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个秋日，我登上了从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班机。
“终于逃出来了！”飞机刚在JFK机场着陆，我长舒了口气，冲口而出说了这样一句。这是因为那种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那种精神上的束缚、压抑和恐惧，那种不能自由地思维和表达，那种时刻恶梦缠身的日子已经离我而去。我可以开始自由地规划未来，也敢于大胆地回顾过去了。
爸爸成了“历史反革命”
应从开始记忆的四岁多说起。我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小县城内。家里有爸爸、妈妈及七个哥哥姐姐。虽然家境清寒，但也算温温暖暖，热热闹闹。除了因饥饿而哭泣外，我幼小的心灵是不识愁滋味的。
我已会走路，会讲话，常常跟着哥哥姐姐跑进跑出。这时正是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我只要走上街头就能听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我还常看到一群群带着红袖套的人，押着一些头上戴着纸做的高帽子，身上挂着大牌子的人游街，他们被人反扣双手，揪着头发，跪在地上。“打倒某某某”的口号震天动地。我不懂其缘由，只是感到稀奇和害怕，大人对我说，被斗的都是坏人。
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我家了。一天下午，一群带红袖套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把我爸爸捆绑出去斗争，说他是漏网的“历史反革命”。原来几十年前他曾经作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现在被人认了出来。从这一天起，我们全家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我心目中最和蔼可亲的爸爸竟然是坏人，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一下子也就变成了“狗崽子”、“黑五类”了，我实在想不通。爸爸每隔一两天就要被拉出去批斗一次，每次总是被打得皮泡脸肿的。到了晚上，一家人坐在黑漆漆的屋子抱头痛哭。家庭生活更困难，肚子饿得难受的时候更多了。一天，大哥提着暖水瓶出外打开水，回家途中，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子走来把他的瓶盖揭开，一口痰吐进瓶内，大哥忍不住和他顶了几句，对方竟抢过水瓶，把开水倒在地上。隔不多久，此人领了一群人跑入我家，把我爸爸捆去斗争，回来时爸爸被打得周身是血。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场面：爸爸躺在地上，妈妈为他揩血。大哥哥跪在地上用烫起了水泡的手抱着爸爸哭喊：“是我害得你挨打，爸爸。”另外几个姐妹和我都围着爸爸哭，却不敢哭出声来，我幼小的心灵在流血。爸爸无法出外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更其艰难。妈妈到处领活回家来做，哥哥姐姐们有的到河边去拾菜贩掉在地上的菜皮，有的到餐馆去拣剩饭。我跟着小姐姐到煤场堆去刨二炭，赤裸的双手在炭灰中刨出了血，好容易拾满了一篮子二炭，谁知跑来两个也是拾二炭的小孩，不由分说，硬把我们篮子里的二炭倒进他们的篮子去，一边倒一边骂：“反革命的小狗崽子。”小姐姐急得哭叫起来。
新的罪名又加在爸爸身上：“历史反革命”再加上“偷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他被逮捕，判刑八年投入监牢。我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被赶到城外破庙去栖身。哥哥、姐姐去拉板车，作佣人，拣破烂。我年龄最小，还只有六岁，看见妈妈为孩子们的命运哭泣，就跑去搂着妈妈说：“幺娃娃，结大瓜，还有我呢。”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当时的无产阶级小将们要进行忆苦思甜演出，找不到破衣服作道具，全镇找遍，最后发现还是我们姐妹的衣服最破，只好到我这个反革命家借道具。
一九七六年，突然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一个月黑之夜，妈妈牵着我高一步低一步地摸夜路，赶上马车又混进了火车。为了让我脱离苦海，妈妈决定把我送给大城市里的亲戚收养。就这样，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了新的爸爸，新的妈妈，开始了一轮新的苦难历程。
来到新的家庭
新爸爸是一个中学教员，有一副慈祥的面孔，却总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一看见新妈妈就有些畏惧，但接纳我的却是她。这是一个即将瓦解破碎的家庭，新爸爸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又说了“错话”，思想“反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点名批判他，对他的斗争越来越加码。新妈妈决心保护自己，没有多久就和新爸爸离了婚，带着我嫁给了一个工人，为的是躲在这个“工人阶级”的保护伞下。这是我的第三个爸爸。在这第三个家庭中，后母把我当着丫头使用。不到七岁的我天天生火煮饭，还要洗衣挑水，受气和挨打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那时国家实行粮票制度，细粮票归他们家人，吃大米、面粉，粗粮票归我，吃玉米、红苕。每每他们吃了米饭后，锅里残留一些锅粑，我就把它刮下来，配上玉米糊就成了我的美味佳肴。在这最需要爱，需要关怀的年龄，我享受不到一星一点世间的爱和温暖，多少繁花似锦的季节过去，那是别人的春天，多少北风凛冽的季节到来，那是我的寒冬。
由于仍在破庙受罪的我的亲妈妈的干预，养母还是让我上了小学。“四人帮”被粉碎了，阶级斗争的紧箍咒松了一些，我考上了中学，长期的苦难生活培养了我倔强勤奋的性格。我过着最孤独，最寂寞的生活，每天独自干活，独自上学，又独自回到那四堵秃壁，一盏孤灯的小屋。
八九民运的洗礼
一九八七年，我考上了美术学院，来到北京这个首都城市，进入了知识份子会萃的高等学府，我的思想感情都受到新的洗礼。过去总是痛苦地无助地问“为什么”？现在慢慢找到答案了。在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里，无论统治者如何声嘶力竭地高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国家是他们镇压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党的驯服的工具”。我开始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处于这种地步那是多么可怕！作为一个现代青年，我应当关心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争取自身的权利。
一九八九年因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开始的学生运动，正是青年学生中这种民主思潮的反映，我开始非常同情这样的运动，后来就参与其中。因为我迫切希望促进中国社会已有的进步，绝不能再退到文革那种暗无天日的时代。我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静坐绝食，要求同国家领导人对话。我认为这是纯粹出于善良的愿望，整个运动也只是向政府和平请愿的性质，没有任何一点推翻政府夺取政权的动机。谁知道到头来共产党竟动用了大量的军队、坦克来镇压学生，大肆逮捕和通缉学生领袖，清查学运中的积极份子，这可把我吓破了胆。回到学校后，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小时候爸爸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场面，我的心动过速的毛病复发了。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运的参加者，谅无大碍；一方面又总是坐卧不安，恐惧的心理控制着我。不多久，一个老师悄悄告诉我：“上面已经开始追查，你最好避避风头。”朋友们为我出了主意，我提出病休回家乡，暂时离开了这个读了两年不到的大学。回到家乡，我一边自学艺术，一边利用自己专长，从事工艺美术和服装设计工作。
亲生父母为我送行
我不得不开始考虑离开这个可怕的土地。由于各种因缘的凑合，我顺利地获得了赴美签证。想不到，在安全部门工作的一位好朋友连夜赶来告诉我：“尽快出境吧！你可能又会遇到麻烦。”正在我匆忙准备行装时，我心目中的亲爸爸告诉了我一个令我瞠目以对的故事：他只是我的养父，我的生父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一位前军区司令员。文革中他因为原来是林彪的部下而受到牵连，被投入监狱，于是我的生母便把我托付给我心目中的亲父母收养，那时我两岁。
在我即将离开中国时，我的生父生母赶来和我见面。他俩老泪纵横，我则感慨万千。像我这样的年龄，竟然在一个古怪的时代，具有如此复杂的心酸的经历，先后有过四个爸爸。今天，在这遥远的异乡，我只能在心中祝福我的父亲们安康。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