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去三十年了，但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景象，犹如昨天。这场中国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空前浩劫与灾难，可以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总结教训。我想讲的是下面一点。
文化大革命贯彻始终的是毛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明和文化的极端敌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赶尽杀绝，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排斥，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迫害以至对所有知识份子的迫害，它和“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恰恰对立，实质上是中国中世纪的愚昧、落后、封闭、故步自封及义和团式的自大心理的一次最彻底、最恶劣的发展。在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口号下，大批的专家、学者、教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游斗。学校停课。大学被关闭。文科几乎被取消。读书无用。知识份子一律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西方名著被禁、被毁，爱因斯坦相对论被批判。内地宗教（佛、道等）被禁，寺庙被封。等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对人类和时代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思想、对一切符合社会潮流和人类进步的文化和思想，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对宗教信仰进行了粗暴的践踏。
但这一切又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迷狂中进行的，因而也最鲜明地突现了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愚狂、封闭、狭隘及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品性。它导致如此巨大的破坏性，可以说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人类前此所有先进与优秀思想的总结、概括与新的发展，是科学的真理、智慧的结晶；是和一切中世纪的保守、愚昧、陈腐、因循、迷信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一种最发展、最全面、最丰富、最生气勃勃的学说。但实际上当这一学说这样地以最科学、最优秀、最全面自封时，它本身就已经是与科学及人类精神的生气勃勃、用不停滞的本性及人类文化、文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相对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把它的这种封闭性和片面性发展到极端而已。因此，文革的灾难，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是普通学说）的封闭性及其对人类先进思想的敌视性、排斥性所导致的。它的根源不只是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经验主义、封闭和眼界狭隘、窄小的恶果，更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性所有以使然。《共产党宣言》两个决裂的口号，终于在文革中得到了彻底实现。它和“五四”的启蒙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历史上，赤裸裸的社会倒退和剿灭文化的行为，会招致全民族的反抗，但以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名义进行，就被披上了合法、进步、神圣的外衣，变得理直气壮。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另一方面，文革又是“五四”打倒中国文化传统、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文化传统实行全盘否定这一极端片面、极端偏激的思潮的最恶劣的发展和表演。由于这一思潮的根深蒂固、年深日久、天经地义，面对文革狂飙一样的彻底“铲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与行动，面对彻底批孔而实际上否定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巨大运动，各类知识份子几乎都丧失了在思想上抗拒的可能与精神力量。真正能从文化、从文化传统上旗帜鲜明地起而反对、并自觉地不惜为之献出生命的，只有吴宓先生和梁漱溟先生这种以捍卫儒家文化自任，充满道义担当与文化使命、卫道使命的大儒、真儒。从“五四”以来，他们就敢于逆潮流而行。他们所仍然体现和保持的“仁以为己任”，“三军可夺帅也，不可夺志也”的儒学风骨、襟怀，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与资源，足以与这一反传统、反文化的巨大力量相对抗。文化大革命中，进而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之生命力的鲜明象征。
比较而言，受西方民主自由熏陶的一部份知识份子，亦当能如此，但却并没有产生吴、梁这样的典型。民主自由是著书立说的谈资、而不是立身行道的道义担当。这也许是重要的原因。因而，在反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问题上，他们的西化甚至反而使一些人成了批孔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也突出地证明了：道德一旦沦为政治的奴隶，政治斗争的手段、内容和目标，它就必然变成赤裸裸的争夺、强暴、出卖、践踏良心和良知、斫丧人的尊严，使人不再成其为人；使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被真正从根子与生命上，受到摧残、破坏。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因此文革中毛、林高扬的道德主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老三篇当圣经、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这些道德修身活动，实际上都蜕变成为为争权夺利、为路线、为帮派、为实现个人野心而进行的诬陷、虚伪、欺骗、沽名钓誉、掀动仇恨、无情斗争及人格自我摧残与相互摧残的行径，完全走向了道德的反面。
因此文革的实践最清楚地证明：在道德、法治、民主三个维系现代文明国家与社会建构的支柱中，道德必须有超乎人、超乎政治、超乎世俗利益的独立的根源、源头。揆之西方，这根源是上帝、圣经、宗教。在中国过去的传统中，这一源头是儒家所执着的天道、天理良心、天人合一。一当这一根源、源头被摧毁、斩断、损抑，道德就必然沦丧、衰微，变成种种道德说教，而毫无生命活力。因此在西方，不论《圣经》如何与现代科学，现代宇宙论及进化论相矛盾，不论如何维护奴隶制，如何与现代精神相悖逆，也不管中世纪的教会如何黑暗、荒淫，《圣经》和上帝的圣洁、永恒、真理，总是以不同的诠释方式被保持、崇奉；但中国“五四”掀起的狂风巨浪，却在反对种种礼教吃人时，也径直对传统道德或中国人道德心灵的源头，进行讨伐、攻击、摧残、损抑，以致情况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把这种摧残发展到了顶点。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时至今天，情况并没有好转。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这种摧残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科学崇拜、理性至上；政治是核心，是灵魂；人人下海，利欲熏心；所有这三个方面现今都正以极为大的迷狂和力量向道德及其赖以支撑的源头进攻。今天大陆信仰和道德危机空前深重的境况，其源盖于此。因此正本清源，真正头脑清醒，吸取文革的教训，确是刻不容缓。
（《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