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见到一位北大老校友，才知道聂元梓在天津逝世。用他的原话来说，“老佛爷驾崩了。”
他这么说，既有轻视聂元梓的意思，也有取悦于听者的意思。文革初期我因反聂元梓反江青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之后在半步桥和功德林关押两年。一般众目中，我该与聂有所仇怨。
其实，我与聂在文革前便有所相识，而文革期间入狱，同聂有关系，但也不那么大。于今三十年过去了，人已经死了，更谈不上什么怨恨了。
一九六四年我从“军外”退学到北大。与同时代多数人一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按当时流行说法，马克思取自两个哲学源泉，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于是乎就非得学黑学费不可。
北大校园中有两座独特的亭顶古典式建筑，南阁和北阁，二三十年代是女生宿舍，五六十年代北阁是大馆藏书库，南阁则是哲学系教师阅览室，据说其中有不少有关黑费的中外文宝贝。于是乎又非得进入南阁不可。
中学除外，我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在北大校园渡过的。我认识不少北大人，北大不少人也认识我。记不得通过什么关系了，反正拉扯上南阁女管理员。她很热心，但不能做主，建议我给主管行政事务的哲学系邓副主任写封信，他顺水，她推舟。
我上午把信交女营理员，下午便去南阁见消息。她摇摇头，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条：
杨秉真同志：你要求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是可贵的。但我系阅览室只供本系教研工作使用，并不对外开放。特此答复，邓爱民即日。
看来南阁是进不去了，真理是得不到了，人生是无意义了！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女管理员又出主意：“要不你找聂元梓，她是总支书记，她说了算。她原来是经济系的，认识你姐。”
北大系主任和系总支书记有家用电话。电话上没说几句话，聂元梓便说：“那你来吧。”
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到朗润园，记得聂家在二层楼上。进门是客厅，两边沙发围护一张茶几。现在想来，聂不过四十岁，当时感觉，聂是一位老妇人。
“你是想到南阁看书？”她问。
“嗯。”我随后严肃认真地申明自己的理由。她听了一阵，没有立即表态。
“听说你是一零一中毕业的？”
“嗯。”看到我有点迷惑不解，她解释道：“我女儿说的，她还在一零一上学，还说你曾是运动队的。”
随着聂的目光，我才发现里屋睡房边一个短发女孩子羞怯的身影。一年半前在我校中学运动会上，我曾扎扎实实地露过风头，获得一百米短跑冠军。随后在北京市中学运动会上，我们几个人又夺得四百米接力金牌，把男四中打得落花流水。在本校低年级的女生心目中，想必成了英雄。
“杨星是你姐？”聂又问。
“嗯。”我又答。
“你姐比你大好多岁吧？”
“嗯。我父亲外出十几年，我母亲和我姐留在鲁北老家。以后鲁南根据地巩固了，才把母亲接去，生了我。”
“战争年代嘛。”聂若有所思，“不少人家都经历不少困苦。”
聂元梓起身，让我稍等，她到里屋拨了几个电话，出来之后告诉我已经说好，我可以到南阁看书，随即送我出门。军队出身的聂总支书记的果断爽快作风，同知识分子的邓副系主任的矫饰矜持，确实大有所不同！
一九六四、六五年北大社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先声。北大社教工作组由北京市委、高教部和中宣部共同组织，再上面是中央书记处，彭真、邓小平，都作过几次指示。聂元梓成为北大社教中揭发陆平党委的代表人物，先攻胜，后退败，再僵持谈判，直到六六年文革爆发。在此期间，我多次听人谈聂，也偶然一二次见到聂，自然谈不上政治大事，只记得她说她女儿也想报考北大。
现在回想起来，北大社教颇具多种讽刺意味，其一在于六四年张盘石工作组支持聂元梓反陆平是依据刘少奇制定的“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而六五年邓彭批示支持陆平批聂元梓则是依据毛泽东制定的“二十三条”呢！当然，六六年来了一个翻天覆地大变化，既往者，不须究！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从北大南阁阅读书中没有获得“真理”的话，则获得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习气”。正是此种习气导致以后反聂。运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神秘武断的立场观察历史进程，再运用马克思“论法兰西内战”中机智讽嘲的方式描述政治活动，加之幼稚天真，加之北大处境，不可能不捅乱子！
我对聂元梓的反感，开始于“五二五大字报”。记得六六年六、七月间，就此上书毛泽东，当然不会有什么积极答复，不过也没有带来什么消极后果。以私人身份经由中央办公厅向主席反映情况嘛，倒也没有退回来追究，没人知晓。
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彭真问题，实质上另当别论。五一六通知，发到县团级，林彪讲话发到省军级。因为北大社教同北京市委直接有关，时间上又近切衔接，五月十九日中央调查小组来到北大，内中有康生夫人曹轶欧。
该调查小组先找到北大党委机关，其总支书记伊敏有所犹疑，不愿明确表态。属于党内问题，又属于中央问题，这把明火是不好点的。于是又找到哲学系党总支。聂元梓是社教老左派，聂元梓不在乎，于是“一锅端出去莫啦”，于是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于上层政治无所了解，出于捍卫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一般北大师生立即奋起声讨聂元梓和五二五大字报。倒是陆平知道有来头，唯有忐忑不安。康生正可绕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周邓，直接向杭州毛泽东汇报，群众运动起来了，北大党委围攻革命左派，如此等等。而后由毛指令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公布聂元梓大字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刘邓暗自叫苦，而这正是康生的意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夹杂着人民群众的“阴谋”和政治家的“阴谋”，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极端的相信主席，另一个极端的相信人民，这便是当时个人信念的两个支撑点，没有中间余地。一旦自以为康生，还有聂元梓，是在制造北大群众运动，利用主席权威，达到上层政策目标，便不可容忍了。记得还撰造两个新鲜名词，即所谓注重国计民生的“广义政治论”和玩弄争权夺利的“狭义政治论”的对立关系。自然是套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六六年七月份张承先工作组撤离，北大校文革成立，聂元梓是主任，委员中有杨星、大概也有邓朴方吧。不久便闹分裂，多数人成为反聂元梓派，少数人成为保聂派。聂元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学生反她，教员反她，就连哲学系同她一起签署五二五大字报的几个人也起来反她。
似乎每当聂处身危亡，反聂大功垂成之机，她总能从校外“捞稻草”。十月份聂抛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批邓小平；十二月聂跑到上海，揪上海市委曹荻秋，显然是借用上面校外的消息挽救下面校内的危机。聂本人也说过，你们要挖我的老底，揪我的后台，那就挖吧揪吧！
聂去上海造反，我觉得是康生、江青他们的意思，彼此互相利用。由于周总理的干预，聂上海之行不了了之，曹荻秋暂保无虞。我和几个北大学生追去上海几天，回来后赶写一篇评论，反聂不成，却导致首次入狱。
这篇题为“评红旗十五期社论”的文字，曾经广泛印发，我至今仍保留一份。其中骂聂元梓是“政治妓女”，是“天堂里的乌鸦”，是“黑夜里赶路哼小调壮胆子”，不遗余力，也涉及到中央人事。
其中写道：
聂元梓上海之行前后，一层一层地撩开自己的裙衫，让人们朝里看。看她有多么粗壮的大腿，多么坚实的后臀！但当人们抓住她的手脖，大声质问“聂元梓你就明说吧，你的丈夫是谁？”的时候，她却嗫嚅起来：她同中央文革的关系，毕竟只是一种私通呀！
这种口气被北大反聂派认为是恶毒攻击，现在我看来也是可笑的。当时还只是二十岁出头，还只是一个不懂男女情事的“丑奴儿”，“为赋新诗强说愁”罢了。
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聂元梓，是一九六七年全校大批判会上。我和我姐从半步桥押回北大，在大饭厅接受批斗。聂主持会场，我在台上坐了二三个小时的喷气式飞机。
聂带头呼口号，“打倒刘邓陶！”我才确知陶铸倒了。刘邓问题我入狱前就有所知觉。对刘少奇没有好感，对邓小平倒因为聂元梓那张大字报反而有所同情。
“你为什么不喊？”我的一翼问。
“你看我怎么喊？”我这驾栽头向地，两翼冲天的飞机勉强回答。但是，当聂喊“打倒杨秉真！”时，我挣扎一下，“打倒聂元梓！”
后来的情景记不清了，待我苏醒过来，已是躺在半步桥监狱的平板床上。之后不久，李明清回北航被斗死，我更知道革命群众的厉害，再也不敢要求“回校接受群众批判”。市公安局从责任出发，也不轻易迎合高校造反派了。
按当时市局对我们这批大中学生的处理方式，开始连续审讯，之后不闻不问关下去，临放之前要写一份检查，里外有所交代。我在六七年一月已审讯完毕，迟迟不让检查，也迟迟不得释放。这就同聂元梓有关了。她当时是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又同上面有直接联络，市局不能不买帐。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又被北京市卫戍区所接管，中学“联动”一古脑儿全放，我们则转移到功德林，多关一年。
出来后见到一份中央首长接见聂蒯五大院校领袖的文件，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放的原因，怨不得市局和卫戍区。这场接见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地点是天安门城楼。
其中同我们相关的有如下记录：
康生：杨星、杨秉真现在哪里？
聂元梓：关在北京市卫戍区，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
江青：杨星、杨秉真是特务。
康生点点头：是特务。
江青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康生是一个有心无口的人，而且对我们的情况都不甚了解。聂元梓则不同，彼此相知，不让放人已属过份，说什么特务则更不着边际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放出来也许更坏。六八年北大疯狂武斗，邓朴方被迫跳楼自杀，范立勤膝盖上钉钉子，岂不更糟！
预审期关单间，之后住进一位中央京剧团演员，因为参加“全轰总”被抓。天长日久，我曾跟他学唱了几场小生戏。印象较深的有“调寇”和“过昭关”。我因此还写过几首怀古诗。
吊伍员
九死一生出昭关，
负重忍辱下江南。
欲消壮士十年恨，
痛笞楚王三百鞭。
当然，这里所谓的“楚王”，在我心中是“聂贼”，只是不敢明确写在纸上，以防查狱时出乱子。至于唱戏，则可无所忌讳。夜深人静，几次依靠在狱门墙上哼一段“西皮流水”，发泄一番伍子胥的——其实是自己的——愁苦怨恨，其中“楚王”一律唱成“聂元梓”。于是乎：
我本当拔宝剑
自寻短见
父母的宽仇化水烟呐！
对天发下宏誓言：
不杀聂元梓心不甘。
其实，同聂元梓真有那么大宽仇吗？不见得。如果说我第一次坐监狱是由于聂或者聂或者聂派“扭送”的话，那么出狱后又惹事生非而“二进宫”，则同聂绝无相干。
对聂元梓真有那么大报复吗？也不见得。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研究生重回北大，聂已被关押审查。记得北京市公安局两名审讯员找到二十九楼研究生宿舍，向我这位受迫害者调查聂罪行。我对于自己一九六六年入狱的解释是：当时年青，不知天高地厚，从反聂元梓到反江青。若不是抓起来，还不知道反到哪里去呢！
“你对聂元梓有什么处理意见？”
“关押四五年，该放了。不过，这是上面的事，我说没用，恐怕你说也没用。”
结果是八二年聂元梓正式判刑十年，大概八六年假释去天津，现在死了。北大文革期间相识相知者为数不少，陆平也已经死了，不死的话应该成为中央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彭佩云已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庆淑到底还是结婚了，听说丈夫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本人则是全国妇联常务委员。八一年最后一次见到石幼珊，仍然是那样风采奕奕，现在还是如此？她的情致应在西语系总支书记任职之上。八五年最后一次见到孔繁，乡音十足，大概已从社科院宗教所所长退休了。邓朴方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范立勤倒只是跛折而已。
刘允若出狱后病死；陆德熬过来了，据说经商成为总裁总理。
我八一年离开北大来哈佛，现在还在美国活着，正在书写此文。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