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月寒冷的日子里，传来了诗人布罗茨基逝世的消息。这消息使我感到突然，因为布罗茨茨基年纪不大（只有五十六岁），而且近年来一直很活跃，写诗，演讲，回答记者的提问。一九九一年他还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这是继八七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得到的又一次荣誉。据说，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沃尔科特和去年获奖的希尼都是布罗茨基提名的。但这毕竟是事实。死亡是严峻的，它无情地带走了一个又一个非凡而睿智的头脑。诗人黄灿然写信告诉我布罗茨基去世的详细情况，说布罗茨基是因为心脏病在梦中去世的。在这之前，他已做过两次心脏手术。布罗茨基吸烟过猛，又曾饱受苦难，而写诗又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情，这无疑是促使他早逝的原因。灿然说他听到这消息十分悲痛。诗人之死总是令人惋惜的，但死去的仅仅是诗人，而不是他的诗。我想到诗人叶芝也是在一月份去世的，在一首悼诗中奥顿这样写：
他冬天的严寒中消失了：
溪流冻结，机场上几乎不见人影，
雪模糊了露天的雕像，
水银柱在垂死日子的口腔里跌下。
哦，所有的仪表都一致表示
他去世的那天黯淡又寒冷。
然而，作者又接着说：
哀悼的语言
把诗人的死亡与他的诗篇分开。
这诗句似乎同样可以用在布罗茨基的身上。
奥顿是布罗茨基崇敬的诗人，布罗茨基的诗明显受到奥顿的影响。布罗茨基的诗歌来自两种不同的传统：一是俄罗斯的传统，即植根于本民族的诗歌，即普希金，以及后来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诗歌；一是西方诗歌——从荷马、邓恩、艾略特、弗洛斯特到奥斯特到奥顿的影响。如果没有后一种影响，布罗茨基就不成其为布罗茨基。可以说，布罗茨基的诗歌建立在两种文化的交汇点上。读他的诗，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土地广袤、深沉的抒情性，也可以看到西方诗歌的智性和表现手法。
诗人写作，可以对外部世界进行描述，也可以无视这些，完全伸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灵感或感受都无疑来自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是时代某种精神的折射。这就是无法回避的创作的当代性问题。有人强调创作要反映生活，在我看来，很多对生活表面进行如实摩写的作品并不成功，而一些貌似荒诞不经的作品却恰恰真实反映出时代的最本质的特征。我们目前的很多诗歌恰恰忽略或回避了当代面临的问题，结果在“古典”或“崇高”旗号下贱卖的是大都是陈旧货色。或者存在一种虚饰的“理想主义”，面对一堆堆垃圾，他们却在歌咏鲜花。艺术创新有着许多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形式和手法的改变，正是为了容纳新的内容和新的经验。我们对所处时代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些都将或隐或显地体现在我们的作品中。当然，其中对诗歌的态度和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布罗茨基并没有像他的同胞诗人——例如马雅可夫斯基或叶甫图申科那样大声疾呼，也很少去直接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但他通过个人的声音来抒写个人的情感，而在这种近乎细微的抒写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到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灵深处的痛苦与不安。布罗茨基自己说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保留个性是对抗集权主义和规范化的最好方式——这种方式比起那些大声疾呼更为有力——而个性，只有在诗歌才能真正得以保存。
我并不赞同民族形式或民族个性的说法。一切人类的创造理所当然属于全人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更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写作局限于一隅。只吸收本民族的东西，而排斥外来的一切，这是相当可笑而且可悲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的骄傲，也未尝不是全世界人的骄傲。他自称是世界主义者。同样，很难说毕加索是属于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确切说他属于全人类。当一九九三年有人问起布罗茨基被恢复苏联国籍时，布罗茨基说，现在已不存在苏联了，恢复国籍自然是一句空话。他又说自己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这不见得是牢骚，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我注意到布罗茨基后期诗歌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一种融合的结果。上面谈到的问题在布罗茨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或者说，这些对他来说并不成为问题，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写作。诗人萧开愚谈到一位大诗人除了要有语言天赋和诗的才能外，还要通晓东西方文化和现实，也许，他的这一观点在布罗茨基身上得到了验证。或许这就是布罗茨基的意义所在。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