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初中
铃铃铃……，一阵急促的铃声把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像羊羔一样，从二层楼道赶进了西头的一八班教室。他们在各自的位子上静静地坐好，一双双大眼好奇地向前探视着，静待着初中第一堂课的来临。不一会儿，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手里拿着课本，从容地走上讲台。他身穿一套灰色布料中山服，双目略微突出，炯炯有神，灰白的头发向后背去。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林万选，然后诙谐地说：“我叫林万选，是一万个人里选出来的。” 于是引起一阵轻松的笑声，使得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林老师接着又用英文字母写了“林”字，其中L是花写的，我觉得十分新奇。他自我介绍说，他毕业于辅仁大学，主攻英语，选修数学。他是我们的班主任，除了英语还教代数。接着他教我们用英语说早安，要求我们每天在老师来上课时全部起立，大声对老师说: “Ｍorning Sir！” 他再回答我们 ：“Ｍorning boys！”面对这样一位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老先生，我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敬意，并且为有这样一位老师而感到庆幸。心理思念着一定要把英语学好。
第一堂课相当简单，只是重复地念“彼德和安娜 (Pete and Ann)”。老师又教了我们几个字母，还有相关的国际音标。教音标的时候，老师非常认真。让我们严格按他的口型发音。他引进了清辅音和浊辅音的概念。老师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带着我们大声念着，我都觉得口干舌燥了，可从老师却没有一点倦意。林老师这麽高的工作热情令我十分感动。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中苏关系这样深奥的道理，只知道在1958年以前都管苏联叫老大哥，几乎所有的中学都教俄语。自打我们这一届起增设了英语班。当俄语的余热尚存的时候，我不清楚我为什麽选择了英语。那一届初一八个班中只有两个英语班，一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作为英语专家，刀枪入库已有七八年之久。好钢一旦用到刃上，蓄势待发的积极性一下子在我们中间充分展现出来。放学回家我一改往常先玩耍一阵的习惯，第一件事就是把小饭桌搬到院儿里，拿个小板凳，坐在桌旁。我把老师教的单词反复地写着、读着，最后把它们一个一个记在小本子上。在每一行的左边写上英文，右边写着汉字，并且把它们编号。以后每学到新单词，我都把它们按顺序记下来，一直到初中毕业。把英语作业完成后又继续学习其他科目。从初中第一天起，我好像搭上了一趟直快列车，前面有一个依稀的目标在吸引着我，为它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九十中在金鱼池西边，离我家有十五分钟的步行路程。这个学校建于1957年，只有初中部。我们是第二届学生。校舍是一座新建的三层青砖楼，操场上有篮球场、沙坑和新置的双杠、单杠与吊环。学生多数来自周边地区，以劳动人民或城市贫民家庭为主。学生分布很广，北从前门、崇文门，南到永外沙子口，西起天桥，东到龙潭湖。学生分布很广，基本上属崇文区范围。当时九十中只有初中部。
九十中的老师
虽然九十中是一座新学校，但教师阵容强大。老教师资历很深，新教师又多出名门。教语文的党海宽、罗炳伦，教历史的赵斌，还有我们的林老师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教数学的陈俊仰、徐松枝夫妇，刚刚毕业于师范学院。体育老师黄德元来自体育学院，音乐老师王吟芳来自音乐学院。地理老师是查瑞霞，人很和气，讲课很有条理。生物老师杨应翔是旅居印度的归侨，说汉语时咬字不清，他的上牙床总露在外边。虽然看上去他总有一副笑脸，但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曾经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解剖蛤蟆。化学老师是杨凤祥。历史老师姓佘，后来换成赵斌。物理老师是位年轻的姑娘韩丽，刚刚高中毕业。她课讲得也好。可是我们毕业之后，她被调去教小学。
第一年的语文老师叫景玉瑞，戴眼镜，个儿不高，是位共产党员。初二时换成罗老师，夏天他常穿一件白色绸料衬衫，手腕上系着不锈钢条表链，风度翩翩，身无点尘。他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听写、背诵。有一次不少外校人来听课，他连着点了几个学生背诵《口技》的课文，他们都只说了几句就卡壳了。还有人把“厅事之东北隅”背成“东北偶”。我自告奋勇，举起手来，把课文从头至尾背完，总算让人知道了九十中还有几个能读书的人，没让老师失望。高三时，语文老师换成了师专毕业的李沛清女士。
讲政治课的老师有杨凤娥、卢立起和校长蒋荣文。教导主任叫叶冠雄，前额突出。虽然治学严谨，但有点儿古板。他为我纠正过两次错误。一次是“别”字，他说我写错了。“口”下边不是个”力”字，左边那一撇应当干净平滑，没有东西，（就像简化字“万”的下边两画）。现在新华字典已经舍弃了叶老师强调的准则，索性约定俗成采用了“力”字。另一次是英语作业的手写体字母h，他说左边一竖上下两个打结的地方应当分开，不能连到一块儿。
林老师的启迪
开学以后，我在英语课上每次听写和拼音测验都得满分。为了肯定我的进步林老师常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小奖品，当着大家的面发给我。有毛主席像章、铅笔、笔记本儿等。这些奖品虽小，对我来说却是很大的鼓励。有一次我在英语作业中，写了一篇鱼和水库的短文。虽然只有几行字，老师拿到另一个班上去读，说是一八班五号写的。从那时起大家都知道五号是我了。老师这种勤于褒奖的教学方法确实行之有效，每次都象一根鞭子，轻轻地抽在一匹小马的身上，让他别松劲，持续地跑。我刚进这个班时，什麽职务都没有，大概因为我的小学纪录实在平庸。几个星期以后，由于我的英语成绩总是满分，被推选为英语课代表。对英语课的兴趣使我端正了对其他课程的态度。代数、语文、历史、地理、无一落后。于是过了一两个月，大家又推荐我做了学习委员。从此我不但坚持努力学习，还逐渐树立了责任感。到了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成了一八班的班长。一个在小学不起眼的孩子，如今当了班长了，这其中又融合着多少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在庆祝新年的全校大会上，林老师用英文写了一个讲稿，让我去读。那时我才学了四个月的英语。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激励，林老师在引导学生上进方面可说是用心良苦了。如果说我是一棵小树，林老师则是第一个把我扶正并且精心浇水的园丁。遗憾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回忆园丁的苦心，从未专程去看过林老师一次。如今，林老师已经永别人世，我只好把眼泪化作墨汁，回忆起那一幕幕的往事，算作对林老师的感谢和悼念吧。一个人长大以后都会孝敬自己的父母，不仅因为血统，还有那千金难买的养育之恩。可是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们的老师，以寸草之心去回报那三春之晖呢？ 就连我这饱受厚爱的弟子，也未能尽晚生之情，行尊师之道。作为老师，他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却从未想过回报。这大概就是老师这个职业的高尚与伟大之处吧。
林老师的热忱不仅表现在认真负责的教学工作中。他还努力跨越年龄的代沟，经常同我们在一起。班上有几个同学喜欢吹口琴，他也从家里拿来几个两边有孔的口琴，同我们一起吹奏。他还教我们唱英语歌，开始时教唱早晨好，用的是现今流行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曲调。后来他又教我们唱那首《Our battle stand is our red flag》（《我们的红旗就是战旗》）。 他还在努力跟上社会形势。学校提倡勤工俭学，他也不甘落后。为我们构思出做黑板擦的课题。在学校木工老师的协助下，我们班做出了几十个板擦。后来还到师大附中去参展。这些活动培养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辅导员沈国英还为我们编写了班歌。歌词是：“我们是一八班，真是不简单。大同学小同学，团结意志坚。嗨嗨，要做红旗班。”林老师常常亲自指挥我们唱班歌，增进我们对集体的热爱。这班歌把四十多颗心拧到了一起，在一次班级比赛中，一八班如愿以偿，真的成了红旗班。
林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他对我们做的每件错事都严肃批评。星期天上午，我们班有七八个同学到台基厂附近的体育场去打篮球。球场明文规定不许在里边骑自行车。可是我们几个在打球之余竟然绕着球场赛起车来。当我们骑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管理人员出来制止，并且通知了学校。第二天一早，林老师把我叫到教师预备室，他的严肃表情令我感到不安。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他说我是班长，应该带个好头儿，以后不许再犯。
图 SEQ 图 \* ARABIC 11九十中一八班合影，右一是林万选老师。
在英语课上，老师叫起郭起东同学，让他用“you are ”造句，他不假思索地说：“you are banana。” 然后用 “I am ”再造一句，他说：“I am father。”立即引起一片笑声。老师很生气，把他罚到了门外。老师从他的课桌上拿起他的笔记本，念着用汉字写的注音，“你死贼死不可死” （这是不是书），让老师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林海同学在课堂上看小说《林海雪原》。老师把他叫了起来，问他为什麽上课看小说。他说他没看，就是瞧瞧。老师把他的书给没收了。
提起林老师的往事，不能不说说坐在他面前的四十几个学生。北京市第九十中学是个创建才有一年只设初中部的新学校，它位于金鱼池西侧，离昔日的龙须沟只有几十步之遥。是北京穷区里的穷角落。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劳动阶层，家长们以卖苦力者为多。有的竟连个正经活儿都没有，交不起两块钱的学杂费。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这些穷孩子从未有过歧视和讥笑。相反，从他的言行经常看出他对这些劳苦大众的同情。每当发现有人不好好学习的时候，他都会苦口婆心地说：“你们的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披星而去，戴月而归。你们怎麽向他们交待呀。”老师多麽希望他能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材，改变家里的窘境，帮助他们的父母分忧解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调教过的这个班，居然有好几个人上了高中和中专，接着又有五个进了大学。这五个人里，有两个进了外贸学院，一个去了外语学院，一个去了电力学院，我进了清华。其中三人的专业都和英语有关。林老师的英语教学算得上硕果累累了。同东、西城的二中、四中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的升学率未免低得可笑。可是在一个辍学率高于百分之十的九十中学，能够培育出这几棵秧苗，已经是不小的丰收了。
就我个人而言，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父亲十四岁到北京学徒，母亲不识字。他们忙于工作和家务，没时间也没能力对我进行学龄前教育，以致于我连续两年都考不进市立小学。到了八岁，幸好有位私立学校的刘老师接纳了我，成为我的启蒙老师，让我告别呆傻，能够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然而直到小学毕业，我还只是个顽童。学习一般，品行中常。我未来的目标就是象我父亲那样守在家门口当个工人。林老师成了我心中一个熠熠发光的亮点。他高擎着一根蜡烛，一步一步引导着我进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理想境界。一点一点地激励着我求知的欲望，把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转变成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
他的教导和培育使我们这个工农世家家庭出现了第一个高中生，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留洋的博士。当我进入花甲的时候，朝着我起步的坐标原点望去，我仿佛看到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站在九十中学的门口，默默地向我微笑。他就是当初把我推上求知列车的林老师啊。敬爱的林老师，您的音容与笑貌，您的奉献和热忱，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间。林老安息吧。
陈老师的热忱
到了初二，林老师继续教我们英语，班主任换成刚刚毕业的年轻才俊陈俊仰老师。 如果说林老师的风格是谆谆教诲和循循善诱，体现了一个老字，那么陈老师则是热情洋溢，成功心切，又代表了一种新意。他不光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并且还把学习的目的从对得起父母提高到报效祖国。在他又红又专的思想引导下，我们这些孩子开始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共青团。他物色了几个积极分子，经常个别交谈，鼓励他们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多做好事。 这几个同学， 包括我，每天早晨提前到校，每人拿起一把扫帚，在校园里打扫卫生。尽管那时《雷锋日记》尚未出版。
他组织大家跑接力，在教室里贴着一大张表格，每人把每天跑过的长度填在表内，目标是全班跑的总长度要等于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距离。看来尽管他的政治热情很高，但对中苏关系的演变却还蒙在鼓里。跑莫斯科的事倘若再晚上两年，麻烦就大了。往小了说叫里通外国，往大了说他就是率部投敌。吃不了兜着。
一天上午，陈老师来上平面几何课。他放下三角尺和茶杯，拿着一本苏联杂志，兴致勃勃的讲述了麦尔哥良的事迹。此人二十岁，年轻有为，是位数学家，又能弹得一手好钢琴。陈老师赞赏之余，无非希望他的学生也能出个麦尔哥良。遗憾的是他眼前的这些穷学生，不要说钢琴，就是一把铁琴也买不起。在他的感召下，我们班有了第一个共青团员，他是位科级干部子弟，思想比其他同学进步。我也倍加努力，紧追不舍。在第二批成了团员。陈老师苦心经营不到一年，班里有了五六个团员，并成立了团小组。
图 SEQ 图 \* ARABIC 12陈老师（前排中）和早期入团的六个同学。前排由左到右，刘衍柱、陈俊仰、刘志山；后排由左到右，王克斌、姜玉祥、刘国胜、巩金梁。
陈老师是缅甸华侨，为了报效祖国，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把一个年轻人对祖国的热爱，全部倾注到教学工作中。由于不适应北方的饮食水土，他患了十二指肠溃疡。住进医院后他也不忘工作，几个骨干学生轮班去向他汇报工作。陈老师废寝忘食，溃疡病多次反复。由于他的工作狂热，第一个小孩生病后，耽误了抢救，不幸夭折。他的工作热忱让大家无不感动。有了团小组后，他建立了团小组写日记的制度。几个团员中每天都有一人写日记，定期向他汇报。忙的时候，几个骨干星期天到他在西单大沙果胡同十九号的住家去开会。
他引导大家热爱集体，为集体赢得荣誉。在一次歌咏比赛中，他展示了艺术才华，精心安排策划，亲自拉手风琴伴奏。歌儿也是他选定的，二声部的《歌唱祖国》苏联的《哥萨克之歌》《青年近卫军》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班得了全校第一。不知是由于家庭出身还是得罪了人，陈老师的政治仕途不大通畅，一直被党拒之门外，文革后还挨过整。 最后竟然加入了民盟。师高弟子强，作为陈老师带出的徒弟，我比他混得还惨，虽然也曾带着十分狂热，后来在运动中碰得头破血流。非但没入上党，还差点赔上小命。如果说陈老师是“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到了我这儿，就只落得“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了。经验告诉我，搞政治光有热情不行，必须得有头脑，善于思考，观测风向。
初二时团小组里掀起一股学哲学的风气。下课后，热烈地讨论着精神与物质，什么是辩证。最常说的就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期间我买了不少书，《实践论》《矛盾论》《青年团底任务》《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列宁主义基础》 以及《哲学名词解释》等。由于知识与阅历的限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能看懂一点，马列原著很难搞清楚。尽管学到的不过是一知半解，对辩证唯物的基本原理，还是建立了初步的观念。 唯物论、无神论对我影响如此之深，无法被任何宗教所感化。在国外见到那么多基督徒发善心、做好事后，我对马克思“宗教是人类精神枷锁”的论断有些动摇。感觉到宗教更像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它对稳定社会和增进人间的和谐起了积极作用。
图 SEQ 图 \* ARABIC 14团小组的合影，我在前排右二， 中排右一是陈老师，后排右二是蒋荣文校长。
初二暑假，陈老师挨家访问，严肃地向我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培养他上大学？”父亲说：“只要他考得上，我就支持。”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第一次把上大学当成了目标。那年夏天九十中学把原址让给了光学仪器厂，搬迁到永定门外琉璃井的东头路北。正面是新起的红砖大楼，后边是操场，再靠后则是京汉铁道和天坛公园的南墙。搬迁后学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操场。大家热气高，干劲大，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每天下来这些学生一个个都像个土猴似的。到了三年级时，上课捣乱不爱学习或生活有困难的学生，都已离开学校，去担当养家的重任。原来的八个班缩编成六个班，我们的编号从原来的一八变成三六班。最后一年，留下来的都是想继续学下去的，班上秩序和学习风气改善了好多。
跃进的年代
上了初中，生理上从儿童进入少年，意识上从少先队提升到共青团，对国内形势和发展已经开始关注，甚至直接参与。初一时全国掀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这场运动像洪水一样，汹涌澎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大标语高高悬起。举国上下到处是《社会主义好》的欢快歌声。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 钢产量的目标是1070万吨，要超过英国，追赶美国。城乡并举，土洋并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一天等于二十年。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投入到大跃进之中，盼望着早日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九十中也不甘落后，在校园里砌起了炼钢炉，老师和学生贡献出家里钢和铁。为了积极响应号召，我不但找来了旧铁皮、破锅、破勺，就连普济小学的校徽也都献出去了。 到头来，这些本来还能算钢的物件又被回炼成矿渣。
初一时教音乐的王老师见我喜欢胡琴，就把学校的二胡借给我，还推荐我到崇文区夜校去学习，校址在花市大街的马神庙。老师姓刘，是五十中的音乐老师。开始时拉练习曲《卜算子》，后来学了《良宵》。从此我对刘天华二胡曲有了兴趣。先后学了《光明行》《月夜》等。刘天华曲多以悠缓抒情为主，因而我没得到快弓的训练。速度加快后，持弓的右手和按弦的左手不能同步。
黄老师是体院体操系毕业的，故而他的学生也喜欢体操。我每天课余都要练单杠、双杠。在双杠上可以悠上百十来下。我也学会登空起、单切、后拉起和双肩倒立等简单动作。初中三年后我的胸部、臂部肌肉长了不少。全面告别了幼年体弱多病的状态。初二暑假我还同孙守义同学一起参加了电机夏令营，地点在西直门外头堆村的电力学校。学员来自北京的几个中学，大部分是临近毕业的高中生。除了电机的基本知识，也从这些高中生里学到勤奋向上的精神，并加深了考大学的心愿。
到了1959年，粮食和副食都有了严格的控制。除了粮票，还要有油票、布票。买肉、蛋、糖、豆腐得用副食本，按人头分配。回家吃饭，一人两个窝头，按量做的，吃不饱也得离开饭桌。家里人总让我多吃一点儿，我也不好意思。一人定量三十斤，父亲是岗位工人，定量虽然多了几斤，但也不够吃。这么一来，肚里的油水没几天就耗光了。谁料到这一耗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十四五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又好运动，上课时，经常听到肚子里咕噜噜的叫声。但大家都在要求进步，为了表现积极，还要主动把粮食月定量降低到28.5斤。下乡劳动时，一顿饭只有两个韭菜馅团子，吃不饱，干活没力气。蒋荣文校长给大家讲话，让大家克服困难，吃个八成饱就行了。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本来就没几个胖的，经过这么一饿都变得皮包着骨，面带菜色了。
饭馆也不像往常供应两菜一汤，能买到的只是盖饭。即盛些米饭到盘子里，上边扣上单一的炒菜。就这还得排队，去晚了就没了。商店的点心也要收粮票，免收粮票的叫高级点心，价钱是普通的五倍。说来也怪，那时的人虽然都饿着肚子，可大家的精神面貌却很振作。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人们都能理解国家的困难，共度难关。打架斗殴、流氓盗窃的在市面上少见。买东西也能自觉排队，遵守秩序。北京还真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像创业里的王铁人先生那样，人人都憋着一口气儿，较着一股劲儿。这倒符合毛主席的辩证逻辑，“精神变物质”的原则。物质少了，精神却多了。那段历史值得社会学家认真研究，或许对构建崛起后的和谐社会有所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1960和1961年虽然吃不饱，但就业市场良好。初中没毕业就能找到工作。有些还是蛮不错的岗位。我们班有四人进入电话75分局，其中巩金良同学还成了中南海的电话维修工。两个同学进入新闻电影制片厂，一个学摄影，一个学灯光。学灯光的郭维钧同学在文革时成了英国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的助手。林彪副主席折戟沉沙那天，中国的领空上只有一架飞机在蓝天翱翔，里边的乘客就是伊文思摄制组，郭有幸在其中。比我高一班的范青山学长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成了有名的能上字幕的化妆师。到了现在就是大学毕业生要找这样的工作恐怕也不大可能了。
这三年家里状况也有了一些变化。1959年制帽合作社整编，母亲调到崇文门内的一中服装社。因为一双小脚，她去了几个月就被辞退了，发了几百元钱退职费。父亲调到永定门外的玻璃厂做工，月薪六十元。姐姐1960年初中毕业，当了小学教师，月薪三十二元，一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没给增加过。经济情况大致还过得去。可是父亲是体力劳动者，饭量大，三十几斤不够吃。再加上我在长身体，吃少了也不行。于是，父亲在周末常去郊区弄点能吃的东西回来搭着用，比如红薯叶、红薯面、红薯、豆面、毛鸡子、兔肉、黄羊肉等。搭着搭着，家里的一点积蓄也就耗光了。于是除了饥荒，又有了钱荒。我家很快进入了漫长的拮据时期。 从1951到1958年的好日子自此告一段落。父母、姐姐没有因为困难而要我终止学业。全家勒紧腰带，节衣缩食，保证我学照上，书照读。父亲1962年退休的事一直没告诉我，怕我退学。他们希望我能一改门风，成为老王家的第一名大学生。我也不负众望，不断取得好成绩。三年里，我各科成绩都是5分，每年都有一张优良奖状。而三年全5分的优良生，可以获得金质奖状。有了金质奖状可以免试升入高中。
园丁把我改变
按照小学毕业时的打算，读完三年中学，已经修成正果，应该回归自然，找个工厂，学门手艺。或者文明一点，当个小学教师或店员。然而九十中的三年把我推上一个阶梯，使我超越了龙须沟老少爷们的视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新颖的世界，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斑斓的世界。这个世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而闯进这个世界的金钥匙就是高等教育。于是升高中成了我唯一的选择。本来我要报外语学院附中，在陈老师的坚持下，我填写了清华附中。这是陈老师第一次为我的未来掌舵，让我踏上了做清华人的跳板。很快我就被录取了。
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回家去，和蒋荣文校长同路。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山外有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谦虚谨慎，不断进步。你学习不错，还有比你更好的。”校长的话令我深受教育，永生难忘。到了天桥，我要往东，同校长告别。以后再也没见过她。文革时听说这位兢兢业业的好校长因病去世。
当我高堂明镜悲白发，终于熬成了卧龙岗散淡之人的时候，回过头来遥想当年的那些老师们，深深地感悟到他们是那样的崇高伟大。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他们像一批勤勤恳恳的园丁，每天都在为那些小树施肥浇水、修枝剪叶。他们不求回报，不辞辛苦。从小学到大学，我没交过一分钱赞助费、补习费或辅导费，没单独送过老师一份礼物。但是我受到了高质量的教育。老师们像蜡烛，燃烧了自己，指引了我们。可是由于学业和工作的压力，我很少得空去看望他们。毕业后我孝敬了父母，回报了舐犊之恩，然而却忘记了那些为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付出过代价的老师们。
如今老师走的走，老的老，连我本人也迈向古稀。我只好借助于一篇深切怀念的短文，献给那一代伟大的园丁。
（选自作者文集《秋水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