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组建“三结合革委会”的时候,一些人遭殃的时候也到了。人们都说文革死了好多人,在我的印象中,“三结合革委会”时是死人最多的。我们学校只有二十多个老师,文革中就被整死两个,差不多10%了。1967年的时候揪“军内一小撮儿”,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到了1968年的年初,却派军队直接介入文革,明着说是“解放军支左不支派”,实际是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被定为保守派组织的头头儿们差不多到了人人过关的地步。

文革后期,河北保定地区武斗最为严重,造反派手里什么武器都有,我在部队时,曾参加了保定收缴武器的行动,和造反派直接发生了冲突,那些武器究其原因,都是通过军队的渠道得到的,这是后话。

革委会的组成结构对我们组织非常不利,我的朋友是革委会新班子的常委,我是革委会的委员,校长白振东被定为有问题不能参加工作,所有革委会成员差不多都是对方组织的人,我们成了绝对的少数。文革初的那个局面又出现了,以前“文革小组”的人又“正确”了,明正言顺地开始了对老师们的清算。在“一批三查”,“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中差不多到了发疯的地步。杨洪贵,姚志敏,张丕树,张丕林,周永祥等一批教职工又被揪了出来,再次生活在恐怖之中。

张丕林40出头,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身体很结实。57年被划为右派,在学校一直表现很低调,不太爱说话。他一个人为学校拉水,烧水,很是勤奋。对他的历史我不太了解,如果不是因为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我会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个干苦活的工人。我们经常到他那喝凉水,他很和气,总是笑着说话,和我叫曹先生,我们就和他叫张先生,那个时候互相称先生有调侃的味道,是在逗着玩儿。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什么也不说,他好象有意地在回避一些问题。但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劳动之余,他每天都在写字,后来当我们看到他写的那些毛笔字的时候,心里暗暗地发出惊叹,谁也没想到他会写出那么好的字,不是一般的好,可以说是一个书法家。

那次我给“黑帮”们平反时,是张丕林姓格最充分外露的一次,在这之前和之后,他给人的感觉是很平和的,就象他写出的那些字一样。

谁也不知道造反派为什么总是和他过不去,正象他自己说的,他“没招谁,没惹谁”,没有任何在当时看来“有问题”的言行,他不和任何人亲近,也不和谁疏远,唯一的问题是他在57年曾被划为右派。后来我才明白,那些人和张丕林过不去,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急功进利,是在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是在比赛革命,张丕林不幸成了他们比赛革命的对象。造反派并没有因为他的平和以及谨小慎微而对他宽容,当摧残人成为光荣的事情,大行其道的时候,平和就注定了要为他们作出牺牲。

造反派从张丕林的书法中发现了他“反革命”的印迹,这个发现张丕林反动的科学方法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兵联”的头头儿从张丕林厚厚的一大堆书法中组出了诸如“拥护蒋介石”、拥护国民党“、”国民党万岁“一些词,还组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一些词。这在当时可是天大问题,单凭这些,就可以把张丕林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即使是当时,人们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把”拥护“”万岁“这一类的词去和”共产党“、”毛主席“这些词放在一起去组,把”打倒“这样的词去和”蒋介石“、”国民党“去组,那样不是证明张丕林无罪吗?但是造反派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张丕林历史上就是右派,骨子里就是反动的。

发展到后来,造反派们不知道从那里得到的线索,张丕林又成了特务的嫌疑,据说还有电台。差不多总是在夜间,造反派们就开始考问他,问他电台藏在什么地方,国内有没有联系人,同海外什么组织联系等。张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一会儿说藏在这里,一会儿又说藏在那里,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造反派想要的电台。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作检查,当时叫“斗私批修”,弄得疲惫不堪。记得当时毛泽东有一个指示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可是我无论怎么检查,这个队就是站不过来。好在因为是学生,才没有被打。

那天我心神不安地到学校去,走到和学校隔着一条道的井那儿的时候,看到那里围着好多的农民。人们纷纷地在说:“张丕林跳井了!张丕林跳井了!”我心里一愣,赶紧走过去看,张丕林已经死了,是农民们把他捞上来的,躺在井边儿上,穿着他那很旧的黑衣服。我的心不由的怦怦乱跳,没有勇气再看下去,赶紧走出了人群。这时四处已经贴满了大标语:“张丕林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张丕林以死向党和人民进攻,死有余辜!”还有更多的是“打倒张丕林!”的标语。我的心跳得更利害了,心里想,看起来,要是被整得受不了了,死也是一种罪呀,这直是太可怕了。

现在有人说:把人整得自杀,也是故意杀人罪,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张丕林不想死,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他从57年被打成右派,忍辱负重又活了十多年,活得很仔细,不敢有一点越轨的地方,他好象知道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造反派的功夫并没有白下,他们都得到了补偿。毕业后,“兵联”的头头儿有的被分配到了县工厂工作,有的被保送上了高中,参了军的由学校给部队去信介绍该人在学校的“良好表现”,为以后的晋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太阳东升西落,一切都没有改变。造反派并没有因张丕林的死收敛他们的造反兴趣,而是变得更加活跃,象上了法一样。学校的“斗、批、改”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当地一些人埋怨张丕林,说他不该跳那个井,因为周围的人都吃那个井的水。

(民主中国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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