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和苏联——俄罗斯的名字密不可分的。因为有“伟大领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圣旨，在五、六十年代间，一切都学“苏联老大哥”：工业、农业、军事、城市建筑，许多制度、格式通通照搬，那时谁要对“老大哥”说个不字，就成了右派、成了反党分子。书店里、银幕上，舞台内充满了苏俄的作品：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战争与和平”，从“怎么办”，“母亲”到“静静的顿河”，从“天鹅湖”到“一八一二年序曲”。青年学生们最喜欢哼唱的歌曲是“山楂树”、“三套车”、“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十二岁那年，在一项“中苏儿童友好活动”中，我还被安排与一位同年龄的、与我具有共同爱好（绘画和集邮）的家住基辅的乌克兰小姑娘让娜互相通信，直至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后才被中断。
在学苏联、一边倒的情况下，西方民主社会的主流思想当然被拒之门外。尽管如此，保尔。柯察金式的献身精神，特别是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们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印象后来与走向民主主义一脉相通。而俄罗斯，这个在苏联瓦解，失掉了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后，仍是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家，仍是我向往已久的。去年夏天首次访俄只在圣彼得堡停了一天，而这次因参加几个会议来到了莫斯科，呆了五天之久。经叶利钦“震荡疗法”的民主改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次，可以“下马看花”了。
最初印象
从德国慕尼黑乘俄航东行，俄制图波列夫式飞机机型老旧，机舱内窄小，不洁，空姐也面无笑容。然而引擎性能似乎良好，飞机可以平稳起、降和在空中飞行。
三小时后，莫斯科已在脚下，大片大片的树林围绕着城郊建筑，莫斯科的绿化名不虚传。排队验关，一位肩佩中尉军衔的金发碧眼小姐态度尚属和蔼，是几位验关小姐中唯一有笑容的。
令人吃惊的是，莫斯科这座全俄最大机场内竟然十分狭小、拥挤和老旧，候机室内天花板低矮、阴暗，出站与接站的人摩肩接踵。象前苏联那样死要面子的共党国家肯花那么多钱在大学、地铁、纪念馆等处大兴土木，怎么竟在这里不要自己脸面了呢？可能解释也许是在苏俄铁幕未开之前，其国际交往十分有限的缘故吧？
市区的街道大都整齐，宽阔，地铁富丽堂皇，几次换乘汽车、地铁，一小时之后才抵达下榻的贝尔格莱德旅馆。这个旅馆仅属中等，但门口戒备森严，挨个盘查出入者的身份，一些男女工作人员则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闲聊。与两位友人在楼下餐厅共进晚餐，本来订的每人合二十五美元一份（已经很贵了，这种饭在美国不会超过十美元）的饭，饭后帐单上来却三人开了一百二十美元，经抗议无效，只得付款，就算花钱“交学费”吧！
返回旅馆房间，每日70美元，内中既无风扇、更无空调，八月莫斯科的晚上，闷热异常，久久难以入睡……
永不熄灭之火
莫斯科，前苏联和现俄罗斯的首都，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近一千万，面积方圆三、四十公里，莫斯科河贯穿其中，城中森林、街心公园处处，历史、名胜举目可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市中心的红场建筑群。
红场俄语为克拉斯娜亚，意为美丽的广场，亦可译为红色，苏俄在1917年接管政权后即改译为红场。它建于十五世纪，地面以石铺成，南北约1.5华里，东西仅百余米，虽仍属宽阔，若比起那个好大喜功者以拆掉许多历史性建筑而搞成的天安门广场，则可谓小巫见大巫了。然而，四周的古典建筑则十分壮观与辉煌。那座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依然巍然屹立，只是顶上的五角星已不再是红色的了。列宁墓兼阅兵台已不再有排长队的人“瞻仰”。广场另一侧一座座的古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风格独特、有多座洋葱形尖顶的圣巴塞尔大教堂，其庄严、肃穆、其线条之优美、色彩之明快使不少游人驻足忘返，它已成为民主改革后取代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的新象征。也许俄国的开放政策尚在初级阶段，红场这个莫斯科最著名的观光地却不见太多的游人。
苏联是二次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数千万士兵与平民死于战场、饥饿和法西斯的集中营中，其创伤之深在莫斯科难以磨灭：庞大、壮观的二次大战纪念馆，地铁中，许多其他博物馆、公共建筑内外众多的反法西斯战争英雄的塑像、纪念碑，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一段悲壮的历史，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为了人类的前途和世界正义所作出的牺牲不会因为那段时间由共产党统治而有丝毫的减色，它将永垂青史。红场外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当中几十年来一直喷吐着永不熄灭的圣火，也算对众多烈士英灵的悼念吧！
麦克·列宁和叶利钦娃娃
漫步于莫斯科宽阔的街头，自由化的景象已不难发现。除了一些正式商店（尚未有自助式的超级市场，买东西还得隔柜台向售货员要）之外，许许多多的小摊贩已林立街头，其中以饮食业、工艺品、杂货居多，在著名的旧商业街老阿尔巴特大街上，更有街头画家、歌手沿途卖艺，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在用大提琴拉起忧伤的俄罗斯曲调，不远处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边拉手风琴，边慷慨激昂地唱着久违了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西方商业的打入已处处可见，在许多街口上、大楼旁，麦当劳、比萨屋、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招牌高悬头顶。莫斯科到目前已开有七家麦当劳快餐店，我们路过的两家，家家爆满，挤得水泄不通。据当地朋友讲，莫斯科市民的平均月收入为80万卢布，相当于150美元，而麦当劳一个普通汉堡，加上薯条和可乐等饮料这一顿简单的午餐就要近5美元，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天的工资，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仍乐此不疲，颇象麦当劳和肯塔基炸鸡在北京的景象。
象许多东欧国家一样，这里的年通货膨胀率几近20%.去年到圣彼得堡时一块美元可兑换4500卢布，一年后的今天一块美元则可换5300卢布。与此同时的工资的提升则远落后于通货膨胀，而食品和不少其他消费品的价格竟同美国不相上下，甚至还贵一些，因此普通市民生活水准的下降和许多人对改革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临时换到手的卢布，几千，几万，几十万，一时真数不清，只要换上200美元的卢布，我们个个都在顷刻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了！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的街头、巷尾、旅馆内，邮局中到处都是外币（主要是美元和马克）兑换处，这项服务，包括莫斯科要数世界第一了。
政治民主化也很幽默地闪现在街头地摊上：一些抢手的T恤上印有列宁头像与麦当劳商标“M”拱型字母的选影及麦克。列宁的字样以及其他一些政治讽刺画。空心木娃娃是俄罗斯最著名的传统工艺品，大套中、中套小，有十几个之多，外面用彩漆漆成各种各样年青母亲的形象，象征多生后代、代代相传，滑稽可爱。现在，这些空心母亲们又添了一族新兄弟：叶利钦、戈巴乔夫、甚至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漫画形象都做成了空心娃娃来出售。
更有趣的是，在老阿尔伯特街的闹市，一位外形酷似“列宁同志”的人在乔装打扮之后，正微笑着拉游人合影，也算是利用不少俄国人内心中的“列宁结”作为生财之道吧！
一切向钱看
大概是任何一个集权社会解体时的通病：一切向钱看。当以往旧的意识形态烟消云散、当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再有感召力的时候，“向钱看”似乎就成了一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大陆如此，俄罗斯也不例外。
从一开始申请去俄签证起，中心就是钱。首先，申请签证前必须在俄国订好由政府指定的旅馆、预付款后才能得到旅馆的“邀请信”，交几天钱就给你几天签证。签证费：付30美元两周后方能到手，付40美元则需一周，付80美元三日后可取，如果付120美元则24小时后可以拿到签证，真可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流亡到俄国来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一些跑单帮的洋倒爷们大都没有合法居留身份，街上的警察可以随时随地因你有东方人面孔而截住盘查，要看护照，身分证，如果没有，只要塞上几万卢布（约5-10美元）就可溜之大吉、得以脱身，无外还是一个钱字！各级官员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当一些中国朋友与俄国官方机构洽谈联合举办某研讨会时，对方竟狮子大开口，一下向中方要去六、七千美元才答应下来。这不是很有损于俄罗斯的大国风范吗？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官倒和腐化，台湾的各级选举中也发现有黑道干政和贿选行为，俄国自由化以后出现的类似现象自然也不足为怪，我相信，随着民主社会的进一步确立与成熟，以上现象都会逐步加以解决，亚欧和北美民主社会的早期不也是千疮百孔、弊病层出不穷吗？
莫斯科的中产阶级
众所周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存在基石。据在这里的友人讲，俄罗斯经济自由化以来，私人经济开始发展，但真正的富人还不多，消费能力还十分有限，拥有汽车、上饭馆吃饭在大多数看来还是一种奢侈。尽管莫斯科比起纽约来街道宽敞得多，行车、停车都无大问题，然而绝大多数市民上下班、采购、出游仍然使用公共交通，地铁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绝大多数居民还住在过去配给的宿舍、公寓，拥有自己的房地产目前还只是少数人的事。
有幸在返美之前，与齐墨兄一道走访了一位可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俄罗斯市民之家。这位俄国朋友名叫维克托。布拉哥依，39岁的中年人，与妻子娜塔莎和三个女儿共居，大女儿奥尔加是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的大学生，两个小女儿都还在襁褓之中。这个家庭的公寓由三室一厅组成，原是公家的，后以优惠价格买了下来。维克托是位“个体户”，经营肉类批发，手下雇有七名员工，每月收入可达五百多万卢布（约一千美元），已是普通家庭收入的六、七倍了。他有一辆自己的、八成新的福特牌轿车，有彩电和冰箱，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各个房间洁净、整齐，一个典型的小康之家。
我们谈到了当前俄罗斯的政治。
“一般说来，青年人大都喜欢叶利钦，老年人则喜欢共产党候选人楚加诺夫。”他这样回答了我们的发问。“我本人并不喜欢叶利钦，他没什么知识，净胡来，不能作好的领导人。”
“那么您在总统大选时投了谁的票呢？”我问。
“楚加诺夫。他有知识，实干。”他答道。
“楚加诺夫不是共产党吗？”我们略微有点儿吃惊。
“不，现在的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共产党了。”他说。
对于美国和西方，他一方面羡慕其物质生活水平，一方面也认为美国“总是盛气凌人”，不讨他喜欢。
“您对车臣地区的纷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又问。
“车臣的动乱就象长在人手上的一只毒瘤，有两种办法：一个是砍掉这支手，就是让车臣独立；另一个就是果断地挖掉这只毒瘤，以保全这支手和全身，就是要对之镇压。”他这样分析道。
近些年来东欧民主化的一个付产物就是一些地区的民族纷争表面化、白热化、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在这些地方，独立和反独立的对抗已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更多人的流离失所，到底在民主化进程中，什么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佳途径？维克多的分析不是也有一点道理吗？
两次国会大厦的保卫者
一九九一年的八月十九日，是前苏联共产党内顽固派将领发动政变、软禁戈巴乔夫、企图以此扭转民主进程的日子。五年后的同一天，我们正巧漫步政变发生地点——俄罗斯国会大厦（也称之为白宫），看到正在这里举行五周年庆祝活动的人群。
五年前，叶利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号召人民起来保卫民主成果、保卫国会，粉碎左翼军人的政变阴谋。莫斯科市民当时在国会大厦外结成一道人墙以抵抗政变军人的进攻。然而，在三年前，一九九三年十月，当总统叶利钦与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发生冲突之际，他竟调动军队的坦克对这同一幢国会大厦施以炮轰。此刻，一组组欢呼的人群，包括身着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和妇女，挥舞着俄罗斯的白、兰、红三色国旗，动情地高唱爱国歌曲，吸引了大批新闻记者和路人。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克列宁的中年男子，两次事件中都是国会大厦的保卫者，对采访的记者说：“在九一年军人政变时，我支持叶利钦，参加了保卫国会的战斗。九三年叶利钦下令炮轰国会时，我又回到这里，但这次是反对叶利钦，也是保卫国会。他们这两次干的事都是违宪的，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民主宪法。今后如果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会再站出来的。”
这位莫斯科市民的谈话是颇具深意的，他不是在告诉我们在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之中也应当使用民主的手段和方法吗？
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世界大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正沿着不同的路径朝前发展。俄国的叶利钦用“震荡疗法”实现了政治上的民主，但经济问题丛生，人民生活水准下跌、怨声载道；中国大陆的当权者放手在经济领域内实行改革开放，从而造成经济起飞，然而在政治领域却拒不放弃一党专政，继续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民运人士，决不放松。二者孰优孰劣，历史将会作出见证。民主并非万能，它只是现存各种社会制度中比较最好的一种，民主社会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前提条件。当前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正面临蔗各种困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深信不疑的：三百年前由彼德大帝作为改革与现代化先驱的、有着战胜法西斯光荣历史的俄罗斯是一定不会甘于沉沦、落后的，产生过无数象托尔斯泰、普希金，罗蒙诺索夫和柴科夫斯基这样巨人的伟大俄罗斯人民一定能够逐步克服眼前的困难，冲破重重障碍，完成民主化进程，实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