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整理一下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思索，然苦于史料庞杂，思绪纷乱，颇有“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之感，一直无处措笔，不期九五年七月于太原购到一本沈卫威著《天地自由——胡适传》，读后颇有感触，于是缀成一段文字，以飨读者。
胡适是大知识份子，又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运动史上的旗帜人物，他终其一生为中国之自由而呼吁，使“胡适”之名也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观念与象征。
“五四”时期，胡适与陈独秀等共同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被郭沫若誉为“学界孔子”。也许在功底深厚的“学问家”们看来，胡适是属于“世无英雄，遂成竖子之名”一类，不过，公允的认识不会忘记这一点的：一个伟大的事业的开端首先需要的是有着卓然眼光和过人胆气的开创者。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精神，“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改良主张……胡适一生的经历对了解中国近现代怀抱自由主义精神理念的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是有典型意味的，这个敏感、机智、胆怯、虚荣的世纪学人总是会在后继者心里激起一些荡漾不去的感情涟漪。
胡适是“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抗战时期曾出任驻美大使外，他自知政治才力有限，一直以学者议政的姿态，谨慎地保持与现实政治若即若离的距离，尽管他自信“谈政治”是“入歧路”，然而认真追求起来，他的“谈政治”，实在也说不上是“离开学术正途的歧路”。毕竟在一个政治危机深重的国度，任何人都难保不受政治之累，此种情形下，一个以自由主义理念自诩的知识份子，不谈政治倒是奇怪事了。
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最严酷的时代，思想也可以透过层层封锁传播开来，而在变动时代，负有文化传播使命的知识份子对外来政治文化的建构更是深刻的影响，在多数情形下，他们还为未来政治培养提供新的政治人才，从这里说，知识份子的政治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知识份子的议政、参政乃至行政，从公民权利而言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且知识份子由于其职业道德习惯使他天然地倾向于不盲从权威。因此，一个有操守的知识份子坚持涉政，其结果往往有二：议政的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参政的成为“政治反对派”。前者追求不同政见的表达而后者追求不同政见的实现，从议政到参政，从言论而行为，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多元的民主社会中，与政府持不同政见者很多也很自然，持不同政见之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亦属正常。可是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度里，与当权者有着不同政治取向的言论与行为都被视为危险和具有颠覆性的，是“匪类”、“附逆”、“反革命”，于是，我们看到的胡适既没有作反对派的打算，作为持不同政见人士也是一直怯怯的。
自由主义的政治成功直接依赖于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文化行为不能代替政治行为。民国时期，北伐、抗日两次大规模的民众动员运动都是由国共两党为主促成，此种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使组织者的政治实力急剧膨胀起来，领袖群伦，这也就难怪国共两党基本上主导了“五四”后民国政局的演化。沈卫威用“无地自由”来形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我倒以为，缺乏牺牲精神，害怕革命，疏离民众，不敢与专制者作原则上不妥协的斗争以争取自由，才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真实写照。
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意无意地鼓吹政治暂时、文化长久；政治浅层，文化深层的谬见，也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在文化意识上亦无着落，最后甚至连自身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多无从保障，在一个需要革命，渴望影响的时代，改良、庸常的政治理想听起来不错，却无从实施，在自由主义的英雄时代，舶来的庸俗自由主义教条是行不通的。
甚至在所谓“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文化自由主义运动”中，无论是“新潮社”、“新月社”还是“自由中国”，胡适都隐约其后不愿抛头脸在外，这些无从结出自由之果的文化自由主义之花，只是表达了怀抱“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幻想的自由主义者在革命时代的怯懦而已。
丁文江比胡适头脑清楚，他反对胡适“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入手”的主张，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且坦诚告胡适曰：“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我们中国的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此处所说的“少数人”当指以“知识精英”自期的自由派知识份子。
自由主义不单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理性思考的成果，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需被信仰的理念，它同样需要信奉者的激情与牺牲来使它合法化。自由主义与其它“主义”的竞争，不但是表现在理论上的是非之争，也是实现于现实的成败之争。这里同样需要意志与智慧，热血与汗水。
闻名于世的“问题、主义”之争，表现了胡适政治理念的浅薄和政治智慧的贫困。
为抵制“十月革命”后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声浪，胡适出来打岔，大谈“主义”之抽象、虚妄，是“汤头歌诀”，其实胡适不是不知道，有了“汤头歌诀”，才好治病行医，病理、病症两种情形之研究是不可偏废的。他怕的是“主义”的研究讨论会导致“革命”的结论，与他改良的志向冲突。可是胡适自己的“问题研究”如何呢？在“无主义”的方法指引下，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中国问题在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些不需端着学者架式去研究，而是心中稍有“主义”者一看便知的表面现象。
不注重“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由于缺少“主义”精神的滋养支持先天“缺钙”，信念犹豫，意志单薄，以至于在标榜“独立”的《独立评论》编辑方针（由蒋廷起草，胡适修改）竟出现这样的话：“……短时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反主义”的自由主义变成了“反动的”自由主义，成了（主动地）暴政的帮闲，这种无原则的策略，笨拙的狡猾，实在让人可惜这些人的聪明。
重提一个老话题：启蒙与救亡。中国的所谓启蒙本来自于救亡的压力，当民众在启蒙者救亡的呼声之下奋起救亡时，有些启蒙者们却一面远躲开，一面指责民众扰乱了他们在书斋里设计的美好的社会进程，一副叶公好龙的架式，指望人民长期处于被启蒙状态，似乎忘记了启蒙本在于救亡，而不在于把人“启蒙”为漠视救亡的绅士。启蒙的教师爷们不愿去参加引导救亡运动，害怕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淹没他们的布尔乔亚式个性，而当救亡为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势力所用时，他们又惊呼：救亡压倒启蒙，话里话外，似乎原来的状态当继续维持，以便让他再给那被压迫者多一些文化教养。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本是知识份子涉政的固有倾向，古今中外一样，而认为政治问题必须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则正是知识份子的妄想，他忘了，没有实行者的思想是不能行走的，况且思想的现实化也离不开实行者的努力。
回顾历史，不能不看到个人对历史的伟大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代，可以想象，如果中山先生不是六十即殁，而是活到九十岁，则中国现代史当是另种写法；如果没有陈、李两位“五四”文化领袖，身体力行，鼓吹共产主义，组建中共，为共产主义思潮的政治化创立一支现实的政党力量，共产主义中国也是个未知数。
少年得志的胡适，少谈主义的胡适，“作了大半辈子政治票友”仍是只“纸老虎”（胡适自谓），他的作政治的“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员”的梦想呢？早该随风飘走了吧？
伤哉，胡适！
（《北京之春》199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