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山雨欲来风满楼
发生在1989年4月－6月的北京天安门的被当局称为的“反革命暴乱”，是由纪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的。
为了让读者对于事情有一个比较全面了解，现将我所掌握的日程和一些重要活动简述如下：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4月17日，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
4月19日入晚，去天安门的人越来越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
4月21日上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
晚8时许，5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
4月23日上午11时，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
4月26日下午北大学生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声称“只要不达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北大、清华已罢课，
4月27日，学生游行队伍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
4月29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5月1日，赵紫阳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5月3日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
5月4日早上8时许，北京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五四宣言”，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
5月7日，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明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
5月9日下午，1000多名新闻工作人员签名的信件，要求与中央管新闻的负责同志对话，期待把新闻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高自联”通告，已宣布的复课决定作废。
5月11日，北京有一万多大学生支持新闻工作者的游行。
5月12日晚，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远志明、王鲁湘等40余人在红庙一家旅馆开会，议定5月15日发动知识界大游行，支持学生们的斗争。
5月14日，对话破裂绝食开始。
题外话：人大附中部分教师，列队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我参加了这次活动。
5月16日，北京红十字会对绝食学生进行救援。
5月18日，凌晨5时，赵、李、胡、乔去协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同学。
9时，胡启立与李鹏商定11时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
下午3时，召开戒严会议。北京军区周依冰司令员报告，决定派5万兵力，20日晚以前进入北京。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北京市长为指挥，司令员为副指挥。
11时，在人民大会堂，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会见了绝食学生代表。对这场重要的谈话，根据当时的记录，摘要如下：
李鹏：今天和大家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对今天谈话提出一点要求，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讲。我们不打断你们，也不插话。但是，我们讲话时，你们也不要打断我们。（大家表示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你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不是你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你出来，至于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晕倒了，你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我们都听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我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现在能圆满地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
吾尔开希：我们提出：第一，要求下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要全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然后，可以有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
王丹：我们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的态度来的。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绝食抗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希望各位领导能对这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戴颂育：希望尽快答复我们的两个要求。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都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我们都是主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问题，什么面子都应放下来。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我们并不是对李鹏总理个人有什么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化：我同意刚才同学的想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决议”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周，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世界上有一惯例，绝食七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政府也应做到。
王超华：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运动中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无法使这次运动中做到理智。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族运动，学生现在还是比较理智的，但是不能保证形成全民运动时，都是理智的。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如果谁有意见，还可以讲，充分的讲。（无人表示要讲话）请李铁映同志讲一讲。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做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潮，我认为，广大学生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愿望。但是事情不能完全凭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而要看事态的发展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什么事请都吹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希望在座的同学能够做工作，使在广场绝食的同学尽快的回到学校里去。
中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现在关心的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学生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现在，同学们自发产生的三个组织，对局势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了，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现在你们惟一可以产生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们离开现场。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等：这几天事态的发展，使北京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地影响，多数市民希望安定下来，我向同学们转达广大市民的意见。不要让绝食的同学的生命受到威胁，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李鹏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几点意见：
第一点，发言的同学愿意谈实质性的问题，我就先谈实质性问题，这就是立即停止绝食。我要求由中国和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的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同时，我要求北京市和中央所属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大力的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
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生命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应该从关系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并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致肯定大多数同学的爱国热情，愿望是好的。你们提出的有些意见也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积极地。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所决定。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昨天京广铁路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术的旗号到北京来了，使局势更加混乱。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挺好，不愿意听也好，我都要利用
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告诉全国人民。动乱，中国出现过多次，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伤害，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市民、工人，甚至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街游行，好像是对你们表示声援。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希望你们身体上不要受到伤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的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商量，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这样做，不是在帮助你们，而是把你们推向危险的深渊，我们不是赞成的。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这场事件性质问题，我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今天这个场合不讲，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一味要在性质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在座的同学，你们已不能够左右在广场爵士学生的行动，那我就直接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传达政府的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忠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在动乱性质上，今天我没与这些人纠缠。因为不是讲这个问题的时机和场合。但我也留下了一个复辟。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
这场会的实况录像，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指示中央电视台在当时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出了这次会见的录像。这使全国上下都知道党和政府对动乱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杨尚昆上午传达中央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调北京军区5万人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要求其中3万人于19日晚进北京，另决定调沈阳军区2万人进京，先下达预先命令。
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指陈希同，陈希同此后撰文说，他从来不知道他是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
5月19日晨5时许，赵紫阳和李鹏分乘两辆面包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
上午9时，到邓小平处开会，邓小平讲了几点：
一、问题出在党内，两个司令部，表面上是赵（紫阳）和李（鹏），实际上是赵（紫阳）和我。
二、不能再退，再退就是逃兵。
三、戒严的目的是保卫人民。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赵（紫阳）的问题，人数40人左右，由李（鹏）、乔（石）、宋（平）筹备。
五、人基本定下来。李鹏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又说：我最大的失误是找错了两个接班人。
六、舆论不可小看，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直接抓。邓还说，对赵（紫阳）周围的人，还在搞名堂的，应控制起来。
晚10时，在总后礼堂，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动员大会，李鹏代表中央讲话，杨尚昆也讲了话。
5月20日广场20万人静坐或绝食。
9时30分，李鹏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10时李鹏宣布戒严令：
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戒严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西面来的部队被群众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在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群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
题外话：我曾经去看准备进城的戒严部队，几十辆坐满战士的卡车，被上万的群众围堵在北安河的马路上，车往前开1米，就会被群众往后推两米。坐在车上的战士，满脸汗水和泥土，再加上天热饥渴，他们的脸色十分难看。有的群众把矿泉水递过去，他们既不表示感谢也不去接，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一样，一脸的麻木。“军民鱼水情”——这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20凌晨，江泽民发表广告讲话：昨天晚上，北京绝食请愿的同学已宣布停止绝食。我衷心希望上海的绝食同学迅速停止绝食，接受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同时，我衷心地希望参加游行、静坐的同学有秩序地撤离现场，返回学校。
凌晨2时45分，上海绝食静坐5天的学生已全部撤离广场。
戒严令发布后，仍有数万人在天安门静坐请愿，“高自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声明：第一，全国人大召开临时大会，罢免总理李鹏，署名国家主席杨尚昆。第二，反对军管，抑制军队进城。
5月22日，戒严令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首都中心地区，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游行。
5月28日是星期日，还有两三万学生在游行，口号是“李鹏下台”。天安门广场还有2万多北京和外地来的学生在游行，游行口号是“李鹏下台”。5月30 日下午，王震握着手杖颤颤巍巍地来见李鹏。他说要带领自己随身警卫人员到广场和“动乱分子”硬拼一场。
5月31日江泽民下午到达北京，次日上日，江泽民到了邓小平处。邓小平把他接任总书记的事告诉了他。
6月1日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侯德建（台湾作曲家）、高新（北师大周报主编）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
6月2日，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提出戒严部队以隐蔽方式进人天安门的方案。截至2日凌晨3时，已有25000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3000兵力，已形成四面对天安门包围之势
6月3日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6月4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发生了……
（60）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1989年6月3日晚上7点30分，我听完《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预感到“最严重的事情”即将发生，就急急忙忙跑到人民大学东门口，这时东门口已经是人山人海。一队人大的学生（大约有四、五十人），打头的扛着旗子，旗子上是“敢死队”3个大字，他们从学校出发，准备奔向天安门广场。
队伍中有几个是女同学，和男同学一样，脸上充溢着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汤镬而不惧的样子。她们戴着“敢死队”的白底红字的头箍，有的肩上背着双肩挎的背包，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易水送别时荆轲昂扬而去的场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环境里度过的，也见过一些刀光剑影的场面，那毕竟是刀对刀、枪对枪的对等厮杀，现在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啊！
这一夜，辗转反侧，至夜深而不寐。凌晨隐隐预约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密集的枪声，知道原来预感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早晨5点钟，我跑到校门口，看到一辆皮卡开过来，车上是一个赤裸着的、不满10岁的男孩尸体，尸体上有六七处弹洞，尸体旁边放着冰块。一个男人，不知道是孩子的什么人，介绍着男孩被打死的经过。
我又急忙跑到女儿的住处，因为这几天女儿、女婿每天下班都去天安门广场给绝食的学生送钱、送水、送物，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去没去天安门广场。及至我敲她们的门，知道他们还在睡觉，我才放下心。
我没有打扰他们的睡眠，只是隔着门告诉他们今天不要出去。
在从女儿家往回走的路上，当走到很多医院门口时，看到一辆军卡被一群人劫住，车上面拉的是坦克车的履带。在围着的人群中，有一个男青年手里拿着打火机，问司机：“是你点着，还是我点？”那个穿着军装的司机，战战兢兢地接过打火机，将油管点着。瞬间黑烟滚滚，烈火冲天。接着“嘭！嘭！”两声是轮胎爆炸的声音。
8点钟，我按时去上语文课。当同学起立我还礼之后，一位同学举手说：“老师，让我们为在广场死难的同学默哀3分钟，好吗？”我拒绝了这个同学的要求。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我说：“我们先上课，别的活动以后再说。”这个同学没有再坚持。
说实在话，这节课我实在讲不下去。在快要下课的时候，语文组朱旭老师找我说，说让我教课的班上万方同学出来一下。不一会，万方回来向我请假，说他家出了一些不平常事情，要他马上回去。
我当然不好多问，但是我已经意识到是什么事情。
万方是四通公司董事长万润南的儿子。自从学潮开始，四通公司给了罢课、绝食的学生好多钱物的帮助。戒严部队当天抄了他的家。
此后，万润南和万方不知所归。后来听说万方和他的父亲都流亡国外，我们再没有见过面。
当天晚上，我的好友李南友被戒严部队抓走，送进秦城监狱。罪名是他和严家琪是朋友。
抓他的人，在下楼时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大概是怕围观的人认出来。李南友掀掉，说：“你们不用蒙我，我自己用衣襟挡住，你们不就是怕别人看出是我吗？”
李南友在秦城监狱住了半年，出来后，他拿着一封信给我看，这是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写的，记得开头是这样的：
“李南友大叔：这半年我向你学到了很多东西，你给我的教诲终身难忘……”
我在想，一个被抓进监狱定性为“暴徒”的人，会给他什么教诲呢？
南友后来告诉我，这个战士退伍回家，一直和他通信，直到南友去世。
4日上午，学校工友田师傅，走路进城接被戒严部队扣留的儿子田振，田振是个小学生，一群孩子3日晚上去天安门看热闹，其中一个孩子带着大家呼口号：“打倒法西斯！”田振也跟着喊。结果这个带头呼口号的孩子被开枪打死。田振的头被打了一棍子。
由于过度惊吓，此后田振得了精神病，虽然多次住院治疗，至今不愈。
学校总支书记的儿子，一位普通工人，去天安门看热闹，也被打死，丢下他教小学的年轻的妻子。
4日上午，在武汉的洪镇涛打来电话，让我想办法找到洪海。洪海自从学潮之后，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住，在当天晚上戒严部队清场时他一直在广场。洪镇涛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危。
那时一般人没有手机，联系困难。我往清华大学洪海住的宿舍楼值班室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在门口的马路上，是络绎不绝的从天安门撤下来的各学校大学生，他们满脸汗水和泥土混在一起，一条条，一道道，衣衫褴褛，看得出，他们是很长时间没有洗澡洗脸了。他们很多人边走边哭，还有一个学生，手里拿了一块鹅卵石，石头上满是鲜血。看了令人心酸。
在人民大学东门口的指路牌上，挂着一件被红黑色的血浸透的军大衣，不知道大衣的主人是谁。
这时候马路上有多辆汽车在燃烧……
当时听说人民大学有6个同学被打死。其中有新闻系一位同学，他学的是新闻摄影，当他的相机对准戒严部队拍照时，在闪光灯一闪的刹那间，一排子弹照他射过来，他立刻倒在血泊中。他没有能给我们留下他那用年轻生命换来的摄影作品……
当天上午，人大附中的胡俊泽校长进城去找失散的学生，在复兴医院他找到了高一学生蔣杰连的尸体。
蔣杰连的母亲丁子霖是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副教授，父亲蒋培坤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们有3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孩是丁子霖和前夫的孩子，大男孩是蒋培坤前妻所生，只有蔣杰连是丁、蔣再婚后所生，所以夫妻俩对蔣杰连更是喜欢。
3日晚，蔣杰连想到天安门去听侯德健唱歌，丁子霖没有答应。晚上去散步，丁子霖对儿子不放心，把他反锁在屋子里，没有想到蔣杰连从卫生间跳窗逃跑了。
和蔣杰连同去的同学，第二天早晨告诉丁子霖：昨晚蔣杰连中弹了……
一个母亲，失去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是被虐杀，痛不欲生的心情是能理解的。
丁子霖，我们很熟悉，因为她的大儿子是我教的学生。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的黑发有多一半变白了。
此后几年，她都致力于“六.四”难友的救助和呼吁……
又因为她致力于“六四”的奔走和呼号，当局对她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她家的电话线被掐断，每年的6月4日前后，她家的楼门口都有数人24小时值班把守和监视。
她被海内外誉为“天安门母亲”。
……
下午1点，洪海终于到了我家。他是在清场时从天安门撤离的，然后步行到了西郊（公交中断）。
让他吃过饭，为了他的安全，我们决定让他回武汉。因为他在这次学潮中，是积极参与的一个。
北京市内交通已经中断，怎么把洪海送到火车站又成了难题。当时北京没有私家汽车，即便有车，街上也不能开，因为满街都是路障。
我、老伴、女婿3个人，骑着自行车轮流驮着洪海，终于把他送到北京站。
戒严部队的一列列装甲车从街道上飞驰而过。履带轧在马路上，冒出火花，，轧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我们骑着车躲闪着。
车站人山人海，全是要撤离的学生。车票早已售罄。还好，那时女婿在外企工作，有外汇券，在优惠窗口买到了一张到武汉的软卧。总算把洪海安全地送上火车。
在返回路上，我们登上北京饭店18层女婿的办公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纪念碑周围坐满了戒严部队的战士，一处空场是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地。大约1-2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降落，卸下东西，装上东西，2-3分钟再飞起。卸的什么东西、装的是什么看不清楚。
这几天，各种说法（官方称作谣言）非常多，有的说，邓小平已经死了，杨尚昆跑了。李鹏下台了……
这时戒严部队已经到达海淀地区，马路上站有持枪的哨兵。过去一向让人崇敬的解放军战士，变得让人畏惧了，可悲啊！
关于这次学潮，最初的说法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近年来又说是“一场风波”。既然是“风波”，那又为什么不给那些屈死的冤魂昭雪呢？
最近《李鹏六四日记》在香港出版。在这本日记里，李鹏把这次血腥屠杀的责任全部推到邓小平的身上，透露了邓小平在1989年4－6月的高层内部绝密讲话和行动的事实。证实了“六四”不仅仅是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而且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改革的军事政变。
李鹏这里表白，“六四‘镇压学生，李鹏没有任何责任。
这同时，陈希同也撰文说：“说我是戒严的总指挥，是谁任命的，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连戒严指挥部设在哪儿都不知道。”
看来陈希同也没有责任，那么责任只有邓小平负了。可是邓的后代又说不是邓小平下的开枪命令。
那么，究竟是谁下的开枪屠杀的命令呢？？
看来都把这次“血腥镇压”看做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光彩的事，那就都会抢着邀功领赏了。
对于这次“暴乱”，是唯一不能写进共产党党史和党章中的，时至今日，还没有在党的会议上通过任何一项关于这次“暴乱”的决议，没有一个在位或不在位的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我这里写的，只是整个过程中的凤毛麟角，但是，我说的、写的都是我看到的真实情景。难道时至今日，写这些真实的事情也是罪责吗？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