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胡耀邦是天上的一片云,人间的污秽挨不到他。有人说,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大凡熟悉、了解胡耀邦的人无不异口同声,对其人品推崇备至。一个人,无论其政治身份如何,是不是受到别人的尊敬,关键还是他的人品、人格、人性,在胡耀邦身上,我们在看到党性的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闪光,这是他赢得人心的根本。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夕,官方静悄悄地搞了一个座谈会,算是为纪念胡耀邦、重说胡耀邦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这在16年来还是第一次,《炎黄春秋》、《中国青年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胡耀邦女儿回忆她父亲的书也上了书店,当然重点戏还是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首印10万册,可惜只是到1976年为止,此时,对胡耀邦来说,历史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都还在后面。透过这本官方允许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的成长经历,看到他在献身乌托邦阵营后的几次遇险,那些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对于世人认识胡耀邦尤其是不可忽视的,不能轻易放过,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胡耀邦后来的抉择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他早年的人生中,那些创伤已为他日后的反思埋下了伏笔。

在胡耀邦早期的遭遇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差一点被当作“AB团”分子杀掉,“AB团”曾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谈虎色变的一个名词,成千上万的人为此人头落地。《胡耀邦传》第二章有一节《蒙冤“AB团”》,讲述了这位十七岁少年死里逃生的那一幕。1932年冬天,“红小鬼”胡耀邦被列入“AB团”的名单,全部证据不过是逼供信中有人的胡乱供词,说他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已经被处决,而他受这个老师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胡耀邦一度被隔离审查,充满委屈和恐惧,他连什么是“AB团”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儿童团”。那个时候,中共内部就已露出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胡耀邦只是在浏阳县立初级中学上过一年学,就被当作是知识分子,认为他“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肯定复杂,况且他又有‘AB团’的老师”,所以不肯轻易放过他。如果没有张爱萍、顾作霖、冯文彬这些上级的保护,也许他就难以躲过那一关,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这段遭遇对他是铭心刻骨的记忆,一生都忘不了。(书中只是将“AB团”归结为“王明路线”未免简单化了,毛泽东曾经以“AB团”为借口对异己大开杀戒,造成触目惊心的流血惨剧)

从“AB团”到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间相隔十年,却是一脉相承的,一样的逼供信,一样的抓特务,一样的风声鹤唳,一样的将矛头对准有点知识的青年革命者,半个月内挖出的“特嫌分子”就有1400多人,只是没有达到长期被忽略、被掩埋的大杀“AB团”那样的血腥程度,不算被逼疯、自杀的,人头落地的大约只有一个王实味。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央军委一局的“审干”、“反奸”工作,目睹许多青年被残酷斗争甚至被囚禁,他很痛心。他想起自己当年被打成“AB团”的经历,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大量冤情,组织严密的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混进来。当他十分了解的妻子李昭也被“抢救”时,他绝不相信她是特务。他怀疑一切都是逼供信的结果。为此,他做了一个试验,先后找了四个他完全清楚什么问题也没有的青年,故意让人对他们进行“抢救”,审问中又吓又逼,果然有人因为恐惧而承认无中生有的罪名。这使他心中完全有了底,他在总政治部机关作出四条规定:严禁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人、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有一次毛泽东找他听取关于“抢救运动”的汇报,他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并开始为“抢救运动”降温。以往我们只知道毛的八字说法,却不知道其中还有胡耀邦的大胆直言。

胡耀邦因为在“文革”以后大刀阔斧推动思想解放,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而受到千百万人的欢呼、景仰,而推本溯源,从他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他少年时代在江西苏区蒙冤“AB团”、青年时代在延安身历整风、“抢救”运动都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共制造冤假错案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警惕性,他深知自己所栖身的这个党的缺陷、不完美。我们不知道,他在极力推动平反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时,是不是想起了遥远的往事,但在他的生命深处,那些往事常常会提醒他,唤起他善良的人性。

在1949年以后,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失败的“百日维新”,一次是60年代在陕西,一次是7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虽然都是昙花一现,但对他本人影响深远,他的变革思想已有过两次小小的尝试,他在毛泽东时代的黑暗结束后,能在权力舞台上有所作为,叱咤一阵,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他不仅有过思考,而且在小范围付诸过实践。

1964年12月,胡耀邦受命到陕西主政,到次年6月受到错误批判、黯然返回北京,前后共两百多天,《胡耀邦传》第十一章《主陕纠“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在陕西的作为,在极左思潮弥漫的氛围中,他提出一系列以“解放思想、解放人”为中心的观点,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并提出下列主张:“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他在那个年代,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实际上是在大声疾呼思想的解放,呼唤体制的改革。”他在三秦大地吹起了一阵阵春风。1965年6月张爱萍将军在陕西说:“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然而,等待着胡耀邦的却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之后,胡耀邦也从“学习班”来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他支持搞科学研究,敢于否定各种荒谬的论点,一次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他借题发挥说:“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这些富有个性和棱角的话,今天听来一点也许不算什么,在当时却是令人振奋的。他在科学院前后只工作了120天,就被迫中断了,他自己曾说过,“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共产党最大的罪虐就是对人性的扭曲,在这个高度集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组织中,很少有人能保持人性,以人性的眼光看待世界,胡耀邦是一个意外,称其为“中共的良心”,乃是在一个一开始就注定了异化的组织脸上贴金。天上地下,这个无所不能的组织将永远愧对耀邦。了解1976年以前的胡耀邦,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胡耀邦的最后十几年,他是一个真诚的、始终没有丧失正常人性的共产党人,从他身历的两次“百日维新”不难看出,他最终他也没有避免和光绪帝相似的命运。

毋庸置疑,《胡耀邦传》第一卷还残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知基本上都是从官方党史的调子出发的,带有不少陈旧的党八股痕迹,这离一部真正告别了意识形态教条、面目一新的《胡耀邦传》还是有不小的距离。我无意苛求风烛余年依然怀抱着热情的撰写者和编者,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已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不像书出来前许多人担心的那样,这本传记会不会被弄得面目全非、假话连篇。起码胡耀邦传经历的大事还是都如实地写出了,毕竟1976年前的胡耀邦还没有多少禁忌,不会触及黑暗势力的脆弱神经。这一点,《胡耀邦传》的第二卷、第三卷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风格恐怕就很难了,甚至连能不能出版都还是一个问题。

(《民主中国》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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