位创始人为“见习水利技术员”,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不知为什么仍旧天天被关在小屋里,晚间我们挤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觉,勉强可以伸伸腿,直直腰。这同我八年前开始服刑时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样。我们已被释放,可是晚上仍被镇在屋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可以拿个马桶到屋里来。与监狱不同的只是这些日子再不免费供给伙食了,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钱交给他们到市场去买回东西哈。

过了三个昼夜,总算盼来了真正的押送人员,带卡宾枪的。他们命令我们在领取路费和伙食费的单据上签字。路费立即被押送人员收去。(说是去买火车票,其实,他们一吓唬查票员,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路费落入他们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们排成两行,拿着各自的东西走向火车站。我们又走过那条杨树林荫路。鸟儿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气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们都还穿着棉衣,很热,但都为来到南方而高兴。不说别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难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因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农销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信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萨克人。许多老年人从秃头上脱下华丽的棕黄色小帽,拿在手里,样子都十分悲伤。年轻人们则冷淡得多。有两三个拖拉机手没有摘帽子。我当然也没摘帽子。我还没有听清楚广播员的声音(他的戏剧性表演使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伤心),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布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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