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近来危机重重。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都是悬在我们两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历史上的冤家对头,谁是最后的赢家,谁是最后的输家,有没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可能性,已经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

不久前又恰逢纪念二战胜利。纪念者心怀各念,上面握手言欢,下面各自动作。

一个常言所谓谁会笑到最后的问题,伏在台面以下。

这个问题其实坦率而言,就是,中国,日本,谁是胜利者,抑或,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悬案。

而面对历史,究竟中国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抑或兼而有之,确实值得深思。

按照一个通常的推论,老蒋也好,老毛也好,其最终的出路,是国际之干预。老蒋1945年之胜利,是国人之胜利乎?不是。是原子弹和攻克柏林。虽然,老蒋在重要主要战场上的对日阻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料到抗战胜利之突然。北上运兵,是依靠美国的飞机舰船。成为战史上美国人空前绝后之举。

老毛之抗战,就更是滑稽了。此说巨多,无赘。最后是,他来感谢日本人。

但是老毛跳出这个国际大格局了吗?没有。他捆在苏联的战车上了。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没有胜利,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制造一个比日本人还剧烈残暴的统治。

这个说法很前卫。

这个说法一不小心,就滑到汪精卫主义者那里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统治是不是要比毛主义来得更加常识一些。如香港之英国人和澳门。

但是,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日本战败,取消了帝国宪法,改而造就虚君民主,经济重振,自由兑现,只是留下一个后殖民主义的尾巴,继续朦胧历史。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之胜利,之失败,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国人之事,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事情。用李鸿章先生的话说,以夷制夷,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得不采纳的国策。

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国人横呈国土,任人宰割之下的一个国策,就是瓜分者由于分赃利益不均,而导致相对遏制的瓜分策略,给中国以一个保全或者半保全中国利益之可能性。

笔者前不久重温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之传统文化的态度。那时的日本文化局面是,福泽(吉谕)共穆勒一色,佛耶与皇道齐飞。福泽吉谕的‘劝学篇’谓,“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中村正直则翻译了‘论自由’。

其实,严复和中村都翻译了穆勒,但是想日版的宗旨怕不是“群己权界”!

又如唐振常先生写对于吴虞和青木正尔迟一点之通信,往来,则是说,日本人崇尚中国文化,在中日交流呈现反方向的时候,也是有惯力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人是败而不败,胜而不胜的一个文化大染缸。你日本人来了,也要制造一个中国文化正统,被融合于中国文化。

而现在的悖论是,日本西化之现实和中国非西化之现实,不是什么融合的问题,倒是好像各自崛起,互相摩拳擦掌了。可见,融化问题没有解决。

在此意以上,就出现刚才说的,谁笑到最后的问题。也就是,两种体制,两种出路,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

当然了,战争不是体制决定论,但又最终是体制决定论。从历史上看,日本之“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奥秘就是他体制上领先一步。无其他秘诀。希特勒穷兵黩武,也是最终体制不行。至于偶然,是1812年的俄国和法国。所以,战争有时是体制不决定论。还有就是抗美援朝。也是体制不决定论吧?

我们的疑惑是,重温历史,船坚炮利,是不是可以取代体制的优良,还是未定数。意思是,如果中国真的来一个压倒性船坚炮利,体制不改,可以打败日本乎?虽然,一直以来,就有争论。俾斯麦就对李鸿章说,日本改革是胜利的,中国改革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依旧成法,不思政治改革。(萧公权)

于是,寻此思路,我们打开三十年代王芸生先生在大公报出版的名动一时,奠定中日关系研究之权威地位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

按照此书出版年代来看,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他做序者张季孪先生的‘张序’,说:“九一八以后,国民深感亡国之可危。然中日危局,不自今始,纯由国防武力之观点言,则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固随时可以侵占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其能苟安者,国际均势为之耳。惟自沈变迄今,证明均势之力,亦极微弱,淞沪商埠,且遭蹂躏,天津亦几于破坏,日祸凶猛,至此而极焉。”也是对于国际均势打破的一个忧虑。

而该书成书时间,据王芸老自叙,是从1931年九月到1934年四月。届时,王先生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但是读过此著,你会发现,王芸生纵横捭阖历史之大局面的学者和统领之气魄。

这个历史格局在芸老笔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单元。

一个单元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突兀之变。这个变化是日本企图打破列强制造瓜分均势和利益均沾之原则,以致引起俄国等其他国家的对日干涉,发生日俄战争,这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中国保持“中立”之怪诞局面于是出现。

此为全书第二个单元。

第三单元为八国联军的侵华和“保华”。这里的保华,主要是说他们的对日干涉,对俄干涉。而芸老对于辛亥之变,中外两方的历史之罪,之祸,之则,都有准确的见地,尤其对于义和团的判断,更是一言中的。他说,“构成中国重大国耻之庚子事变,一般责义和团之无识,实则尚有重大历史前因在。”

这个前因,就是列强瓜分之势态已成,中国则已成其弱势和仇势;和势何在,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料和诉诸理性的。遂王先生并无否认“……造作扶清灭洋之口号,性质全成对外”,引来滔天大祸。

是他总结我们势成历史,势成失败和势成错误的一种历史开端和历史起点。

这和一味谴责义和团与一味肯定西方势力,都是偏执一端,不能有说服力的。

之所以芸老有此说服力,可以见1949年以后人们对义和团之无限肯定,和时隔半个世纪,又有人对义和团之无限否定。

这都和‘六十年’不同。

再者,王先生在49年后亦不能“免俗”。他的1977年‘修订导言’,就只好偏到党论代史的意识形态大结论、大空洞中去了,如他对待李鸿章之定论为死有余辜类“投降派”,是为例。

而第四个单元,则在那时付之阙如,就是“少了距离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差十二年时间”的中日历史写作。是以后补定的。这个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单元。是因为这个九一八,最终打破各国均势格局,成为一霸独大的侵华之举。

在这煌煌七八卷著作中,统领全书之历史人物该由何人所属,王芸生一言蔽之,“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史,李鸿章一人担任其前半部。鸿章以狮子搏兔之力,不能安顿一朝鲜问题,由今日之眼光视之,其外交政策只局于弥缝补苴之牵制政策,而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

笔者亦尤其感兴趣这个李鸿章。细阅其书,芸老泼墨于兹,也对李之披露不遗余力。

比如,他写马关条约之签订的前前后后,辑录李鸿章到达马关后五次和日本国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对话。

这个对话当然不是书中辑录对话之唯一一种。以后尚有多种。

只此对话的阅读,就可以看见几种层面的历史和现实兼而有之之信息源。

这些对话说明,一,是李鸿章的心态。他的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

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对于他在甲午战败后,依然高论全球化和中日世界格局地位看法。

他以一介丧权辱国之臣之身,如何和胜者讨价还价,心高位尊,而实则卑下含辱,羞怨难当之处境。

二,当然是可见伊藤博文之心态。

他的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在周全之下的凶恶与傲慢,贪婪和无耻。

他的对于日本事务的看法。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在战胜后如何比较中国,日本,西方。他屡屡谈到日本比之西方之贫弱和不足。

就是,他如何以一步不让的态度,对待他非常尊敬之中堂大人。他也是心高位尊,但是,这个心如何可以和李的心一般而论,他的羞辱对象,在李鸿章面前好像并不存在;但是对于李经芳等次臣的肆无忌惮的威胁和羞辱,就显示了一个倭寇的气焰和霸道。

1

第一次对话,是在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从他下榻的旅船上乘船登岸赴“会议公所”进行谈判。伊藤及外相陆奥宗光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他们在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属于两个人,两个国家之间龃齬,遭遇尚未完全来开大幕之际。而今天,事隔十年,两人见面,已是敌国,敌人;而伊藤自然是暗自窃喜,却故意不露声色。在谈后敕书英文,日文及中文翻译文本处理问题后,伊藤言及经过战争,中日两个国家“永远修好”的许诺和期望。虚伪之至。而被日本人称之为“一个人物”之李,要如何答对呢?

李,于是说了一通高论。

他的讲话看似外交词令,却也不乏一些“政治学”和“改革论”的味道。

李说,“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这个看法当然是堂皇之论。一下子好像,只是好像把自己,把中国人摆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战败者要超越胜败而论胜败者,这论点高是不高呢?

日本受欧美欺负,也是“失之欧洲”,但是,问题是他们很快就“脱亚入欧”了。田中‘奏折’的叫嚣和前此李的和平论风马牛也。

而伊藤如何答复呢?

伊藤说,“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说,“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于是,伊藤说了一些“天道无亲,惟德是亲”的“正确”之论。

看来,伊藤是看了一些中国典籍了。他的亲,他的德,很有点他的根据。就是所谓“优胜劣败”,或者“和魂洋才”吧!

这个关于中国改革之必须的看法,从李鸿章谈到伊藤博文,也算是百年长谈了。而李鸿章眼睛里,其实只是看到“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的前半段,就是兵将西法。各项政治,他看见了,也是视而不见。不止是他,孙中山,汪精卫,梁启超,不是也在探讨这些问题吗?

虽然章太炎说,“民智不开,革命开之”;但是“革命”对于民智,未开之,就堵死了,说是新启蒙。看来,民智之开,还是要“民主”之开。这是后话。

而在日本方面,其实民主也是打了折扣的。一部帝国宪法,规定了皇上的“无责答制”,就是说,皇上是不受约规的。但是,这个皇上和西法并行,也还是“各项政治,日新月盛。”中国没有西法,或者后行西法,要新政,要训政,就不赶趟了。

现在的中国没有逃出李伊之争论,还在看我政治是不是“日新月盛”。这也是后话。

在仔细讨论中国之割地赔款之前,李鸿章还是和伊藤继续他们的谈话。这时候,谈话进了一步。

在讨论李一行是否上岸居宿时候,他们又互通年龄。伊藤五十五,陆奥五十二,李则七十三。

伊藤们说及日华人民治理问题,说华民易治,日人不易。“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于是他们谈及中国之督察院裁撤问题。

伊藤谓,“贵国必须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云云。

最后,又谈到封建问题;相对责任问题;地方与中央主权分配,责任管理问题。遂结束。

于是,这样看来,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间,搭起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虽其本质,是要说谁为刀殂、谁为鱼肉之问题,但是的确,何以他为刀殂,我为鱼肉,确乎为二人论及,其根据,背景,因由,的确是一个改革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问题。

这个对话做为开场白,倒也体面,倒也深邃,倒也庄重。只是以后,涉及到中国要横下身子任凭宰割的时候,李的气魄和胆识,就更加重要了。

2

时隔月余,李,伊二人再次谈判。王芸生在铺叙此次谈判前,交待伊藤对于中国方面要求“停战”的复文,诡称日本军队应该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且停战期间,军费应由清政府支补。这本是日军未占之地。李当然极力反对。一方说,占领是“险要为质,方不吃亏”(伊藤语);一方是“不议停战,和约何出”(李)。

于是,在是否停战,然后议和问题上,双方各执黑白,互不相让。这个悬案,还是因为李鸿章在日被刺以后,日方方才决定同意停战。这一方面是出于国际间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人出于对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尊重,伊藤当然是放入这个因素的。这次谈话李鸿章在大前提很羞辱的情形下,坚持一个“停战”之小前提,也未得伊藤同意;只是在他付出血肉之残的时候,伊藤才态度改变。而仔细看看他们的唇枪舌剑,你往我来,也可以知道伊藤的逻辑和李鸿章的道理。

在据理说明停战和占领的荒诞关系时,李相继推出几个理由。一是,“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云,两军可定相距之界。

二是,李云,天津衙门甚多,官将如何?

伊云,不便细云。

伊云,“停战公例,分别两种:一种是一律停战;一则惟议数处停战。中堂所拟,一律停战也。”

三是,李云,“可否先议那几处停战?”

又说,“……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管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情?”

伊藤没有进入李设置的人情主义嵌套,他只是说,两国相争,各为其主。

然而李鸿章在铁硬不阿的伊藤面前也是老谋无算,一切落空。

双方改换话题。

伊藤说,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

李又大讲了一通“中日和好”的大道理。再接下来谈停战和议和两个问题的关系。

李云,“停战之款既难应允,且无别种办法,姑讲和款。”

伊云,“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抑或拟复,声明不能应允?”

李云,“如此语气,尚未定准。贵大臣不云和款已备乎?”

伊云,“但看中堂复文如何?”

说是李要再商酌。

几日可复,又成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李当日将会议内容电达总理衙门。光绪得知,“为之动容”。遂派员赴各国使馆商议。且决定“必不得已,或故允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但是,李鸿章“未露此意”。说明李的心理还是得不让者且不让。也是大伤害中留个小不伤害,大屈辱前得个小强硬,而已。此时,日舰已在大沽海面游弋,以示压力。李说,“如此要挟,已见发端,恐难就范。”

3

事隔三日,在现在成为举世景点之春帆楼,中日代表举行第三次谈判。

有作者就春帆楼的历史现状做过文字记述。现谨录几段,以辟背景。

“春帆楼在临海的一处小山坡上,掩映在浓密的树木之中。虽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阔大,却也有些凌空而飞之势。原楼已毁,在原址上复原的是一座两层木结构小楼,没有中国式的雕梁画柱,却有日本式的素雅简明。旁边是一座新建的规模颇大的高级宾馆,亦以”春帆楼“名之。在我看来,恐怕是冒名的”李鬼“吧。而在中间之小小的空地上,左手边是一古气深深之碑石,有青铜的颜色。其篆书名曰”讲和碑“,碑文全是汉字,全文如下:

马关海峡为内海咽喉,以二条水道通往海洋内外,船舶徂徕者无不过此。古有临海馆,今有春帆楼,皆为待远客之所。云楼负山面海,东仰寿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令人不遑应接。闻楼所在,原系阿弥陀寺之墟,丰前人藤野玄洋,获方四百步之地而开医院。其殁后,寡妇某营客馆,缙绅多投于此。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弭兵。“(余杰)

在开始的对话中,双方搁置停战条款,直接谈及和款交割问题。说是“请俟明日交阅”(伊藤)。

“明日何时?”(李)

“十点钟可否?”

伊问陆奥光宗。首肯。

李鸿章谈到一个问题。“去岁战端伊始,本大臣苦口劝和,今已迟矣。”

中日争端起始,就有战和两派争执不下。李非主战派。主战派是翁同龢等人。这里牵涉到一个类似后来蒋介石是不是抗战的问题。蒋介石是张季孪所说的“明耻教战”,是要“缓抗”,准备,积蓄力量,就是“卧薪尝胆”,有备而战。以一孱弱之身撞击强大之躯,无异自绝,是那时一种看法。

而李鸿章在甲午战端开启时的态度也是这样。

总而言之,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优势于日本海军。十四年以后,就落后了。他说过,丁汝昌要求买船被拒。说是“时艰款绌,未敢启奏读请。”

光绪二十年,日本海军已经大大胜出中国海军。李鸿章是保持一个保船制敌,不敢轻掷之态度,“以求谅于局外。”

但是对于当时人言所至,更有“杨三已死无困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叫嚣,李也就无可如何。

唐振常先生曾经援引陈保箴的看法,“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则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李公罪矣。”(陈三立)

唐振常说,翁同龢之流是不懂此中实情,“立异以为高”。造就打而必败局面。

当然,这里也没有提及更大的一个胜败前提,就是日本之维新和中国之守旧,是新旧两种势力较逐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段插话。

李、伊谈起战争如走路,两人间距离日远。李忽然说,你走得再远,“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

伊云,“我国万无此心。”

他们谈到了台湾割让与岛民反抗问题。(这里再插一句。现在纪念二战。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本来也很矛盾。一说,台湾的现代化和日本人的占领,是齐头两端,是紧密联系的。一说,台湾人的素质是日本教育之结果。三说,基础设施也是日本人奠定的。这一派,遂发展成为亲日派。是绿派。对应之,是说国民党进入台湾以后的败坏,残暴,12·8.蓝派当然不同此见。一说,蓝派的观点是中国主权论——当然主权在台,还是在大陆——不明确。二说,这个主权论,现在是不是应该受到怀疑。有些学者就持有此异议,表示应该受到质疑。因为主权诉诸的对象如果合民意,则主权可存,否则,就不可存。三说,蓝派求助大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陆主权合法性问题。设想共产党和国民党并举选票,局面成何体统?难以预料者是,——如果绿营继续占领多数,那么,他们对待中国民主之问题就变得不好预测。因为台独的根据是日本,不是中国——美国和英国都是民主的,统一乎,不可能。

——民主和民主是不是不敌对,不是绝对的。

——设想如果中国开放民选,民进党如果在大陆民意中拉票,情形会是如何?

大民族主义在民主时代也会有一个惯性运动。这个运动最终会消解绿营的意志。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最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或有可能被民意所接受,在台湾却无回天之力的话,前局还是难以预料。

——国际环境的支持与否,要看日本,美国。

——于是最后成为中国和美国的对抗。

当然,回过头来,在屡次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本土人民和清朝将领对倭寇顽强抗击,是历史的客观,勿庸置疑;但是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第三次谈判以后,发生李鸿章被刺事件。因为李已年迈,子弹未取,镶于颅内。

1895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日签订停战条款。

随后,双方进入谈判和约条款,进入如何刀俎,如何鱼肉的实质性对话。

此刻,“立异以为高”者翁同龢们又抛出来一个个“和局必不能成,惟有苦战到底”的叫嚣。

而在李鸿章提出和约草本——说帖以后,伊藤们则以“胜于力而曲于理”的谈判策略,提出只讲事实的办法,对付李鸿章。

于是,双方进入第四次谈判。

4

第四次谈判。互相寒暄,尤其是问道李的伤势如何后,很快转入正题。

首先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说“还请减少”……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要借外债。

伊云,可四十年还清。

又谈到利息待遇。

李比喻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国启可与孩提并论。”

李中途作个结论,二万万太多,营口,台湾不让。

又谈到“停战”限期将近,可否展期。伊藤说,“如和约已签押,可以展期;否则不能。”

最后谈论日本禁烟,中国禁烟不成。

伊藤走时,李鸿章再请压缩赔款,伊藤笑而摇首:不能再减。

5

王芸生在辑录此一李鸿章所谓伊藤博文之哀的美敦书后,知道中国已无回转余地,只好在更细之节上做做文章,做最后的“磋磨”。遂有第五次,也是最终的一次谈判。

四月十五日。春帆楼。李云他的一再请求让步,伊藤不让;伊云,他实在让无可让。如此再三,再四。本来也是无可如何之事。

两人谈及各在本国地位,处境。伊藤尚言,其处境不如李。讲到议员对其之束。而李谈及满朝一度参其和伊藤交好如何如何。

李说,如此凶狠条约,签之遭骂。

伊藤说,“中国惟中堂一人可担当此任。”

……遂之,李又肯请“再让五千万”;不成,说,“二千万可乎”?

伊藤否。

李说,“贵国所得之地甚多,财源甚广,请从宽处着想,不必专顾目前。”

伊说,“所有财源皆未来事,不能划入现在赔款。”

李说,财源甚长,利益甚漙.

伊藤说,欲开财源,所费必大。

李说,所费愈大,得利愈漙.

谈到中国借款赔款问题。李云,“又要赔款,又要割地,双管齐下,使我太过不去。”

伊云,“此战后之约,非如平日交涉。”

李云,“讲和即当彼此想让,尔办事太狠,才干太大。”

伊云,“此非办事之才,战后之款,不得不尔,如与中堂比,万不能及。”

(当然,李,伊二人之比,不是他们之间由本人做出,而是由后人做出。如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对于二人之比较之文字。其中以梁启超文字最为流传一时。后来,也有许多人对后人之后人之评,再评。这一点,再叙于后。)

如是一番赔款论,以日本人一毛不拔为结果。于是李说,“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乎?”

伊云,两件都不能减。

遂有复谈利息事,中国人土地财产于日界产权事,台湾事,等等。

第二天,在此楼签署和约。

最后决定在烟台换约。

又次日,李鸿章一行于四月十八日自马关登船回国。李至津,称病拒入京。四月二十日,奏报签约经过。

王芸生辑录道,马关条约既换,十七日,清廷明发朱谕,宣布批约。

此谕被成为清廷之罪己诏。

到底,这样一个朝廷还是有过一个东方式的忏悔啊!可是,这个忏悔究竟如何反思其罪,又呈现其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是说,说来说去,还是觉得要“练兵,筹饷”两端。惟堪苦笑哉!

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里已经讲出大约在玖拾年代中期,由大陆学者百年因应的,所谓对国人皆可骂之之李鸿章的道义和行止上的“平反”。

而梁的文本,大致框架了一个现在所谓受到历史局限之李鸿章。那么,如果李受到历史局限,伊藤是不是也受到历史局限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谈起。

在今天中日两国之历史现实的诸多争端里,国人对于李的反思,大多是援用任公的看法,说他是一个不思政治改革的御用大臣。这里的反思固然没错。好像俾斯麦等西方列强中思想家和政客们也是这个看法。而梁启超更是把他和一系列古今中外之名人做一比较。而对这些名人的比较中,也很突出地做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比较。而这个比较,还是产生对李的反思,没有产生对伊藤的反思,或者说反思得不到位。

任公说,“……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源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纫补苴,画虎效鼙。而终无成也。”

这里也是褒伊藤贬合肥。

这个看法的意思就是,如果李懂得变法政治,改革清廷,甚至取而代之,那么,窝窝囔囔的悲剧人物李,就一变而为跳出如来佛掌心之超级孙悟空了。可惜,中国人作茧自缚,以成惯习,断难有超越主义之感觉、之思维。

于是,我们可以再设一问。如果历史上存在历史的“如果”;如果李鸿章真的学到了非惟船舰炮利而且旁及政治改革,去掉皇权,抑或虚君以逞的一种大改革方式,中国之命运,是不是会一举突破现成的格局而走向世界,战胜日本,且战胜八国联军呢?

抑或,如果中国人战胜日本,战平日本,今日之中国,有成为何种局面呢?

再接下来说,如果未来之中国,在进行了大改革或者不思改革,却也重蹈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国力,军力,海军一时间强盛过日本的偶然性,加上我们一以贯之的人民战争,人海战术之思想,战胜了日本,世界又将成为何种格局呢?(当然这个设想,几乎是天方夜谈)、

其实,这些设问反而言之,可以用在日本人,日本国身上。

日本国的明治维新,维新在两端。一端,是其宪政思维的实现,一端,是其天皇至高无上的诗意体制的确立。换言之,一则是其内部改革的良性轨道之铺垫,一则是其扩张侵略野心的膨胀。我们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一直以来,就是本此两端在改造自己,也改造世界的。如果说现在的人们,多反思其一,则常常不思其二,反过来也是一样,是反思其二,而不反思其一。

这个意思是,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在历史上演变成为其历史逻辑。西方的历史扩张本身,成为其历史学科的根据。所谓罪孽深重,无法用其今天经过调整的自由主义做为辩护。也就是说,日本的侵略行为本身,造就伊藤博文之流,成为那里的一个所谓“栉风沐雨”的人物,是不能以其内政之治理有方,而辩护其外交之罪,对于中国之侵略的。

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对待中国罪孽深重的西方列强。

反而言之,中国人,又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对外扩张侵犯了华人的利益,而倒过来说,他们一剑两面之一面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错误。不能因为历史之罪恶而否定今天,他们那些显然是普世价值的推行。

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有言在先。他的那本‘晚清柒拾年’里,就有过许多这样的提示,想读者也都了解。

关于帝国主义,我们这样出生在大陆的人,一开始当然是从马列主义,主要是从列宁主义来了解的。但是,现在看来,帝国主义,也是一剑两面的。唐教授说过,民主啊,科学啊,就是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虽然现在人们了解民主,也批判卢梭。了解科学,也批判工具主义。

一如张之洞谓,西学之学,要为“西政”,不要为“西艺”;

又如梁启超谓,李,只知洋务,不知国务。

更有人质疑日本人,日本国何以帮助维新派,孙大炮,在他们那里,或者他们在那里,开展一个空间。这个是帝国主义的另一面。

历史上,康南海受到日人帮助。

现在的人们,十几年前,不是也跑到美国大使馆里去等待空间,以时间换得空间吗?

然后,美国政府又冠冕堂皇来晋见国头。

现在的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不是也是说,“两国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段”吗?

这个也许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艺术。

当然,更加深入分析,说帝国主义之本质的,还有他们西方的阿伦特等人。说帝国主义是随着资本输出而行政治输出,推行殖民主义。说是社会中的闲散人等跑到殖民地,就成为统治者,虽然他们是多余的人,但是他们遂产生了认同感,使命感。

我们看到,日本人,日本士兵跑到中国来,真的就有了认同感,使命感,杀人放火,都有认同感,使命感,说是为了“共荣”。

而他们又帮助孙文,帮助其他民主派;以致孙文,也和日本人鬼鬼祟祟,欲沆瀣想勾搭。

这个是悖论,也是同一。当然,伊拉克,海地,是例外了。

“对中层的自己伙伴,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唐德刚)对于上,下层,就不是。

或者,他们对自己国家公民是按理出牌,对待中国人,就不是。

此为一端。

另一端是,做为当时的日本人里,就已经产生不以胜败论英雄的观念。

对于李鸿章之一介失败者,甚至多有哀之而念之的悲悼之歌,悲悼之论的出现,且称呼李是支那人,是大支那人!

原因何在呢?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任务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腥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

日本人遂有自己之生发的历史,开阜的经验,立人的德性,但是,传自华夏一端,不可以否认。所以,他们由此产生对于一个纯正中国人李鸿章的钦佩,就很自然。

王著有一段辑录日本战胜北洋海军,而最后以礼炮鸣响,以护敌船离港之一幕,是惊人皆知的。说明这个民族对于一种抵死精神,樱花精神的崇洋。

这个不是冷血。

伊藤对于李的要求一拒再拒,却说,日本不如西强,没有中心主义,知己知彼,不是“彼其事大主义”——当然后来利令智昏的田中等,是一个堕落。

至于巧言辞领,城府狡狯,却也凿实帮助不了李鸿章的忙。因为李的人情练达,不同于伊藤的实证主义。这是两种思维方式了。

芸老对待李鸿章的看法很深刻。他是历史细说论者,和我们这里的大而无当不同。

他分析道——

“……李鸿章不纳德使列国共保朝鲜之建议,而与伊藤缔结‘天津条约’,致种甲午之祸根。迨甲午战后,以三国干涉收回辽东,而旋为俄国所胁,‘中俄密约’,铸成大错。俄既有进无已,德,法等国,要求均沾,瓜分势成,外患日烈,遂酿成庚子之祸与日俄战争。此一段历史中,鸿章为其主要之扮演人也!”

时隔四十年余,王写下这样的话,“李鸿章作为一个投降派,只能得到这样的下场——一个卖国贼之死。”王说,中俄交涉中,杨儒拒签降约死于俄京,刘坤一,张之洞亦拒签,而李鸿章被逼签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加上畏洋如虎”羞愧而死。

王芸生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大支那人的!

如果读者对于王芸生这部主要以辑录方式开启和未完成——其第八卷是以后完成——的大著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所记历史资料如,函通,文件,条约,更加引起兴趣的还是那个历史时段,历史事件中参与者,一些历史人物之对话。笔者尤其着重思索和阅读这些对话。而这些对话不止于甲午战期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延及至甲午战后伊藤跑来拜见光绪,也是一景。也交待了做为战胜者的伊藤之复杂的中国心态,中国情结。

甲午后,德国俄国相继干预,且李鸿章亲赴俄京签署中俄密约。适逢此多角较逐之际,1898年春,伊藤博文来京觐见光绪帝。他们的谈话收入此著。

——互致问候后,光绪直言日本改革。“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

伊藤,“过蒙奖誉,万不敢当。臣不过仰体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耳。”

光绪:“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贵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

伊藤:“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咨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呈”

光绪:“常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为朕者最为切望者。”

伊藤:“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亦实相同。此心若能普及于两国臣民,则交谊日渐亲密,实属易事。”

……

(民主中国2005年10月)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