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化否定知识理性，其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来源。道德批判是共产党摧毁中国知识分子尊严的主要方式之一。抢占道德至高点是对权力的追求，需要对之警惕。
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长于地自我批判、自我贬低，甚而达至自虐狂的程度。极富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严厉的自我审查并没有使这个群体的思想和道德境界大幅提升，相反却招致了更多的批判和恶骂；即使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许多激进派对中国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半句好话，尽管骂人者大小也算是知识分子。自中共建国五十多年以来，这个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两分景观：大多数“反动”的落后分子和“自私、庸俗”的中间派战战兢兢地挨骂、自贬和互相揭发；一小部分“左派”则是以大骂知识分子，以激进再激进、革命加革命的手段，拼命争抢道德制高点，以便从这个名声败坏的群体中洗刷和脱身出来。总而言之，人人以知识分子为耻，只恨上辈子投错了胎，没有生在一个“睁眼瞎”的文盲之家。
世界上大概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强调道德的作用。不论社会的哪个角落出了毛病，我们都归结为人的道德境界问题，归结为自私、物欲、怯懦，归结为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丢失。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三十年的极权统治，是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物欲横流、贪腐泛滥、道德滑坡。而这又招致更严厉的道德谴责，招致一批自命的先进分子对全体中国人的痛批和臭骂。能不能骂出一个新天地来？我以为不问可知。
如何脱出这个“越骂越不堪、越不堪越骂”的怪圈？这个问题太大，涉及到方方面面，令人生畏。本文只能就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谈几点简单意见。
要想得出有意义的科学结论，第一步当然是要给“道德”下一个合适的定义。“道德”是一个统合概念，是由许多彼此严重冲突的子目组合而成的总目。比如斯巴达式的极权体制所要求的“战士道德”：勇敢无畏、牺牲奉献、耐劳艰忍、尚朴禁欲、纪律服从、集体至上等等；自由民主社会所要求的“绅士道德”（姑妄称之）：温和审慎、宽容妥协、珍惜生命和个人权益、博爱慈善、个人至上等等。在许多方面各种道德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禁欲主义的，只看重超越性（超脱世俗的物质性肉体性生存）精神性属灵价值的“教士道德”；追求发财致富、极端重视财产利益及个人自由权利的“商人道德”；此外还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清教伦理”，即教士加商人的道德等等。共产党人大力鼓吹的是一种“现代野蛮主义”（布热津斯基语）的战争道德，而把其它各种文明社会的道德统统踩进烂泥之中。谁也无法否认战争道德确实是一种道德，并且还有“崇高”审美价值（据鲍桑葵，“美”可分为“纯美”与“崇高”两大类），具有慑服人的威势；而知识分子所受的文明社会的道德教育恰好与之相去甚远。共产党就是凭借这种道德替换，从根本上打碎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尊和自信。知识分子犯了道德过失吗？不，这是认知错误，是错误地认同了共产党的野蛮道德，其将战争状态下的道德延用到和平环境之中。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自命为崇奉自由民主的道德批评家在痛骂中国人时，使用的大体上仍然是共产党的那套道德标准而不自知！
更致命的是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独有的“道德”——阶级斗争的道德；如列宁所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由于“剥削阶级的拼死反抗”，这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极其残酷，并且越来越尖锐，是激烈的生死搏斗。因此不容有任何“温情主义”存在的余地，一切残酷斗争无情镇压的手段不但是允许的，并且是完全合乎道德的；人道主义、温良恭俭让、慈悲博爱、“人为目的”（康德）等所有文明社会的道德统统被说成是“超人类超阶级的道德欺骗”，“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所以必须彻底摈弃（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这种阶级斗争、灭绝人性的“道德”和古代斯巴达人定期屠杀奴隶“希洛人”的野蛮做法，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严重。因为什么是“敌对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可以由党的独裁领袖任意扩大解释，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阶级敌人”。这样一种让人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战战兢兢的恐怖统治，是没在这种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在神智健全的文明人看来，这种阶级斗争的“道德”只能叫做反道德、不道德，是不折不扣的道德败坏，但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完全被搅昏了头。
共产党打击知识分子自尊自信的第二种手法，是用黑马列主义伪科学颠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他们将马克思出世之前的所有人类文化知识都被贬斥为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只配称作“史前史”，顶多只具有过时的历史相对价值，因此必须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崭新文明彻底批判改造。这套伪科学大创造者马克思头脑超群，能量巨大，极其片面偏执、极端激进，具有极大的煽惑性。他的迷惑力连众多的西方知识分子都难以抵御；何况是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被“五？四”的反传统洗了脑、对西方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同时对之又了解甚少。
这还不算，这套马克思主义伪知识体系中的民粹主义（极度夸大底层民众的价值，极力贬低“有教养的上层社会”）恰好与中国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孟子的“民本主义”传统信念，以及知识分子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产生巨大共鸣，导致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无法解脱的“原罪感”，最终促使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道德、意识双重威势面前彻底败下阵来。这是道德缺失吗？还是相反，恰恰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道义感？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衡量道德水平高下的参照。试问那些批评者，谁曾经做过最起码、最初步的比较研究和调查统计，拿出过一点点有说服力的相关资料吗？有什么根据下结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的其它社会群体、或者比西方的知识分子道德水平低下？我甚至相信他们干脆就没有想到过“以证据而不以想当然立论”的问题，他们不过是人云亦云，狂妄无知，自封为道德审判官——恕我直言！
我手边有两本很有分量的著作：《改造》和《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其虽然没有提供系统数据，却有丰富详实的可靠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1949-1957这几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则为之提供了可信的个案。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至少我从中看到的不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症”，而是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专制高压下一次又一次的抗争！
走笔至此，我必须对“抗争”的涵义多说几句话。首先，我们要对共产极权体制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极其可怕的专制怪物有两个重要特征是古往今来的专制制度所没有的：一个是它的现代性——运用了二十世纪所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宣传媒介、组织行政、政党系统、群众动员和科学技术手段，来强化其专制统治；另一个是它的民粹性——煽动、魅惑大多数人民心甘情愿、甚至是热血澎湃地拥戴追随这个政权。这是一张无孔不入巨细无遗的思想钳制、组织控制和多数暴政的巨网，任何一星半点的异己思想都绝无生存的机会，更不要说抵制、抗争的实际行为了——哪怕是纯粹消极的沉默或不理解、“闹情绪”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罪。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积极拥护、山呼万岁；要么坐牢和死亡。不害人、不告密、不揭发、不落井下石就是不革命；不积极就是敌对；不热烈拥护就是心怀异志、妄图颠复破坏，绝无中间地带可供稍稍喘息。我根本不相信，除了极少数超级英勇的死士之外，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或别的什么人）如果不幸生活在这种恶魔般的体制之下，会比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更高尚！照康德的说法，“道德”必须是对每一个人普遍适用的，只有当你自己也处在被批评者同样的境况中而仍然能够坚守你所主张的道德标准时，你才有批评的资格。必须作换位思考。极权主义由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不是被别的甚么力量终结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邓小平可诟病之处再多，其历史功绩仍然不可抹煞。没有什么理由说他一定不可以走毛的老路，但他毕竟没有走。北朝鲜那个恶名昭彰，走私、贩毒、绑架、制造假币、恐怖爆炸无恶不作的金二世把人民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不是照旧统治，北朝鲜人不是照旧热泪盈眶、高呼万岁！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的抗争者不在少数——从共产党治下被关押和处死的政治犯的人数之多就不难看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以自杀相抗争的。而那些虽然一次又一次地检讨、悔罪，只要气候一变批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就又一而再、再而三跳地出来（比如众多的右派分子；当时的政策明令工农不得划右派，因此右派都是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抗争。尤其是他们当中那些最“恶毒”、最“反动”、最“过激”的批评言论之英明正确，就连眼下中国的“大多数”也还望尘莫及。这样的例子在上面所列的三本书中举不胜举。这几种以不同方式表示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加在一起所占的比重，恐怕不会小于中国其它可比较的人群。“文革”一个最不利共产党统治的意外后果，就是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坚定的”左派、共产党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在毛泽东鼓动的“群众专政”的极权暴政淫威之下，还不是照样痛哭流涕、低头认罪、揭发检举，丝毫没有什么比知识分子高明之处。人性原来处处一样！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不再是极权社会，当然也远远不是自由民主社会。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转型社会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英勇无畏、自我牺牲这样一些崇高性的战士道德恐怕还是不可少的，但这绝不能是他人强制的，必须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崇高固然光荣，但平庸、软弱、注重个人利益也不能算是可耻。任何一个社会，自愿的崇高总不会嫌太多，但这只能靠提倡、表扬和示范，靠臭骂是骂不出来的。更何况不少骂人的人自己是不是在同样的逆境中战斗、称不称得上是战士，也许还大有疑问。至于究竟谁有权审判他人道德，那疑问就更大了。
自由民主要从细微的行为规范作起，比如，辩论时的对事不对人（“踢球不踢人”），而惯于作道德审判的我们中国人通常是恰好相反，专门踢人不踢球！我们的争论为什么总是既不能出真理，又不能达成共识，却总是以相互伤害告终？问题恐怕就出在我们根深蒂固的泛道德癖好上！况且就算不考虑谁有权审判他人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时代，什么样的道德才足以吸引多数人赞同，至少是不反对民主化的变革目标吧？谁能相信，孤家寡人策略会有助于自由民主？
那么，自我审判——用近年来的“文革反思”中盛行的一个词来说，是“忏悔”——又如何呢？我的看法是，全民性的忏悔十分必要，这比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或“五人帮”等少数几个人要好得多了，但这仍然没有脱出我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至上”、“泛道德主义”的旧框框。道德当然是重要的，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这制度是指著眼于私利、财产权益、个人自由权利保障的宪政和法治，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依靠人的高尚道德修养、德治、礼治。说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是“人治”，认为皇帝任意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这是不准确的。中国传统社会同样有严密的制度，皇帝的权力也是要受约束的，但约束的办法是“德”与“礼”，而这种约束办法是靠不住的。我们这么说时，是拿西方更有效的制度作比较得出的结论。而西方有效制度，是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综合条件下逐渐缓慢形成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真正弄清这套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条件，以及如何在国情大为不同的中国逐步培育、创造出这些条件，以使这套制度得以在中国有效运行。这首先关涉的是知识和智能，而不是道德。当然，在这个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不能缺少理想主义者冒险犯难的奋斗，不能不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迫害和镇压，因此牺牲、奉献、利他主义这些战士道德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有道德勇气，没有知识和智能，那就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勇气越足、干劲越大，倒霉得越快。无疑，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洗净身上的奴性——不管是在政治权力面前，还是在多数民众面前；必须昂首挺胸、挺直腰杆，自豪地做人，哪怕是稍嫌狂傲也罢——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是合格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满脑子思想垃圾的胡涂虫！
2004年2月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5
《改造》于风政，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人与人权》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