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觉得很奇怪，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说病毒是美国造的。支持俄罗斯的，认为泽连斯基抵抗是不把人民的安危放在眼里的。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武器是扩大战火的。
这是非常普遍的看法，我细究其原因，是心理上的，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的是过去斯德哥尔摩有几个女人被劫匪绑架了，这些被绑架的人被救回以后都主动替劫匪说话，说被绑架后劫匪对她们多好多好，要求不要惩罚劫匪。说明人在恐惧的状态下，出于求安全的心理，会自发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回想吻革时期甚至八十年代我也是这样，许多问题只要用简单的逻辑想一下就会发现有问题，比如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又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两者明显自相矛盾，但我直到八十年代都没有发现两者的互相矛盾。七十年代如果觉醒，像我这种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的人，就很可能做林昭，连头颅都保不住，想想自己过去的愚昧，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愚昧有两种，一种是真愚昧，一种是假愚昧。价值观是个关键问题，真愚昧者的价值观没有问题，是属于认知问题，一个人如果心里有良知，有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他可能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愚昧，但有良知的人一旦知道了真相，处事的态度就转变了。这叫做脑袋决定屁股。另一种是价值观有问题的，这种人的一生一世就是追求吃喝玩乐，这种人有时候在认知水平上颇高，心里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为了物质上的利益他们跟着权力说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这是假愚昧，这种假愚昧人是唤不醒的，能唤醒假愚昧的是快递小哥，利益。我观察我周围的人，那些善于做官的，他们的觉醒比我早得多了，但他们说的并不是心里想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权力和利益。
十五年前，我曾经把执政者分为两种，精神偏好型的与物质偏好型的，这种区分也适用于普罗大众，我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类人对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需求，而另一类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望比较强烈，后一类人是大多数，前一类人只是少数。那些假愚昧的，属于后一类人中的极端者，这些人多是人精，是伪君子。具体的说，真愚昧者并不都是价值观正确的有良知者，有些真愚昧者，他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水平都是有问题的，这些人既凶狠，又愚昧，但他们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是一致的，也属于精神偏好型的人。总之，无论是有良知的真愚昧者，还是没有良知的真愚昧者，都属于精神偏好型者。
我发现一个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是遗传基因决定的，记得红楼梦里有个情节，贾宝玉出生后，家人在他面前放两样东西，一是女人的脂粉，另一个是书，他伸手就抓了一把脂粉，所以贾宝玉天生就是个情种。
一个人的孩童时期受到的熏陶，对他成年以后的价值观会有重要影响，三岁看六十。其次，长期的洗脑，也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为什么民国时期的人精神境界比较高？回忆我的许多老师辈，几个当校长的确实是出于事业心，我中小学和大学时期的那些老师，跟现在的年青教师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人就是追求金钱，年纪越轻越以金钱为目标。这主要是D某某九二南巡以后的二次改革造成的。他的二次改革的特点，就是默许甚至怂恿你不择手段搞钱，默许甚至怂恿你吃喝嫖赌，但是决不容许你参与公共事务，不允许你说真话和主张公平正义的话，三十年来，日积月累，习惯成自然，这样就不知不觉改变了国人的价值观，把一个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现时代。
这些问题的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容易被人理解为反改革，反市场，例如朱丞相搞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如果你持反对态度，就会被人理解为反市场反改革，事实上持反对态度的，主要也是那些主张计划经济的极左派，而主张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支持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其实还有第三种主张也是反对朱相的私有化的，就是像八十年代那样，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同时进行，主张公平分家，反对凭借权力私分国有资产，这样的学者不是没有，例如秦晖就是强调“公平分家”的，但这种主张为官家所不容，所以声音非常弱小，几乎听不见。
我总是在想，难道我们要么是权贵私有化，要么是倒退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
202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