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中国的民权年，其中互联网起了关键作用。民权运动方兴未艾，不是在体制外去拚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
互联网为自由提供了机会，这个案件也为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点了题：不是在体制外去拚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
2003年被称为民权行动年，或者公民维权年。民权行动并非从2003年始，何以2003年成为中国民权运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观察家和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互联网络在维权个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SARS的讨论，对孙志刚事件的关注，为李思怡的绝食，为黄静的呼吁，为刘荻的呐喊，为杜导斌的签名，都表现了网络在民权运动中的多重作用：反映民意的中介，对行动进行策划、梳理和反思的渠道，沟通信息的方式，而且直接作为行使权利的手段。比如2003年底的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BBS直接成为独立候选人发表演说、争取选票的重要基地。可以说，几乎每个有影响的维权个案的背后都有互联网的影子。网络言论自由既是争取的目标之一，又是维护权利的重要平台；互联网的言说自身也是突破言论限制、打击新闻柯断的一种维权行动。每一个被关闭的网站、每一篇被删除的“敏感”帖子、每一个被捕的网络作者，都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史书写著“丰富的痛苦”。通过网络斗争的细节，可以窥见中国民权行动的某种隐秘的光芒。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每秒种都在进行：关键词的样式变幻，浏览敏感网站的软件，隐蔽身份的技术技巧，含沙射影的春秋笔法，版主与网友的心照不宣。自由与反自由的斗争是多层次的：技术上的、法律上的、知识上的、思想上的乃至灵魂上的。
孙志刚事件发生在SARS肆虐之时，我和我的两个朋友许志永、俞江在互联网上知道了这个消息，在BBS上进行讨论，通过电子邮件对违宪审查建议书进行修改，通过传真把建议书递交上去，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料并发表那些在传统媒体上没法发表的东西，也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接受记者的采访。在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的挑战中尽管有不少遗憾，但仍被很多人称为民权行动和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互联网持续的关注形成了强大的道义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在“隔离时期”的这次维权行动，绝对是“不可完成的使命”。
始料不及的是，“三博士”成为颇有知名度的维权人士；更没预料到的是，本来极其宁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了：我们每天都收到很多群众的电话和邮件，反映他们遭遇的种种冤情。我马上意识到，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如果你做了一点为百姓鸣不平的事情，如果你的职业和法律、政治、新闻有关，只要你的名字在报纸电视上出现，就很快会成为上访材料接收中心。一次我和李健去看望名记者王克勤，他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来了，头一句话就是：“满天下的冤情啊！”接著是长时间的叹息和沉默。
他说出了我的心情。我每天看到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的故事，体验著他们的困惑和绝望，体验著他们对司法不公的愤怒、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以及对正义的殷殷期待。在深夜里面对著这些材料，我常在心里流泪叹息，同时也真正犯了愁。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是能够扳倒收容遣送制度“三博士”，你是法学教师兼律师，这点冤情还解决不了吗？可我能做甚么呢？我无法跟他们说我是多么渺小和无力。我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权力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他们的案件几乎就没有希望。这些上访的故事有不少相似之处：人权遭践踏，法官被收买；判决已生效，上访没人睬；屡败而屡战，屡战又屡败。起作用的不是我的法律知识，而是权力、关系、政治或实力，“那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每个学过法律的人，都可以体会到我跟他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多么痛苦：“你可以找找媒体，或许能起点作用。”当司法无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媒体似乎成为被司法遗弃者的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司法不独立的社会里，新闻也不是独立的。谁敢报导他们的冤情呢？
好在还有互联网。我跟他们说，我帮你在互联网上呼吁呼吁吧，其实不过是把他们长长的上访材料砍成千把字在BBS上贴贴而已。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了。实际上也起不了甚么作用：帖子太多，几分钟就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而且冤情也太多，这个司法体制所产生冤情的速度远远超过它能解决问题的速度，或许就在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会有某个人绝望地踏上了上访的征程。
尽管这样，几位老先生还多次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我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奢望——要是有这么一个网站，专门关注这些事件，反映他们的呼声，让他们有一个倾诉的地方，也对那些肆无忌惮的政法机关形成舆论和道义的压力，该有多好。要是再有这么一个人，能够专门关注这些事件，收集这些信息，该有多好！
可是真有这么一个网站，叫“公民维权网”（www.gmwq.com），也真有这么一个人，叫李健。2003年11月1日，他成立了这么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关注的案件有孙志刚案、黄静案、宝马撞人案、刘荻案、郑恩宠案等等，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案件。李健也在全国各地奔走，专门从事维权。他请我当顾问，我上网站看了一眼后立刻答应了，但也没顾上去多问。
当我被顾上问的时候，他的问题是：“网站被关了，怎么办？”——一个从事公民维权、声援弱势群体的网站开办了23天就被关了，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公民的权利状况。每天都有网站被关，不过“维权”网不同。他要维权。他到信息产业部、到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去讨说法。这似乎是第一次，因为从录音中可以看出，部里的人和局里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答复时也是支支吾吾、前后矛盾。李健在交涉中还问出了涉及个人网站生死存亡的秘密：非经营性的个人网站要经过“备案”，但是“ICP备案登记表”又不允许个人填写——表上的栏目给“单位”预备的，也压根没有个人来填过！
可是李健非要填；因为法规上说，非经营性网站要在你这儿备案。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他在“单位名称”和“上级单位”一栏里填的是“李健”，在“工商注册登记号”下面，他填的是自己的身份证号！这样，李健又成了以公民名义来填这张表的第一人。不过像集会游行示威一样，法律在名义上保护你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公安部门永远不会批准你的游行申请；这个备案被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等于说中国所有的个人网站都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
李健还要去起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因为后者责令关闭网站的行政行为没有履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第292号令）第19条所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的程序。（该条规定，对未履行备案手续的非经营性网站，由省级电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网站”，而不能直接关闭网站。）李健又成了状告通信管理部门的第一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意义上，这都可以称为中国个人网站行政诉讼第一案。由“公民维权”网来打网络自身维权的第一案，也算是实至名归。
这个案件涉及到个人网站的生存，涉及到网络言论的自由程度，也关涉在以网络为重要平台的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人们不会否认，网络言论的自由度直接影响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是互联网在中国民主转型时期的特殊角色，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这个案件充满期待。
这个案件展示了个人网站的另一种斗争策略：不是一关就跑的游击战，而是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你为甚么关我？法律依据何在？有没有事先告知？执法程序有没有瑕疵？我来备案你为甚么不给答复？不给备案的理由何在？那么多黄色网站你不管，为甚么要关我“公民维权”？个人为甚么不能办“公民维权”，个人为甚么不能讨论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在体制的限度内，跟你抠法条，跟你讲道理，跟你拼证据，也跟你比道义力量。如果每个网站被关之后都跟他们去讨个说法，跟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那么个人网站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等于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胡适说得好：“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公民维权网状告通信管理局也是民权运动中运用“假戏真唱”策略的一个生动例子。《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说非经营性网站实行备案制，未必是真希望大家都来备案；可我偏把你的话当真了。你不按法规的程序来关网站，我就告你。要把法律用尽、把权利用足，既然条文上黑纸白字写得清楚，你不按它办就得说个理由。《立法法》上说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未必料到真有人这么做，可我们就用这个不起眼的东西来挑战收容遣送办法；陆续有人用这个东西来挑战劳教制度、挑战各地的拆迁条例。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未必是真想保障言论自由；但是我可以用它来挑战《集会游行示威法》，说它违宪了。你写这一条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但是我偏要把这死戏给唱活了，把这假戏给唱真了。关于宪法有个著名的笑话：一个农民拿著《宪法》小本本去找乡长评理，乡长把宪法往桌子上一砸：“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吗，那是给联合国看的！”——现在假如我是那个农民，就会一脸无辜而真诚的样子：“是吗？可我以为是给我看的，我得到法院去告你！”
这个案件也为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点了题：不是在体制外去拚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我想，只有这样，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青春无憾，生命无悔——因为我们用血泪和汗水见证了自由中国的艰难历程，我们用智能和勇气参与了自由中国的美好事业。
初稿于2004年2月8日深夜。
注：本文的某些观点得益于与范亚峰、浦志强、张星水、许志永等人的讨论
（《人与人权》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