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的文化禁锢刚有点松动，在北京，此一处，彼一处，官方管制的文艺界之外，一个个青年人朋友间的文艺小圈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大都是文革期间去农村劳动过回城的青年，有的也已考上了大学，为生计和前途奔波之外，也在做自己的创作。马建和他的朋友谭甫成、石涛等等，也自成一伙。我比他们年长十多岁，可也下乡改造过五年，在乡下也偷偷写作，大抵是这缘故，同他们也都谈得来。我在东总布胡同的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好些圈子的朋友们都来，谈创作，看他们的手稿，或是喝酒，只是不便喧哗，诸如大声放音乐，或是跳舞。有一天，谭甫成和石涛来，带了一篇小说稿《吉尔特走向世界》，写的是一匹马的感受，后来在刚创刊的一个小刊物《丑小鸭》上发表了，这可说是当时大陆最早几篇现代主义作品之一。没多少人看到，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也就没惹起风波。随后，通过他们，我同马建成了朋友。
马建当时是“无名画会”的成员，他的油画深为朋友们欣赏。我也时常去他在南小街的小屋看画，听音乐，谈文学。他那里有个小院，同街坊不直接相连，有女孩子们来的时候，自然可以放音乐跳舞。后来，听说有一回，邻居把警察叫来了。在他那里，我听过他的诗，可并不知道他也在写小说。
直到八六年，我终于有了个两间的套房，比较隔音，朋友们聚会在我这里更为方便。一天冬夜，马建从西藏流浪回来不久，带来了刚写完的厚厚一叠一组小说稿。我看完第一篇便兴奋不已，想不到他小说竟写得这样成熟，认为无须再作改动。我们喝酒谈稿，通宵达旦，想设法找家重要的刊物，不加删节，全部刊载才好。
我首先想到刘心武，向他推荐，他刚接手《人民文学》，正想为当时一再被压抑批判的现代主义争一个可发作品的园地。他居然毫不犹豫，才走马上任，因为这主编的位置上下班真有小汽车接送，他居然不在乎撤职查办的风险，将一九八七年第一、二期两期合刊，全文发出了马建的这一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且立即成为一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贺敬之则勒令刘心武停职检查，并下令回收这期在印刷厂还未装订完的刊物。凡此种种，就不细说了。
小说刊印其时马建已移居香港，当然想不到也不知道北京的事态竟如此严重。也幸亏他走得早，否则他恐怕也未必能赢得日后这些年自由写作与发表的条件。这篇小说被弄成是破坏民族关系当然无中生有，制造事端，肇事者想整治心武也由来已久，也且不去说它。我给心武惹来这份麻烦却久久令我不安。心武一手承担了全部责任，毫不推脱，因此也未涉及到我，令我感动。
丢开大陆文艺界政治斗争的背景，就马建的这篇作品而言，倒确实是篇现代主义的力作，恰如更早谭甫成的几个中篇等先锋文学在大陆弄成了时髦，我宁可说这是一篇好作品，且不管是什么主义。
如今现代主义也好，先锋文学也好，或是后现代主义，在大陆都不再视为洪水猛兽，固然是某种宽容，再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连金钱都一日变成上帝，这样的文学形式倘不触到现实社会的痛处，只局限于文字的游戏，语言的颠覆反倒变成了一种无甚意义的遁词，倒也无可无不可。而马建的作品却一直锋芒毕露，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并不回避人生存的困境。他冷眼观照人的生存状态，不哗众取巧，才使他的作品总有份量。
他虽然还年轻，却已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并且同样经得起这所谓消费社会的考验，他来香港后的作品同样不媚俗，连续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和《九条叉路》，一部比一部更有份量，日后再看，也不怕过时。
文学如果不对人的生存环境，也包括人自身提出点挑战的话，还要它做什么？即使这种挑战既改变不了社会，也改变不了人自己，可多少是人之为人的一点骄傲。我且不管马建属于什么派别，就他的作品而言，我以为他有这份勇气，也有这点骄傲。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
（《北京之春》199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