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以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罪”对王丹进行“审讯”并判处十一年徒刑。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共自己制订的宪法，是典型的以言治罪。
去年五月十九日号下午，我应约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的体育场门外，等候王丹和别的朋友。等了十多分钟，见王丹还没来，就到乒乓球室去看看。没想到王丹和别的朋友已经挥汗如雨正在大力扣杀。大家都是提前了至少十分钟。见我来了，王丹就赶紧招呼我并把手中的球拍让给我。我们来了个循环赛，结果是江棋生得了冠军，我亚军，王丹季军，刘念春第四名。我们一边打球，一边笑谈，轻松愉快，亲密无间。打得实在太累了才停下来。我们约定：下次一定再早一点来，要比这一次打得还要痛快。
走出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门，跟踪的汽车和摩托车也分别盯上了上王丹、刘念春和我。我们装着看不见，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往回走。分手的时候，我拍着王丹的肩膀：“小伙子，你得加紧练了，连我这个半大老头子都打不过，怎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我们学着中央电视台的声音，哈哈大笑！
当天夜里我睡得正熟，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开灯一看：十二点三十分。拿起话筒，听到王丹的妈妈的声音：“你是吴学灿吗？公安局把王丹带走了！”我听到这句话，睡意顿消。我问：“公安局的人是怎么说的？”他妈回答说：“晚上九点，一群人有六七个，说奉命来搜查。把书柜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拿下来，一页一页地翻，不知道想找什么。一直翻到十二点，还想翻我们的房间，我挡着门口不让进。我问他们凭什么搜查王丹的房间，他们答不出。由于我坚决阻挡，他们不敢把我推开，我捍卫了自己的权利。”我说马上到她们家去看看，她坚决不同意，一是太晚，二是怕警察也把我抓走。
王丹被抓后没几天，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开着车子把我带到了建国门派出所。一个处长和另外几个人要我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并揭发王丹，要说清楚和王丹究竟是什么关系。对第一个问题，我回答说，要求重新评价六·四，是无罪的，不存在什么“罪行”；对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王丹是我的好朋友，我和王丹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男子汉。我和王丹的关系是两个争取自由民主的男子汉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理解的关系！”他们要我揭发王丹搞的反动组织“互助会”的详细情况。我说：“王丹是搞了一个互相会，但不是组织，更不是什么反动组织。”我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互助会的情况。
一九九四年秋天，王丹对我说：“我想搞一个互助会，希望你能支持我。”我不假思索地说：“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你想要的支持，一定会从我这里得到。”王丹用他的手掌拍了一下我的手心，向我谈起他的想法：“六·四以后，许多人因为参加学潮和民运被开除公职，一些学生回校读书不被批准，找工作又因单位害怕引火烧身而不敢接收。我想发动有工作有收入的人捐一点钱，帮助困难的人。有固定收入的人每月交二十元钱（相当于二点四美元），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每月交十元。我们把捐来的钱及时送给那些等米下锅、等钱买药的朋友。”我马上掏出十元钱，作为第一笔捐款。我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监狱的第十三天即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便见到人民日报的人来监狱宣布开除我的公职和党籍。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狱后曾在一个公司工作，后因警察和安全部的情治人员三天两日地去骚扰怕影响公司的运转而退守家中，靠找一点零活（如审稿）维持生计。我还告诉他：“共产党对于反对自己的人一定会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让他们有机可乘（后来，丁子霖老师被抓，当局就是妄图加上一个”经济问题“而未能得逞）。如果我们尽量考虑得周详些，他们要抓我们只能是欲加之罪。”我建议他去街上卖账簿的商店里买三联单，捐款人保存一联，王丹自己保存一联，另一联放到共产党无法找到的地方，不会产生“跳下黄河洗不清”的后果。他对我的建议拍手赞成，而且很快就落实，并给了我一张三联单中的收据，记得是粉红色的。
现在，中共当局把王丹出于人道救助搞的互助会作为“阴谋颠覆政府罪”的主要罪状之一，真令人啼笑皆非。那些困难的人没钱买米、买药，中共的各级组织熟视无睹。老百姓经常说“你没事，他（指共产党）来找事，找你的麻烦；你有事，有困难，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共产党在宪法上写明领导一切，老百姓有苦有难却不管，老百姓自然痛恨。王丹管了，老百姓自然更加痛恨共产党的政府而更加喜爱王丹，这就是王丹的“不对了”，就是“阴谋颠覆政府”了。说得也对。不关心百姓疾苦的政府是建在沙滩上的摩天大楼，一颠一覆的风吹草动就会忽喇喇一塌糊涂，一堆瓦砾。
我认识王丹，是在一九九三年秋天。因为要争办奥运会，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释放魏京生之后第三天即九月十六日把我放了出来，后来还放了翟伟民。就在我被放出来的第二天晚上，王丹来我家看望我。一见面就说“吴老师，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岁数比你大，老师不敢当。”我劝他以后不要叫我吴老师，叫老吴或学灿都行。他后来还是一忽儿“吴老师”、一忽儿“吴兄”、“学灿”。从那以后，我们时常见面，晤谈甚欢。他喜欢文学，我也很喜欢。特别是我与他都极其喜爱古龙。我们谈古龙，谈他的小李飞刀，谈他的风流楚香帅。我们认为，古龙的书，仅从文字水平来看，大陆四十多年来的文学作品鲜有能及者。当然，我们不赞成侠客的某些做法。我们讨论中国的前途，一致认为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手段，争取来的自由民主才有坚实的道义基础。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两手，叫做两手硬：一手是握着笔杆子，一手是拿着枪杆子。笔杆子的任务是瞒和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枪杆子的任务是武力抢夺（与国民党争坐江山）和暴力镇压不同的声音（六·四屠杀）。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真的是工人阶级和贫上下中农给的吗？现在去问大陆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大都会这样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给，是他们自己抢的。”
我和王丹经常讨论，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的交情却越来越好。王丹是一个很让人喜欢的人。他谦虚，好学，关心别人，待人真诚。我相信，假如六·四以后他没被抓住而逃亡海外，决不会做出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目空一切、挥霍浪费的事情。
万两黄金容易得，人间知己最难求。共产党的镇压，使我坐了四年牢房，却使我得到王丹这样一个好朋友。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于纽约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