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包遵信之间，似乎有一种“君子之交”。平素见面，彼此总是淡淡的，一枝烟，一杯茶而已。话题从不涉及私生活，也甚少谈到他人的是非恩怨。不过，如若彼此真有话要说，却也不必转弯抹角，径可直言相告。这样，日子久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系念，有一种理解和信任。因此，在八十年代北京的政治气候发生急剧变化的那些当口上，我和包君见面，说话亦无需有所顾忌；见不着，似乎也能猜得到对方的立场、观点和各自的表达方式。谁也不会将对方视为“异己”。
自“六四”过后，已有五年多没见过他了。有关他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并没有被流水般的岁月冲淡。每当回忆起八九民运时的那些情景，这印象也便格外地鲜明起来。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和严家其一样，是当时北京思想理论界少数冲到那场运动前沿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可以说，他是其中表现最勇敢者。是非功过，或许一时难以论定，但他显然不是那种在私下、特别是在环境宽松的情况下可以指天骂地，一到公开场合便随大流，稍遇风险则退避三舍，以示自己的“清高”和“清白”，甚而干脆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变而为左得出奇的人。他虽然血性脾气，有时亦不免稍嫌冲动，仿佛生就是扮“红脸”的角色，但凭他的资质和阅历，也不致于莽撞到连当时所冒风险的严重性也估计不出的地步。而且，我想他也心中有数，自己既没有戴晴女士与中共高层的那种血脉关系，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他也不会象对方励之先生那样给予特别的关注；自己又不是“书生娃娃”，而是属于何东昌所谓“长胡子”的那类人物。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几乎都是毫无退路的。因此我相信，至少在当时，他和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胸中是涌起了一股不畏强暴的豪情的。就凭这些，我对包君始终心存几分敬意。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八九年六月五日上午，我正要到长安街上再去看看，忽然从远处传来好一阵密集的枪声。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包遵信君的一家人，于是我便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我原本是想向他的妻子或孩子打声招呼：老包不在，若有事需要帮忙，可随时来找我。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接电话的竟然是他本人！听起来，他还算镇定，但几十天风风火火下来，他的嗓音已喑哑到几乎说不出话来的程度。也许是刚才那阵枪声给了我暗示，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正在袭来！我已经预感到，厄运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时隔不久，他果然被中共抓了去，逮捕下狱，并被处以重刑。几年后虽经假释，其实仍处于中共严密的监控下。毕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身体又多病，家境本来就不富裕，也无贵亲富戚可资依傍，其处境之艰难完全可以想见！
每每想起他的人生际遇，我总觉得，他的全部不幸或许就在于：十多年来，一贯以彻底“反传统”而著称的他，却偏偏有一副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似乎总也忘不了“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时时会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真是一种矛盾或荒谬！而这矛盾或荒谬，便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既不同于方励之，也不同于魏京生，显然也不同于严家其和陈一谘。毋宁说，他代表着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别一种类型。
我知道包遵信这名字，最初是因为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具体内容已记不大清楚了，但其中所表露出来的强烈的政治关怀和参与意识，给我的印象却很鲜明。那时，“四人帮”倒台还不久，我还窝在东北的一个小城里工作。由于自大学毕业便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加之资讯短缺，难免有点孤陋寡闻。那时的我，对于象包这样敢于公开发表名为批“四人帮”、而实则批毛的文章的人，实在是钦佩得很！
七八年秋，我到北京读书了。那年冬天，便接连发生了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三件事：一是“北京之春”，二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理论务虚会。这期间，在野“造反”的魏京生和任畹町等，已逐渐被海外媒体炒热。在天体物理学界已享有一定声誉的方励之，亦因公开蔑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与此同时，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严家其和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及其后的理论务虚会上脱颖而出的一批中年理论家，也颇受朝野舆论的推崇。此外，从当时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的一次讲话中得知，若干在政治上尚无名位，在学术界也尚无发言机会，而对农村问题感兴趣的人，也开始活动起来。到此为止，当时大陆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的政治参与方式，似乎已全部表露了出来。令我纳闷的是，唯独听不到在我印象中同样不甘寂寞的包遵信君的多少消息。我还以为，他已一头钻进了故纸堆，潜心于学术研究去了。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他在北大读书时，原本就是攻古典文献专业的。他有功底，也有能力成就一个优秀的学者。
然而，事实很快便纠正了我的这种揣测。大约是一九八二年春，我接到了包遵信君的一封邀请信。其时，他正在为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招募编辑人才，网罗作者队伍，来信就是请我去参加为此目的而在民族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其缘起，据他说是因为在一本杂志上读了我的一篇文章。说实话，那时我虽然已度过了大陆的年轻学者几乎人人都会经历的发表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困难期，但对包遵信君主动为青年学者们提供的这种机会，还是蛮有兴趣的。可惜种种原因所致，我实在没有余力再投入丛书的工作，只好打电话向他摆明情况。他对此表示理解，但还是相当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有关这套丛书的设想和眼前的计划。其宗旨之正大，选题视野之开阔和编、著、译三者同时并举之方针之务实，自不待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套丛书的“民间性”，即“丛书”虽然还“挂靠”于官办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但编委会及其作者群却具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俨然已构成了如林毓生先生所说的那类“现代民间社会”的雏形。另一方面，这套丛书从编委到作者，均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这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的确是绝无仅有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小老包”已经别辟蹊径，走向民间搞启蒙去了。
这套丛书在初期的成功及其所产生的轰动的效应，是众所周知的，于是便有大陆知识界的各路“神仙”效尤其后。在继起的数年间，竟有十几种、几十种乃至上百种丛书接踵问世，由此便形成了所谓的丛书热。现在看来，“丛书热”的意义，当不仅限于思想启蒙，因为它不仅冲击了马列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从而有利于向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转变，而且促成了“现代民间社会”在大陆知识界的萌生。从后一方面说，“丛书热”实带有社会运动的意义。尽管就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来说，它实际触动的范围极为有限，但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的特点，却清晰可见；它在知识界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我以为，包遵信君的重要贡献，正在于他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他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于此也得到了相当鲜明的表证和确证。因为滥觞于“走向未来”的丛书热，客观上为当时的中国大陆知识界，演示了一种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的新方式，即立足于民间，借助于专业性团体，以专业知识独立自主地服务于社会，并适时参与政治活动，发挥政治影响，自下而上，合法渐进的方式。
倘若比较一下这些年来大陆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当不难发现，包遵信君当初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也并非偶然。首先，他在理论上坚持彻底反传统的观点，这已经使他无法见容于中共现有的体制。虽然，秉持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共，在理论上也是反传统的，但谁都明白，包之所以要反传统，直接的原因是他对中国大陆现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只是追其根究其源，他认为病根在传统文化罢了。其次，他的叛逆性格和怀才不遇的失落感，促成了他的言行常带挑战性，这又使得他几乎在任何一个官办的学术文化中心，都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扰甚至排斥。我还记得，八七年春天反自由化的风潮尚未完全过去，他在《光明日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就曾当面斥责中宣部的一位干部。事后他才晓得，那位干部其实也是“反自由化”风潮中的被整肃对象。八九年五月初，在北京香山举行的“民办”五四七十周年讨论会上，刚刚从天安门广场“火线”上下来的他，当着那么多国际国内知名学者的面，照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学术界“坐而论道，清淡误国”的风气。那架势，似乎非要把在场的上百位老少爷们儿都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不可。对于他的这些举措，对于他的这种风格，了解他而同时又比较宽厚的人，尚能体谅他的用心和他的脾性，但在中共的学术衙门口内，他却很难不被当权者视为“好犯上”的刺儿头！因此，尽管按他的资历、水平和贡献，他在大陆本也应得到更好一些的待遇。然而实际上，当他我行我素于民间社团的时候，他在本单位却很难摆脱“不务正业”的指责。于是，对他的冷待乃至排斥，便获得了一种“相当充分”的理由。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刚刚萌生的民间社会，还不可能为他这样的文化人提供起码的工作和生活保障，他当然也很难索性断了赖以养家糊口的“皇粮”
；而与此同时，他的活动基地却已经转移到了“皇粮”所限定的圈子外。不幸的是，可以使他获得一点自由的这新基地不仅贫瘠，而且与西方文化“接壤”的余地似乎也十分有限。因为他虽然反传统，但在学术教养、专业特长和文化气质上，却是道地中国式的。这又使得他不可能象鼓吹“全盘西化”（从八六年开始）的方励之那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切入西方的文化体制，又可以俨然成为西方文化投射于中国大陆的某种象征，因而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为他提供象对方励之提供的那种保护和支持。这样，他便被悬搁于吸引和聚集大陆知识精英的两极权势——中共和美国——之间，成了真正的“彻里彻外”的体制外人士，只能在既远离中国大陆文化中心，又远离西方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活动，其人生道路自然就格外地艰难和坎坷。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说到底，包遵信的根还是在中国大陆的现存体制外。然而他与同在体制外的魏京生又不同。作为一个文化人，包遵信和二级工出身的魏京生，实际上被中国的老传统和中共的新传统分隔在两个不同甚至截然对峙的社会范畴中，即“士”和“庶人”，或“臭老九”和“工人阶级”。诚然，魏、包均因敢于公开向中国大陆的最高当权者邓小平挑战而获罪于中共，魏京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工人而少受一点迫害；但是，这种“先定”而又无形的巨大差别，还是使他们二者的命运有不小的差别：如果说，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边的呐喊，不惟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的响应，甚且不为工农民众所知的话，那么，包遵信当初走向民间办丛书搞启蒙的场面，就热烈得多了！那虽不好说是应者云集，至少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的。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历史进程、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识和人格道义勇气等，但也不容否认，魏京生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和关于防止出现“新独裁者”
的警告，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陆民众当时的迫切要求，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老包的“丛书”却不仅在思想倾向上与多数知识分子相一致，且恰好契合了当时尚无声无息的一辈知识分子急欲改变这种现状的需要。耐人寻味的是，一旦当老包的“丛书”失去了“奇货可居”的势头，甚而渐至丧失了上述功能的时候，老包的“魅力”便每况愈下，以至“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由此看来，一个口号，一种事业乃至一场政治运动，无论其宗旨如何高远正大，倘若不能与它要依赖的那些人的现实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一时遭受“和者盖寡”的冷遇，大概也在常理之中。
这些都已是旧话。现而今时过境迁，“丛书热”或许也好梦难再了。然而在伴随经济改革而来的社会商业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所谓现代民间社会在中国大陆的孕育萌生和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其中必有若干可以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自由驰骋的空间。我们虽不可将中国大陆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希望，仅仅寄托在现代民间社会的成熟和拓展上，但后者无疑可为前者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而且，显然并不是所有有民主诉求的知识分子，都适于直接地在政治层面上发挥作用；民主化进程本身，也需要以多种方式，从多向度、多层次上予以推动。想到这一层，我愿寄语包遵信兄，但愿早已被夙命般地固定在体制外的他，能够在摧生和拓展现代民间社会这一方面，有些新的、富前瞻性和建设性的筹划，以便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别开生面，翻开柳岸花明的一页！
（《北京之春》1995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