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纽约法拉盛闹区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是许多侨民熟知的地方，从巴黎飞来此地任主任才半年的云中君博士，已经在大纽约地区侨界赢得了许多赞扬之声；日前，在悬挂着大陆著名画家范曾所赠条幅的宁静雅致的办公室里，这位来自台湾的外交官与记者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侨务就是为侨胞服务”
亚：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对“华侨文教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不太了解，您是否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现在主持的这个机构？
云：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的。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在海外陆续成立的这种以文化教育中心形式出现的单位，至今已经有十九个。这类机构的主要工作项目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对侨胞、侨团的联系服务工作，不管是来自台湾，香港，大陆或其它地区的侨胞，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第二是发展文教工作，特别是中文教育。在包括新州、康州、宾州在内的整个大纽约地区，在我们这里注册立案的中文学校就有一百三十三所，我们为这些学校提供教材和师资方面的资助，每年还有两次固定寄赠中文书籍及录音、录影带资料的活动；第三是协助华侨从事经贸活动。侨胞在海外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就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有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业基础。政府在一九八八年成立了华侨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来协助国外侨胞创业或者扩展自己的业务。我们还辅导华商成立不同的联谊性组织，建立多管道的资讯交流途径，使海外华商得以借助今天台湾经贸的高度发展，在海外的社区中获得更加繁荣的发展；第四，文教中心还积极鼓励海外侨胞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文化的，经贸的，或其它方面的。我们协助侨胞融入主流社会，“落叶生根”，借此扩大他们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这样就可以在提升华人的地位方面作出更好的贡献。
亚：这些驻外的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与七十年代大陆中国进入联合国及美国与中共建交的国际形势变动有没有关系？
云：这些机构并不是因为我们退出联合国而建立的，而是因为侨胞活动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提供文教服务工作的硬体设备，。侨胞在我们这里可以及时看到台湾来的刊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机构拓展中文教育和传统的文化艺术。文教中心设有插花班、台语班、英语班、舞蹈班、气功班、书画班、电脑班、音乐班、钢琴班等等，人们可以到此地休闲，下棋，我们还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座谈。这里地方不大，有七千平方尺，还有一个可以容纳两百人的礼堂。
亚：看来大陆搞侨务工作的官员应当到你们这里来观摩学习，从细微末节上关心侨胞的生活和事业，现在中共领事馆这种服务性工作似乎太少。你们文教中心与大陆驻美机构没有什么联络吧？
云：到目前为止没有。我们坚守自己岗位的工作，似乎也没有与大陆机构接触的机会。其实侨务就是服务，侨胞的任何要求，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都要全力以赴。我们考虑到侨胞居住分散，在有些签证工作事务比如表格的领取和有关问题的答询上，我们也尽力而为提供帮助，我们不是代替政府驻美办事处办理签证工作，只是提供一些使侨胞觉得方便的服务。
亚：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沟通中美文化方面，文教中心有哪些主要的活动？
云：我们刚刚庆祝了中心十年的年庆。过去的十年在拓展文化交流和促进族群和谐上，我们主动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别人来认识自己，靠着文化，才能建立友谊，提升双方的关系和了解。我们为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区学院提供晚间课程的场所，附近的韩国裔或者其他族群的文化活动，也经常使用我们中心的设施，我们的场地不仅对华人开放，而且对其他人士开放，以维护社区的和谐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今后我们中心将继续拓展中美文化交流，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互访和夏令营活动，让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文化。同时继续加强中文教育。在美国人中间喜欢中文的人不少，在大纽约地区一百三十几所中文学校当中有不少美国人来念中文，这也是很好的交流机会。
亚：这次台湾故宫文化珍品来纽约博物馆展览，影响很大。
云：这是政府策划了好几年的事情，终于在三月十九日到五月十九日在美国进行，除了纽约，还要到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等地展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国宝展现在美国人面前，这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台北故宫文化珍宝在国外展出。对外国人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这次是眼见为实。
亚：作为台湾政府的派驻官员，您主要的工作对象是来自台湾的侨胞。在纽约，还有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侨胞，文教中心与他们之间是否也有往来？
云：我在前面说过，从文教中心来说，不管是台湾来的，还是香港或者大陆来的，凡是使用汉语文的人乐意到我们这里来，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实际上在美国，完全是从大陆来的人组成的侨团本身就少，只要愿意和我们联络，我们总会提供服务。许多电脑学会、工程师学会或学者联谊会，还有美国史研究会，化学学会等等与我们都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些科技学术团体中我见到过不少大陆来的成员。
平民出身的公务员
亚：云先生来到纽约任职已经有半年，在媒体上也时而见到对您的活动的报道，我想请您就个人的经历向我们的读者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云：我的背景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因为家境贫寒，高中求学期间就打工挣学费，在台大读书时也当过家庭教师。七十年代台湾许多留学生来到西方，我因为在大学里专攻英美文学，修过两年作为第二外语的法文，对法文很感兴趣，就考虑到法国去。那时到法国非常辛苦，吃、住等生活上的开支要比一般留美的来得大，打工的机会少，限制比较多。我在法国学了九年，才拿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前的几个月，国民党中央希望起用一些优秀的，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刻认识的年轻一代，希望我到欧洲去负责海外的工作。我很庆幸，在念完书的两个月左右，一回到台湾就被派到欧洲去负责党务工作。所谓的党务工作就是学务和侨务工作。这样一呆就是六年。一九九一年初我回到台湾，在外交系统发展，同时也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任研究员，在淡江大学的欧洲研究所授课。在台湾的这三年期间，我回到了一面教书一面读书的比较写意的生活之中。一九九三年，章孝严先生从外交部转到侨务委员会担任委员长的时侯，希望我到侨委会来服务，那时正好原来的巴黎文教中心主任被调回国当侨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所以我就被调到巴黎文教中心当主任。就这样，我前后有十六年在巴黎生活。
去年章委员长认为我应该到美国来，特别是纽约地区的侨务工作比较复杂，挑战性也比较大，而且纽约也是是联合国的所在地，在台湾需要国际社会了解的过程中，纽约是我们对外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此安排我也很高兴，觉得可以以我所学的国际关系和英法两种语言的专长在这个地方服务。总之，我的生活历程是非常简单的，政府看中了我，给了我一个服务的机会，因缘际会，也得到了不少长辈的指导，从而得到了不少长进。我很感谢政府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得到历炼。
亚：您在法国读的是什么专业？博士论文是什么题目？
云：我在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攻读国际关系和历史学。法国的国家博士学位比较难得到，比美国要难，硕士学位也要有论文，我的硕士论文写了两百多页，博士论文写了近五百页，题目是“中法外交：法国对华政策”，论述了法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关系。从史学的观点来看，法国在经贸上面对中国的影响比起英国来要差得多，英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利益占有是比较重视的，而法国的影响主要在宗教上；美国在文化方面的影响比较深远，美国在一九零八年清华学堂成立之后，就鼓励中国的幼童留学美国，这样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比较深远。现在从台湾来看，受美国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将来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在某一个地方留学的人，受到那个国家的影响会是很大的。
亚：据说您还有一段从商的经历，做过珠宝商？
云：对。刚才说过我的留学生活比较艰辛，要读书，要糊口，我那时又没有奖学金。与我前后期具有高学历的人中间，有些人是得到了中山奖学金来到海外的，如胡志强、马英九等。我当时没有奖学金，所以必须要自力更生。当时留欧学生大多到英国，到法国的很少，法文也确实比英文难学一些。记得在法国读书期间因为付不起房租而多次搬家，住过没有电梯到达的八层搂的顶楼，生了病也没钱去看医生。我那时作珠宝生意也是为了糊口，感谢上天，我的生意做得还顺利，使得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在艰苦的环境底下终于拿到了学位。那时台湾去法国的留学生没有几个拿到博士学位。
书生从政报效国家
亚：文教中心是官方的侨务工作机构，但其工作内容又主要是非政治的文化方面。您是一个读书人，从书生从政的角度来说，从事这样性质的工作，您有什么感受？
云：我在读书求学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不过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并没有预期想当官。我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在乡间教书，他希望我父亲也当老师，可惜我爸爸后来没有教书；后来我爸爸也希望我能当老师，所以我从小就对做老师感兴趣。少年时代我也经常在与邻居的孩子聚集一起时侯教他们功课。我觉得要教书就要有学问，这是我自己后来求学多年的动机之一。当然人生因缘际会，后来政府要我做事，我觉得也很好，这是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我觉得政府需要我的时侯，我愿意贡献我的所长，如果政府不需要我了，我也会回到学校去。我认为一个开明的有为的政府，必须网罗第一流的人才。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必须要精英份子来为国献策。我很荣幸自己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所学贡献出来，要以过去对国家栽培的感激之情来报效自己的国家。
亚：台湾政界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这是事实。在台湾，在您这一辈同学、朋友之中，像您所说的知识份子通过从政的途径来报效国家的意愿是否很普遍？
云：在中国，传统上就有对读书人的企求，这就是“学而优则仕”，这种观念至今还是比较一般的看法，特别对于学法政的人来说是这样。不过这种传统说法并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境，就我个人来说，原先并没有这样强烈的愿望。在我这十几年的公务员经历中，是不同的前辈，不同的长官在安排我，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我在今天就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
亚：知识者的这种取向可能与一个政府是否处在上进或进步的状态中有关。记得在大陆，在相当多知识份子中间，哪些喜欢向官方和权贵靠拢的学人反而很难得到大家的尊重。
云：台湾这几年，在经国先生到李总统的领导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成功地进行了“宁静革命”。在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构，就是一个难免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和欧洲，著名大学教授也被延揽到政府机构中去。现代民主政治当然需要精英，而精英也须从学界中找到。我想中国早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西方现代环境中也得到证实。
亚：从精英聚集的学界寻找政界精英，这从统计上说完全合理；如果大陆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中有一半以上成员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话，中共政权肯定会面貌一新。不过，就个体而言，以前我听说台大校长当了国防部长，不久前又有传言称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可能要当台湾的行政院长，我觉得从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世界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说，也许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云：我个人觉得，学术界与行政部门出身的人的区别，在于是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差距；如果谁能够把理论和实务方面的能力结合起来，那他就是一流的人才。比如基辛格，先在哈佛教书，后来当国务卿，做得很好。最令人担心的是实务缺少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又没有实务经验，这样就使人遗憾。我个人的见解是，在政府单位要负责一个部门，哪怕是一个小部门，只要当一个主管，就要具备以上条件。如果只有实务经验而没有理论基础，可能在看问题时侯不全面深远；如果只有理论而没有实务的基础，也确实令人担心。我常常举拿破仑的例子，他比较勤于学习，常常在吃早点的时侯邀请一流学者来共进早餐。实务家需要理论家知识的配合，换言之，完全是理论方面出来的人也需要实务方面见长的人来配合，两方面的人需要互补长短，才能做好事情。
摒弃历史包袱用谈判代替对抗
亚：您在法国取得了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博士学位，从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上，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上，您有什么见解？
云：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一直深刻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跟知识份子有密切的关系。二十世纪以来，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政府政策的走向，从台湾的经验来说，这一点更明显。其实大陆也是这样，早期留欧美的、留日俄的精英，都与当代政治有密切的关联。从知识份子，精英份子的培养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是二十五到三十年是算一代，二十世纪一批精英份子来主掌中国的政治，差不多是二三十年一个轮回。台湾已经是持续性的了，从六十年代初开放公费留学，到八十年代自费开放，留学的风潮更多元化。在大陆，八十年代的开放成果，要到下一世纪初，大概是在二零一零年代吧，这些留学份子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浮现出来。在这些人浮现出来以后，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和民主观念的熏陶，治国理念就会表现出来。依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一代的精英份子可以摒弃共产党传统的历史包袱，这个时候，两岸的精英在观念上会比较接近，很可能就是当年在海外留学的同学，那么双方的关系也可以谈得更实际一些。这是从历史学角度得出的看法。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两岸关系的改善恐怕还是很难，共产党第一代的邓小平虽然已经不在台上，影响还是存在，传统的政治影响和历史包袱在“第三代”身上还存在。所以要整个摒弃这些包袱，有进一步的发展，大约要到二十一世纪之初，那时不管具体的人事如何，沟通和谈判将会更顺畅。
亚：不久前中共多次在台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其公开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警告“台独”势力。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云：我很乐意站在一个公务员的立场上来谈这个问题。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在南京成立，到今天一九九六年，其首在台北，这政府有它的延续性，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我所了解的是，今天的中华民国有效的管辖的领土是台、澎、金、马。如果有一天，台湾两千一百万人民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要更改国号，我想政府会尊重“主权在民”的事实。不过，目前是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赞成李总统领导的中华民国。我想，就像法国可以有人主张科西嘉完全独立于法国之外一样，有人主张是一回事，人民的投票又是一回事，我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台澎金马实际上是一个行使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问题时，总是说两岸的政府在现阶段是两个政治实体。所以当有人从台湾的政治光谱列出“明统”，“暗统”，“明独”，“暗独”这些问题时，我的了解是，我为中华民国政府工作，这是在百分之五十四的人选出来的李登辉总统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其行使主权的范围目前是台澎金马领土。
亚：作为外交官，您的言论难免有职业上的限制；作为学者，我们似乎还可以讨论得自由一些。
云：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关于两岸的统一，我特别要反映一个强烈感觉，这是基于我十几年在海外服务的体验。我觉得今天台湾在政治的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上很有成效。作为一个富裕的政治实体，其主要构成成分是中产阶级，它需要的是安定。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安定是小市民和中产阶级最需要的。台湾需要安定和发展，任何阻止台湾发展的力量都会使台湾人民不满。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两岸从没有任何接触到八十年代开始的非官方的海基会、海协会的接触，可以看出台湾的民间和政府都有一种善意的接触的意愿。有了接触才会有了解，沟通和互相补充。过去的八七、八八年的开放，从一两亿美元增加到两百亿美元的贸易额，到台商的两百五十亿美元在大陆的投资额，可以看出这种良性互动的成果。现在看来两岸之间还是有差距，尤其是大陆对台湾不了解，这次中共进行的导弹演习，在台湾和整个海外引起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中共应当了解。早期的投资者看到的是两岸的良性互动，甚至两岸人民婚姻上的结合，而现在看到的是飞弹打过来，中共的那种想教训人家的态度使得台湾人民裹足不前。
从台湾近代史看，晚清的马关条约曾使日本统治五十年，现在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也整整五十年，这种历程，无论是说本土化也好，还是说对中华情怀的怀念也好，我们总觉得，今天台湾对中国大陆有一种强烈的防范心理，这是因为中共不让台湾在国际上有活动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两岸的关系发展上应该用谈判代替对抗，用经济村（现在不是流行世界村的概念吗）来代替政治区域的划分。这对于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台湾很乐意与大陆来往，中国大陆对台湾需要安定和发展这一点上可能要稍微更了解一点，给台湾更多的空间。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承认，将来要在统一问题上与中共不断取得一个共识，取得与中共谈判的机会，可见在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显示它的善意。因此在两岸关系上，既然用合作来代替对抗的政治理念是未来国际局势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中共就要以更大的耐心和关心来听取台湾人民的心声，了解台湾需要安定，不希望受到威胁，希望在国际社会上大家比较能够听到两千一百万人民的声音，获得应该有的身份和地位的心理。对这一点中共如果能够稍微了解的话，那对两岸未来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就会有一种积极的影响。
亚：说起未来，也许将来世界上国家都会消失，可能是一些保持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区域和地区的相互往来。
云：没错，将来的发展大致是这样一种状况。今天欧洲的国与国的藩篱就逐渐不明显，大家畅通无阻，这边的学位那边可以承认，那边的工作权利这边也承认，欧洲的护照在共同体通行。在各个地区的互惠互利和合作中，国家的观念会慢慢淡化。
台湾人民自由意愿的表达
亚：不久前在台湾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的选民直接选举，请您对这一事件作一个评论。
云：今天有两千一百万同胞以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选举李登辉先生当总统，说明李先生坚持未来中国的统一，坚持希望与中共有沟通的机会，是正面的，符合大多数台湾人民的需求。这次选举的重要意义，在于“主权在民”使得李先生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共无形中也帮了李先生。原先我们估计李先生的选票会超过一半，因为有四组候选人，票源会分散；但现在的结果比一半多出四个百分点，比预期的还要好，我觉得李先生确实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是可以领导台湾的，这完全是台湾人民自由意愿的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表达的结果可以让李先生对中共当局说，人民自决的结果中共应当予以尊重。中共未来对于李先生应当有沟通，举行高层次的谈判，让李先生领导的台澎金马的政府能够在海外有一个活动的呼吸的空间，这对两岸都有好处。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多数决。英文这么说：Democracy is majority vote，if the majority are insane，then the sane must go to the hospital。民主是一个多数决的制度，如果大多数人发疯了，那么少数的正常人就要到医院里去。今天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尊重选举的结果，我想中共对此应当有很好的体认。中共发言人说这次选举是台湾“地方阶层的选举”，这种语言会使人觉得中共以大老自居，过于强调别人次你一等，这对于台湾恐怕是一种不合理的看法。
亚：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台湾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它所经历过的，基本上是大陆将来要经历的，包括这次选民的直接选举总统。
云：今天在深圳和上海一带的经济特区，也是学习早期台湾的高雄加工出口区等等，模式是一样的。我也希望大陆能象台湾一样，尽快来一个全民的选举。
亚：您能不能谈一谈对大陆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革的看法？
云：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开放以来，在经贸发展方面确实令人刮目相看。我在法国时，一些国会议员受中国大陆政府邀请前去访问，他们与我在言谈之间都有一个深刻的体认，就是说一个政权要维持，需要开放、民主。有人说大陆经贸的开放会不会影响到政治的民主化，我说这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的民主化可以使得经济开放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使得政治进一步民主。这是互为表里的。中国需要现代化，民主、自由、人权是现代世界的趋势，如果中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给大陆同胞更多的人权民主，这个政权就会脱胎换骨，有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已经让世界各国感觉到一种竞争性，对这一点应该予以正面的评价。台商在大陆有两百五十亿的投资，当然希望它的经济蓬勃发展；我们也期待大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政治的民主化，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免于战争，免于灾祸，免于贫困，免于恐惧。
亚：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他的基础文化背景相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一代来说要高一些，您认为在这样类型的领导人主政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与毛、邓时代不同的大的决策性变动？
云：我们实在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至少在中共的宪法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主导思想。中共分第一第二第三代，照我看邓小平严格地讲还是第一代的人物，邓小平今天还相当掌握大陆的权力。我想，如果没有抛弃共产党的包袱，江泽民的表现还是脱离不了共产党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对政治的兴趣不大，“天高皇帝远”，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种农村文化对政治的参与意愿本身就比较低。如果中共政权能够在经贸改革的同时，给大陆人民更多表达的机会，我想是可以朝一种稳定的方向发展的，从目前来说，我还看不出来中国大陆政治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也许我的认识不够。
读书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
亚：您在法国求学和建立事业长达十六年，经历了一个来到海外的留学生通常都要经历的过程。在这一方面，您有什么体会可以与这里的留学生谈谈？
云：我在海外留学，工作前后二十几年，有所体会，就是不管在哪里留学，心路历程都一样，都有听起来让人心酸的故事。留学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了追求更高深的学问，了解世界各国的长处，将来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管是在经贸、政治还是学术方面。我个人粗浅的经验有以下三点：第一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专业读好。有很多人在海外攻读一段时间之后，在新的诱惑下就转行，或是半途而废，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要把自己的专业念好，念精，不要做半瓶醋。很多留学生到欧洲几年，混了一个学位回去，现在有后悔的感觉，因为该国的文化艺术语言他都没有学好，了解的只是皮毛，这对以后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所以留学生在把目标厘定好后就要全力以赴；第二，就是不管到哪个国家，都要吸收当地的文化历史，政治典章制度等等，不要只顾自己的专业，要把自己融入当地的文化社会，这倒不是说一定要成为那个社会的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美国都有它的优点，遗憾的是很多人太专攻自己的专业，很少与外界接触；最后一点，读书人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今天海峡两岸的关系，对国际局势，我们都要有强烈的使命感，有一种忧患意识。汤因比说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对这一预断，我们若期待它的来临，必须现在就修身养性，做好准备。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周围的环境，关心未来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也许这讲比较冠冕堂皇，但这确实是中国读书人应当有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
亚：就您来说，留学时期的学习内容与现在的职业内容倒是比较合拍的。
云：我曾经写过文章介绍欧洲政党的运作，比如总统制，内阁制，总统内阁双轨制等等，在欧洲有比较久的政治传统。与美国相比较，欧洲许多国家是弱势的政党联合起来组成政府，政治比较多元化，从其中可以汲取一些经验用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去。另外我比较关心的是台湾和欧洲的关系，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论述欧洲对中国的政策，台湾怎样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这也是我的专业的延伸。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谈到今天欧洲的对台政策。我们四九年撤退到台湾，五零年与英国断交，六四年与法国断交，六七年与比利时断交，七九年与美国断交，这是我们外交关系的艰难时期。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台湾如何与这些国家加强联系和来往？这些都是我所关心的话题。我的兴趣所在是历史，从历史的观点看，知识份子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没有时间完全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精力基本上集中在公务方面。依据平常的观察，把过去的专长更理论化，发表值得大家注意的论著，也许要在将来回到学校中去完成。
对民运朋友的不寻常感情
亚：据我所知，您在法国工作期间就与来自大陆的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有过联络，在纽约工作期间也结交了一些海外民运的朋友。
云：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时侯，我正好在巴黎服务，当时有一大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份子来到巴黎，法国正值社会党执政，而且又正好遇到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为了彰显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法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我对这一事件的了解比较深刻，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大陆朋友，包括万润南、陈一谘、严家祺、吾尔开希、李禄、艾端午等，我与这些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表示了台湾民间的关怀。当时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壮举比较关切，这种关切，很多也是通过三民主义大同盟或中山学会进行的，我当时是中山学会的秘书长。范曾出来得比较晚，我们常接触。到美国后，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如王若望、胡平、徐邦泰等人。
亚：海外侨胞在“中国之春”运动开始以后，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前后，曾经给予海外民运很大的声援和支持。我想知道，现在在侨界，在您个人，对海外中国民运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和希望？
云：我在八九民运之后就发表文章，向我们的政府提出建议，对于大陆同胞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一定要给以最大的鼓励，表示台湾同胞的关切。很遗憾的是此后几年，看到了民运人士良莠不齐的复杂状况，加上民运组织的不和谐，使得各方面的支援发生分歧。记得我在一九九零年就劝大陆来的朋友先要解决自己安身立命的问题，也就是要安顿下来，不宜设定太高的目标，说几年之内大陆政权要垮台，要回大陆去大展宏图云云。我希望他们能够安定下来，学术界的可以在学术上发展，学生可以继续读书，没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去打工，如果在欧洲有困难，可以到美国去发展。我当时就劝一个同学到法国南部去好好地把法文读好，我对他说读书才能救国。一旦安定下来，如果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还有雄心大略的话，那可以依据自己安身立命建立的基础，联合一些志同道合者干一番事业。我看到有些人开始风光，后来落魄。我第二次到巴黎服务时，遇到一个人对我说：“云主任，想当年您帮过我的忙，现在请您以同样的方式来关怀我。”我只能说抱歉，精神和道义上的关怀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在物质上，八九年台湾民间团体乐意捐献，委托我来转达这种捐献，今天事过境迁，我无法要求人家再帮忙了。
说实话我对民运朋友有一种不寻常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真我的流露。因为我与他们是同一个血缘，同一个文化，我希望他们为了人类的尊严而生活，希望他们顺利解决安身立命问题，珍惜来到海外已经获得的民主自由的生活，珍惜这样开放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我根据我亲身的接触，我觉得在民运队伍中确实有不少杰出的人才，我看到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在事业上安定了下来，不少人在学术上研究和提出如何改革中国的办法，就像严家祺、刘宾雁、万润南、陈一谘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使我非常佩服。
亚：听了您的这番话语，我深受感动，谢谢您的一片真情。
（《北京之春》199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