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朋友在谈到中共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幌子来抵抗国际间对其反民主和侵犯人权的谴责和制裁时，都对如何引导国内人民识穿中共的欺骗把戏，自觉地站到民运和维护人权的立场上来苦无良策。我这篇文章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办法来对付中共的欺骗手法进行反驳，但是我提出一些为什么国人会认同中共的谎言的心理因素，供大家批评、指正。
中共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以下几种手法的综合。
一、阴谋论。阴谋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把戏，但四十几年来中共已把阴谋论变成了其理论基础，变成了一种哲学。中共对付国内异议人士是用的阴谋。对付国际间对其暴政的谴责也是用阴谋论。这种阴谋论已贯穿中共的一切宣传，教育和理论体系。从历史、政治、国际关系到国内外的一切新闻时事的报道，无不贯穿阴谋论的基调。从大陆出来的朋友对阴谋论不会陌生，阴谋论在文革期间成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主导哲学。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阴谋论是用来解释八九民运的重要的理论根据。现在中共对国际间对其暴政的谴责和制裁仍然使用阴谋论的基调，可谓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由于国内四十年在中共舆论，教育和现实的教导下，国人已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认同了阴谋论的观点，因此也毫不奇怪地会怀疑国际对中共的谴责是否隐藏什么阴谋。
二、利用人们的自卑心理。每个人都会自卑心理。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自卑心过重会产生几种反弹，其中一种就是找出导致其自卑的对象身上的弱点加以强化，并由此对自我的优越感加以肯定，以摆脱过度自卑带来的心理不平衡。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共指西方人对中国人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但西方人对东方人和非洲人有种族歧视，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东方不同民族之间，东方人对西方民族，种族歧视实际也普遍存在。但中国在封闭三十年后对外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在许多领域的确及不上人家，因此难免会产生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又恰恰和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良好感觉是相反的，因此加重了自卑感。再加上如前所述，事实上存在的种族歧视，使得部份国人的心理失去平衡。为了平衡这种自卑心理，利用对“种族歧视”的批判不失一种良药。批判“种族歧视”，这些人找到了西方先进文明的“弱点”，于是反衬出自身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中共于是不但利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并加以强化，成功地使国人在没有充分了解西方文明的精髓之前预设了“种族歧视”的前提，以消去国际正义力量的谴责所带来的对中共政权的不利影响。
三、利用人们的自私心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时被喻为“双面刃”，即它在鼓动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的同时，会导致损人利己的行为。其实，“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应更广泛地理解为要促使自己的国家健康地发展，民主精神得以健康地发扬。这里，“健康”的含义就应当包括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关系，以及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上寻找符合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利己也利人的主义。这项工程本来有赖一个健康的政府推动，帮助人们克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心态。可惜的是，中共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故意强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的一面，以掩盖其强暴作为人类共同的追求民主和维护人权的事实。当国内人民，甚至一些海外华人接受所谓“美国利益是不愿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与其竞争”之类的片面之词时，人类的自私心理自然而然地抬头，反过来就会认同“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损及美国的利益”。这样就对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批评当做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冲突。“民主”和“人权”就成为这种“冲突”的借口而为国人漠视了。
四、赤裸裸地欺骗和歪曲事实。中共立国开始就以欺骗人民为其统治的基点。什么“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民族”啦，什么“赶英超美”啦，什么“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啦。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落后明摆在国人面前，于是中共改提西方国家“贫富不均”啦，“犯罪天堂”啦，“道德沦丧”啦，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地炮制出西方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对立，以解释其对外开放是对西方国家人民的友好，但“敌视中国”则是西方政府的“某些政客”等等。六四惨案被西方电视台实况播出，竟厚颜无耻地一再重复是“高技术制造胶卷”。同时，对西方国家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在国内大肆宣染，以制造整个西方社会就是这些社会问题的缩影的假象。最近香港九七回归在即，中共在国内对香港的歪曲报道，使得国内竟然对近在咫尺，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次进出的香港也得出“经济繁荣，治安混乱，人们没有理想只顾吃喝玩乐，赌毒事业发达，人人都是投机份子”的荒诞印象！这种赤裸裸的欺骗，加上实际四十年，即使在开放年代也决不放松的新闻管制，使得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西方社会的真相，而在国内，说出真相的代价之巨大，使得很了解、亲身经历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的人会禁若寒蝉。有些连自己家人也不愿吐露真相。这样一个歪曲报道，一个封杀真相，使得不少人们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基准，误以为一旦中国民主化，中国就会沦为西方国家的二等附庸国。目前的相对安定的生活将会彻底打破，于是心理上对民主有了抗拒。同样，中共对待异见人士所施加的罪名从来不会是“政治立场不同”，而是做“卖国贼”、“汉奸走狗”，或者干脆扣上“经济犯”的帽子，不然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人们在只有一个的声音反复重播四十年的情况下，也很难主动意识到中共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对他们人权的侵犯是对整个社会的文明体系的亵渎。
五、利用“酸葡萄”心理。特别使一些朋友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国内人民大唱“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歌的同时，却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出国，留在国外，再把全家接出来的机会。一些留美的大陆人士，一方面想尽办法自己留在美国，把小孩生在美国，想尽办法加入美国籍，在入籍时也毫不犹豫地宣誓效忠美国，一方面却是“爱国（什么国？）主义”、“民族主义”高唱得最大声。其实，这种“酸葡萄”心理反映在国内，则是一心向往出国的风潮，在出国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唯有加入讨伐“帝国主义”的行列以自慰。在国外，已经出国的人为了平衡出国的事实和“爱国主义”口号的不协调，也抓紧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白自己仍“心向祖国”，唯恐不这样做就会变成“酸葡萄”们讨伐的对象。这种变了形的所谓“民族主义”，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六、利用羊群效应。应当承认，民主和人权的概念在中国大陆尚处于朦胧的起始状态，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却和我们的民族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当权者和周边的人大合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哥时，“羊群”们的自然反应也是跟着“羊头”唱着，慢慢会不需要“羊头”的率领而独自高歌。在中国大陆，我们很习惯一些人，讲了一番和报纸电台差不多的话，但讲话的人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些什么，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这么讲是“正确”的。，所以是“应该”的，就好象在海外有些人大谈民主人权，但从来也没想过民主人权真正的定义，也是一种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是可怕的，因为在众口一词的环境下，那些发出真正自己良知的声音就更显得为数不多了。
了解了以上六种因素，就不会对国人显示出了狭隘民族主义和仇外兼媚外情结表示困惑了。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针对中共的这些伎俩，进行有效地反击，才能使民主运动冲破民族情结，成为普通大众共同接受的理想。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