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乡村速写
破产地主
朱锡锷是我的堂叔。他的父亲老大，我的祖父老二，亲兄弟。
堂叔的父亲去世早，到他这一代，败落了。田还是有的，却收不上租。乡间有些土地主，省吃俭用置了几亩田，租给人家种，却因为无权无势，或者没有能力，佃户就欺侮他们，拖欠租子不交。堂叔家就是这种情况。
堂叔没有治家能力，也没有处人处事的能力，枉读了几年书。倒也想得开，租子要不到，他就干脆不要，把田白白地让人种。“土改”了，田还是在他名下，既没有卖掉也没有送掉，依然划了地主。但这个地主有些特别：光杆一人，家贫如洗。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俬，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物，更没有“浮财”，是个穷困潦倒的地主。为了区别于其他地主，人们管他叫“破产地主”。不知道“土改条例”上是不是真有这一名目。
堂叔三十多岁了，孤单一人，从没娶过亲。听说曾经有个外地女子，不知道以什么名义，来他家呆过几天。可他都不碰人家一下。那女子不存指望，走了。家里不仅穷，还乱、脏。多少天不动条帚，不扫地。也没有条帚，想起扫地了，到隔壁人家借一把。床上盖的是光秃秃的棉絮，没有被。日子长了，扯成大大小小的窟窿，也从不搬出来晒一晒。铺的稻草也是几年不换一次。进屋一股霉烘气。
衣衫鞋子从不好好穿。衣襟敞开，少有扣上纽扣的时候。冬天穿棉袄也是这样；鞋子总趿着，从不拔上后跟。即便是上山砍柴，也是趿着鞋，真有本事。山里人重视砍柴，入冬之前，各家各户总要将过冬的柴禾准备充足。将柴禾堆在屋檐下，码得齐齐整整，像一堵墙。一家人家会不会过日子，讲究不讲究，一看这些柴禾便能知道。而堂叔不，只稍稍准备一点，下雪天有的烧就行了。至于平时，他根本不砍柴，总是做活的时候，在山上捡一点，扎成小捆，挂在锄头把子上捎回家。真没柴烧了，临时去弄一点。好在山里柴禾多，到处都可以捡到。上黄田用水很不方便。要到石井坑口去挑，比较远。别人家都是一大早便将水缸挑得满满，因为早上水干净。而堂叔的水缸里总只有浅浅一面水，真的干见底了，才去挑；也不多挑，一担。好像为别人家挑水。家中也没有水桶，也是向别人借。
煮一次饭吃几餐，剩饭留在锅里。要吃的时候盛上一碗，或者用开水泡一泡。经常不弄菜，端起饭碗串门。人家见他吃白饭，便招呼他坐下来一同吃。他也不客气，有什么吃什么。他戏称自己“吃百家”，其实没那么多，也就前后左右那么几家。最不可思议的是经常不洗碗。饭吃完了，将碗抓在手上，逛逛，哼上几句曲子；或者用筷子敲敲碗，敲出节奏来；或者把碗抛起来——接住，再抛——再接住，百无聊赖。其间，不止一次地用舌头在碗里舔上一转，舔得干干净净。回到屋里，顺手将碗覆于锅盖之上，下一餐再用。
堂叔是读过书的，毛笔字写得不差。有时候也应邀为别人做点文墨事情，譬如写信、写便条、记账。母亲曾叫我跟他学过一阵珠算。从“一归”学到“九归”。后来，他也懒得教，我也不积极，就中断了。
没人拿他当地主待。四类分子训话会，他也不参加。有人戏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破产地主，去干什么？”“义务”工他也不出，都是穷困潦倒的好处。其实，“土改”以后的地主都是破产的，不过他“破”得更彻底。
1958年冬天（或许是1959年春天），堂叔早早地饿死了。
明英婶婶
明英婶婶是我的远房长辈，家贫，从小给地主家当佣人。共产党来了，富人被打倒，明英婶婶分了田分了地分了山林。又嫁了个好男人，舒舒心心过日子。
“吃水不忘打井人”。“土改”的时候，明英婶婶很积极，没日没夜地开会。她是凤奶奶家丫环，不讲情面，“咚咚咚”上了斗争台，检举东家，说有多少多少财产转移隐瞒。她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把凤奶奶的儿媳妇斗得好苦。
明英婶婶是个热心人，喜欢管事，喜欢帮助别人。乐意跑腿，乐意费口舌，不怕别人背后戳脊梁。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找到她，绝不推辞，起五更摸半夜都要帮忙。因为这份热心，她很长时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不拿工分，全尽义务，真了不起。
她丈夫朱大炳是我的远房叔叔，对明英婶婶出奇的好。任她抛头露面，任她忙得不顾家，都不干涉，重话都不说一句。他不但上山干活，回到家还要烧饭洗衣，照应孩子。因为明英婶婶事情多，经常不落家。一个大男人，有这么好的脾气、这么好的德性，真正是明英婶婶的造化。
明英婶婶想入党，矢志不移，却一直入不了。什么原因？赌博。
明英婶婶就好这点玩艺，有瘾，却经常输。经常偷偷地把家里粮食拿去卖。丈夫知道了，她也不抵赖，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丈夫说：“你真不能玩牌了。”——“是是是，不玩了不玩了。”磨过身又去玩，扯了一身的“窟窿”。
党也叫她不要赌，她都不听，怎么会听丈夫的话呢？
一次，她到文化馆找我，说是从南陵县来，路上，“那个洋炮铳的小偷”把她的钱偷走了，回不去了，向我借二十元钱。相当于我半个多月的工资，我还是狠狠心给了她。后来知道，完全是扯谎。还没回到家，在路上又把钱输光了。
压根就不指望她还了，她是长辈，只当孝敬了她。那年月工资低，只有今天退休工资的百分之一——二十元，相当于今天两千块。
明英婶婶终没能入党，连妇女主任都不要她干了，渐渐落魄起来。
也算是玩物丧志吧。
房来发
房来发是个外来户，一字不识，专门帮人做下手活。砌墙，他帮人和泥；杀猪，他帮人端盆；做豆腐，他帮人推磨烧锅。时间长了，什么活都能捣鼓几下，就是不精。房来发为人热心，大大咧咧，大家都喜欢跟他逗乐。
腊月寒天，村里的业余剧团要排戏了，正月里唱。一些热心人牵头凑份子，请来师傅教戏。房来发喜欢看戏，也喜欢看人排戏。他总是早早地到场，帮助拉大幕，帮助收拾道具。到外村演出的时候，他抢着抬大衣箱。
房来发觉得唱戏好玩。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表演，弄枪抡棒，实在了不起。他心里痒痒的，问教戏的师傅：“我也想唱，中不中？”
师傅说：“哪个都中。”
“我记性不好。说话不能多，多了记不得，吃螺蛳。”演出中忘词了，谓之“吃螺蛳”，方言。
“不是说话多不多，是台词多不多。”
“对对对，台词不能多。”
师傅见他热心勤快，有意满足他的心愿，便派他扮演“报子”。就是“中军帐前”，那个手执令旗的“探哨”，疾步上场：“报——”，单腿跪下：“曹操兵马已到三关之外！”——“啊呀呀——再（勒）探！”——“得——令！”挥动令旗疾步下场。台词不多，也不要什么功夫，能走台就行。
房来发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正月初一开演，人山人海，偌大敞厅挤得满满当当。看着无数攒动的人头，房来发倏地打了几个寒噤，脑袋一下“木”了。猛然间害怕起来，心好像要跳出来。两腿不住地打颤，止不住。他找到教戏师傅：“师……师傅……我……我不……不想演了……”师傅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了？”——“我……我怕……”——“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怕……怕……怕怕怕……”师傅忙得很，懒得跟他啰嗦，说：“那你自己找人代吧！”
房来发找到贾和宜，请他代演。贾和宜说：“中，拿包烟来！”房来发买了一包“乐华”香烟给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吃螺蛳”。贾和宜不耐烦了：“中了中了，不就一句词嘛！”贾和宜也是业余剧团骨干，专门演书童家院，马夫马快，艄公解差。
房来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以好好看戏了。
“报——”贾和宜上场了……“得——令！”又下场了。顺顺当当。
小狗日的，怎么这样能呢？房来发心里酸酸的。
老杨
老杨是个退伍军人。黄田师范的总务主任将他招为临时工，干些杂活。老杨年轻力壮，能挑能驮能跑路，非常合适；又比其他工人有文化，跟我们学生谈得来。
我在文化馆的时候，老杨结婚了，也不在学校干了，东跑西跑。一天，他来找我，说是出远门，要在我这里借宿一夜，赶明天早班车。农村人有个习惯，外出的时候乐意住在亲戚朋友家。“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对方一般也不推却。我也是农村人，以前也喜欢这么做，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那时候很正常，主要是太穷太苦，没有钱住旅馆；也因为那时候旅馆少，不方便。于是我把床铺让给他，自己找人“捅腿”去了。
第二天，老杨大清早就离开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搁在床中间，十分好看，一眼就知道是当兵出身。
晚上，当我拉开被褥铺床时，糟了：垫单上一大块湿印，压在湿印上的盖被也湿了！一股臊味。
后来打听到，老杨有尿床的毛病，经常把自己弄得很尴尬、很痛苦。
尿了就尿了呗，能遮得过去吗？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朱建秋
2010年4月，我去岩寺，在朱建秋家小住了几天。
朱建秋是郑家瑾的亲妹妹。1970年郑家瑾遭枪杀以后，她所承受的压力异常之大。后来下放到黄田公社共和大队朱家门生产队，便依据当地姓氏，改姓朱。
朱建秋在农村插队期间拼命改造自己，力图“脱胎换骨”，口碑甚好。“上调”以后在榔桥镇广播站工作。后随丈夫迁回老家，在歙县化肥厂上班。两个人都已退休，儿子也参加工作了，小日子过得舒心自在。
她家里并不富裕。家具都是旧的，却打理得光鲜清爽停停当当，叫人看上去顺眼；一床一床的被褥订好，存放在柜子里，来了客人翻出来晒一晒，立刻派上用场；灶台、水池、纱橱、衣柜……都擦拭得干净明亮，用她的勤劳与能耐，打造出一个俭朴温馨的家。令我这个也是从苦难年代挣扎过来的人，感觉到似曾相识的平凡与厚重，质朴与沧桑，不由得多出些感叹来。
说起她的哥哥，朱建秋感慨万千。口口声声诉说哥哥的好处，感激哥哥在父母离开人世以后，能将她带在身边，使她不至于在农村饿死。
一个平常百姓家，能有这样一位历经贫穷与苦难，而又积极面对人生的主妇，应当是全家人的福祉。
然而，当我于国庆前夕，打电话向她表示问候的时候，她的丈夫却告诉我：朱建秋去世了——肝癌。六月间发觉的，八月便“走”了。“走”得那么急促。
苦了一生，日子刚刚好起来，却又离去了。
人生无常，世事无奈。
颜生富
说起家乡的“大跃进”，老人们总不免提到一个人：颜生富。却没人说他一句好话。做人做到这份上，实在少有。
颜生富于“解放”初参军，复员后回乡务农。“大跃进”开始，他时来运转，当了黄田大队民兵营长，很快又当了大队长。
颜生富的妻子是六房生产队人，小俏俏的个子，模样不丑。通情达理，不霸道不张扬。“大跃进”开始，黄田村办了个幼儿园，安排她在里面带小孩。却因为娘家地主成份，在丈夫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颜生富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她骂得狗血喷头，且粗话脏话不断，叫她无所适从。她受不了，主动提出离婚，说：“我家成份不好，我也不连累你了。”倒也显示出一个农家妇女少有的骨气。颜生富当然求之不得。后来，这个女人改嫁到浙溪星潭去了。颜生富也重娶了唐村一位妇女。
颜生富每天都要到“千人食堂”巡视，见到哪个腿上没泥巴，就破口大骂，说人家干活不出力，糊差事。甚至猛踹人家几脚，甚至将人家饭碗夺过去砸在地上。老人们说，也不知砸过人家多少饭碗。“大跃进”年代，老百姓——尤其农民——都成了奴隶，饱受官员与基层干部的驱使和打骂，劳役和饥饿。农村中公开鼓励打人骂人，公开宣称捕人杀人。一天，六房生产队队长，姓凌，向大队书记孙须伦汇报，说及有人不出勤的事，孙书记说：“你那个锄头把子干什么的？你不晓得打他个狗日的？”这就是当年的干部，当年的作风。所以，颜生富打人骂人成了家常便饭，老百姓根本不敢对抗，也不敢申辩。
后来，颜生富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公社将他安排到黄田供销社拿工资，有时也上班做点事。一天，唐村农妇朱春盈拎了半篮鸡蛋去卖（那时候供销社收购鸡蛋），恰逢颜生富在守柜台。颜生富带理不理，居然拎起半篮鸡蛋就摔出了柜台，说是“坏蛋”。
鸡蛋全碎了，无一完卵。朱春盈是个老奶奶，毫无思想准备，欲哭无泪，一句话都没敢争辩，强忍着泪水，无奈地离去。
颜生富是说篮里鸡蛋是坏蛋呢，还是说卖蛋的朱春盈是“坏蛋”？如果是前者，你拒收就是了；如果是后者，也不能摔她的蛋呀。人家一定指望卖蛋的钱去派用场吧。
这种缺德事情，非地痞流氓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附记：朱春盈，黄田唐村人。她有个哥哥是“地下党”，有个弟弟患精神病。“土改”时家里划为地主。不久，她声称“划清界限”，与丈夫离婚，丢下不满七岁的儿子，只身闯荡北京（她哥哥在北京某单位任工程师），在北京军区八大处招待所当服务员。“文革”中被作为“地主婆”迁送老家黄田。是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回来的。当晚，唐村生产队就开了她的批斗会。此后，她一直随儿子生活，前后约十年。后来儿子到榔桥桂坑招亲，她也随同到了那里；经常背柴禾到榔桥卖。“文革”以后，北京部队来人找到桂坑，给她平反，复回北京。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