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西风杠杠出白板众看杠未开花，挺红中碰碰了四条庄说胡是诈胡”，横批“胡了白胡”。这是八九民运中出现的一幅有名的对联。通篇是打麻将的术语，表达的却是胡耀邦改革大业未竟，而被排挤下台，抑郁至死的事实。这样的对联，属于“民运文学”的一部分。
做历史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无论研究哪一阶段的历史事件，都应该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分析，而不应将其割裂，单纯地看成某一领域的事。世界历史上不存在纯粹的政治现象、文化现象或经济现象，任何社会事件都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八九民运做一分析。
今年是八九民运六周年，作为这样一个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我认为有必要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细致的分析工作，以求从中汲取到有益于今後的东西。以往的五年中，出现了大量有关八九民运的事实回忆和政治分析，但从文化现象这一角度出发所做的分析并不多见。其实，在任何一个政治事件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举凡运动的思想基础、运动参与者的心态，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作用等等都是文化因素的产物；因此，对八九民运中文化现象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这一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大潮中，涌现出了无以计数的口号、标语、挽联、民谣、漫画、诗歌、散文、对联、大字报等文字作品，它们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将这些文字性的东西统称为民运文学。一九八九年的民运文学就其内容来说，可分为四种类型：
民运文学的四种类型
第一种也是最早表现出来的一种，是对胡耀邦的悼念。
胡耀邦的去世能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绝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他代表了党内开明一派的形象。在一九八九年以前，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当局，尤其是对当局中的开明派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希望他们能战胜“左”派，推行政治的民主改革。在这方面，胡耀邦曾表现出相当的诚意，从而给知识分子和学生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所以，悼念胡耀邦就成了知识分子和学生藉以向当局中的保守派表示不满的一种形式。其中最有名的、引起大家普遍共鸣的是北大的一幅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其矛头尖锐而鲜明地指向了年迈昏庸的老人党。北师大一幅挽联同样道出了悼词的政治动机：“耀邦已死，左派又荣，提醒国人，勿忘抗争。”
胡耀邦能得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拥戴，不仅在于他的政治形象，也在于他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追求真理的品格，这与共产党官僚在人民心目中那种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普遍形象形成了对比。“光明磊落，官可做可不做，公仆永垂不朽；老谋深算，休可退可不退，老爷万寿无疆。”反映出人民对两种不同的共产党人的不同评价。胡耀邦在主持科学院和中共组织部的工作时，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知识分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的几次政治上的逆流中又大力保护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知识分子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对他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著名诗人刘湛秋的一首小诗写了知识分子对胡耀邦的感激和依恋，因而在知识界和高校中不胫而走：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於走向最後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胡耀邦的去世牵动了千千万万青年学子的心，这里有着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他的下台与一九八六年年底的学潮有着密切关系。他被迫辞职的主要罪名就是“反自由化不力”和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而他的去世，显然也与他下台後心情抑郁有关。因此学生们的心中，对他是存有一份内疚的。当时曾出现过很多类似这种内容的标语、横幅：“在你遭贬时，我们为何不挺身而出？我们有愧，我们内疚。”学生最早提出的七条政治要求中，第一条就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这决非官方日後所说的是“幕後策划者”的授意，而是表明学生们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胡耀邦洗刷生前的冤屈。在大量的悼念文字中，有不少为胡耀邦下台鸣不平的内容，比如“既得利益者顽固不摧政策何日所竟，直面黑暗者遭谪身死吾辈路在何方”、“当任几载，猝然还乡。牵强借口，何以栽赃。怀才不遇，忧愁自戕。逆我者亡，顺我者昌。问当朝权贵，谁主沧桑。”
第二种类型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露。
“当官靠後台，挣钱靠胡来，真理在报上，清官在戏台。”反映了官场的腐败和宣传工具的欺骗。一篇“陋室铭”，用刘禹锡“陋室铭”的体例真实地表现了中国政治状况：“国不在强，专制则名；民不在富，顺从则灵。斯是陋国，唯我独裁。自由上绳索，民主入樊笼；宣传有空话，新闻无自由。可以调军警，压学生，无舆论之扰耳，无案牍之劳形。在外有余款，在内有特权。欢然云：何陋之有？”由这篇小文可以看出，专制的腐败，是学生和群众起而抗议的最主要原因。
在反映社会现象的文学中，还有尖刻地揭露政府对教育的轻视并讽刺当局在宣传上的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处处有照顾；跟着中宣部，越干越糊涂；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跟着教育部，肯定没出路。”也有表达对官僚世袭制的不满的：“革命家庭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振兴中华原为开办官厅，搜刮民膏。”当时还有这样一首民谣：“陈云不说话，万里说错话，赵紫阳重复话，邓小平一句话。知识分子白说话，教育说空话。”这形象地描述了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和每个人的角色：陈云作为保守派的首领，尽管在公开场合“不说话”，但暗中积极干预国家政治事务；万里一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受到保守派忌恨，所以“说错话”，赵紫阳身居高位而无实权，只能“重复话”。隐藏在这一切之後的是一人治国的现实：“邓小平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空抱忧国之心，只有“白说话”的份，一九八九年上半年的几次联名上书得不到回应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就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满与抗议。
当时在北大有一首署名“无名”的诗，用寓意的笔法，表现了人民在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之後的觉醒，题目是“致我曾爱过的女人”：
我刚懂事时就爱上了你
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可昨夜的风
吹掉了你的面纱
露出了一张四十岁女人
奇形怪状的脸
地上所有冤屈的泪水
冲掉你浓浓的脂粉
你女妖般的淫威
让我颤栗地感到恐惧
天空中滚动着黑色的太阳
那月亮已成为乌鸦的翅膀
吸血蝙蝠一样吸吮所有的光
只有苔藓植物才能疯狂地生长
於是 我终於相信
四十年已经足够
连大理石也会腐烂
这首诗的作者可能是一位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在建国时，他正是一个单纯幼稚、充满对新世界的向往的青年，他受到的教育告诉他社会主义是最美好的制度（“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因此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生活和工作（“爱上了你”）。可是美景不长，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把人变成了非人，残酷的批判和压制使他看到了“一张四十岁女人奇形怪状的脸”，报上的宣传（“浓浓的脂粉”）被活生生的事实（“地上所有冤屈的泪水”）揭穿。在这种只有出卖灵魂而匍匐在地上的“苔藓植物”才能够生长的环境下，他终于认识到“四十年已经足够”。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这首诗正是他们四十年来辛酸坎坷的经历和思想转变的真实写照。
胡耀邦的下台无疑是老人政治的结果，这使人民加深了对老人政治的不满。八九民运中有不少大字报、标语、口号、民谣是要求结束老人政治的。如“要廉政，不要帘政”，“老人退休，健康长寿”，“不要太上皇，不要老人党”等，作为老人党代表人物的邓小平，更是成了矛头所指的焦点，邓小平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曾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一九八四年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时，北大的学生曾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亲切地向他致意；但是进入暮年的邓小平，政治上日趋保守，错误地撤换了两任锐意改革的总书记，又错误地听信谗言，认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动乱”，北大人失望之余，举出了这样的横幅：“小平你好——糊涂”。还有两标语向他发出了恳切的劝告：“岁月不饶人啊。”“别做晚年毛泽东”。这说明至少在八九民运的前期，人民对邓小平还是抱有期望的。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首署名“北方工业大学学生”的打油诗“我想知道”。全面地概括了青年学生对政治现状的不满：
“小平同志我想知道，早就知道是白猫是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硬分红色思想黑色思想是否欠思考？政坛改革非常必要，不见行动停在口上能有啥实效？轿车住宅我都要了，头脑也想要，共同富裕政策怎么还是老一套？民主自由人民需要，干嘛说我们幼稚多少？裁军百万你能做到，端正党风为何如此难搞？
紫阳同志我想知道，党的利益怎比人民高？要不怎能一张党票抵上三年牢，官僚却比公仆多，无功无过保住乌纱难道这就是做官的诀窍？人民国家人民爱，你一党私有忙坏也搞不好。人民国家人民管，唯“共”是用是否有点不妙？
李鹏同志我想知道，总理的职务你是否适应得了？安邦治国难度高，自己的政绩为啥不见往外冒？耽误的时间又一代变老，谁赢得了和时间赛跑？《政府工作报告》是谁起草？你说“老九”只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怎么接受得了？没有知识的人脑聪明不了，没有知识分子的民族聪明不了。“四化”建设科技是否最重要？空喊教育最重要，把“老九”当附庸艺术开自己的玩笑。
尚昆同志我想知道，橡皮图章你盖了多少？换个铁的好不好？铮铮铁骨为人民，不当主席又有什么大不了。
耀邦同志我想知道，改革的十字路口你怎能倒？为民主呼吁为自由呐喊，这一切怎能徒劳？九泉之下你能否明告，中国的前途谁能出高招？
同胞同胞我想知道，中国的出路何处找？谁能明白告诉我，中国的希望是大还是小？”
从这首“我想知道”中可以看看到改革进入到八十年代後期触发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政治改革的滞後、党内不正之风，民主党派难以参政、知识分子的地位……对于种种问题，人民在心中都积郁了大量的不满，这正是八九民运得以爆发并发展成如此大规模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种类型是运动参与者的内心表露。
在八九民运中，青年学生一直是先锋和主力之一，他们以空前的热情，理智和勇气感动了全国人民。从很多诗歌和大字报中可以看到他们有意识地承担了代表人民利益说话、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正是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延续。如果有谁对他们面对“四二六”社论的淫威和镇压的威胁，不顾一切走上了街头，对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谋求祖国的光明未来；对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感到难以理解的话，一首署名“公民”的“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仅此献给为真理而绝食者”会对他有所启发的。这首诗中说：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手臂挽在一起——
象枝头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不朽的花圈
……
来吧，来吧，来吧
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象岩石把黑暗和光明垒在一起
把民主和自由垒在一起
在五月的天空下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灵魂
筑起一座巍峨的群像。
是的，这就是我们当时共同的心声，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灵魂，筑起一座巍峨的群像”，为的是“把民主和自由垒在一起”，在一九八九年五月的阳光下，在学生们身上，追求自由的精神之光照耀了整个广场，也照亮了全国人民的心。对自由的向往在那短短的五十天里成了中华民族新的凝聚力。中国人从未象那一段日子里那样心情开朗，那样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正如侯德健在广场上谱曲作词的一首新歌“漂亮的中国人”中唱的那样：
爱自由的人们，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们，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多么漂亮
把耳朵竖起来，谁也不许再撒谎
把眼睛睁开来，谁也不许歪曲真相
让我们手挽着手，把脚步迈开
慢慢来，谁也不用慌慌张张
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靠我们自愿
一切都不会太远
站起来
一切就在我们面前
学生的绝食震撼了全世界，最能代表他们当时心情的莫过于“北京大学绝食团绝食书”，我记得很清楚，五月十六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召开政府与学生的对话会上，柴玲当众宣读了这份绝食书，在场的很多人，包括统战部长阎明复在内都泪流满面；一位统战部工作人员跑过来紧紧地握着柴玲的手泣不成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份“绝食书”中，北大的学生表示：
“在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尽管我们的翅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您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向他们逼近，您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么们，你们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马将去矣，其鸣也哀。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子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这的确是一份“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在生与死之间，年轻的学生毅然选择了後者，他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报效祖国和人民。他们留恋生命的愿望比所有人都强烈，但他们以死求生的决心比谁都坚决，这就是大学生。作为历史工作者，在面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时，理应保持客观和冷静；但我同时又是一个参与者。当我一遍遍地读到这份绝食书时，每一次都会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出现了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的广场和那一张张因饥饿而浮肿但面容坚毅的脸庞。我知道，绝食书中的字里行间，正是广大学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时我们共同拥有着一种为国殉死的悲壮心情。一份题为“血色黄昏”的传单的最後一段，用凄美的语言刻划出了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
夜幕快要降临了，晚霞火红火红，那座大厦的琉璃瓦反映着惨淡的血色，而我们的红旗却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连同我们那誓死的决心去迎接第一个血色黄昏！“
应该看到，有不少人一直到八九民运前，对政府的本质还是认识不清的。是学生的勇气和热情，唤醒了他们心中压抑了四十年之久的对自由的渴望。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一位女同学参加了绝食，她的妈妈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被北大宣传团印成传单到处流传。这封信既表现了一颗慈母之心的担忧和挂念，也反映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内心觉醒；她说：
“我被天安门前悲壮的场面震撼了！这里点燃了唤醒中国人民的火炬！当海豚式的武装直升飞机呼啸而来的时候，热血、热泪、悲愤、正义感、人的尊严、不愿在被人愚弄的感情等等，这一切在我心中久已泯灭的东西一起涌了出来，我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对当今政府最後一点点信任和幻想彻底地崩溃了！你背弃了人民！”
中国人民已经不知道等待了多少年了，他们在学生的感召下，决心不再等待了。
沉默不可能带来安定，忍耐也不可能永远保证苟安。有一首诗“要等就等一万年”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人对四十年历史所做的深刻反省：
要把猴子等成人
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语录等成海
要把白骨等成魂
要把猴子等成达尔文
要把凡人等成斯大林
要把语录等成中国海
要把红旗等成裹尸布
要把白骨等成接班人
要把鲜血等成生命树
要把爱情等成地瓜干
要把事实等成一本书
要把鬼话等成万里图
要把地主等成个体户
要把生命等成真坟墓
要把誓言等成云
要把假面等成真
要把江山等成图
要把寒心等成春
要把洪水等成相思林
要把阿Q等成太阳神
要把未来等成一张纸
要把真理等成两片云
民运文学的两个特点
同任何政治运动中的群众文学作品一样，一九八九年的民运文学具备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讽刺性，二是集中表现了群众智慧。
在八九民运中，颇有一些辛辣的讽刺作品广为人道，使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北京人的挖苦在全国都是一绝，在八九民运中各种俏皮话、打油诗更是如雨後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有这样一首广为流传的诗，叫做“有没有脑袋都一样了”，副标题是“北京戒严有感”：
菜篮子是您给抓的
鸽子窝是您关怀的
闷罐车是您提供的
就这脑袋是咱自己的
眼睛您又给蒙上了
耳朵您又给堵上了
嘴巴您又给封上了
手脚您又给捆上了
动弹不了啦，一无所有了
可您还说咱动乱了
干脆，这脑袋也给了您吧！
有没有脑袋都一样了！
这首诗表面上看好象是老百姓用大白话在发牢骚，但实际上尖锐地讽刺了专制政权对人民的压制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有没有脑袋都一样了”还表达了人民为争取权利誓死战斗的决心。
中国人常说“人多点子多”。群众运动中就经常会迸发出群众智慧的火花。表现在民运文学里，就是出现了一大批从内容到形式都新颖别致、耐人寻味的作品。最有名的是一幅对联和一张大字报。对联是“开西风杠杠出白板众看杠未开花，挺红中碰碰了四条庄说胡是诈胡”，横批“胡了白胡”。这幅对联通篇是打麻将的术语。不知就里的人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精于“围城”的人联想到胡耀邦改革大业未竟被排挤下台、抑郁而死的事，自然会有所感触。象这样巧妙地把人名嵌入对联的还有“英雄胡不长寿，後辈谁来耀邦”。还有一张大字报就是贴在北大三角地的脍炙人口的“香烟、胶卷答记者问”。中国知识分子任劳任怨、勤苦工作，待遇菲薄，而贡献最大，所以问到“如何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时，答案是“Camel（骆驼）”；社会上经商之风盛行，官倒猖獗，他们有权有钱，为所欲为，所以其地位是“No.1”；大学生自费出国手续繁琐，关卡重重，所以政府对留学生的政策被描写成“柯尼卡”；中国问题严重，关键问题在于政治上拒绝改革，因此问到“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位癌症患者那么症结在哪里？”时，答以“中南海”。Camel、No.1、中南海等等都是有名的香烟牌子，在这里被作者巧妙地用以反映社会现实，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学在政治运动中可以成为表达人民心声、反映社会现实的最好武器，这也是一九八九年民运文学的意义所在。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北京之春》1995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