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原来有“改革派”、“保守派”之分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又分出一个“党内民主派”，或者称之：“党内民主人士”。他们的圈子不大，因为社会公认的门槛极高，不仅要求有自由民主的思想理念，还要求有理论和学术的建树和影响，第三，还有一个很多人迈进但又迈出的政治门槛，就是支持八九学运，谴责邓小平、李鹏的六四屠杀。最早为人所知的是因为联名反对六四流血，“不予党员登记”的四名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有征集人大常委签名，反对开枪的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副主任胡绩伟。有批示给学运拨款的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朱厚泽。有“不在枪口下当官”，愤而辞职的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胡绩伟和朱厚泽因为拒绝检讨，都被罢官，胡绩伟还受到连续三次“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处分。
后来李锐亲口告诉我：“李普是上了街的，他是参加新华社游行的。”这一点，李普是唯一的。
直到这次李普重病住院我才听说，八九民运中，一天李普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夫人沈容也一起站起来，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他们的默契达到了一个人所思，就是另一个人所想的境界，李普说：“该我们行动了。”沈容说：“我们上街去。”这一对新华社的老记者，离休的新闻界高官，就一同走出家门，走进新华社的游行队伍，走在第一排。夫妻之间能够如此琴瑟合鸣，在老干部中，也是极少见的。
“与时俱进”逆流击水
李锐米寿时做了一首诗：
人生耄耋已寻常，好在骨头身子强。
击水谈枰都不误，为文作字总连忙。
虽然起搏今安器，依旧吟哦且结帮。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此诗实际是“党内民主派”的集体写照。他们是快乐思想的一群，与他们高寿匹配的是人类至高智慧的体验，这也正是他们晚年幸福的本源。
李普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到了“与时俱进”的江胡时代，他是逆流击水者。
李普四十年代初，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过记者，夜班编辑，后来到胡绳任主任的研究室当了研究员，他开辟了一个向大后方读者介绍解放区的专栏，叫《解放区漫谈》，谈到民主问题：“现在解放区的人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解释这两个字：‘民，就是咱大家；主，就是当家。民主就是由咱大家来当家。’”一九四八年八月，日本投降，《新华日报》准备出上海版，胡绳是筹备人之一，李普把《解放区漫谈》发过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起名为《光荣归于民主》，请胡绳带到上海出版。很快，上海地下党以“拂晓社”的名义出版。二000年，新华社老记者潘荻请吃饭，何家栋和我参加，何家栋第一次和李普见面，告诉李普：他当年在北平地下党搞出版，就翻印了上海出的《光荣归于民主》。
一九九九年青年教师笑蜀搜集四十年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数十篇评论，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的演讲，编辑出版，起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段庄严承诺》，其中收有李普《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等两篇文章，那个时代民主成了中共的口号和化身。结果竟然遭到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查封，二00二年这本书到香港出版，李普专门写序《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他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他写道：“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慎、步步设防。”
二00四年，甲申三百六十年，邵燕祥为黄永厚画题诗：
今朝又到甲申年，全国人民几变迁。
木腐虫生虫蚀木，仙桃不似旧时甜。
李普步韵：
几经马月又猴年，历史硝烟世不迁。
徐徐但得行民主，何处仙桃有此甜。
冲破禁锢思想的“领袖禁区”
一九四九年，李普是从全国战地记者中，选到新华总社报道政协第一届全国会议和开国大典的记者。政协第一届全国会议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举行。李普亲眼目睹了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组成，六百代表中，仅“党派代表”就有十四个，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三个代表团的人数完全相等。开幕第二天，周恩来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报告》，李普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的，只是周恩来用钢笔写的八条提纲，周恩来说：“我实在没时间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整个报告是李普根据记录整理的。他二十二日连夜完稿，周恩来二十五日才退回来，新华社二十五日晚发通稿，二十六日见报。《周恩来选集》上卷收入这篇报告，题下注明：“这是报告的摘要”。与人民日报发表的原文比较，只删去少量新闻用语。
十月一日，李普在天安门上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毛泽东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铅印的，还贴着别人手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毛泽东指着那张纸条一再叮嘱李普：“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铅印的文件上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这天李普写了新华社通稿《开国大典》。
一九五三年夏天，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会议结论做了八十八个字的评论。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人否定了《共同纲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宣告结束。李普评价：“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没有经过全国政协讨论通过，就由毛泽东乾纲独断，在一个‘批示’中一锤定音”，“这是极不正常的，是违法、违宪的。”
五十年后李普回忆录《<开国大典>采写回顾》中写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羡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又曾多年在德国吃洋面包，”毛主席万岁“他本来是喊不出口的，在国庆大典的游行中他也被弄得如痴如醉而高喊起来，从此就习以为常了。”
文革中李普沈容夫妇成为“中南第一大案”的主犯，周恩来的手写八条提纲和毛泽东的公告都在抄家中丢失。李普对文革评价是“邪教大骚乱”，对毛泽东的人生总结是“大流氓”。周恩来去世，李普曾大哭一场，李普在重庆是根据周恩来的三条指示，与沈容结的婚。文革之后，李普对邓颖超谈到他曾经为周恩来大哭，邓颖超说：不要哭出声，让眼泪往肚子里流吧。邓颖超还说：毛主席离不开胡子（指周恩来），要靠胡子做事，又不信任他。李普以为不是。他当面没有说出来，后来公开写出来：“我认为毛泽东那些滔天大罪，周恩来要负一定责任。如果没有周恩来，例如什么大跃进，什么文化大革命等等，也许闹不得那么大，也许不可能持续那么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国人民，各人有各人的欠账，他们两人都对中国人民欠了账。”“近几年，我看到、听到和读到，周恩来对毛泽东那样奴颜婢膝，唯唯诺诺，我越来越认为他们双方都太过分，双方都不对头。”
以李普为最早的原型提出“两头真”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为李普祝贺米寿的文章中，总结晚年李普的大彻大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对领袖的认识；第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第四是对马克思的认识……
我认为李普对领袖的认识是提纲携领式的。解放战争中，李普在刘邓大军中长达两年，作为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几乎每天由第三首长张际春带着，去和刘邓谈天，这是他八十年代中期，和沈容共同筹备写刘伯承传《记刘帅》的丰厚生活资源，就刘伯承的韬略和风格，计谋和品德，写了许多速写和片段故事。当时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写刘伯承不写邓小平？”李普回答：“刘伯承对干部好，对士兵好，是个全才军事家。”“邓小平是干大事的人，但他不读书，整人。”胡赵事件，六四事件都印证李普的看法。
李普夫妇还有一个最喜欢的高官，是廖承志，沈容专写过《忆廖公》。
老年丧妻，拒绝“残生”
沈容二00四年秋天病重住院，出院八天，病逝在睡梦中。她是亢美接回家的，悲痛加自责，亢美痛哭不止，李普紧紧搂住小女儿，对她说：“咱们往好处想，她最后的日子走的不孤独，八十二岁是高龄了，她走的那么安详没有痛苦……”
十二月十八日，在八宝山举行沈容遗体告别，赵紫阳小儿子赵五军送来父母的花篮，李普立刻让把官方的大花圈挪开，把赵紫阳、梁伯琪的花圈和挽联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沈容去世后，李普从来没有在女儿们的面前失控，常常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沉思不语。直到有一天他给李锐打电话，说：“我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哭不出来，而且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李锐夫妇赶来，他说：“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直到三年后，接到老友钟叔河的来信，告诉妻子朱纯去世，李普写了《哭吧，哭吧——致叔河》
你失去你终生最好的朋友，你的痛心可知。……
哭吧，哭吧！你想怎样就怎样，能这样就怎样吧！
这一辈子只有这一回了！
哭吧，哭吧！
奇怪，写着这几句，我两眼竟润湿起来！
沈容去世之后，李普做了一首诗：
相伴六十六载，此别何其匆匆；
应恨不曾教我，如何度此余生。
送给朋友之后，有人客气地以试探口气示意，“余生”可不可以考虑改为“残生”。李普谢绝。他说：
沈容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她绝不愿意看到我一蹶不振、落拓消沉，不愿意我把今后的岁月“余生”叫做“残生”。
沈容，是这样吧？
我这样想很对吧，沈容？
*
二00五年一月，赵紫阳去世，李普频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电话采访最早，也是历来李普接受采访讲话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法广为李普编制了连续三天的节目。他的小女儿李亢美在《文如其人》中这样记述：
直到有一天“上面”来人找父亲“谈话”。
来人很客气，说：“李老，您有看法可以向上反映，不要对外国记者说嘛，，这样很容易被外人利用呵，现在闹得影响很大喔。”
“赵的问题，我反映过，我曾给中央写过信，可是人家不理我，从来没有答复”父亲坦然回答。
来人用手指了指屋顶，“跟您老谈话是上面的意思，我想您明白我的意思，其实也是为了您好。今后不要再接受外面记者采访了。”
面带笑容，沉沉稳稳坐在那儿的父亲始终没有承诺今后“不再说话。”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束了。
后来李普到外地去了几天，朋友找不到李老，以为被抓走关起来了。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党内民主派”就是一群肝胆相照的胡赵旧部，是一群党内的大知识分子，是最有人情味，有大爱、有大福的一群人。
《零八宪章》之最
二00六年二月，邓力群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央成立专案组，查抄邓力群自印的二百套精装本和民间的复印本，也查到李普家。
来人问：“您收到《十二个春秋》吗？
李普：收到了。
来人：中央交办要收回来。
李普：为什么呀？我还没看完呢。
李普拒绝交书，来人只好走人。
过些日子，收书的又来了。李普质问：“为什么要收书？书写出来就是让人看的，为什么不让人看？”女儿赶快圆场：“我们家书太多，太乱。找不到了。”来人立刻说：“李老，您要早这么说，不早就结了。”
*
女儿们称李普是有福之人。二00六年九月，李普续弦，新老伴是前驻英大使胡定一的遗孀谢恒女士，她曾是李普小妹妹李刚在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同窗，五0年就开始在驻外使馆工作。谢恒赞同李普的思想，支持他的行动，除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从不干涉其他的事。
二00八年十月，刘晓波委托我请一批党内民主派老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我除了电话联系之外，特别打印三份宪章文本草稿给李锐、胡绩伟和李普送到家。第二天李普老就给我来电话，说《零八宪章》写得非常好，他要我组织一个六、七个人的讨论会，他要发言。当时张祖桦出访乌克兰，我和晓波商量，想等祖桦回来。
三天之后我接到李锐老的电话，说：“我们老人们要自己搞一个，就不在你们的宪章上签名了。”我以为包括所有老人，就没有再催问。又过了一个星期，李普老又来电话了，还是很激动，说《零八宪章》写得非常好，要签名。我问：“李锐老讲，你们不是自己要搞一个吗？”他说两个我都签。
后来胡绩伟老人也带来回话：“这些内容我们四十年代都提出过，都做过了。”老人家要集中精力写他的“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这样，李普老就成为《零八宪章》的两个之最，年龄最大，级别最高，是住部长楼的唯一签名者。
十一月八日，是中国记者节，李普老安然辞世。医院评价李普的家庭是最理智的。医生和家属有以下的对话。
家属：去年验血就知道了是什么病，CT又查出胃壁加厚，我们没有主张给父亲动手术，……
医生（点头）：对了。
家属：这次住院，你们采取的方针，就是哪不舒服，治疗哪。我们没有提出根治，我们就想让他舒舒服服走。
医生（点头）：对了。
家属：最后你们问还要不要增压？我们问效果呢？
医生：能延续几个小时。
家属：不要增压了，我们不想让他再痛苦。
医生（点头）：对了。
家属：我们没有遗憾。
家属如此理性，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们很少碰见的，生老病死是人人都要经历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像李普和沈容一样，一生如此精彩，能在亲人们爱的环抱中，不孤独地离开。
李普与沈容合葬之后，我再次去李普家吊唁，除了李普遗照，墙上仍旧是李普与沈容的放大的历史照片。搬到头发胡同新华社这座社长新楼，是李普用拐杖指点着布置墙面的，谢恒结婚后，从来没有变动过。
我和谢阿姨谈到《零八宪章》，她说：“我也看了《零八宪章》，写得非常好，我也赞同，我没有签名，我支持李普签名。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我都支持。”李普散落的新闻稿、诗稿、评论、讲话数量惊人。他的一个老朋友田为本，记忆力超强，当年就是看了李普的报道，参加革命的。一九八0年左右，田为本竟然凭着记忆，从当年的旧报刊上，翻出李普许多篇报道。他把找到的报道和李普到刘邓大军的战地报道，编成一本书，取名《开国前后的信息》。李普生前，没有更多的人像田成本一样，为他这样一位重要作家、思想家搜集和整理文集，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缺憾。
外参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