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香港《联合报》，以“王淦昌称受人愚弄……”为题发表布了杨振宁和王淦昌先生关于宽容呼吁书的信件，读後骇异万分，大惑不解。经过反复回忆思索，并于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当面耐心交谈後，问题究竟何在，已昭然若揭。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得从历史说起。
一、王先生和我的师生情谊
王先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多次解救我于危难之中的恩师，我们之间五六年的师生情谊，我引为自豪。一九四二年我大学毕业时，王先生再三要我留校当助教，做他的研究助手。只是因为我那时血气方刚，执意投身革命，不得不婉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两年後日寇侵犯桂林，我流浪于桂黔边境山区，王先生在报上登寻人广告，召我回母校工作。一九七五年初，王先生获悉我在农村生活苦难，给我写信，说我以後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来”。从此，他每月从四川用“王京”的名字寄钱给我三十元。当时王先生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前几年又挨过批判和凌辱，竟要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我因一九五七年反对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份子”，回老家当了二十年农民）的生活费，这要冒多大的风险！鉴于王先生不仅在我国科学事业和国际粒子物理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而且他的高尚品德堪为後人典范，一九八六年我约胡济民等三位老同学编了一本祝贺王先生八十寿辰的文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好评，并且打破了不准为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公开祝寿的禁忌，使以後类似的祝寿文集犹如雨後春笋出现于大陆。
一九八九年一月，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人权宣言”二百周年，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我起草了一封致当局的公开信，指出当前“腐败成风，官倒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欲摆脱困境，必须“使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须“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必须“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这封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的联名信上签名的共四十二人（绝大部分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就是由王先生和钱临照先生领衔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对国是公开发表意见。
二、宽容呼吁书的缘由和签名过程
今年四月上旬从西方友人来信得知一九九五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是研究科学史的，深感宽容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早在八零年代初我即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强调了宽容的历史意义：反观我国传统文化中却缺乏宽容精神，习惯于定于一尊，强求思想意识的一律。而宽容精神的缺乏，正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联合科学界和知识界的朋友，发表一个呼吁书，以迎接宽容年，改变我国传统的不宽容的状况。于是我托人向联合国索要有关材料，四月下旬读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十几页内部资料，即着手起草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四月二十六日完成草稿，我找了几位大学时的老同学（也是中共老地下党员）征求意见。他们都很支持，并且对文字作了些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王先生，希望像一九八九年四十二人联名信那样由他领衔。那天他要外出开会，约我八点半去。我向他介绍了联合国宽容年的宗旨和我起草的呼吁书的内容要点，他都一一首肯。他说签名没有问题，但不能领头，可放在第五名。我说，我要保护像王丹这样的青年人，可是去年三月起我自己当时常遭到骚扰，甚至被软禁了三天。现在我也需要王先生来保护。王先生听後动情地说：“我可以为你的事专程写信给江泽民！”由于他九点钟就要走，我把呼吁书的复印件留给他，希望他仔细看了後再给我电话。我正要站起来告别，他说，“拿过来，我签名。”那时呼吁书上已签了三个名，我说：“这几个人都是你的学生，你总不能签在他们後面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前面空白一处签了名。临走时我还提醒他，请他抽时间看一看呼吁书的复印件。他干脆地说：“用不着看了，你写的东西都很好，我完全信得过！”而且还说，“你是好人，我从来都要保护你！”当时我很受感动，当天的日记上还写上这样一句话：“有这样一位终生爱护我的恩师，是人生一大幸福。”
这个呼吁书也得到了几位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的热忱支持，如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作家楼适夷先生，以敢于直言著称的老翻译家梅宪益先生、伦理学教授周辅成先生和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他们都以为宽容是医治我国社会病态的良药。
鉴于缺乏宽容是全社会的通病，我们不仅要向当局呼吁宽容，也要向社会公众呼吁宽容。因此，我除了请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知识份子（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同学或老朋友）签名以外，还有选择地请一九七八——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和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代表性人物签名。他们共七、八人，多是素质较好而受过不宽容之害的年轻有为者。他们都主张中国民主化道路必须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反对搞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反对搞造反运动，而这些也正是宽容精神所要求的。
在北京征集签名的同时，我给外地一些老同学寄去呼吁书稿复印件，希望他们签名。可是这些信全被邮局扣留了。十多天後南京一位同学来信说，支部书记找了他谈话，要他不要在呼吁书上签名，但究竟是什么呼吁书，他完全莫名其妙。
签名征集工作由于受到无端的干扰，不得不于五月十四日提前截止。签名者共四十五人，其中自然科学家二十一人，社会科学家十二人，文学家四人。四十五人中将近半数是中共党员，而其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至少十五人）。五月十五日我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江泽民、乔石写信（内容相同），并附以呼吁书和签名者简介的复印件。同时我也把这些文件寄给王先生、楼适夷先生等十九位签名者，这些邮件又全部被扣。
三、呼吁书发表後所受到的压力和骚扰
我们的呼吁书于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当晚“美国之音”播了消息和对我的访谈。第二天晚王先生给我电话，对“美国之音”播了我们的呼吁书十分不高兴，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怎么可以送给他们发表？”我说，这个呼吁书是向全社会呼吁的，国内新闻媒介拒绝传播，仿效我国领导人常用的“出口转销”的办法何尝不可，只要他们不歪曲造谣就行了。我估计他已受到了压力。随後我了解到，就在五月十七日晚七点，核工业总公司（前身为核工业部，王先生曾于一九七八——八二年间任副部长）一位行政人员（是王先生以前的秘书）找了王先生，要他撤回在呼吁书上的签名。王先生拒绝了。此人回去後，到晚上十点又叫来核工业总公司办公厅主任来纠缠王先生，一直磨到午夜十一点半。王先生无可奈何，由家人出来打圆场，写了几行字，责备自己并未详察呼吁书（他误为致江、乔信）内容，算是交了卷。核工业总公司官员这种无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八十八岁高龄老人必要的睡眠休息权利（犹如“三反”、“文革”时的“疲劳轰炸”），而且是对一位有国际声望的老科学家人格的极大侮辱。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文化界三百一十二人（由郭沫若领衔）联名发表的“对时局进言”的遭遇。这个“进言”系响应中共号召，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取消党化教育，释放一切政治犯。国民党视为洪水猛兽，迫使少数签名者发表否认签过名的所谓辟谣声明，对不肯就范者以杀戮惩戒之。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费洛就因于当年三月五日被秘密逮捕杀害于集中营。费洛教授是王先生同事，深得学生爱戴，当时年仅四十。
五月二十日我去看望王先生，他情绪已恢复平静。我给了他呼吁书定稿和签名者简介等复印件，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提任何意见，只是对“美国之音”突出宣传了他表示不满。交谈中他说了一句“你是造反派”。我说，解放前我确是造反派，但民主运动不是改朝换代的造反活动，我是要推进中国民主化，不是要造反。他对此表示满意。看来，王先生所受的精神压力已经过去，我感到欣慰。十多天後，有记者来电话，说美联社转发了一条关于王先生前几天被警察盘问了七小时的消息。这显系谣言，为了保护王先生，我即向美联社等几家新闻媒介辟谣。
在五月十七日王先生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之後，第二天来了一批警察“守护”我们楼门口（我们这座楼有六个签名者）。自从去年三月我们发表改善我国人权状况的呼吁书以来，这已是司空见惯了。五月十八日下午刘刚弟弟刘勇和原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武运学要求来看我，迄未见影踪。直至一个多月後，刘勇来电话，说他们那天刚进我们楼的电梯就被警察扣了，他在拘留所关了一个月，武运学至今下落不明。五月二十一日晚浙大有位研究生（女）找我谈她的毕业论文事，她下楼後被警察扣留了四小时，直至午夜十二点才放她回去。
五月下旬，宽容呼吁书签名者先後有七人被警察传讯，其中有黄翔、王丹、刘念春三人至今仍被关押。
呼吁宽容者竟遭受如此不宽容的待遇，完全是始料不及的。为了信守呼吁书中所说的“避免激化矛盾的极端情绪”，我还是规劝朋友们静观事态的发展，不要急于作出强烈的反应，自己也没有发表任何抗议声明。
四、王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王先生因呼吁书的签名问题所受官方的精神压力，在我五月二十日见到他时显然已不再存在，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想不到一个月後，身为美国公民的杨振宁以其反对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偏见，故意向王先生传送错误信息，刺激王先生，使王先生原已平静下来的心情骤然紧张波动，以致难以自制；并且居心叵测地把有损王先生声誉的私人信件在海外公布，这一巧妙而阴险的绝招，做到了中国某些权贵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交谈时，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是受杨振宁愚弄了！”王先生承认自己在政治性问题上反映不敏，“是个木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杨振宁愚弄？”我诚恳地告诉他：“我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除了解放前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而王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怎么会愚弄你？”王先生说，杨振宁是大科学家，最近他送来一本书，书上有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麦克斯韦（Maxwell）。我说，我无意贬损他的科学家成就，但是怎样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爱因斯坦（Einstein）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人格也是高尚伟大的。而像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们虽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马可尼（Marconi），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却自愿为莫索里尼侵略阿尔巴尼亚卖命。“六四”後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扉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对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叙述了自己当时所见所闻，最後表明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又如，前几年杨振宁竭力鼓吹中国应走新加坡道路，经济发展不需要民主！针对这种巴结权贵、蛊惑人心的反民主论调，我于一九九二年写了一篇短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
杨振宁多次自称是爱因斯坦的追随者，而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职位头衔又是“爱因斯坦教授”，我衷心奉劝杨振宁教授，在为人品德方面也学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一九五三年写过一封谈人权的信，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这里所说的恶劣情况，主要是指践踏人权的政治迫害。在爱因斯坦心目中，对这类事件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就已是犯同谋罪；至于那种以自欺欺人的所谓“爱国”的花言巧语主动助纣为虐的恶行，必遭爱因斯坦忿怒叱责。
王淦昌先生这次所以会不经意地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表明了王先生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这是他长期来所处的国防科技系统的封闭环境所造成的。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依旧停留在五零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一九五二年王先生还曾去过朝鲜战场检测美军投射物的放射性）时的水平。那时要求人们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王先生至今仍称美国为“帝国主义”，称一九四九年以前为“旧时代”，是不难理解的。王先生认为自己政治上是个“木头”，易受人的愚弄。情况确实如此。只是应该明白：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愚弄人，更何况对自己的恩师。王先生是我永远敬爱的恩师。当然，我也永远记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中关村）
（《北京之春》199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